转眼之间，《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已经创刊30周年了。我敢断言，多数读者在翻开内容丰富、印刷精美、编辑得体的杂志的时候，很少抚今思昔，回想它发芽生根的艰难，枝繁叶茂的不易，这是人之常情。不过，作为过来人，我认为，在特定的时候，适当回顾鲜为人知的往事，往往能够转化为正能量，激励我们把握今天，加倍努力，为本刊的持续发展给力，浇水、松土、施肥，使之硕果累累，永葆青春。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原名《中国鼠类防制杂志》，创办于1985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主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承办单位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是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

《中国鼠类防制杂志》1985年创办于河北省，为季刊，主管单位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单位为河北省鼠疫防治所；1987年编辑出版移至北京，1990年改为现刊名，双月刊。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机构调整，主管单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办单位改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2002年变更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鼠类防制杂志》编辑委员会于创刊之初成立。第二届编委会会议于1989年2月15日在郑州市举行的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成立大会期间召开，分会委员是编委。第三届编委会会议于1998年9月2日在常州市举行的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第二届换届会议期间召开，编委做了调整。2009年7月29日召开了编委换届会议，成立了第四届编委会。

创刊以来历年出版杂志

在我国，无论是学科、技术还是行业，“病媒生物控制”或“有害生物治理”，都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除四害”起步，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我国独有的历程。实际上，“除四害”运动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由政府发动、组织的群众性活动。那时，新中国建国伊始，经济落后，基础薄弱，由政府倡导、开展覆盖全国的爱国卫生活动，组织与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继承优良传统，是强项；但采取的技术措施只能因陋就简，主要是沿用民间办法，科技含量很低，指导活动的文字资料都是科普短文，没有鸿篇巨著。至于学科则尚未形成，有关的技术资料片段，只能挤在邻近学科之间蓄势待发。行业更无从谈起，所有活动都是政府出钱，群众出力，典型的政府行为，按计划经济体制运作，不存在有偿服务的空间。那时，宣传“除四害”技术、经验的文字资料，在《健康报》、地方报刊甚至传单、墙报、黑板报上发表已经足够，基本上没有撰写、发表技术论文的必要，当然更不需要专业杂志。偶而产生一篇技术性较强的文章，只能挤到邻近领域的刊物，如《中华卫生杂志》、《中级医刊》、《生物学通报》上发表；颇为不便，却习以为常。该状态延续了20多年。但是，1979年以后，全国各条战线形势大变，病媒生物领域也不例外。首先，改革大幕拉开，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普遍提高，城市中的食品和农村中的粮食、饲料大幅度增加，但储存和保管方法并未相应改善；同时，生活垃圾与厨余垃圾明显多于以往，居住改善不及，仍然拥挤，变化不大，环境卫生较差。这些都给“四害”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导致城乡“四害”密度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其中，鼠密度的上升最为明显。那时，农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已经迈步，农户粮食增收，但多数农民对以前缺粮的困境心有余悸，惜售丰收的粮食，尽量堆放在自己家中，但防鼠措施未跟上，任凭家鼠多吃多生，密度与鼠害空前。当然，在体制改革之后，计划经济时代划片包干、人人负责的组织办法逐渐失去活力，依靠群众无偿除害的作用减弱，也是“四害”密度上升的重要因素。其次，随着“四害”密度的上升，一些鼠传、虫媒疾病的病例增加，严重危害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中，肾综合征出血热的威胁最大，发病人数几乎每10年上升一个数量级，全国接近每年10万例。有鉴于此，国务院在1983年3月，发出了《关于开展春季灭鼠活动的通知》，号召各地组织群众广泛灭鼠除害。由国务院专就灭鼠发文，实属空前之举，足见鼠害之重。而这也正是申办《中国鼠类防制杂志》的原因。第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四害”骚扰的容忍度下降。温饱难求时，无心顾及蚊叮、蝇扰，生活改善之后则不然，尤其对独生子女爱护有加，必欲将“四害”斩尽杀绝，纷纷要求政府组织活动，消灭“四害”。一时间，“四害”成为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针对以上情况，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提高“除四害”的效果和效率，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原卫生部组织了全国“除四害”科研协作组，集各部门、各单位之力，协作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实验总结和研究论文日益增多，每年数以百计。显然，要发挥科研成果的作用，必需及时交流，扩大影响。这时，文多刊少的矛盾非常突出。能够接受、发表此类文章的对口刊物只有《中华卫生杂志》、《生物学通报》、《昆虫知识》等几种，可容纳“除四害”稿件的篇幅有限，投稿的入选率很低，待刊时间较长。于是，为了及时交流，不得不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在应急的第一阶段，规格不一，自写、自印、自订的实验报告与经验介绍的单行本，被带到各种专业会议上散发；散会后，代表们带着一包大小不一、字体各异的单行本回程，保存和阅读均不方便。接着前进一步，会议组织者在会前或会后编印会议文集，发给会议代表，既方便了读者，又使信息交流更加规范。不少单位为了满足无缘出席会议人员的需要，甚至不挂靠会议而专门编印论文集。例如，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就曾拨付经费，组织人手先后编印过3集《灭鼠文集》，收入各地论著百余篇，分赠相关单位及个人。类似事例不少，这些，都对及时推广科研成果、交流经验、提高“除四害”水平起了积极作用。

