蜱能携带细菌、病毒、立克次体、螺旋体、原虫等多种病原体^[1-2]。其发育经历卵、幼虫、若虫和成虫4个阶段，除卵外，其他阶段均需要寻找宿主吸血发育^[3]，因此蜱不仅可通过水平传播途径，在叮咬宿主或交配时传播病原体；也可经垂直传播途径，雌蜱将携带的病原体直接传播给卵^[4]，并可经期传播途径把携带的病原体在不同的发育阶段进行传播^[5]，导致人和动物感染^[6-7]。目前蜱传病原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流行，威胁人类健康^[7]和畜牧业发展^[3]。如蜱传羊泰勒虫（Theileria）和嗜吞噬细胞无形体（Anaplasma phagocytophi）感染山羊和绵羊的范围逐渐扩大^[8]；携带蜱的家养牛、羊导致荆门蜱病毒扩散^[9]；感染牛的边缘无形体（A. marginale）、中央无形体（A. centrale）、牛无形体（A. bovis）、米纳斯埃立克体（Ehrlichia minasensis）和感染犬类的犬埃立克体（E. canis）等^[10]给畜牧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11]。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SFTS）是由大别班达病毒（Dabie bandavirus，DBV）引起的一种新型自然疫源性传染病，DBV于2009年在河南省1例患者血标本中首次分离到。近年来我国SFTS发病率呈现大幅上升态势^[12]，2005—2020年病死率达5.4%^[13]。浙江省各地均已有SFTS病例报道^[14-15]，长角血蜱（Haemaphysalis longicornis）是DBV的主要传播媒介^[16]。在蜱虫活跃期，连续开展蜱生态学监测，可以掌握蜱的群落结构、活跃季节的动态变化等^[17]，为SFTS等蜱传疾病的预防控制提供基础数据。本文对绍兴地区2017—2019年蜱生态学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为蜱的防控措施制定提供依据。

绍兴地区蜱生态学监测点位置：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共6个监测点。每个监测点选择1个镇（乡、街道），每个镇（乡、街道）选择2个村（社区）开展监测。

寄生蜱：在城镇居民区和农村居民区，采用动物体表检蜱法开展寄生蜱监测，重点检查动物耳朵、眼睛周围、口鼻周围、脖子、腋窝等部位，毛较长的动物用手触摸感知，发现蜱后用镊子拔除和捡拾。农村居民区主要调查家养动物（犬、山羊、黄牛、家禽类），选择一类动物主要调查，每次调查不少于10只，如不足10只则纳入其他动物调查，城镇居民区主要调查宠物犬。

游离蜱：在农村外环境（荒坡草地、林地、自然村周边）、景区、公园和绿化带，采用布旗法开展监测。用90 cm×60 cm的白色或浅色布旗，窄的一边两端用绳子固定，将旗子平铺地面，拖拉绳子前进，每步行约10 m停下检视附着的蜱。每一样地拖旗不少于500 m，时间不少于30 min。

监测时间为每年的3、5、7和9月。每只动物体表采获的蜱及每一样地的蜱使用同一编号，然后带回病媒分类实验室进行形态学鉴定及相关统计。

采用Excel 2010和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寄生蜱指数以及游离蜱密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为各布旗拖蜱距离，单位：m；x为各布旗采获蜱数，单位：只。

2017—2019年共对671只动物开展体表检蜱，检获蜱353只，寄生蜱指数为0.53，其中2017年蜱指数最高为0.96，2018年蜱指数最低为0.17。见表 1。

表 1 浙江省绍兴市2017—2019年不同年份寄生蜱和游离蜱监测结果 Table 1 Densities of parasitic ticks and questing ticks by year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2017-2019

表选项

季节消长分析发现，9月寄生蜱指数最高为0.78，其次为7月（0.71）、5月（0.53），3月最低，为0.03。见表 2。

表 2 浙江省绍兴市2017—2019年不同月份寄生蜱和游离蜱监测结果 Table 2 Densities of parasitic ticks and questing ticks by month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2017-2019

