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物种类多，分布广，引起的媒介生物传染病在全球传染病构成中占比高。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生的“三环节”“两因素”^[1-2]及其控制的不可持续性驱动了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局部或大范围暴发流行，引起新发和再发及输入和本地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双重风险和负担”^[3]。在气候变化、全球化、城市化等多维因素的驱动下，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流行呈现3大趋势，一是新病种不断被发现，如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二是原有的流行区域不断扩展，如登革热、恙虫病等；三是疾病的流行频率不断增强，如登革热等。

近年来，我国媒介生物监测控制策略、措施、技术不断演进、创新、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媒介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IVM）策略到2004年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SVM）理念的提出^[4-5]，我国媒介生物防控策略实现了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策略、措施、技术和行动进一步演进、创新、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防控成效。不可忽视的是，当前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控制风险与挑战长期持续存在，亟待全面实施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积极落实“全球病媒控制对策2017－2030”，基于“反向病原学”^[6]建立更具前瞻性的主动防御，依法、科学、有序防控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为健康中国建设及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有力保障。

本文媒介生物传染病报告病例数据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监测系统，政策文件等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等相关单位官方网站，媒介生物监测数据来源于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系统。

使用Excel 2019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分析我国2012－2021年媒介生物传染病报告病例数据，并对10年来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流行形势及挑战、媒介生物监测、媒介生物及媒介生物传染病控制工作进展进行归纳总结。利用R 4.0.4软件，通过Mann-Kendall检验对10年来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病率趋势进行分析，以P < 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有效应对媒介生物（含外来入侵）及相关传染病如登革热等的威胁，2012年以来我国媒介生物监测系统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媒介生物监测方案不断健全，监测点覆盖面不断扩大，监测数据实现网络直报，监测经费支持取得突破进展，监测数据利用大幅提升。此外，多个省份和城市还制定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相关的管理办法或规定，10年来我国的媒介生物防制政策日益完善。

10年来我国印发了一系列病媒生物监测方案、技术指南和标准等，为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风险评估、预测预警、控制规划、控制实施及效果评价等提供了科学依据。见表 1。

表 1 2012－2021年期间代表性的媒介生物监测方案和指南等管理及技术文件 Table 1 Representative vector surveillance programs, guidelines, and other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documents, 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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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疾控中心重点传染病和病媒生物监测专项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有43个病媒生物国家级监测点。在中央抗疫国债病媒生物监测能力建设和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病媒生物监测经费的支持下，截止2021年底，国家级病媒生物各类群监测点数1 097个，是2011年的55倍。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病媒生物生态学、病原学和抗药性监测网络，开展了蚊、蝇、鼠、蟑螂、蜱、恙螨、臭虫等7类病媒生物生态学监测，鼠及蚊病原学监测，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

2012－2020年7月，由于网络安全、无平台部署等种种原因，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全国重要病媒生物监测数据上报系统未能上线。2020年8月起，全国病媒生物数据上报系统（电脑版）正式启用，2021年底该系统完成升级，实现了监测数据上报实时分析（http://121.36.60.127/cas/login）。

中国疾控中心重点传染病和病媒生物监测专项每年投入86万元固定支持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43个国家级监测点。2014年起，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项目在全国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18个地市每年投入654万元支持媒介伊蚊专项监测。2019年，中国疾控中心在全国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投入400万元开展媒介伊蚊专项调查，以厘清媒介伊蚊季节消长节律及其对公共卫生杀虫剂抗性水平。2020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经费取得历史性突破，获得“中央抗疫国债疾控类项目——病媒生物监测和能力提升子项”支持，共计2.47亿元。2021年起，全国重要病媒生物监测工作纳入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管理，年度经费1.108亿元，约为中国疾控中心病媒生物监测专项年度经费的128倍。

10年来，我国媒介生物监测数据在媒介生物传染病风险评估、预测预警^[7]、控制规划实施评价、卫生创建、健康创建、重大工程建设、重大活动保障^[8]和灾后防疫等活动中利用越来越广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每年均分析全国病媒生物监测资料，通过《中国重点传染病和病媒生物监测报告》章节的形式下发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指导媒介生物传染病可持续控制。

