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导致的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病，与艾滋病、结核病一起被列为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1]。铜仁市曾是贵州省疟疾流行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疟疾是危及全市人民健康的地方性疾病，经过多年的积极防治，疟疾流行趋势逐渐得到控制，2011年后已无本地传播病例^[2]，近年来全市报告的疟疾病例均为输入病例。既往研究表明全市传疟媒介按蚊分布广泛^[3]。为掌握铜仁市近年来传疟媒介按蚊种类、种群密度分布及变化趋势，本研究基于铜仁市2017－2020年传疟媒介监测资料，对全市传疟按蚊种类、种群密度、及生境和季节分布等进行分析，以期为铜仁市开展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根据贵州省疟疾媒介监测工作要求，2017－2020年全市根据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设置媒介按蚊省级监测点。其中2017年设碧江区、思南县、松桃县3个帐诱按蚊密度监测点；2018－2020年在省级项目经费的支持下，在原来监测点的基础上继续纳入近年输入性疟疾病例较多的县（区）为监测点，2018年增设印江县为监测点，2019－2020年增设玉屏和江口县为监测点。目前共计6个监测点。见图 1。

图 1 2017－2020年贵州省铜仁市传疟媒介监测点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malaria vector surveillance sites in Tongren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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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年全市各监测点在6－10月每月的上、中、下旬至少开展1次按蚊密度监测；全市各县（区）于每年传疟按蚊活动高峰期6－10月选择性开展1次传疟媒介种群监测。全年监测定点、定人、定时，如遇下雨、大风等特殊天气，适当调整并延长捕蚊时间。

采用室外双帐人饵通宵（19:00－次日07:00）诱捕法^[4-5]，选择天气晴朗夜晚，在居民区和孳生地间选择1个监测场所，悬挂1顶不开口的双层蚊帐，外帐底边距地面250 mm，一人坐于帐内诱蚊，另一人手持吸蚊管每隔15 min捕捉停歇在内帐外侧的按蚊。每月监测定人、定时、定点，所有捕获按蚊经冰冻处死后鉴定分类，统计蚊种和数量，以通宵捕获按蚊数计算传疟按蚊叮人率（密度）。

为便于与前期监测结果比较，依据《全国消除疟疾监测方案（2015版）》^[6]及铜仁市病媒生物监测方案，全市采用通宵诱蚊灯法^[4-5]，以诱蚊灯（武汉吉星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功夫小帅”光催化捕杀蚊蝇器）在选定的自然村选择室内民房（客厅、厨房或杂物房）、室外（居民区附近稻田或水塘边）和牲畜棚(牛棚、猪圈、羊圈、养殖场等)各不少于1处，选择远离干扰光源和避风的场所作为挂灯点，每处1台，诱蚊灯光源离地1.5 m。于日落前1 h接通电源，开启诱蚊灯诱捕蚊虫，直至次日日出后1 h。密闭收集器后，再关闭电源，将集蚊袋取出，捕获的按蚊由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经形态学鉴定后冷冻处理，再经省、市级CDC复查，鉴定种类依据《按蚊分类检索表》^[7]按蚊亚科分类系统及检索表进行分类鉴定并计数，分别将每台灯每晚的监测结果填入数据记录表。

采用Excel 2010软件汇总铜仁市2017－2020年传疟媒介监测数据，计算按蚊叮人率和灯诱法密度，以ArcGIS 10.8软件绘制该市历年监测点分布图，运用SPSS 22.0软件对不同月份监测的人诱密度（叮人率）及灯诱密度进行方差分析，对不同生境按蚊构成差异进行方差分析或χ²检验，检验水准（双侧检验）取α=0.05。

2017－2020年铜仁市各监测点累计开展传疟媒介人诱密度监测95次，全市传疟按蚊平均密度高峰为7月下旬[38.84只/（人·夜）]，全市传疟媒介密度自6月上旬开始上升，在7月下旬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活动规律呈单峰分布，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为全市按蚊活动高峰期（图 2），各旬传疟媒介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6.457，P＜0.001）。见表 1。