表选项

宿主动物分析发现，山羊寄生蜱指数最高为0.77，犬（农村）为0.21，犬（城镇）、黄牛、家禽类未检获蜱（表 3）。从监测动物所处的生境来看，林地动物寄生蜱指数最高为1.75，其后依次为农村荒坡草地（0.63）、农田（0.46）、圈养动物（0.26），城市公园动物未检获蜱（表 4）。

表 3 浙江省绍兴市2017—2019年不同动物寄生蜱监测结果 Table 3 Densities of parasitic ticks by animal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2017-2019

表选项

表 4 浙江省绍兴市2017—2019年不同生境寄生蜱和游离蜱监测结果 Table 4 Densities of parasitic ticks and questing ticks by habitat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2017-2019

表选项

地区分布上，上虞区寄生蜱指数最高，为1.59，其后依次为嵊州市（0.67），柯桥区（0.21），诸暨市和新昌县均为0.07，越城区未检获蜱。见表 5。

表 5 浙江省绍兴市2017—2019年不同地区寄生蜱和游离蜱监测结果 Table 5 Densities of parasitic ticks and questing ticks by region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2017-2019

表选项

2017—2019年拖蜱总距离75 550 m，捕获蜱683只，游离蜱密度为0.90只/（布旗·100 m），其中2019年游离蜱密度最高，为2.64只/（布旗·100 m），2018年最低，为0.01只/（布旗·100 m）。见表 1。

季节消长分析发现，9月游离蜱密度最高，7月次之，3月最低，密度分别为1.63、1.31和0.10只/（布旗·100 m）。见表 2。

监测生境分析发现，农村荒坡草地游离蜱密度最高，为6.57只/（布旗·100 m），其次为农村自然村周边，为0.09只/（布旗·100 m），郊野公园为0.01只/（布旗·100 m），林地、城市公园、森林公园均未捕获游离蜱。见表 4。

地区分布上，上虞区游离蜱密度最高，为5.67只/（布旗·100 m），嵊州市次之，为0.02只/（布旗·100 m），越城区、柯桥区、诸暨市和新昌县均未捕获游离蜱。见表 5。

蜱作为专性吸血的体外寄生虫，在我国广泛分布。气候因素的变化可直接影响蜱虫活动范围、种群的死亡率、繁育率，也可间接决定蜱虫的存活、繁殖，甚至蜱体内的细菌群落也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4]。绍兴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有记录的野生动物近480种，全境处于山地、丘陵和平原三大地貌的交接地带^[18]，为蜱虫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宿主动物和地理环境。绍兴市常住农村人口在全市人口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特别是南部山区尚未深入城市化，农村民房多依山而建，与山区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居住环境及周边易受到蜱虫侵入，当地居民、家养动物更易于被蜱虫叮咬和感染蜱媒相关病原体。本研究2017—2019年的4个监测月中，绍兴地区均监测到游离蜱和寄生蜱，证实了该地居民外环境的相关生境和家养动物体表有蜱存在。本研究中，寄生蜱指数为0.53，高于周边的杭州（0.00），但低于宁波（2.04）、义乌（1.91）^[16]，也低于2021年浙江省的平均蜱指数（3.50）^[13]。蜱虫更容易在丘陵山区生存繁殖^[19]，浙江省地貌呈现北部平原区、中南部丘陵山区，绍兴市地处浙江省中部，蜱密度也处于中间水平，与其地理地貌分布相一致。就监测的蜱寄主而言，山羊的寄生蜱指数最高（0.77），农村犬（0.21）次之，黄牛、家禽类和城镇犬未监测到蜱，每种动物的寄生蜱指数均低于浙江省2017—2020年12个监测点（不包括绍兴市）的监测结果（2.25）^[17]。本次监测黄牛和家禽未发现蜱感染，可能由于本次调查的黄牛和家禽类样本数量相对较少；城镇中宠物犬也未发现蜱，可能是城镇犬与外环境接触较少，城市外环境也未监测到游离蜱。游离蜱密度为0.90只/（布旗·100 m），高于浙江省同期结果[0.48只/（布旗·100 m）]^[16]；农村荒坡草地游离蜱密度[6.57只/（布旗·100 m）]高于浙江省同期农村外环境游离蜱密度[0.94只/（布旗·100 m）]^[16]，提示绍兴市农村外环境的蜱密度相对较高，当地农民、林业工作者、兽医、旅游人员等被蜱叮咬的风险较高；而城市外环境未监测到蜱，城市居民被蜱叮咬的风险相对较低。

