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感染引起，经雌性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和埃及伊蚊(Ae. aegypti)叮咬，在人群之间快速传播的蚊媒传染病^[1-2]。该病毒属于黄病毒科黄病毒属，被分为DENV-1、DENV-2、DENV-3和DENV-4等4种血清型^[3]。在1970年以前，仅有9个国家出现了登革热的流行^[4]，到2012年，登革热的流行范围已经扩大到128个国家^[5]。1990－2013年，登革热的发病率显著提高，出现症状的登革热感染者数量每10年就增加1倍以上，该传染病对世界上大多数热带和亚热带国家人民和卫生系统的疾病负担日益加重^[6]。据估计，2013年全球用于登革热的总费用为89亿美元^[7]，登革热在201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全球健康的10大威胁之一^[8]。登革热患者可表现为发热、皮疹、头痛、关节肌肉痛、出血、恶心和呕吐等症状，发病时还常常伴随明显的肝、肾、血液、心脏等系统器官的损害^[9]，给群众的健康和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境，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是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关键地区，其边境线长达4 060 km，其中中缅边境线2 185.7 km^[10-12]。2005― 2019年，云南省是我国登革热境外输入病例数最多的省份，其中该省西南边境地区是登革热境外输入病例的热点地区^[13]，再加上云南省边境地区高温、多雨，适合登革热传播媒介埃及伊蚊及白纹伊蚊孳生繁衍，一旦出现登革热的境外输入病例，很容易造成当地的登革热暴发。

云南省边境地区的登革热本地病例及境外输入病例的发生情况存在不同，本研究选择普洱市思茅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瑞丽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州)景洪市3个有代表性的边境地区进行问卷调查。思茅区是普洱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云南省南部，至今尚未出现过登革热本地暴发的报道；瑞丽市位于德宏州西南部，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克钦邦、掸邦相邻，作为中缅边境地区的重要城市，该区域边境贸易活动较为活跃，存在较多的登革热境外输入病例，并发生过多次由境外输入病例引起的登革热本地暴发疫情^[14-16]；景洪市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中部，南与缅甸接壤，是一个人口和货物流动都十分频繁的城市，该地区登革热本地疫情发生次数较多，并且曾经发生过较大的登革热本地暴发^[17-19]。

问卷调查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居民登革热相关知识现况及登革热防控影响因素的探索研究中^[20-24]，并可以获得关于居民登革热知识的知晓率、影响居民登革热防控的宣传方式、应重点关注的干预人群等信息，从而为登革热今后的防控工作提出指导。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以上3个云南省边境地区居民的登革热知识了解及防蚊行为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和比较不同边境地区居民登革热相关知识的了解途径、了解水平、防蚊行为水平等方面的现状及差异，进一步明确对居民宣传教育登革热防控知识的重点；同时探讨居民的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和防蚊行为水平与其获取登革热相关信息渠道之间的关系，评估各项信息渠道对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和防蚊行为水平的重要性，从而为更好防控云南省边境地区的登革热本地暴发提供可靠依据。

根据云南省边境地区登革热病例的本地暴发及境外输入情况，选择普洱市思茅区、德宏州瑞丽市和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作为研究地区。综合考虑每个研究地区的人口流动性、本地与外地居民覆盖性等区域特点，选择该区域的调查地点。思茅区选择2个地点，分别为商业区和居民区；瑞丽市选择3个地点，分别为城区、城郊结合部和紧邻边境区域；景洪市选择3个地点，分别为城区、城郊结合部和人员流动较多的地点。每个地点预计调查100份问卷，共计800份问卷。

调查对象为现住于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德宏州瑞丽市和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地区的中国籍居民，考虑到11岁以上的居民可以更为准确地自主填答问卷，选择年龄≥11岁的居民进行调查。调查人员为经统一培训的疾控人员和相关专业学生，问卷在调查地点沿街发放，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进行一对一调查。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和防蚊行为水平等方面的调查。各部分变量赋值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登革热知识了解和防蚊行为调查问卷中各变量及其赋值 Table 1 Variables and their assignments in the questionnaire of dengue fever knowledge and mosquito control behavior of residents

表选项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通过线下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疾控人员和相关专业学生定点发放，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进行一对一调查。

采用EpiData 3.1软件对调查回收的全部线下问卷数据资料进行录入，利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卡方检验筛选对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和防蚊行为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方法)，然后再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确定影响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和防蚊行为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本研究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编号ICDC-202107)，并取得被调查人的知情同意。

