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最早对于失配问题开展研究的是美国学者Kain，他在研究就业人口和工作岗位之间的空间不匹配问题时，提出“空间失配”假设^[1]。此后，该理论陆续被一些学者应用于研究城市就业-居住空间关系问题^[2-5]。在空间失配理论基础的引导下，国外一些学者又将失配的概念引入到其他领域。澳大利亚学者Orchard、英国学者Le Grand研究城市社会公共资源失配问题^[6-7]。国内有关失配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04年周江评^[8]将“空间失配”理论首次引入国内，对城市就业失配问题开展研究。此后，国内学者陆续开展关于就业-居住空间不匹配问题的相关研究。柴彦威等^[9]利用调查问卷，深入探讨和分析北京市微观个体所承受的职住分离程度的差异性及影响因素。虞晓芬等^[10]提出“居住黏性”的观点来揭示杭州市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失配的微观机理。郑思齐等^[11]研究北京市居住与就业、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空间失衡对各个区位交通拥堵的影响。之后，受空间失配理论的引导，失配的应用领域和内涵被不断拓展。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城市人居环境^[12]、基本公共服务^[13-14]、区级产业转移^[15]等领域的失配问题，失配的内涵也得到相应拓展。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的基础上^[12-14]，本文将医疗卫生资源失配理解为实际医疗卫生资源各要素配置状态与理想配置状态的偏离现象，将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理解为实际医疗卫生各要素配置偏离理想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的程度和趋势。作为公共服务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卫生资源，其配置是动态变化的，涵盖医疗卫生支出、医疗卫生机构数、医疗卫生床位数、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等多种要素配置，其配置水平受内部要素配置状态和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同样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的基础上^[12-14]，本文认为：对于一个区域而言，理想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是区域内医疗卫生资源涵盖的多种要素均处于最佳的配置水平，然而由于区域的医疗卫生配置状态总是受内部要素和外部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所有的医疗卫生资源要素均处于最佳配置水平的区域，但对于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某一特定地理单元，则必然有所对应的理想的医疗卫生配置状态。国内外对医疗卫生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设施可达性评价^[16-21]、医疗卫生设施优化布局^[22-27]、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28-31]等方面，总结起来都是从医疗卫生设施空间布局或人享有的公共服务角度研究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的。目前，尚未有从医疗卫生资源各要素配置状态与理想配置状态的偏离角度，即医疗卫生资源失配角度专门研究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目前国家及地方正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公共服务涵盖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及公共安全等多个方面，内容较多且繁杂。从失配的角度，专门考察某一地理单元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医疗卫生资源各要素偏离理想配置状态的程度，既可以拓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研究的视角，又能在总结该地理单元在该特定发展阶段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时空演化特征的同时，清楚地知道该地理单元在某个年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偏离该特定发展阶段理想配置状态的程度，从而能为地区有针对性地调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以有效整合利用医疗卫生资源提供参考，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区域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设，对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失配的角度，以新疆乌昌地区8个县市(由于兵团数据较难获得，兵团城市五家渠市不作为研究对象；2007年米泉市并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将2007年之前米泉市的数据并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单元，将8个县市在2005—2014年的医疗卫生资源各要素指标的最值(4项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最值取最大值)作为该特定阶段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各要素配置的标准值，由这些标准值构成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作为2005—2014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理想配置状态，由此构建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将生态学研究中的健康距离模型应用到研究中，分析2005—2014年新疆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特征及造成失配的作用机理，意在促进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推动乌昌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设，进而促进“乌昌一体化”的深层次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新疆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简称“乌昌”)地处天山中段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地理坐标85°17′~90°32′E，43°00′~45°38′N，总面积约10万km²，包括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昌吉市、阜康市、玛纳斯县、呼图壁县、奇台县、吉木萨尔县、木垒县和五家渠市共9个县市，属于典型的干旱区绿洲城市密集区，经济社会发展易受水资源缺乏和生态环境脆弱的限制^[32-33]。但该地区处于新疆率先发展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核心区域，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仍十分突出，是新疆经济发展的龙头。统计资料显示，2015年乌昌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 771.65亿元，占全疆生产总值的40.45%。

