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主要引起发热、关节痛、肌肉痛、皮疹、淋巴结肿大和白细胞减少等症状和体征, 严重者还可导致登革出血热和登革休克综合征^[1], 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 登革热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疾病负担^[2-3]。登革热主要由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和埃及伊蚊（Ae. aegypti）传播, 传播受气候影响^[4]。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 为亚热带季风气候, 适合媒介伊蚊生存, 1991年以来, 我国登革热的本地暴发疫情主要发生在广东省^[5], 2005－2020年, 全国74.0%的本地病例为广东省报告^[6-7], 而以广州市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又是广东省登革热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8-9], 因此, 广州市的登革热疫情防控在广东省甚至全国都十分重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流行期间采取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广州市登革热病例的输入^[10], 随着新冠按照法定报告传染病乙类管理后, 国际往来日益密切, 广州市发生登革热疫情的风险逐渐增高, 而居民登革热防控知识的知晓及预防行为的实施在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自然环境好, 绿化率高, 人口居住密集, 是登革热疫情发生的高危场所^{[8, 11]}。为了解广州市高校学生教职工对登革热防控知识的知晓情况及预防行为实施情况, 进行本次调查。

采用多阶段方便抽样方法, 综合考虑学校地理位置、学校专业和办学层次, 抽取广州市19所高校的学生与教职工开展本次调查。19所高校中, 本科院校14所, 专科院校5所；医学类院校3所, 非医学类院校16所。共调查学生5 527人、教职工1 470人。

首先与广东省教育部门负责人就调查内容及调查方法进行协商, 由广东省教育部门下发通知至被抽取的19所学校, 通过学校联系人向学校学生、教职工发放问卷。每位被调查者对本次调查均知情同意。

为减少答题漏填及错误率, 保证问卷质量, 利用问卷星网络平台将调查问卷转换成电子问卷, 除学校名称、年龄及工作年限需要手动填写外, 其他信息均通过在所列菜单中进行勾选。电子问卷带有逻辑跳转, 为避免调查对象随意答题和查找防控知识答案, 剔除填写问卷时间 < 60 s或 > 5 min的问卷。所有电子问卷均在2023年6月15－20日之间完成填写。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并通过专家组讨论、预调查等方式进行多次修订。调查内容包括：①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工作岗位、工作年限等基本信息；②登革热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包括登革热的症状、传播途径、预防行为等内容, 共7题, 答对6题及以上为知晓；③登革热预防行为实施情况, 包括室内防蚊措施、室外防蚊措施及日常清理孳生地3种行为, 均有实施为综合实施预防行为。在室内使用蚊香或蚊帐为实施室内防蚊措施, 在前往公园、树林、竹林等户外场所穿长袖衣裤或使用驱避剂为实施室外防蚊措施, 在蚊虫孳生季节有意识地清理宿舍、住所及周边的积水为实施日常清理孳生地。

使用Excel 2021软件进行数据整理,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描述及统计分析。对被调查学生的性别、自己或身边的人登革热感染史、专业类型、生源地、学历类型、年级分类为二分类资料, 年龄为无序多分类资料；对被调查教职工的性别、自己或身边的人登革热感染史、学校专业类型为二分类资料, 年龄、工作年限、工作岗位为无序多分类资料。率和比例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 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及登革热预防行为实施的影响因素,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共收集19所高校的7 074份问卷, 排除填写问卷时间 < 60 s或 > 5 min以及不符合逻辑的问卷后, 共6 997名学生教职工纳入本次调查, 问卷有效率为98.91%。6 997名研究对象中, 学生、专职教师、辅导员、校医、物业后勤、行政管理及其他人员分别为5 527、239、83、201、484、283和180人, 分别占78.99%、3.42%、1.19%、2.87%、6.92%、4.04%和2.57%。

登革热防控知识总体知晓率为53.14%, 学生知晓率（47.82%）低于教职工（73.13%）（χ²=298.699, P < 0.001）。学生对流行区域知晓率最高, 为88.26%, 而教职工对传播途径知晓率最高, 为94.76%, 两者均对有无疫苗知晓率最低（分别为35.79%、57.82%）。见表 1。

表 1 广州市高校学生、教职工登革热不同防治防控知识知晓情况 Table 1 Awareness rates of knowledge about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faculty in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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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预防行为综合实施率为64.47%, 学生的实施率（62.55%）低于教职工（71.70%）（χ²=42.471, P < 0.001）。学生室内防蚊实施率最高, 为82.94%, 而教职工对清理孳生地实施率最高, 为95.44%。学生室外防蚊实施率最低, 为81.00%, 而教职工对室内防蚊实施率最低, 为79.12%。见表 2。

表 2 广州市高校学生、教职工登革热不同预防行为实施情况 Table 2 Practice rates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behavi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faculty in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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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年龄、专业类型、生源地、学历类型以及年级分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以是否知晓登革热防控知识为应变量, 上述5个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18岁、医学专业、生源地为广东省为正向影响因素。见表3、4。