本次调查共回收778份问卷，其中721人表示知晓登革热，知晓率为92.67%。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3个地区间居民知晓登革热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4.807，P=0.001)，景洪市居民登革热知晓率最高，为96.27%，本研究针对该721份知晓登革热的问卷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云南省边境3个地区居民对登革热的知晓情况 Table 2 Awareness of dengue fever among residents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表选项

在721名知晓登革热的调查对象中，从地区分布上看，思茅区153人(占21.22%)，瑞丽市258人(占35.78%)，景洪市310人(占43.00%)；从性别分布上看，男性低于女性；从年龄分布上看，31~50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最多；从职业分布上看，景洪市75.81%的调查对象为商业服务人员，该比例高于思茅区和瑞丽市；从文化水平分布上看，思茅区大学及以上文化水平的调查对象显著高于瑞丽和景洪市(表 3)。人口学特征表明，本次调查涉及的调查对象样本覆盖范围较为广泛，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表 3 云南省3个地区登革热调查回收问卷基本情况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on the collected questionnaires about dengue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表选项

本次调查中发现，在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3个地区，居民以通过社区宣传这一途径了解登革热知识的人数占比最高。在通过家人、亲戚朋友、社区宣传途径了解登革热知识的人数3个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其中景洪市居民人数占比最高；在通过杂志报纸和网络2个途径了解登革热知识的人数3个地区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其中思茅区居民占比最高。其余通过医务人员讲解、电视广播、海报宣传单和微信公众号等途径了解登革热知识的人数，3个地区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 4。

表 4 云南省3个地区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 Table 4 Ways to learn about dengue fever among residents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表选项

本次调查中发现，在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3个地区，知道传播途径为蚊虫传播，发热、肌肉骨骼关节痛、皮疹、出血、乏力是登革热症状以及蚊幼虫生长在水里等知识的居民人数占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其中景洪市居民知道以上知识的人数占比较高；而在3个地区中，知道头痛是登革热症状这一知识的居民人数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489，P=0.288)。见表 5。

表 5 云南省3个地区居民的登革热知识了解情况 Table 5 Knowledge about dengue fever among residents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表选项

本次调查中发现，在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3个地区，通过使用蚊帐、穿长衣长裤、清除居住地周围灌木杂草、不储存水、使用驱蚊剂/药、喷洒杀虫剂以及使用蚊香等措施防治蚊虫的居民人数占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在3个地区中，通过使用纱门纱窗以及清除室内外垃圾及积水的措施防治蚊虫的居民人数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 6。

表 6 云南省3个地区居民的防蚊行为 Table 6 Mosquito control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表选项

以不同地区居民的基本情况和居民对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作为影响因素，经单因素分析，确定影响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3个地区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思茅区，职业、文化水平等基本情况和通过海报宣传单、网络、微信公众号等了解途径对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在瑞丽市，年龄、文化水平等基本情况和通过医务人员、杂志报纸、海报宣传单、网络、微信公众号等了解途径对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影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在景洪市，职业、文化水平等基本情况和通过社区宣传、医务人员、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等了解途径对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影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 7。

表 7 云南省3个地区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7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dengue fever knowledge among residents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表选项

以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0~5分=0，6~8分=1)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居民基本情况和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作为自变量，引入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思茅区，从事其他行业人员的居民比商业服务人员的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高，通过海报宣传单了解登革热相关知识的居民了解水平更高；在瑞丽市，以文化水平为小学作为参照，文化水平为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的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更高，通过杂志报纸和网络了解登革热相关知识的居民了解水平更高；在景洪市，文化水平为大学及以上居民的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高于文化水平为小学及以下居民，通过医务人员和微信公众号了解登革热相关知识的居民了解水平更高。见表 8。

表 8 云南省3个地区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8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engue fever knowledge among residents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表选项

以不同地区居民的基本情况和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作为影响因素，经单因素分析，确定影响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3个地区居民防蚊行为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思茅区，通过医务人员、杂志报纸、海报宣传单等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对居民防蚊行为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瑞丽市，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基本情况和通过医务人员、电视广播、杂志报纸、海报宣传单、网络、微信公众号等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对居民的防蚊行为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景洪市，年龄、文化水平等基本情况和通过社区宣传、医务人员、电视广播、杂志报纸、海报宣传单、网络、微信公众号等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对居民防蚊行为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9。