基于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两地地理位置接近、产业结构互补且区域空间形态已显现城市集群化的特征，200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综合考虑乌昌地区实际发展状况、发展条件及现实发展需求并在不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情况下做出“乌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乌昌地区除经济相互依赖、互为需要外，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也存在紧密联系。在乌昌党委的有力推动下，乌昌地区正逐步实现财政、规划、市场、交通、金融等方面的统一，“乌昌经济一体化”正不断向“乌昌一体化”迈进。随着乌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乌鲁木齐和昌吉回族自治区两地区发展空间得到扩展，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进一步强化。然而，由于传统行政区划调整不易，受行政辖区的限制，乌昌区域内涵盖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共资源或其他资源仍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利用，公共服务区域均等化处于低水平状态，影响了“乌昌一体化”的质量和深层次发展^[34]。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于2006—2015年《新疆统计年鉴》、《乌鲁木齐统计年鉴》、《昌吉回族自治区统计年鉴》以及2014年出版的《新疆县域社会经济资料》，部分数据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及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年鉴。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体系构建

在考虑指标可获得性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3-14, 24]}的基础上，遵循指标体系选取的系统性、代表性和科学性的原则，选取万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万人医院卫生院数、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人医院卫生院技术人员数等4项指标，将乌昌地区8个市县在2005—2014年的医疗卫生资源各要素指标的最值作为标准值，构建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1)。

2.2.2 指标权重确定

1) 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指标数据单位和量纲的差异，需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正指标

$ {{x'}_{ij}} = ({x_{ij}} - {x_{ij\;{\rm{min}}}})/({x_{ij\;{\rm{max}}}} - {x_{ij\;{\rm{min}}}}), $

(1)

负指标

$ {{x'}_{ij}} = ({x_{ij\;{\rm{max}}}} - {x_{ij}})/({x_{ij\;{\rm{max}}}} - {x_{ij\;{\rm{min}}}}), $

(2)

式中：x′_ij表示第i城市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x_ij为第i城市第j个指标原始数值；x_{ij max}表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x_{ij min}表示第j指标的最小值。

2) 指标权重确定

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是确定指标权重的两种方法，为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较为常用的熵权法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① 第j项指标下第i个城市占该指标的比重

$ {{p}_{ij}}={{{{x}'}}_{ij}}/\sum\limits_{i=1}^{n}{{{{{x}'}}_{ij}}, }\ \ n=1, 2, \ldots, 8, $

(3)

② 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

$ {{e}_{j}}=-k\sum\limits_{i=1}^{n}{{{p}_{ij}}\ln {{p}_{ij}}}\left( 0<{{e}_{j}}<1, \ k=1/\ln n \right), $

(4)

③ 第j项指标差异化系数

$ {{h}_{j}}=1-{{e}_{j}}, $

(5)

④ 第j项指标权重

$ {{w}_{j}}={{h}_{j}}/\sum\limits_{i=1}^{m}{{{h}_{j}}}~\left( m=1, 2\ldots, 4 \right). $

(6)

2.2.3 健康距离模型

健康距离模型是最先被陈高应用于评价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新方法^[35]。将健康距离模型引入到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评价可以理解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在发展过程中，内部各要素配置状态偏离了理想的配置状态，通过测算实际配置状态与理想配置状态的相对综合距离来评价这种偏离程度，即：相对综合距离越大，偏离越严重，失配度越大；相对综合距离越小，偏离越弱，失配度越小。相对综合距离的计算步骤如下：

1) 假设A和B是两种不同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x₁、x₂、x₃、x₄代表医疗卫生资源的共有要素，x_b1、x_b2、x_b3、x_b4代表实际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B的具体指标数据，运用最值法从B中选取x_a1、x_a2、x_a3、x_a4作为理想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A的具体指标数据；

2) x_bj到x_aj的相对距离

$ \frac{\left| {{x}_{bj}}-{{x}_{aj}} \right|}{{{x}_{aj}}}\times {{w}_{j}}, $

(7)

其中w_j代表第j项指标的权重。

3) B到A的相对综合健康距离

$ HD\left( {A,B} \right) = \sum\limits_{j = 1}^m {\left| {\frac{{B\left( {{x_{bj}}} \right) - A\left( {{x_{aj}}} \right)}}{{A\left( {{x_{aj}}} \right)}}} \right| \times {W_j}} , $

(8)

式中：HD(A, B)代表B到A的相对综合健康距离；B(x_bj)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实际值；A(x_aj)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值；w_j为j指标的权重。相对综合健康距离HD(A, B)的度量值即代表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HD(A, B)越大，失配度越大；HD(A, B)越小，失配度越小。计算结果见表 2。

2.2.4 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类型划分

在参考文献[13-14]的基础上，本文运用ArcGIS几何间隔法，将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划分为6级，具体为优秀(≤0.500 0)、良好(0.500 0≤HD≤0.550 0)、低度失配(0.550 0≤HD≤0.600 0)、中度失配(0.600 0≤HD≤0.650 0)、较高度失配(0.650 0≤HD≤0.700 0)和高度失配(≥0.700 0)。

