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港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部，是经国务院批准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根据《中山港总体规划》，中山港被划分为“一港五区”，即中山港、小榄港、马鞍港、黄圃港和神湾港^[1]。中山市75%外贸出口运输量由水运承担，而60%外贸集装箱经中山港口运输^[2-3]。

医学媒介生物泛指能够传播疾病或危害人类健康的节肢动物和鼠形动物（小型哺乳动物），也称为病媒生物。我国国境口岸常见的医学媒介生物包括小型兽类（为与口岸相关方案保持一致，以下均称鼠形动物）、蚤、蚊、蝇、蜱、螨（包括恙螨）、蜚蠊、吸血蠓等^[4]。截至目前全国国境口岸地区已发现确认的上述8类医学媒介生物达640余种，其可携带的病原体多达4 000余种，包括动物病毒2 000多种，虫媒病毒500多种，以及多种细菌、立克次体及原虫等^[5-6]。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使得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极大加强，尤其沿线涉及的东南亚、南亚、非洲、南太平洋、北美以及中南美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大多位于热带地区，生态环境复杂，适合各种病媒生物孳生，是疟疾、登革热、基孔肯雅热、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和西尼罗热等病媒传播疾病的高发地区^[7]。因此，加强口岸输入性医学媒介生物的检疫，防止其他病媒传播疾病在我国的流行变得尤为重要。

2017－2022年中山口岸截获的病媒生物相关数据，其中截获的病媒生物鉴定由本单位通过形态学与DNA条形码技术完成。

运用Excel 2010软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病媒生物数据进行种属构成比、来源地、截获量变化情况及与携带途径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2017－2022年中山口岸截获的病媒生物共计1 944只，鉴定到种的病媒生物共计5大类51种1 933只。截获蜚蠊6科20属23种1 661只，其中全国口岸首次截获国内未见分布种共5种，包括奥美加硬翅蠊（Ceratinoptera olmeca）、歪尾弯曲蠊（Symploce incuriosa）、多恩拉丁蠊（Latindia dohrniana）、小异甲蠊（Diplopterina parva）和篦齿拉丁蠊（L. pectinata），宾夕法尼亚木蠊（Parcoblatta pennsylvanica）为中山港首次截获。截获蝇类10科16属19种88只，其中全国首次截获国内未见分布种1种，为显赫蕈菌蝇（Suillia notata）；匈牙利粉蝇（Pollenia hungarica）为拱北口岸也是广东口岸首次截获。截获蚊类4科4属6种188只，鼠形动物1科2属2种6只，蠓类1科1属1种1只。见表 1。

表 1 2017－2022年中山口岸截获病媒生物概况 Table 1 Overview of vectors intercepted at Zhongshan Port, 2017-2022

表选项

2017－2022年中山口岸所截获的蜚蠊中，美洲大蠊（Periplaneta americana）占36.50%，为优势种；截获的蝇类中，蛆症异蚤蝇（Periplaneta americana）和家蝇（Musca domestica）分别占蝇类总数的26.14%和25.00%，为截获的主要蝇类；截获的蚊类中，致倦库蚊（Culex pipiens quinquefasciatus）占蚊类总数的85.11%，为截获的优势蚊种；鼠形动物仅截获到5只黄胸鼠（Rattus tanezumi）和1只褐家鼠（R. norvegicus）；截获到1种蠓类，为异域库蠓（Culicoides peregrinus）。

2017－2022年中山口岸截获病媒生物总体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截获数量最多，共890只（890/1 944，45.78%），2022年的截获量最少，仅42只。其中蜚蠊类2017年截获量最多（650/1 661，39.13%），2019年后骤减，2022年截获量仅占蜚蠊总截获量的2.23%（37/1 661）；蝇类2017年截获量最多，占比为68.18%（60/88），2019－2022年截获量仅占7.95%（7/88）；蚊类中2017年截获量占95.74%（180/188），2018年后年截获量占比均 < 2%。

2017－2022年截获的蜚蠊类病媒生物主要来源地是圭亚那，其次是中国香港；蝇类和蚊类主要来源地均为中国香港，见表 2。

表 2 2017－2022年中山口岸病媒生物来源地及携带途径 Table 2 Sources and transportation routes of vectors at Zhongshan Port, 2017-2022

表选项

中山口岸的病媒生物主要由木材原料、集装箱和入境维修船舶等携带传入。其中木材原料中截获蜚蠊和蝇类数量较多，有48.41%的蜚蠊由木材原料携带而来；集装箱中蜚蠊、蝇、蚊和鼠形动物均有截获，其中鼠形动物全部截获自集装箱，蚊类和蝇类的截获量占比高于蜚蠊，分别为40.96%和28.41%；入境维修船舶截获蜚蠊概率较高，见表 2。