绍兴市寄生蜱指数和游离蜱密度均自3月逐渐上升，至9月达到峰值，两者趋势一致；高峰出现时间与浙江省蜱密度高峰（7—9月）基本一致^[17]，但晚于义乌市寄生蜱高峰（3—5月）^[20]和河北省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寄生蜱和游离蜱高峰（6—8月）^[21]，与义乌市蜱高峰时间有差异，可能是监测宿主和生境选择的差异导致，与塞罕坝蜱高峰时间不同，可能还有优势蜱种不同的原因。本研究发现，寄生蜱在绍兴地区的主城区越城区以外的5个县（市、区）均有检出，蜱指数为0.53，其中上虞区蜱指数达到1.59，但游离蜱仅在上虞区、嵊州市两地检出，其余4个县（市、区）均未检出，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寄生蜱与游离蜱时间和地点分布不一致，导致捕获结果不同。此外，2019年游离蜱密度远高于2017和2018年。这可能由于2017和2018年监测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未能探寻到蜱优势生境开展监测，造成游离蜱密度被低估，而2018年上虞区发生SFTS家庭聚集性疫情^[19]，省、市、县疾病预防控制（疾控）部门三级联动成功处置疫情后优化调整监测点，该地蜱生态学监测能力大幅提升，正确把握蜱的孳生环境开展了监测。

2011年绍兴市疾控中心已在当地新昌县某山区开展有关蜱及蜱媒传染病的研究^[22]，该研究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持续开展。直至2017年，绍兴地区开始建立蜱生态学监测网络，本文首次报道了2017—2019年绍兴地区蜱虫连续监测情况。由于绍兴市蜱类生态学监测尚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未进行不同蜱种群的区分，仅报到蜱密度的动态变化和分布差异。通过查阅文献，浙江省分布的有长角血蜱、中华硬蜱（Ixodes sinesis）、微小扇头蜱（Rhipicephalus microplus）、卵形硬蜱（I. ovatus）、血红扇头蜱（R. sanguineus）、镰形扇头蜱（R. haemaphysaloides）、龟形花蜱（Amblyomma testudinarium）、粒形硬蜱（I. granulates）和锐附硬蜱（I. acutitarsus）等^[23]，2019年又报道了台湾革蜱（Dermacentor taiwanensis）和柯洛宁血蜱（Ha. kolonini）2新记录种^[24]，与绍兴市毗邻的宁波市优势蜱种为长角血蜱、镰形扇头蜱、中华硬蜱^[25]，以上成果对研究绍兴市蜱种构成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研究中，所有监测人员均为疾控机构专业人员，且具有病媒生物生态学监测经验，同时市疾控中心组织开展了蜱生态学监测专项技术培训，并请上级疾控部门专家现场指导，监测过程资料齐全，因而监测结果基本能够反映绍兴地区蜱孳生和活动现状。

本研究结果为绍兴市蜱类研究的首次报道。监测发现绍兴市农村荒坡草地的蜱密度较高，山羊的染蜱率最高，提示在蜱传疾病高发地区应根据监测结果采取针对性的防蜱灭蜱措施。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