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乌尔黄鼠（Spermophilus daurics）鼠疫疫源地横跨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中东部和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的部分地区^[1]，位于北纬41°31′~46°45′，东经113°0′~123°30′^[2]。在内蒙古境内，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分布在4个盟（市）25个旗（县、区），受大兴安岭南麓山脉阻隔，大致分为松辽平原和察哈尔丘陵2个相对独立的疫源地区。1948年首次在通辽市及敖汉旗，从达乌尔黄鼠及其寄生蚤中分离到数以百计的鼠疫菌，从而证实了松辽平原地区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的存在^[1]。1950年首次在察哈尔丘陵地区从黄鼠体内分离到鼠疫菌^[2]。本文通过对2013－2022年内蒙古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监测结果进行分析，掌握该疫源地宿主动物和媒介蚤类的结构、数量以及动物疫情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鼠疫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分布在兴安盟的科尔沁右翼中旗、乌兰浩特市、科尔沁右旗前旗；通辽市的扎鲁特旗、开鲁县、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区、霍林郭勒市、库伦旗；赤峰市的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松山区、巴林左旗、敖汉旗、林西县、红山区、喀喇沁旗、元宝山区，共计22个旗（县、区）。察哈尔丘陵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分布在锡林郭勒盟的乌宁巴图区、多伦县和正蓝旗3个旗（县、区）。

收集、整理2013－2022年达乌尔黄鼠疫源地涉及的4个盟（市）25个旗（县、区）鼠疫监测数据和疫情报告信息。

主要宿主达乌尔黄鼠调查采用单公顷1日弓形夹法；其他宿主动物调查采用5 m夹线法和逐日捕鼠法；达乌尔黄鼠鼠体蚤调查采用梳检法，单只装袋，在检蚤室用乙醚麻醉后，用篦子或毛刷梳蚤并进行分类鉴定计数；洞干蚤采用探蚤棒（胶管外包薄层法兰绒，用细绳缠绕扎紧）伸入达乌尔黄鼠鼠洞至少40 cm，检查和拣取黏着的蚤类进行分类鉴定并计数；巢蚤采用挖达乌尔黄鼠鼠洞获取巢，将窝巢内容物逐次倒入白瓷盆进行检蚤、分类鉴定和计数。

宿主动物及蚤类的鼠疫菌培养、血清学检测方法按照《鼠疫自然疫源地及动物鼠疫流行判定标准》（GB16883－1997）执行。采用宿主动物脏器压印法和蚤类拉胃法，自毙动物对腺、肝、脾、肺、心进行取样；捕获动物对肝、脾进行取样，进行鼠疫菌分离培养和鼠疫噬菌体裂解试验；血清学检测采用间接红细胞凝集（indirect haemagglutination test，IHA）试验。

式中，捕鼠数单位为只，检蚤数单位为匹，洞干数和巢数单位为个。

采用Excel 2019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整理计算；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染蚤率（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²检验；鼠密度和鼠体蚤、洞干蚤蚤指数（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巢蚤蚤指数（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3－2022年，松辽平原地区通过各种方法捕获宿主动物20种，共计61 756只。捕获最多的是达乌尔黄鼠，占89.30%，其次是黑线仓鼠（Cricetulus barabensis，5.94%）和小毛足鼠（Phodopus roborovski，1.25%），见表 1。松辽平原鼠疫主要宿主动物达乌尔黄鼠构成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20年构成比最高，为91.38%；长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构成比呈下降趋势，2013年最高为4.30%，2015年下降至0.22%，随后仅在2020年有小幅回升（0.15%），2022年未捕获到长爪沙鼠。通过单公顷1日弓形夹法调查面积14 883 hm²，捕获鼠疫主要宿主动物达乌尔黄鼠6 680只，平均密度0.45只/hm²，2013－2022年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密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鼠密度最高，为0.63只/hm²，2021年最低（0.30只/hm²），2013－2017年鼠密度均大于平均密度，2018－2022年均小于平均密度，见表 2。

表 1 2013－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宿主动物数量和构成 Table 1 Species and quantity of host animals in the plague foci of Spermophilus dauricu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2013-2022

