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革热广泛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201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自2006年起，我国已经连续19年发生登革热本地疫情^[1]。截止到2023年底，我国登革热本地流行省份已达17个，近一半人口受到该病威胁^[2]。该病隐性感染者多，当前尚无有效的疫苗，因此，通过媒介伊蚊控制切断传播途径在登革热防控中至关重要。然而，登革热媒介伊蚊白天活动为主，我国尚缺少有效的媒介伊蚊成蚊监测工具，幼蚊孳生地清理为主的综合性控制措施持续实施难度亦较大^[3]。在成蚊化学防制过程中，现场杀虫剂施药不够科学精准，用药长期单一化，极易造成媒介伊蚊对常用公共卫生杀虫剂抗药性的快速上升，最终导致控制效果达不到预期^[4]。今后，在利用好传统媒介伊蚊监测控制工具产品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加大智能化监测装备，创新控制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提高监测效率，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实施媒介伊蚊可持续控制^[5]，为登革热预警及防控提供依据。

登革热是由4型登革病毒（Dengue virus，DENV）引起的经媒介伊蚊叮咬传播的一种蚊媒传染病，广泛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城市、半城市化地区。在WHO公布的2019年全球健康十大威胁中，登革热位列其中。过去20年中，全球登革热发病率显著上升，流行范围扩大到以前从未发生过登革热疫情的地区^[2]。登革热是我国法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受全球气候变化^[6]、交通客运相关的人口流动增加^[7]、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利用改变^[8]和生态环境改变等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9]，我国登革热呈现本地传播及暴发省份逐渐增多^[10]，空间分布范围由东南向西北逐渐扩张的特点，流行范围已经从两广地区沿东南沿海向北扩散至华中乃至黄河以南地区^[11]。2004－2023年，我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114 854例，报告死亡病例14例，病死率1.2/万；自2006年起，我国连续19年发生登革热本地疫情。2023年，26个省份报告了来自云南省跨省传播的病例，是登革热在我国自2014年以来首次发生的大规模跨省传播。2024年夏天以来，我国广东、云南省登革热报告病例快速增加，多地出现登革热聚集疫情，传播扩散风险持续存在。2024年我国毗邻的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疫情高发，随着对华免签和中国免签国家的不断增加和国际航班的不断恢复后假期旅游持续走高，预计我国前往上述地区和上述地区进入我国的人员将会进一步增加，我国登革热的输入压力将进一步增加，输入引起的本地传播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受登革热威胁的人口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加。

在我国，登革热主要由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和埃及伊蚊（Ae. aegypti）传播。其中，除云南省重点边境州（市）以埃及伊蚊为主外，其余省份均以白纹伊蚊为主。埃及伊蚊主要分布于我国海南沿海市（县）及火山岩地区，广东省雷州半岛，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和临沧市，台湾省嘉义县以南和澎湖县部分地区。白纹伊蚊分布范围北至沈阳大连，经河北省秦皇岛市，山西省太原市，甘肃省天水、陇南市，四川省雅安市，至西藏自治区墨脱县一线及其东南侧大部分地区。受多维因素影响，预计未来我国媒介伊蚊的适生区还将进一步扩大^[12]，为登革热从东南沿海向北方内陆扩散创造了条件。

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 图 1 我国媒介伊蚊地理分布（2024年9月） Figure 1 Aedes vectors distribution in China (September, 2024)

图选项

我国不同地区媒介伊蚊的活跃期不同，具体如下：全年均有活动的地区为海南、广东以及云南省边境县；3－11月活动的地区为广东、云南、海南、福建、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5－10月活动的地区为上海、重庆、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省（直辖市）；6－9月活动的地区为北京、河北、山西、天津、山东、陕西、辽宁省（直辖市），以及甘肃省天水、陇南市和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墨脱县等地。

登革热被列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WHO高度重视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技术的制定与推广，相继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媒介伊蚊监测控制相关技术方案与指南，主要包括：“登革热预防控制全球策略2012－2020”“登革热预防控制全球策略2021－2030”（即将发布）“西太区登革热控制行动计划（2016）” “全球病媒控制对策2017－2030”等。上述策略和技术指南，均提到了开展以媒介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IVM）为核心的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SVM）。