2012年以来，我国媒介生物控制策略不断创新。在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2004年提出）的基础上，2014年我国制定了登革热疫点处置不同区域媒介伊蚊控制措施，提出了布雷图指数（BI）≥5、≥10和≥20的媒介伊蚊应对策略及登革热网格化管理模式^[9]，实现了登革热由被动的暴发应急控制向主动的暴发风险管控的转变。提出了爱国卫生除害防病组织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疟疾媒介按蚊分层、可持续控制策略”^[10]。此外，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发生给我国传染病预防控制带来挑战和警示，由于传染病应对策略是被动的，一旦传染病发生，特别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发生时，难以及时快速的对其进行控制，可能引起恐慌，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为此，2019年徐建国院士提出“反向病原学”策略应对未来新的病原体出现，变被动为主动以预防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

2012－2021年间，我国国家层面代表性的媒介生物控制政策、措施、技术和方案见表 2。此外，一些地区也制定了针对性的文件，如2018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呼伦贝尔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2020年11月云南省文山市卫生健康局制定了《文山市病媒生物防制管理办法》，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制定了《克拉玛依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上述管理办法规定了当地病媒生物防制的运行机制等内容。

表 2 2012－2021年期间我国代表性媒介生物控制政策、措施、技术、方案和行动 Table 2 Representative policies, measures, techniques, programs, and actions concerning vector control in China, 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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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控制政策、措施、技术、方案和行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以鼠疫、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疟疾、SFTS为代表的文件见表 3。此外，各地也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文件，如2013年9月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印发了《云南省重点地区登革热疫情应急监测方案》，2015年6月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了《广东省登革热防控专业技术指南（2015年版）》等。上述文件规定了当地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治的运行机制等相关内容。

表 3 2012－2021年期间我国代表性媒介生物传染病控制政策、措施、技术、方案和行动 Table 3 Representative policies, measures, techniques, programs, and actions for the control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in China, 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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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1年，媒介生物控制在我国卫生应急除害防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媒介生物应急监控标准不断发布，重大事件保障媒介生物应急控制方案日趋完善，我国国家及各地卫生应急媒介生物防控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例如，中国疾控中心2016年成立了重大自然灾害卫生应急先遣队，将媒介生物控制列入主要工作内容。各地也加强了卫生应急媒介生物控制队伍建设，取得了较好的防控成效。

我国最常见与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密切相关的灾害为地震和水灾。灾后环境和气候条件有利于病媒生物的孳生繁殖，造成灾区病媒生物局部密度升高、种群结构和生态习性发生变化，易引起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发生。10年间，我国组织制定并印发了《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通则》（GB/T 27774－2011）、《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水灾》（GB/T 28944－2012）、《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震灾》（GB/T 33413－2016）等。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了《洪涝灾区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技术指南（2017年版）》。上述标准及技术方案为我国突发事件发生、媒介生物传染病暴发流行、新发传入性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生以及我国尚未发现的重要媒介生物传入或某些紧急状态时的媒介生物应急控制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举办或承办的各类重大国际会议、赛事、展览和贸易等活动越来越多。如：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2016年杭州G20（20国集团）峰会^[11]等。重大活动期间病媒生物活动和扩散可引起媒介生物传染病传入、传播及暴发风险，因此对媒介生物控制提出更高标准^[12]。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制定了重大活动期间病媒生物防制技术规范及方案，如浙江省杭州市于2019年发布了《重大活动病媒生物防制保障管理技术规范》（DB 3301/T 0292－2019），2020年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病媒生物应急处置技术方案（2020版）》。

10年来，我国媒介生物控制创新研究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宏观层面来说，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多维驱动因素对媒介生物控制的影响研究。微观层面来看，出现了一些新的控制技术^[13]。例如，基于人工孳生陷阱的蚊虫防控装置研发、基于蚊浓核病毒的生物杀虫剂研发，基于共生菌沃尔巴克氏体的媒介伊蚊生物防制^[14-15]、蚊虫生物互作机制及防控策略研究、媒介昆虫肠道菌群在肠道内定植的分子机制研究^[16]等。