2017－2022年中山口岸截获病媒生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蜚蠊、蝇类、蚊类、鼠形动物和蠓类5大类51种1 944只，其中包括6种国内未见分布种，入侵及扩散风险高。不同类别病媒生物的种鉴定率不同，鼠形动物和蠓类截获样本的完整性较好，且截获数量较少、种类较为单一，因此种鉴定率也最高。

截获的病媒生物中，蜚蠊种类最多，常见种是美洲大蠊、澳洲大蠊（P. australasiae）、德国小蠊（Blattella germamica）和古巴绿蠊（Panchlora nivea）。美洲大蠊源自于非洲，于1625年通过全球贸易往来而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德国小蠊也是一种入侵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从1985－2000年便从我国的部分省市扩散到全国，甚至逐渐取代美洲大蠊成为优势种群^[8]，由于其体型比其他蜚蠊更小，更容易藏匿于家居环境的缝隙中，难以杀灭，大大增加了卫生防疫难度。蜚蠊一般通过污染食物传播病原体，与过敏性疾病相关的主要是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9]。蛆症异蚤蝇、家蝇和市蝇（M. sorbens）是截获较多的蝇类。其中家蝇可携带100多种对人致病的病原体，普遍认为病原体通过家蝇机械性传播，且病原体的特征与家蝇的采集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性^[10-11]。致倦库蚊、东乡伊蚊（Aedes togoi）和白纹伊蚊（Ae. albopictus）是截获较多的蚊类。常见的蚊媒传染病包括疟疾、黄热病、登革热等，世界上蚊媒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占据全部传染病的17%^[12]。其中伊蚊通常被认为是寨卡病毒的重要媒介^[13]，致倦库蚊是乙脑的重要媒介^[14]，同时也是寨卡病毒的潜在媒介^[13]，根据《中国重要外来入侵媒介和病原生物名录（2023版）》，致倦库蚊入侵风险等级为高^[15]，提示应加强对其入侵的相关防控工作。

此外，2017－2022年中山口岸首次截获的国内未见分布种有奥美加硬翅蠊、歪尾弯曲蠊^[16]、多恩拉丁蠊^[17]、小异甲蠊^[18]、篦齿拉丁蠊和显赫蕈菌蝇，提示外来物种入侵的形势严峻，除了预防病媒生物常见物种，更应该警惕国内未见分布的新物种对人类健康安全、国内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安全带来的潜在危害。

受2019年底以来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疫情大暴发及大流行的影响，2017－2022年病媒生物的截获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与世界各国国门关闭，港口陆续封锁，全世界的贸易往来大幅度缩减有关。据2020年《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全球货物贸易量因新冠疫情缩减9.2%，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下降4.8%^[19]。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同时也受到影响，因此口岸查验及检出病媒生物的数量也有所减少。但蜚蠊的截获量一直处于高位，且在2018－2019年出现波动上升，这可能与当年度中山口岸进口原木贸易同比增长有关。

此外，据资料显示，2005－2020年我国医学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病率呈现总体下降趋势^[20]，这与我国对病媒生物实施严格的监管政策息息相关，但也有间发性的高峰期出现，例如2014－2015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与恙虫病的高发^[20]，说明流行随时可能会扩大，仍然需要持续性地加强监测和防范工作，降低虫媒传染病的发病与流行。

中山口岸截获病媒生物来源地广泛且入境途径多样。由于我国的木材供应不足，我国对进口木材需求量大^[21]，而木材原料携带的病媒昆虫种类繁多，中山市作为我国重要的家具生产基地，每年需从国外进口几十甚至上百万立方米的原木^[22]。2012－2017年我国在进口木材中截获有害昆虫多达3 610种^[23]。2017－2022年中山口岸截获的病媒生物主要来源于圭亚那和中国香港。圭亚那位于赤道低压带的南美洲北部，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常年高温多雨，气温差异较小，植被繁茂，生物种类丰富，是疟疾等虫媒传染性疾病的重灾区，中山口岸查验的大部分平萼斯沃铁木豆原木便源自圭亚那。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和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常有其他货物、船舶和集装箱入境，集装箱作为国际间货物周转常用的运载工具，同时也是外来病媒生物藏匿的极佳场所。然而由于一些国家物流管理水平和口岸卫生条件较差，导致集装箱的病媒生物携带风险进一步加大^[24]，口岸应加强对集装箱的查验力度才能有效减少病媒生物入侵。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