表选项

表 2 2013－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主要宿主监测结果 Table 2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major host animals in the plague foci of Spermophilus dauricu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2013-2022

表选项

2013－2022年，察哈尔丘陵地区通过各种方法捕获宿主动物19种，共计14 096只。捕获最多的是达乌尔黄鼠，占94.07%，其次是长爪沙鼠（2.92%）和黑线仓鼠（1.54%），见表 1。察哈尔丘陵地区达乌尔黄鼠构成比在2013－2018年稳定维持在高位，2019年骤然下降至最低值83.53%，随后几年又逐渐上升。长爪沙鼠构成比变化趋势与达乌尔黄鼠截然相反，2013－2018年稳定维持在低位，6年间平均占比仅为0.25%，2019年骤然上升至最高值12.07%，随后虽又逐年下降，但数值较前6年更高，2019－2023年察哈尔丘陵地区长爪沙鼠平均占比为6.30%。通过单公顷1日弓形夹法调查面积2 271 hm²，捕获主要宿主达乌尔黄鼠5 122只，平均密度为2.26只/hm²，2013－2018年密度大于平均值，2019－2022年小于平均值，2014年密度最高，为3.08只/hm²，随后逐年下降，但2020又上升至2.15只/hm²，随后下降至最低值1.57只/hm²。与松辽平原地区相比，两地区达乌尔黄鼠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221，P < 0.001）。见表 2。

2013－2022年，松辽平原地区共获蚤12种44 299匹，其中方形黄鼠蚤（Citellophilus tesquorum）最多，占84.89%，其次是二齿新蚤（Neopsylla bidentatiformis，7.99%）和阿巴盖新蚤（N. abagaitui，6.21%），见表 3。松辽平原方形黄鼠蚤构成比在2013－2021年呈现交替上升趋势，2021年达到最大值97.98%，2022年下降至最低值76.96%，平均构成比为84.89%。共梳检主要宿主达乌尔黄鼠31 317只，染蚤鼠9 846只，染蚤率为31.44%，获蚤23 760匹，蚤指数为0.76。探达乌尔黄鼠鼠洞44 952个，带蚤洞5 258个，染蚤率为11.70%，获蚤11 250匹，蚤指数为0.25。挖掘达乌尔黄鼠巢1 032个，染蚤巢665个，染蚤率为64.44%，获蚤9 827匹，蚤指数为9.52。见表 4。

表 3 2013－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媒介蚤类数量和构成 Table 3 Species and quantity of vector fleas in the plague foci of Spermophilus dauricu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2013-2022

表选项

表 4 2013－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媒介蚤类监测结果 Table 4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vector fleas in the plague foci of Spermophilus dauricu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2013-2022

表选项

2013－2022年，察哈尔丘陵地区共获蚤15种42 713匹，其中方形黄鼠蚤最多，占76.71%，其次是光亮额蚤（Frontopsylla luculenta，12.25%）和阿巴盖新蚤（9.74%），见表 3。察哈尔丘陵地区共梳检主要宿主达乌尔黄鼠9 976匹，染蚤鼠5 820只，染蚤率为58.34%，获蚤35 657匹，蚤指数为3.57。探达乌尔黄鼠鼠洞8 550个，带蚤洞1 032个，染蚤率为12.07%，获蚤2 654匹，蚤指数为0.31。挖掘达乌尔黄鼠鼠巢292个，染蚤巢239个，染蚤率为81.85%，获蚤3 951匹，蚤指数为13.53，见表 4。与松辽平原地区相比，两地区达乌尔黄鼠鼠体蚤染蚤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 325.246，P < 0.001）；鼠体蚤蚤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799，P < 0.001）；洞干蚤染蚤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965，P=0.326）；洞干蚤蚤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6.836，P < 0.001）；巢蚤染蚤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1.856，P < 0.001）；巢蚤蚤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67.702，P < 0.001）。