图 2 2017－2020年6－10月贵州省铜仁市传疟按蚊月均密度分布 Figure 2 Monthly mean population density of Anopheles malaria vector in Tongren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in June to October each year,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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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20年每年6－10月贵州省铜仁市传疟按蚊密度分布 Table 1 Population density of Anopheles malaria vector in Tongren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in June to October each year,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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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年全市采用诱蚊灯法累计开展传疟媒介监测40次，共布放诱蚊灯242台，捕获传疟按蚊4 611只，均为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未监测到其他按蚊，平均灯诱密度为19.05只/（灯·夜）（表 2），各年捕获按蚊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096，P＜0.001），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3.926，P＞0.05）。

表 2 2017－2020年贵州省铜仁市诱蚊灯法传疟媒介种群监测结果 Table 2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the malaria vector population by the light trapping method in Tongren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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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年全市中华按蚊密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上半夜活动频率（19：00－24:00）明显高于下半夜（00:00－06:00），19:00－22:00为上半夜传疟媒介活动高频时段，在20:00达到活动高峰后开始下降，02:00－03:00进入活动低频期，05:00－06:00出现轻微上升趋势。见图 3。

图 3 2017－2020年贵州省铜仁市不同时段传疟按蚊密度 Figure 3 Population density of Anopheles malaria vector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Tongren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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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年铜仁市各监测点在各类生境中共捕获中华按蚊4 611只，其中在人房捕获311只（占6.74%），室外捕获978只（占21.21%），牲畜棚捕获3 322只（占72.05%）（表 3），各类生境捕获按蚊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8.546，P＜0.001）。

表 3 2017－2020年贵州省铜仁市不同生境中华按蚊捕获数量（只） Table 3 mosquitoes captured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in Tongren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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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按蚊监测是评估疟疾传播风险的主要内容，铜仁市疟疾流行历史久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恶性疟、间日疟和三日疟交替流行，分别于1963年及1965年消灭了三日疟及恶性疟后，全市以单一的间日疟流行为主^{[2, 8]}。2011年消除最后1例疟疾本地感染病例后，每年报告病例均为输入性疟疾，近年来未见铜仁市有关疟疾传播媒介的监测研究。及时了解全市传疟媒介密度及种群构成，是消除疟疾后评估输入性疟疾引起本地传播风险的主要依据。

2017－2020年铜仁市各监测点采用人帐诱法监测结果显示，全市传疟按蚊密度自6月上旬监测开始逐渐上升，在7月下旬达到高峰后下降，最高密度达38.84只/（人·夜），7－8月为全市传疟按蚊活动高峰期，在10月活动频率逐渐降低，与丁旭等^[2]应用圆形分布法分析获得的该市疟疾流行期（6－10月）及发病高峰期（7－8月）一致，较好地拟合了该市疟疾以按蚊为传播媒介的发病季节趋势。相比于2012年铜仁市平均按蚊密度为12.97只/（人·夜）^[5]，本次研究中按蚊密度有明显上升趋势，可能与该市在消除疟疾本地病例后，疟疾防控逐渐转向输入性疫情监测与处置，对传疟媒介缺少有效的消杀控制，导致按蚊大量孳生繁殖有关。随着近年来铜仁市积极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各地区开始广泛开展蚊媒密度监测及抗药性评估，研究表明该市中华按蚊普遍存在抗药性，防治效果不佳，以及在一些按蚊活动较频繁的畜房开展监测也可能是近年来该市传疟媒介平均密度上升的原因。与贵州省及省内其他地区^{[5, 9]}相比，铜仁市按蚊高峰密度低于全省高峰期平均密度[43.58只/（人·夜）]，同期年平均密度高于全省，传疟按蚊活动高峰较全省（7月上旬）延迟，这可能与传疟按蚊的孳生习性、温度和海拔有关。以往研究表明，不同海拔高度蚊虫种群构成存在差异，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蚊虫种类及其数量会相对减少^[10]。铜仁市地处我国西南季风气候湿润高海拔区，每年春末夏初气温逐渐上升，常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出现高温天气，较全省部分地区高温存在滞后现象，使得中华按蚊的孳生分布和繁殖高峰延后，更接近于江苏省^[11]、河北省唐山市^[12]、河南省永城市^[13]和浙江省^[14]按蚊活动规律。