登革热缺乏特异性抗病毒药物，在中国暂无疫苗上市。因此，登革热防控采取加强监测，及时发现输入或早期病例，疫情快速调查处置，病例实施防蚊隔离管理，疫点蚊媒杀灭的监测围堵策略；同时实施风险评估、宣传教育，因地制宜地实施媒介蚊虫可持续控制策略。为做好媒介伊蚊监测，为登革热等媒介伊蚊传播疾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方案和指南等，主要包括：《关于印发登革热防治技术指南的通知》（中疾控传防发〔2014〕360号）（该通知发布了《媒介伊蚊监测指南》和《媒介伊蚊控制指南》2个指南）《关于印发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函〔2016〕215号）《关于进一步做好2016年媒介伊蚊监测工作的通知》（中疾控传防发〔2016〕37号）《关于印发全国病媒生物监测实施方案的通知》（中疾控传防发〔2016〕56号）《关于印发2021年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病媒生物监测方案的通知》（中疾控传便函〔2021〕121号）等。根据这些方案和指南要求，在日常情况下，以清除媒介伊蚊孳生地为主，做好媒介伊蚊密度监测和风险评估；在媒介伊蚊密度异常升高、有蚊媒传染病暴发流行风险、灾后防疫、重大活动保障或政府指定的某些特定情况下，可根据杀虫剂抗性的监测结果，科学选择和使用公共卫生杀虫剂对媒介伊蚊进行应急杀灭。

传统的登革热蚊媒防控策略主要包括开展季节性、连续性的蚊虫种群密度监测。常规媒介伊蚊幼蚊监测方法主要是布雷图指数法和诱蚊诱卵器法；成蚊监测方法包括双层叠帐法、人诱停落法、BG-Trap法等。除上述方法中涉及的双层叠帐、BG-Trap外，国际上媒介伊蚊成蚊监测工具还包括CDC Fay-Prince Trap、Omni-Directional Fay-Prince Trap、CDC Wilton Trap、Hamer Floating Adult Emergence Trap for Catch Basins and Wells等。目前，国内现有的监测方法较多地依靠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开展幼蚊孳生地的人工搜索和成蚊人工诱捕等方法，监测结果极大地依赖于相关人员的专业经验和工作态度等，有时难以真实反映媒介伊蚊幼蚊和成蚊密度。有些监测方法还存在人力成本较高等问题，对监测工作的大范围和高频次开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国外常用的媒介伊蚊成蚊监测工具结构相对复杂，价格较高，适合于小范围的媒介伊蚊调查，难以在我国城市中广泛使用形成高效的监测网格。

随着农业害虫自动化监测工具的广泛运用，国内外也进行了蚊虫自动化监测工具的探索。国内，南方医科大学、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多家机构正在开展蚊虫自动监测工具的研发。

登革热常规及应急状态下，媒介伊蚊控制的侧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当未发生登革热输入病例时，以孳生地清除和处理为主；当发生登革热输入或本地病例时，以超低容量空间喷雾和热烟雾杀灭成蚊为主，配合对蚊虫栖息地的滞留喷洒，同时开展孳生地清理。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Bacillus thuringiensis israelensis，Bti）^[15]等生物农药在一些难以清除的孳生地处理中也有应用。在某些特定场合，也通过天敌如柳条鱼等方式进行生物防制。

虽然传统蚊媒防控策略是登革热防控的关键措施，但存在成本较高、维持时间短和污染环境等问题，因此开发绿色环保、可持续的蚊媒防控新技术已成为当务之急。近年来，一些新的媒介伊蚊控制技术也在研究中，如绿篱技术、有毒糖诱饵（attractive toxic sugar bait，ATSB）、基于肠道共生菌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的媒介伊蚊控制、转基因蚊虫技术（OX513A）、基于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制造的对虫媒病毒不易感的蚊媒种群、空间驱避剂（spatial repellents）、环境友好型广谱昆虫生长调节剂吡丙醚、致死性诱卵杯（lethal ovitrap）等。

① 绿篱技术^[16-17]  利用蚊虫需要栖息在植物表面吸食植物汁液的习性，在掌握当地媒介伊蚊偏好的绿植种类后，在这些植物（灌木为主）的叶片背面喷洒持效杀虫剂以杀灭栖息蚊虫的施药技术。

② ATSB  将果香或花香、糖溶液和有毒化合物（杀虫剂）相结合，研发ATSB进行媒介伊蚊^[18-19]、库蚊（Culex）^[20]、按蚊（Anopheles）^[21]控制，在以色列和非洲的马里、赞比亚和肯尼亚等国有应用。

③ 空间驱避剂^[22]  将挥发性化学物质释放到空气中，蚊虫与分散在整个处理区域空气中的化学物质相互作用，从而改变了蚊虫行为（远离化学物质刺激、干扰宿主寻找、干扰吸血），进而减少了人-蚊接触。空间驱避剂主要来源于拟除虫菊酯或植物组分等。

④ 新型杀虫剂  新型生物化学农药S-烯虫酯^[23]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昆虫保幼激素JH Ⅲ类似物。通过干扰幼蚊生长过程来阻止幼蚊和蛹的发育，使幼蚊不能成功羽化为成蚊，从而控制成蚊种群密度^[24]。该杀虫剂对非靶标生物影响小、环境友好且无残留，但市场价格相对较高。