表 9 云南省3个地区居民防蚊行为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9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the mosquito control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表选项

以防蚊行为水平(0~3分=0，4~9分=1)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居民基本情况和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作为自变量，引入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思茅区，医务人员和海报宣传单这2种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是居民防蚊行为水平的影响因素；在瑞丽市，与文化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居民相比，文化水平为大学及以上居民的防蚊行为水平更高，通过海报宣传单和网络等途径了解登革热相关知识可以提高居民的防蚊行为水平；在景洪市，文化水平为大学及以上居民的防蚊行为水平高于文化水平为小学及以下居民，通过社区宣传、医务人员和网络等途径了解登革热相关知识可以提高居民的防蚊行为水平。见表 10。

表 10 云南省3个地区居民防蚊行为水平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10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mosquito control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the three border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表选项

本研究调查了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德宏州瑞丽市和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等边境地区居民的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了解水平及防蚊行为水平现状，并分析了居民的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和防蚊行为水平与其基本情况和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的关系，探讨了与云南省边境地区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和防蚊行为水平相关的基本情况和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方面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和防蚊行为水平提出建议，以便更好地预防边境地区登革热本地疫情的发生。

调查结果显示，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3个地区知晓登革热的居民人数占比较高，其中知晓登革热居民人数最多的是景洪市，占比达到96.27%；其次是瑞丽市，占比为92.14%；最少的是思茅区，占比为86.93%；这可能与3个地区的登革热疫情发生情况存在较大关系，景洪和瑞丽市都多次出现过登革热本地暴发疫情，居民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均对登革热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思茅区未出现过登革热本地疫情，输入病例也较少，人群主动了解登革热的相对较少，相关知识也掌握的相对较少。李园园等^[25]通过对西双版纳州登革热流行区和非流行区的居民进行调查，发现不同区域居民的登革热防治知识总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和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χ²检验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了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等云南省边境地区居民的个人情况和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对其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及防蚊行为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未发生过登革热本地暴发的思茅区，居民对登革热相关知识了解的意愿和主动性不同，因此职业和通过海报宣传单这种被动接受信息途径是当地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张贴海报宣传单途径又可以提升思茅区居民的防蚊行为水平，除此之外，通过医务人员讲解也可以提升思茅区居民的防蚊行为水平，因此，建议重点通过在街道、活动中心、市场等醒目且人流量大地点的宣传栏张贴海报宣传单的方式对思茅区居民宣传教育登革热的相关知识，提升其防蚊水平，并组织医务人员定期对社区居民进行宣传教育。在近年登革热本地疫情发生较多的瑞丽和景洪市，政府及疾控部门对登革热相关知识的宣传较多，当地居民已主动、被动地接受了相对多的登革热知识，而居民最终的接受水平就体现在了个体差异上，文化水平因此成为了影响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及防蚊行为水平的重要因素，低文化水平成为了制约因素，这和多项关于低学历人群的登革热认知水平相对较低的研究具有一致性^[26-28]，提示登革热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要关注低文化水平人群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方式，可从小学生抓起，重视课堂对学生关于登革热相关知识的讲解，提高中小学生对登革热的认识，通过学生带动家长对登革热知识的掌握；通过杂志报纸和网络宣传途径可以显著提高瑞丽市居民的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通过网络和海报宣传单途径可以显著提高瑞丽市居民防蚊行为水平，建议重点通过以上3种途径加强瑞丽市居民登革热相关知识及其防控的宣教。通过医务人员讲解和微信公众号途径宣教登革热相关知识可以提高景洪市居民的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社区宣传途径、医务人员讲解和网络途径能显著提高景洪市居民的防蚊行为水平，这说明景洪市的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在提升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及防蚊行为水平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应继续坚持这2种宣传途径，同时辅以网络和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对居民进行宣传教育。

综上，不同的登革热知识了解途径会对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及防蚊行为水平产生影响，这和多项关于疾病信息来源与其较高的知识得分相关的研究具有一致性^[29-30]。影响思茅区、瑞丽和景洪市3个地区居民登革热知识了解水平及防蚊行为水平的媒介宣传途径略有不同，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采用不同的宣传途径对居民进行宣传教育，从而提高居民的相关知识和防蚊行为水平，减少登革热在本地的传播。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