2013－2022年，松辽平原地区采用病原学方法检验宿主动物61 756只，检验蚤类12 735组44 299匹，未分离到鼠疫菌。采用IHA检验宿主动物血清54 984份，结果鼠疫F1抗体均为阴性。察哈尔丘陵地区采用病原学方法检验宿主动物14 096只，分别在2019年乌宁巴图区和2020年正蓝旗各检到阳性鼠2只，均为长爪沙鼠，即分离出长爪沙鼠鼠疫菌4株，经生化鉴定，均为鄂尔多斯高原型，阳性率为0.03%。共检验蚤类10 785组42 713匹，未分离到鼠疫菌。采用IHA检验宿主动物血清10 753份，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在乌宁巴图地区，各检出1份达乌尔黄鼠阳性血清，滴度均为1∶80，阳性率为0.02%。见表 5。

表 5 2013－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病原学和血清学检验结果 Table 5 Pathogenic and serological test results in the plague foci of Spermophilus dauricu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2013-2022

表选项

达乌尔黄鼠是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唯一的主要宿主，分布于疫源地各类生境^[3]。在鼠种、蚤种的数量和构成方面，察哈尔丘陵和松辽平原2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达乌尔黄鼠平均密度高于后者5倍有余，但长爪沙鼠在察哈尔丘陵地区所占比例远高于松辽平原。方形黄鼠蚤在两地区均为优势蚤种，媒介蚤类的构成较为恒定^[4-5]。察哈尔丘陵地区的鼠密度、鼠体蚤和巢蚤的染蚤率和蚤指数均高于松辽平原地区，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松辽平原地区经过60年代“灭鼠拔源”等大规模灭鼠工作^[6]，且近年来松辽平原部分地区已由昔日的半农半牧区发展成为农田区，一些历史疫源地区被开垦灌溉成为水田或林地^[7]，这些人为的经济活动使得松辽平原地区达乌尔黄鼠及其媒介的最适生存环境受到了破坏^[8]，导致其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

2013－2022年，松辽平原地区未发生动物鼠疫疫情。该地区最近一次动物疫情发生在2012年^[9]，近十年来暂时处于静息状态。察哈尔丘陵地区近年来鼠疫疫情活跃。正蓝旗上一次发生鼠间疫情是在2007年^[4]，2020年的动物疫情静息13年后再次发生^[10]，从长爪沙鼠体内分离到鼠疫菌，表明该片区已经有沙鼠鼠疫局部流行的现象。2021年和2022年在乌宁巴图各检出1份达乌尔黄鼠阳性血清，提示在长爪沙鼠鼠疫大流行波及到黄鼠鼠疫疫源地时，由于黄鼠对鼠疫菌的抗性相对更高^[2]，易在其体内检出阳性血清，出现黄鼠鼠疫与沙鼠鼠疫同时流行、重叠分布的情况^[11]。分析近年来黄鼠鼠疫疫源地频繁发生沙鼠鼠疫流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察哈尔丘陵地区西部毗邻荒漠草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且无明显的生态屏障^[12]，由于草原植被退化，使原来适宜黄鼠栖息的生境变为长爪沙鼠的长期分布区。2019年以来，全区长爪沙鼠鼠疫进入大流行阶段^[13]，随着长爪沙鼠分布范围由西向东进一步扩散，导致沙鼠疫情流行扩大蔓延至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出现黄鼠鼠疫和沙鼠鼠疫同时流行的现象，造成察哈尔丘陵部分地区已经成为了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和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并存的两型疫源地。

综上所述，松辽平原地区鼠疫主要宿主动物密度和染蚤率、蚤指数等指标处在相对较低水平，鼠疫流行暂处于静息状态。察哈尔丘陵地区疫情活跃，部分地区沙鼠鼠疫和黄鼠鼠疫同时流行，存在达乌尔黄鼠和长爪沙鼠两种类型疫源地，疫情形势复杂。因此要加强该地区鼠疫监测工作，尤其在长爪沙鼠鼠疫大流行时期应及时掌握该地区长爪沙鼠及其主要寄生蚤类的数量波动情况，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预测预警，持续做好保护性灭鼠灭蚤工作^[14-15]。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