⑤ 生物防制技术  苏云金杆菌和球形芽孢杆菌（Bacillus sphaericus，Bs）产生的毒素被幼虫摄入后，能造成消化道损伤而导致幼虫死亡，对脊椎动物无害，环境友好。沃尔巴克氏体可以导致感染蚊虫胞质不育，从而降低卵的孵化率及成蚊密度。实际运用中，通过释放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雄蚊与环境中的雌蚊交配产生的卵不孵化，进而使子代蚊虫大幅减少。该技术已在新加坡、泰国、墨西哥、波多黎各、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了试点研究且已有成功案例。利用沃尔巴克氏体控制白纹伊蚊技术已在我国开展了农药登记所需相关实验室和相对封闭现场环境试点研究，获得了较高的种群压制率^[25]。下一步，一旦农业农村部批准该技术上市，可以为我国登革热媒介伊蚊控制技术提供一项新的选择。

⑥ 遗传防制技术  该技术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方法处理蚊虫，改变或转换其遗传物质^[26]以降低其繁殖势能（潜在生殖力），达到控制或消灭一个种群的目的^[27]。主要包括诱发不育、非诱发不育。其中，诱发不育主要包括辐射不育和化学不育。目前较有潜力的为辐射不育，即采用X射线照射雄性蚊蛹或成蚊而杀死其生殖细胞导致不育。不育雄蚊被释放后同野外雌蚊进行竞争性交配，所产的卵不孵化，达到控制蚊虫的目的。目前，在美国，辐照不育技术已经被用于控制埃及伊蚊。国内中山大学已经建立了白纹伊蚊X-射线照射绝育技术。该技术可以以天敌释放的方式在环境中投放辐照绝育的雄蚊，不必要通过农药登记试验获得农药登记证，推广难度较低。

我国国家层面组织的对媒介伊蚊分布省份监测控制工作的调研相对不足，对相关工作实际效果掌握尚不够充分，对媒介伊蚊监测控制技术培训指导相对不足，各地实施监测控制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意识存在较大差异，造成监测数据质量不稳定，极大地影响了当前媒介伊蚊传播疾病的风险评估与防控。现有控制技术，尤其涉及施药器械的，都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需要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国家级和省级组织的质量管理和控制技术培训依然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本起源于中美洲监测埃及伊蚊幼蚊密度并在我国媒介伊蚊幼虫监测中广泛使用的的布雷图指数法在我国出现了许多水土不服的问题，存在入户困难、人员专业水平和工作态度影响密度水平、外环境监测单位计算难等问题。此外，诱蚊诱卵器法受外环境积水多少影响且监测过程中容易丢失造成数据量降低。媒介伊蚊成蚊双层叠帐法监测诱捕效率较低且每次需要两人参与，人诱停落法疫情期间存在人员感染风险导致使用范围受限。媒介伊蚊成蚊控制需要高效的成蚊密度监测技术以评估控制效果，但现有的技术要么存在生物安全问题，要么效率较低，人力成本高。媒介伊蚊病原学监测中，各地普遍存在登革病毒检出率较低的问题。

媒介伊蚊化学控制手段中较为常用的有超低容量喷雾和滞留喷洒技术。这2种技术对设备、药剂和施药过程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但各地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存在人员培训和设备维护不到位的情况，控制效果欠佳。而作为复杂环境中施药的热烟雾技术，因为现场视觉效果较好，在各地成为媒介伊蚊化学防制的主要手段，但该技术在大量消耗杀虫剂的同时，控制范围较小，作用时间短，容易导致伊蚊抗药性的快速上升，实际上不能作为媒介伊蚊化学防制的主要手段。

2023年全国媒介伊蚊抗药性监测结果显示，无论是媒介伊蚊幼蚊还是成蚊，普遍对市售最常见的拟除虫菊酯类卫生杀虫剂产生中等及以上抗性。这一方面与我国南方地区登革热控制压力大导致用药普遍增多有关，另一方面也受用药、施药过程不够科学、精准影响。蚊虫对常用公共卫生杀虫剂抗药性的增加，将导致以后可供选择的杀虫剂种类越来越少，势必极大地影响我国媒介伊蚊的控制效果^[28]。

登革热防控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受多维因素影响，未来我国的登革热传播及暴发风险将会进一步增加，造成的疾病、经济^[29]和社会负担将日益增大，防控形势将日趋严峻。基于我国当前登革热流行形势以及媒介伊蚊监测控制工作的实际需求，未来迫切需要加强媒介伊蚊监测控制技术研究和应用^[30-31]，全面推进媒介伊蚊可持续精准控制，不断加强媒介伊蚊监测、预警、控制跨国界、跨部门合作^[32-33]，持续做好媒介伊蚊传播疾病风险评估、预测和及时预警^[34]，为当地政府制定完善登革热防控策略、措施，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