事物还在发展。几年之后，随着职称与成果评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自印单行本、自编文集均没有刊号，不是正式出版物，评职、评奖均不被承认的缺点立即突显出来，成为主要矛盾。这样，创办本专业正式刊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十分强烈，不仅涉及技术的推广，学术的交流，学科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全国相关技术人员的职称晋升和成果鉴定，关系到他们的前途，甚至关系到他们的事业心，关系到整个队伍的稳定。 2　契　机

当时，我作为全国“除四害”科研协作的牵头人之一，直接、经常地感受到来自各地的强烈呼吁。从1983年起，我时刻注意求助的机会，并从全国“除四害”科研协作组以及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消毒杀虫灭鼠专题委员会的角度，向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和卫生部科教司提出办刊报告，要求创办有关“除四害”的专业杂志。这个报告虽然得到主管上级的理解和支持，但他们都爱莫能助，没有批复同意。因为，各部门都在迅速发展，申办杂志成风，已经处于严重的“堵车”状态之中，许多申办报告都在“红灯”前排队，举步维艰。据受理单位介绍，即使我们已经得到主管司局的同意，要拿到刊号至少也得等待4年；这还有个前提，就是在此期间没有“加塞”，也就是没有插进需要特别照顾的申办报告。显然，形势相当严峻。我们只能一边出内部文集，一边继续找机会，到处摸索，这一阶段确实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984年12月，我到广东省中山市参加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散会后，很多会议代表去深圳考察，学习改革开放的先进经验。那时，深圳市的交通不太方便，很多代表考察之后，从深圳市乘火车经广州返回单位。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机会不期而至。我上车后，不仅与河北省主管爱卫会工作的副省长高占祥、河北省爱卫会办公室主任张剑倜同一车厢，而且座位相对。我与高副省长虽然不熟，只有一面之交，但还能搭话。且早已耳闻他水平高，办事快，乐于助人。寒暄之后，便抓紧时间，将“除四害”的发展形势，尤其是灭鼠工作向他汇报；接着，又将创办专业杂志的迫切性、重要性、艰巨性和艰辛历程叙述一番，尤其着重介绍申办过程的苦恼与无奈。高副省长认真地听我讲完，很爽快地表态：“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到河北省来申报，我可以批。”接着他对张剑倜主任说：“你帮他们一把，将申办报告快些送到我这里来。”火车还没有到广州市，我们原本需要等待4年才可能解决的大问题，却在短短40 分钟之内迎刃而解，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由于我知道他有书法功底，高兴之余，不禁得陇望蜀，请他题写刊名。对此，他婉言谢绝，理由是：其一，河北省委规定，不满50岁的省领导不能题词、题字，而他当时还不到50岁；其二，他笑着说，他算是政治人物，前途有不确定性，万一下台，刊名的去留不好处理。因此，创刊号的刊名，高副省长未题名，而是出刊前请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廖汉生题写的；在扩容为《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后，还用过原卫生部陈敏章部长题写的刊名。

有了高占祥副省长的明确表态，便立刻向中央爱卫会办公室领导汇报，并再次提出申办《中国鼠类防制杂志》的报告，获准后寄给张剑倜主任。他将报告送呈高副省长批示，得到同意的批复，申办成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鼠类防制杂志》创刊号于1985年9月出版，比预计的1987年提前2年。其实，如果仍在卫生部申请，1987年能否批准还真有疑问。

随着形势的发展，“四害”中除鼠类以外的三害：蚊、蝇、蜚蠊，其相关论文的发表，面临同样的问题，寻求出路的要求也非常迫切。但显而易见，每一害都办自己专业杂志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出路只能是利用已有杂志的刊号，扩容并更改刊名。在报请中央爱卫会办公室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后，不到两年就解决了改名与扩容问题，与学科、行业的发展相适应。

以后，我们还寻求并抓住机会，将杂志的出版事务，从河北省张家口市转移到北京市，但刊号仍在河北省。对于河北省多年来准于挂靠的宽容，我们一直深深地感谢。 3　感　悟

机不可失，的确是至理名言。回顾《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的创办经过，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常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其实，如果没有迫切的需求，缺乏“踏破铁鞋”时时刻刻去寻觅的强烈愿望，就很难抓住一闪即逝的机会，也就争取不到“得来”的结果。“全不费工夫”其实是在费了很多工夫之后才寻觅得到的。因此，还有一句类似的话是：机会善待有心人。创办杂志如此，做其他工作也大同小异。

另一方面，不断努力能否觅到、办成，不能只凭主观愿望，还需要具备客观条件。条件尚未成熟，就需要创造条件，继续寻觅下去。对我们的杂志来说，尚存的主要问题是：刊号仍在河北省，年检必须到石家庄市，编辑部要接受河北省的培训与考核，不太方便。曾经仿照干部调动时迁移户口的办法，将杂志登记地址迁到北京市的要求均未成功，只有耐心静待下一个良机的到来。留下此事我未办完，实在遗憾。

在纪念本刊创办30周年之际，我祝愿而且相信，在领导、作者、读者、编者的精心呵护下，刊物将越办越好，为学术交流和干部培养做出更大的成绩，为有害生物治理的圆梦继续添砖加瓦，鼓劲给力。同时，我们要向30年来，在编制不足的情况下，曾经为本刊发展辛勤工作的编辑部所有同志们致敬；向为杂志的创办与发展操劳到最后一刻、已经离开我们的原编辑部主任金蕴生同志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