10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控制领域国际合作，建成了“WHO媒介生物监测与管理合作中心”（2012年10月）（WHO，世界卫生组织）、“WHO消除疟疾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2016年10月），举办了5届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国际论坛，参与制定了WHO全球或区域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技术指南和行动计划，组建了援外病媒生物控制人才能力建设活动师资并开展了2次援外病媒生物控制人才能力建设培训（中国疾控中心，2019），提高了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控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贡献度（表 4）。此外，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全球媒介生物管理技术培训和应急处置，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非洲、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培训了大量的业务骨干。代表性的活动见表 5。

表 4 2012－2021年期间参与制定的WHO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政策、策略和技术规范 Table 4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WHO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ectors and vector-borne diseases, 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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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2－2021年期间参与的国际和地区媒介生物管理培训和应急处置^a Table 5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vector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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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措施不断落实，我国媒介生物控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创建了我国首个已知蚊虫和病毒综合地理信息数据集，发现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已知可作为媒介传播或携带病毒的蚊虫7属55种，其中，蚊媒病毒7科8属26种，蚊虫特异性病毒13科13属30种^[17]。2005年诱蚊灯法蚊密度为42.55只/（灯·夜），到2011年下降至14.88只/（灯·夜），但是随后下降幅度放缓，且2016、2017、2020和2021年有回升趋势^[18]。我国鼠密度从2011年的1.04只/100夹下降至2021年的0.69只/100夹^[19]，蝇密度由2011年的10.26只/笼下降至2021年的4.86只/笼^[20]，蟑螂密度由2011年的0.76只/张下降至2021年的0.52只/张。内蒙古通过每年春季在鼠疫疫源地灭鼠等措施，大部分长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密度呈下降趋势，近3年兴安盟、通辽市达乌尔黄鼠（Spermophilus dauricus）密度呈连年下降趋势^[21]。10年来，通过不断实践我国研发了登革热传播、暴发和流行的媒介伊蚊阈值，依据此下发了《媒介伊蚊控制指南》；确定了消除疟疾疫点处置媒介按蚊控制关键技术（如确定飞行距离^[22]），对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控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4年珠江三角洲的蚊虫控制显著降低了登革热发病率，避免了52 770例（95%置信区间：29 231~76 308）登革热发病^[23]。我国卫生创建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各类媒介生物孳生环境的治理，确保了鼠、蚊、蝇、蟑螂的密度达标^[24]。2011年底全国认定浙江省杭州市等63个城市（区）为国家卫生城市（区），到2021年底达到438个，为2011年的6.95倍。2011年底全国确认北京市延庆县城等163个乡镇（县城）以及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城为国家卫生乡镇（县城）^[25]，到2021年年底达到3 307个，为2011年的20.16倍。截止2022年4月，全国地级市以上国家卫生城市占比超过60%，打造了一批健康城市建设的样板市（38个城市），为健康中国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2021年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病率（3.060/10万）与2007－2011年平均水平（3.350/10万）相比下降了8.66%。与2007－2011年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传统媒介生物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钩端螺旋体（钩体）病、疟疾、斑疹伤寒的年平均发病率显著降低，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和森林脑炎发病趋势平稳，鼠疫、丝虫病、寨卡病毒病发病始终保持在极低水平，个别年份偶有发生；但恙虫病和SFTS发病则呈现大幅上升态势。见图 1。

注：HFRS肾综合征出血热；SFTS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乙脑流行性乙型脑炎；钩体病钩端螺旋体病。 图 1 2021年与2007－2011年中国媒介生物传染病年平均发病率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mean annual incidence rate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in China between 2021 and 200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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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媒介生物传染病死亡率（0.016/10万）与2007－2011年平均水平（0.024/10万）相比下降了33.33%。其中，HFRS、乙脑和钩体病死亡数明显下降。然而，自2010年以来的年平均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死亡率也随之增加。见图 2。

注：HFRS肾综合征出血热；SFTS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乙脑流行性乙型脑炎；钩体病钩端螺旋体病。 图 2 2021年与2007－2011年中国媒介生物传染病年平均死亡率比较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he mean annual mortality rate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in China between 2021 and 200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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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1年中国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发病率变化见表 6，经Mann-Kendall检验显示仅恙虫病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Z=3.757，P < 0.01）。

