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类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解鼠类的群落结构特点，对于阐明鼠类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及防治鼠害具有重要意义^[1]。对于鼠类群落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很多报道^{[2, 3, 4, 5, 6]}。随着气候、小生境和食物的变化，鼠类群落组成、空间结构、多样性和种间关系等也会发生变化^[7]。农村城镇化是农村社会演变并通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但是也带来生态恶化问题，并且占用和毁坏大量农田^[8]，势必也会对鼠类的发生动态带来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于2011－2012年对农村城镇化后不同生境的鼠类群落结构进行了调查研究，为开展鼠害的科学治理提供基础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点概况

　调查点设在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该地区作物种植结构复杂，主要种植水稻、玉米、花生、蔬菜和水果（香蕉、柑橘）等，作物布局呈插花种植，内分布有小型鱼塘和养殖场，周围有居民区和工厂区。 1.2　实验方法

　选择3种有代表性的类型区，分别为城镇与农田结合部、离城镇500 m农田和离城镇2 km农田，在2011年底鼠类数量高峰期时采用夹夜法^[9]分别调查3种类型区的鼠类组成，每种类型区各调查2个样区，样区面积13.33～33.33 hm2，每个样区布放300个夹夜，夹距5 m，夹线间距50 m以上。鼠夹晚放晨收，所用鼠夹为大号木板夹（购自江西省贵溪捕鼠器械厂），诱饵为带壳花生，捕获的鼠类带回实验室进行分类、称重。2012年按同样方法重复调查1次。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 2007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农村城镇化对鼠类群落构成的影响

　在3种类型区共布放有效夹3573夹次，捕获害鼠495只（包括可识别残体），总捕获率为13.85%，害鼠种类有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黄毛鼠（R. losea）、小家鼠（Mus musculus）、板齿鼠（Bandicota indica）和黄胸鼠（R. tanezumi）5种。其中城镇与农田结合部的捕获率为17.41%，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区，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12＝6.587，P1＝0.010；χ22＝23.406，P2＝0.000）。在这一生境，家鼠占优势地位，其中褐家鼠占害鼠总数的51.92%，为第一优势鼠种，黄胸鼠占10.10%；野鼠中黄毛鼠占15.38%，小家鼠占16.83%，板齿鼠占5.77%。

在离城镇500 m的农田，第一优势鼠种为黄毛鼠，占害鼠总数的39.51%，其次为褐家鼠，占19.75%，板齿鼠的比例上升到13.58%；而在离城镇2 km的农田，鼠类组成以野鼠为主，其中黄毛鼠在鼠类群落中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占害鼠总数的52.80%，其次为小家鼠，占20.80%，板齿鼠占13.60%，家鼠类（褐家鼠和黄胸鼠）累计占12.80%。

炭步镇农田鼠类群落结构的本底数据显示，在2000年远离城镇的大面积农田（离城镇2 km以上），鼠类平均捕获率为9.81%，黄毛鼠占58.62%居绝对优势地位，小家鼠占26.44%居次，板齿鼠占6.89%，而家鼠类（褐家鼠及黄胸鼠分别占5.75%和2.30%）累计仅占8.05%（表 1）。与此本底数据比较，在城镇与农田结合部和离城镇500 m农田的家鼠比率分别增加了670.40%和314.04%，即使在离城镇2 km的农田，家鼠的比率也显著增加（χ2＝1.199，P＝0.274）。

表 1 广东省炭步镇不同生境的鼠种构成 Table 1 Species composition of rodents in different habitats of Tanbu Town in Guangdong,China

表选项

　城乡结合部群落总生物量是所有类型区中最高的，达到2485.68 g，在离城镇500 m的农田，群落总生物量为1620.40 g，比城乡结合部减少34.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81，P＜0.01）。而在离城镇2 km的农田，群落总生物量为1119.80 g，比城乡结合部减少了54.95%（t＝21.38，P＜0.01），比2000年远离城镇的大面积农田增加了27.33%（t＝5.50，P＜0.05）（表 2）。由于鼠类生物量的蓄积是以不断危害农作物为代价的，鼠类群落的生物量越大，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就越严重^[10]。由此可以认为，城镇与农田结合部已成为鼠类最重要的栖息环境，是鼠害控制的关键区域。

