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我国法定报告甲类传染病^[1]。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鼠疫菌）寄生于特定的宿主，主要通过媒介蚤在宿主之间传播，长期在自然界循环延续^[2]。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鼠疫始于何年，缺乏详实史料记载。据《鼠疫概论》记载，在1887年，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存在鼠疫流行。自1901－1949年40多年中，人间鼠疫几乎年年流行，其中规模较大，发病人数在2 000例以上有8次之多^[3]。全区鼠疫自然疫源地面积33.7万km^2[4]，约占全区行政区划总面积的1/3，有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Spermophilus dauricus）鼠疫自然疫源地（疫源地）、内蒙古高原长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疫源地、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Marmota sibirica）疫源地和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Lasiopodomys brandtii）疫源地，具有面积大、类型多、结构复杂的特点，是鼠疫危害较为严重地区。作者对1950－2021年内蒙古人间鼠疫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为内蒙古鼠疫监测及防治提供参考。

分析材料来源于1950－2021年内蒙古鼠疫监测总结和《内蒙古自治区鼠疫流行史汇编》。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鼠疫病例诊断依据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测3项指标以及《鼠疫诊断标准》^[5]（WS 279－2008）综合判定。本文所统计人间报告病例数据为确诊病例。

使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病例数据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950－2021年有18个年次发生人间鼠疫，共发病271例，死亡130例，病死率为47.97%。1950－1959年鼠疫流行末期，人间鼠疫发病254例，死亡125例，病死率为49.21%；其中1951－1954年为流行高峰，发病222例，死亡112例。1960－2018年散在发生人间鼠疫疫情，发病9例，死亡2例。2019－2021年连续3年出现人间鼠疫，发病8例，死亡3例。1950－2021年人间鼠疫发病情况见图 1。

图 1 内蒙古自治区1950－2021年人间鼠疫报告病例 Figure 1 Reported cases of human plague in Inner Mongolia Automomous Region, 195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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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9年人间鼠疫病例主要分布在通辽、赤峰、兴安盟和锡林郭勒4个盟（市）的16个旗（县、区）；其中科尔沁中旗1951－1959年发生人间鼠疫疫情21起。1970－2021年人间鼠疫疫情重点逐渐转变至包头、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和巴彦淖尔市（盟）的10个旗（县）。在此过程中，巴彦淖尔市与锡林郭勒盟疫情一直存在，且锡林郭勒盟是新老疫情发生的重要地区。1950－2021年人间鼠疫病例分布在达乌尔黄鼠疫源地与长爪沙鼠疫源地。两疫源地病死率分别为51.84%、32.00%（表 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571，P=0.059）。1950－2021年内蒙古人间鼠疫病例地区分布见图 2。

表 1 1950－2021年内蒙古不同鼠疫疫源地病例分型及预后情况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prognosis of cases in different plague foci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195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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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0－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人间鼠疫病例地区分布 Figur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plague case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195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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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2021年，内蒙古271例人间鼠疫中，除去4例季节不详病例，267例主要分布在4－12月（图 3），7和8月均发生20起疫情，发病例数7月高于8月，分别占总疫情起数和发病例数的23.53%（20/85）、23.53%（20/85）和28.84%（77/267）、26.22%（70/267）。流行高峰集中于7－8月。

图 3 1950－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人间鼠疫病例季节分布 Figure 3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plague case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195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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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1例鼠疫病例中，明确有接触染疫动物或染疫跳蚤叮咬的25例，剥食病狐狸1例，剥食蒙古兔1例，244例疑为捕食、接触染疫动物感染鼠疫和肺鼠疫传播感染。

人间鼠疫病例分型以腺鼠疫为主，占87.08%（236/271），肺鼠疫占10.33%（28/271），败血型鼠疫、肠鼠疫和皮肤型鼠疫共占2.59%（7/271），见表 1。