表 6 2012－2021年中国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发病率变化（以2007－2011年年平均发病率为基线） Table 6 Changes in the incidence rate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in China, 2012-2021 (with the mean annual incidence rate in 2007-2011 as the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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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及相关技术在指导应对我国输入性媒介生物传染病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2012－2021年我国阻断了寨卡病毒病、黄热病、裂谷热、美洲锥虫病的本地传播，抑制了基孔肯雅热较大规模暴发。2020年广东省以非药物干预措施（NPI）（入境航班限制、海关检疫等）成功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同时，登革热发病率下降了99.30%，预计减少7 070例病例^[26]。经过长期的控制和消除行动，2021年6月30日WHO宣布中国获得消除疟疾认证^[27]。

本研究发现，过去10年我国代表性媒介生物密度呈现下降趋势，而我国卫生城市、健康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以此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控制水平的提升。10年来我国乙脑^[28]和斑疹伤寒的发病率大幅下降，HFRS的发病率 < 1/10万，血吸虫病的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向消除目标不断迈进^[29]；更令人振奋的是，2021年我国如期实现了消除疟疾的宏伟目标^[30]。这与笔者前期研究结论一致^[31]。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等多维因素的联合驱动，该阶段我国的登革热^[32-33]、恙虫病和SFTS的发病数却不降反增，当前对上述媒介生物传染病的控制力度尚难以抵消多维风险因素增加构成的传病风险。本研究以2007－2011年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年平均发病率为基线，发现2021年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了8.66%；虽然2021年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死亡率与基线相比下降了33.33%，但是SFTS的死亡率呈大幅上升态势，且多为青壮年农民发病，造成的疾病、经济和社会负担较重^[34]。尽管鼠疫、黑热病和钩体病呈局部散发态势，但依然存在局部暴发风险。因此，我国的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任重道远，必须直面新发和再发及输入和本地媒介生物传染病“双重风险和负担”挑战，时刻做好“防反弹”的准备，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媒介生物监测对其风险评估、预测预警、控制规划、控制实施和效果评价至关重要。10年来，我国的媒介生物监测系统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媒介生物监测控制相关的方案、指南、通知不断地制定下发，各类群媒介生物监测点达到了1 097个，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实现了病媒生物监测数据的网络直报和媒介伊蚊传播疾病的动态预警，病媒生物监测经费也纳入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支持（年度经费达到1.108亿元），保障了媒介生物监测的可持续开展。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数据在我国重要媒介生物传染病的风险评估、预测预警^[35]、精准控制、卫生创建、健康创建、重大活动保障、重大工程建设和灾后防疫以及爱国卫生除害防病等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0年来，我国媒介生物控制策略不断创新，提出了“疟疾媒介按蚊分层、可持续控制策略”，研究了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关键技术，落实了消除疟疾“1-3-7”管理模式^[36]，有力地保障了我国消除疟疾的如期实现。研制了不同情景下媒介伊蚊应对策略及网格化管理模式，对于实现登革热疫情从暴发应急控制向暴发风险管控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当前新发、突发传染病暴发形势，提出的“反向病原学”策略^[6]，对于今后应对新发未知媒介生物传染病重大疫情将发挥重要作用。再者，10年来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控制政策、措施和行动不断完善，一系列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相关的规划、标准、指南、技术方案、通知也相继发布。此外，在各种应急状态下如自然灾害和重大活动保障等方面，我国也印发了相关的标准和技术方案等^[37]，确保媒介生物的科学防控，为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各种重大国内外赛事和重大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0年来，尽管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监测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病原体变异、媒介生物分布区扩展、动物宿主多样和生态环境改变^[38-39]等方面风险持续存在且加速上升，媒介生物及传染病整体虽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为有效应对上述风险和挑战，变被动为主动，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控制应做好分类指导，切实落实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和措施，积极践行“全球病媒控制对策2017－2030”，基于“反向病原学”思维建立更具前瞻性的主动防御方案和技术储备，预防控制重大媒介生物传染病疫情，保障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健康福祉。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