表 2 广东省炭步镇不同生境的鼠类生物量分配情况 Table 2 Biomass distribution of rodents in different habitats of Tanbu town in Guangdong,China

表选项

在城镇与农田结合部，家鼠类的生物量占群落总生物量的76.92%，其中褐家鼠的生物量高达1742.46 g，占群落总生物量的70.10%，野鼠中黄毛鼠及板齿鼠的生物量分别占9.44%和11.54%。因此，在城乡结合部，个体硕大的褐家鼠上升为危害最大的害鼠。在离城镇500 m的农田，黄毛鼠和板齿鼠的生物量分别占群落总生物量的28.16%和31.42%，比城乡结合部分别增加了198.31%和172.03%，而褐家鼠的生物量所占比例为31.02%，表明在这一类型区，板齿鼠、褐家鼠和黄毛鼠是危害最大的害鼠。在离城镇2 km的农田，黄毛鼠和板齿鼠的生物量比例最大，两者合计达到群落总生物量的76.65%，而家鼠类生物量仅占总生物量的19.77%，因此，黄毛鼠和板齿鼠是危害最大的害鼠。

在2000年远离城镇的农田，黄毛鼠和板齿鼠的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80.42%，与此比较，野鼠类的生物量比例在降低，而家鼠类的生物量比例在逐渐增加，其中褐家鼠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所有的类型区，小家鼠的比例虽高，由于其个体小，生物量仅占群落总生物量的2.10%～4.92%，危害性远不如黄毛鼠、板齿鼠和褐家鼠。 3　讨　论

　　人类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在改变周围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环境中鼠类的生存条件，这种改变必然会对鼠类群落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鼠类群落结构的变化和演替^[10]。农村城镇化引起农田鼠类群落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家栖鼠类的数量大幅度增加，群落生物量加大，野栖鼠类的优势度明显下降，农村城镇化后城乡结合部及周边农田的鼠密度和鼠类生物量比2 km外的农田分别高65.34%和121.98%，也比离城镇500 m外的农田高28.01%和53.4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后鼠类的栖息地和食物条件得到优化，以及天敌的数量减少等。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生活垃圾的随意排放，给农村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由于褐家鼠主要栖息于杂物堆、垃圾堆和草丛中，部分栖息于下水道和园林绿化带，脏乱的环境为褐家鼠创造了有利的栖息条件，加之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给鼠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条件，造成褐家鼠的种群数量迅速增加。而黄胸鼠喜攀岩，主要居住在上层，多藏匿于屋顶、梁端、棚上和杂物堆中，由于农村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原有简易的土木结构房屋被改造成砖墙水泥结构的房屋，不利于黄胸鼠栖息，环境变化对黄胸鼠的影响比褐家鼠小得多。褐家鼠及黄胸鼠常在住宅区和农田之间迁移，导致在距离城镇500 m范围内的栖息地为褐家鼠和黄胸鼠所占据。

野鼠类如黄毛鼠和板齿鼠主要栖息在农田，并不侵入农舍或城镇，两者存在种间竞争的关系^[11]。作物结构调整以及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直接导致鼠类栖息地和食物条件的变化，使鼠密度较2000年显著提高。不同作物混合种植，作物播植和收获期不同，给鼠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和丰富均衡的食物，有利于鼠类的繁衍^[12]；而高大的鱼塘基则有利于板齿鼠挖洞作巢，使板齿鼠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成为农田优势种和危害最大的害鼠之一。

农村城镇化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变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但间接为鼠类的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引起鼠类群落结构的变化。政府部门应针对这种发展趋势及时加以引导，统一城镇规划，改善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避免农村城镇化造成家栖鼠类在城镇和农田之间互相扩散，从而加重农业鼠害和加大鼠传疾病暴发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