按蚊是传播人体疟原虫的唯一媒介^[15]，铜仁市历史媒介种群监测资料显示媒介传疟按蚊以中华按蚊为主，并根据传疟按蚊的分布特征将其列为以中华按蚊为主要传疟媒介的分布区^{[5, 16]}。本研究采用诱蚊灯法和人帐诱法监测发现，捕获的传疟按蚊均为中华按蚊，与江西省^[10]、江苏省^[11]、浙江省^[14]及安徽省^[17]传疟媒介种群构成一致，与该市前期相关研究结果相符。按蚊密度和生境分布结果显示，铜仁市平均灯诱密度为19.05只/（灯·夜），高于云南省沧源县^[18]的16.38只/（灯·夜）和浙江省^[14]的11.10只/（灯·夜），接近于江西省^[10]的20.95只/（灯·夜），在捕获生境分布上以牲畜棚最多，其次为户外稻田或水塘边，室内最少。这主要与中华按蚊孳生习性及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和牲畜养殖有关，中华按蚊生态习性一般为野栖型，嗜吸牛血，对孳生环境要求不高，其幼蚊可孳生于稻田、缓流和沟渠等处，铜仁市每年5－6月的水稻种植为其提供良好的孳生环境，往后随着气温升高按蚊快速生长繁殖，羽化为成蚊后便开始飞入畜圈或人房吸血^{[5, 14]}。本次研究也证实了牲畜棚及室外平均捕获按蚊数明显高于室内，且在上半夜保持较高的活动频率，存在夜间活动高峰，最高峰集中在20：00－21：00，与浙江省^[14]和云南省边境地区^[19]按蚊夜间吸血高峰一致。其次为19：00－20：00和21:00－22:00，至05：00－06：00又有上升趋势，这可能与当地人群的生活作息方式相关，农村居民在夏季20:00－21:00有晚饭后在院坝纳凉习惯，户外活动频率较高，22：00后陆续进入睡眠，按蚊活动频率随之下降，05：00－06：00居民开始起床活动，使得按蚊活动频率增加^[14]。

疟疾是经按蚊叮咬吸血传播的虫媒传染病，媒介监测是疟疾监测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能随时掌握传疟媒介的种群数量、密度变化、生态习性和季节消长规律，为制订疟疾防治措施和评价蚊媒防制的效果提供科学依据^[20-21]。本研究结果表明，铜仁市传疟按蚊活动高峰在每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华按蚊为该市人居环境及周边监测到的唯一传疟媒介，牲畜棚密度明显高于人房和室外。这不仅影响牲畜的生长发育，对发生间日疟特别是输入性间日疟继发传播也带来极高风险。铜仁市自2011年消除疟疾本地病例后，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强与非洲、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合作，劳务输出及商贸、旅游人员的不断增多，输入性恶性疟和间日疟均有报告，传疟媒介普遍存在而引发的疟疾继发传播风险也将长期存在。为防止输入性疟疾引起本地二代病例的发生，今后除不断加强疫情监测和处置外，还需长期、持续对疟疾传播媒介按蚊开展监测，在人群活动频率较高的地方扩大生境监测范围和监测时间，加强中华按蚊对疟原虫的敏感性研究，以本地历年按蚊监测数据及输入病例分布作为评判指标，为制定输入性疟疾防控策略及评估国外疟疾输入继发风险提供参考依据，持续巩固消除疟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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