表 3 广州市大学生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及预防行为实施情况单因素分析 Table 3 Univariate analysis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preventive behavior practi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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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广州市大学生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及预防行为实施情况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preventive behavior practi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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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预防行为实施情况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生源地、学历类型、年级分类及是否知晓登革热防控知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以是否实施登革热预防行为为应变量, 上述4个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女性、生源地为广东省、知晓登革热防控知识为正向影响因素；与大一新生相比, 高年级为负向影响因素。见表3、4。

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工作岗位、自己或身边的人有无感染登革热史及工作年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以是否知晓登革热防控知识为应变量, 上述4个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女性为正向影响因素；与其他岗位相比, 校医为正向影响因素。见表5、6。

表 5 广州市高校教职工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及预防行为实施情况单因素分析 Table 5 Univariate analysis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preventive behavior practice among college faculty in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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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广州市高校教职工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及预防行为实施情况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6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preventive behavior practice among college faculty in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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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预防行为实施情况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年龄、工作岗位、学校专业类型、工作年限及是否知晓登革热防控知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以是否实施登革热预防行为为应变量, 上述6个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知晓登革热防控知识为正向影响因素, 工作年限为负向影响因素, 与其他岗位相比, 物业后勤为实施登革热预防行为的正向影响因素, 专职教师、行政管理人员为实施登革热预防行为的负向影响因素。见表5、6。

本次调查显示, 广州市高校教职工登革热防控知识总体知晓率及预防行为实施率分别为73.13%与71.70%, 与2019年广州市白云区居民的调查结果相近^[12], 明显高于湖北省武汉市^[13]、四川省攀枝花市^[14]等地区的调查结果, 可能与广州市为登革热高发地区, 常年登革热流行与社区宣传使居民对登革热有较多的了解并愿意实施相关预防行为有关。本调查发现学校教职工不同岗位人员之间知晓率及实施率差异较大, 其中教师、辅导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知晓率及实施率均相对较低, 行政管理人员协调全校人力物力资源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其对登革热防控了解与重视程度将有效推动各项工作向纵深开展, 而教师与辅导员均为直接与学生接触的一线人员, 在日常健康教育以及发生疫情后学生宣传动员中起到关键作用, 也是学生群体中各项措施落地的重要保障, 当这些岗位的职工知晓率和实施率较低时, 可能影响登革热健康教育促进、登革热疫情发现及疫情处置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 需采取多途径、多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行政管理人员、专职教师及辅导员等关键岗位登革热防控知识与实施预防行为的宣贯, 提高登革热知晓水平, 增强防蚊灭蚊意识, 发生疫情时主动配合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同时, 可形成示范效应, 带动学生群体共同防蚊灭蚊。

在本次调查中, 与非医学院校相比, 教职工在医学院校工作并不是知晓登革热知识及实施预防行为的影响因素, 说明医学院校并未发挥专业优势, 为登革热疫情防控产生积极影响。医学专业对登革热知识的认识具有专业优势, 但登革热预防行为实施率两者并没有显著差别。在针对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时, 应鼓励医学生作为健康教育的主体向非医学生进行宣教, 使二者在健康教育的互动中共同提高登革热知识知晓水平及预防行为的实施。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广州市大学生的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率与预防行为实施率均较低, 与庞敏慧等^[15]的调查结果相同。广东省登革热患者以青壮年为主^[16], 而大学生在青壮年中属于可塑性强的群体, 对该群体进行健康教育与干预有助于提高登革热疫情防控效果。分析结果显示, 生源地为广东省的学生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率及预防行为实施率均高于非广东省的学生, 该结果可能与广东省是全国登革热疫情的高发地有关, 登革热疫情发生时, 居民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社区宣传等多种途径获得登革热预防知识^[17-18]；也可能与疫情处置期间接受行为干预措施有关。提示近些年来广东省在防控登革热疫情期间采取的社区宣传动员、清积水与灭蚊等工作, 对提升居民意识及采取防蚊灭蚊行为起到较好的效果。

以往对于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及预防行为的调查, 调查对象多为社区居民^{[12-14, 19-21]}, 针对高校的调查也仅局限在大学生^{[15, 22]}, 本次调查涵盖了高校中各专业的大学生及各岗位的高校教职工, 样本量较大, 反映了广州市在高校生活居住的各类人员对登革热防控知识的知晓及预防行为的实施情况。本次调查存在一定局限性, 调查高校的选择虽然考虑了高校地理位置、办学层次及学校专业的均衡, 但抽取高校时选择非随机抽样, 问卷的发放也由高校的联系人转发给学生教职工填写, 各学校调查问卷填写的数量不一, 可能存在偏倚。

本次调查发现, 广州市高校学生教职工的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情况以及预防登革热措施实施情况不高, 高校需开展形式多样的登革热防控相关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活动, 提高学生、教职工登革热相关知识水平的同时, 也养成日常实施登革热预防行为的习惯, 从而提升学校应对登革热疫情的能力。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