布氏田鼠疫源地鼠疫菌毒力较弱至今未引起人间疫情，但该疫源地各宿主空间结构变化仍需观测和研究。蒙古旱獭疫源地自1923年以后也无人间鼠疫发生，但张晨曦等^[6]研究显示2010－2014年从蒙古旱獭疫源地达乌尔黄鼠中检出鼠疫菌抗体阳性血清，提示动物间疫情仍然存在，2015年后该疫源地疫情仍处于“静息”状态。相邻的蒙古国近几年鼠间鼠疫流行范围与强度高于本地区，并且两国经济交流增多，人员流动增强，需防范境外鼠疫传入^[7-9]。

20世纪50年代达乌尔黄鼠疫源地人间鼠疫暴发流行，1950－1954年内蒙古东北部地区形成盟（市）-旗（县）-嘎查（村）卫生防疫系统，建立了防控队伍，开展灭鼠灭蚤运动，降低鼠密度，缩小动物间鼠疫，压缩鼠疫疫源及其危害范围^[10-11]，1960年后得到有效控制。2021年疫源地内察哈尔丘陵地区检出达乌尔黄鼠鼠疫菌阳性血清，提示该地区存在动物鼠疫^[12]。1954年在内蒙古杭锦后旗和临河区检出鼠疫菌，被证实为内蒙古高原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静息10余年后，该疫源地自1970年后人间疫情散在发生，2019－2021年连续3年发生人间鼠疫病例。监测发现，该疫源地2016－2019年宿主密度由3.89只/hm²迅速上升至8.56只/hm^2[12]。随后2019和2020年该疫源地连续2年发生动物鼠疫大流行，2021年动物间鼠疫疫情有所减弱。本研究发现1950－2021年内蒙古鼠疫动物间疫情呈现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发展趋势^[13]，而由于人类进入动物间鼠疫流行范围，从而波及人间^[14]，这也与本研究相符合。可能原因有2个方面：从地表景观特征角度来讲全球气候变暖，2015－2018年疫源地植被形成多个益于长爪沙鼠取食的生境斑块，且长爪沙鼠适宜生境随草地不断延伸扩展，从而造成长爪沙鼠远距离迁移^[15]，加之长爪沙鼠适宜活动范围向人类密集区扩大，与人类接触的机会增加；另一方面从病原、宿主动物、媒介角度来讲^[16]，宿主动物密度升高，蚤类接触交换概率增加，从而影响此疫源地生态位，最终影响动物间鼠疫流行强度。本研究结果显示此疫源地暂无明显季节分布，与段天一等^[17]研究结果一致。达乌尔黄鼠疫源地、布氏田鼠疫源地连续发生多起以长爪沙鼠为主的动物间疫情^[18]，说明长爪沙鼠鼠疫有扩大趋势。

研究显示，达乌尔黄鼠疫源地与长爪沙鼠疫源地鼠疫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病死数明显不同，主要原因可能为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卫生条件较差，医疗水平低，群众缺乏卫生知识，出现病死率较高的情况^[19]。随着防控工作的开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卫生意识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情况明显改善^[10-11]。

内蒙古人间鼠疫主要发生在1950－1960年，其后人间鼠疫得到控制，仅有散在发生，近10年有增长趋势。锡林郭勒盟一直存在人间鼠疫地区，是否为内蒙古鼠疫主要源头地区有待研究。人间鼠疫得到有效控制，关键是我国鼠疫防控策略取得良好效果，目前我国鼠疫防控采取主动监测动物鼠疫的防控模式^[20]。1981年内蒙古在鼠疫疫源地等重点地区，建立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监测网络，开展了系统的鼠疫监测工作和防控工作。采取在全面系统监测基础上，预防性灭鼠灭蚤、鼠疫防治与宣传教育、疫区处理和改善生境的各项综合措施。

在今后鼠疫防治工作中，应加大对医务工作者鼠疫相关知识培训力度，提高诊断能力，增强高危地区公众鼠疫危害认知和防控意识；内防输入，外防输出；持续加大监测力度，对高风险地区扩大疫源检索范围，及时处置与控制动物间鼠疫，降低人间疫情发生的风险。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