3 结果分析 3.1 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序演化特征分析

1) 2005—2014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从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平均值看，失配度平均值由2005年的0.747 0下降到2014年的0.549 1，失配度级别由高度失配转变为良好。从乌昌地区8个县市所属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级别看，2005年乌昌地区8个县市均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其中有6个县市为高度失配，而到2014年，乌昌地区8个县市中已无医疗卫生资源高度失配的县市，且已有3个县市为配置良好或优秀，有2个县市接近配置良好。

2) 2005—2014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序演化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高度失配主导阶段(2005—2006年)，该阶段乌昌地区8个县市均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有7个县市为较高度、高度失配；第2阶段为失配度平稳下降阶段(2007—2009)，该阶段乌昌地区8个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状态有明显改善，已出现2个(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配置良好或优秀的县市，且失配度下降趋势较平稳；第3个阶段为失配度波动下降阶段(2010—2014)，该阶段乌昌地区8个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状态也有明显改善，配置良好或优秀的县市由2个变为3个，已无高度失配的县市，但该阶段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下降态势有一定的波动性。

3) 2005—2014年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据表 2中相关数据，并结合极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计算公式，计算出乌昌地区8个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的极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极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反映乌昌地区8个县市间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的差距、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计算结果制成折线图(图 1)，表明2005—2014年间乌昌地区8个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差距、地区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说明虽然2005—2014年间乌昌地区8个县市的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均有明显下降，但是8个县市下降速度有所不同，其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的区域差异未减小，反而扩大。

3.2 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据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类型划分结果，绘制出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空间格局演化图(图 2)。

1) 2005—2014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空间格局整体呈高度失配向适配方向发展。2005—2006年，乌昌地区8个县市均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且6个县市为医疗卫生资源高度失配。之后高度失配的县市不断减少，开始出现配置良好或优秀的县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良好或优秀的县市不断增多。到2014年，已有2个县市配置优秀，2个县市配置良好，且已无高度失配的县市。

2) 2005—2014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演化特征，表现为由“V”字形向“M”字形演化。2005—2006年，位于乌昌地区东西两翼的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明显高于位于乌昌地区中部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V”字形的结构特征。随后，这种“V”字形的结构特征有逐渐被打破的趋势，位于乌昌地区东西两翼边缘的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下降速度快于位于乌昌地区东西两翼中部的县市，开始显现“M”字形结构特征。到2014年，位于乌昌地区东西两翼边缘的县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已逐渐接近位于乌昌地区中部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M”字形结构特征已较为明显。

4 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特征的影响机制分析 4.1 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13-14]，并结合乌昌地区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影响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地方政府行政能力、交通发展水平等。为定量揭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与影响因素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₁)、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x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x₃)、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₄)、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₅)、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x₆)、人均出租汽车数(x₇)为解释变量，同期的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y)为被解释变量，对2005—2014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与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说明：2005—2009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的所有影响因素(x)与失配度(y)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x₂、x₄与y负相关关系较为显著，x₃、x₇与y的负相关关系较弱，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地方政府行政能力、交通发展水平对于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的提高均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影响因素水平越高，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越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越高。其中地区城市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影响最显著，地区工业化水平、交通发展水平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影响较弱；2010— 2014年，x₂、x₄与y仍具有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2010年开始出现某些解释变量与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呈正相关关系的情况，且在2010—2014年期间x₅与y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2010—2014年间乌昌地区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仍发挥了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地区工业化水平、交通发展水平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影响仍较弱；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在该段时期并没有发挥正向作用。

4.2 影响机制分析

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宏观层面的时空演化特征，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内部因素)、地方公共服务政策(直接因素)和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及宏观的区域发展战略(外部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受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工业化发展水平、产业高级化水平、交通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具有一定差异，又各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差别，导致地方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和实施成效的差别，宏观上即造成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空间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内部因素)、地方公共服务政策(直接因素)、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和宏观区域发展战略(外部因素)以及三者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作用力会发生相应变化，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特征就是在三重作用力共同推动下展现出来的。

1) 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工业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交通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是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的基础作用力。区域经济的发展能为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提供物质保障，也是保障地方政府能提供更多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地区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交通水平的变化及产业结构的演进通过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地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例如城市化水平、工业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交通发展水平均较高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一直是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最低的两座城市。

2) 各县市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和行政能力等是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的直接作用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和行政能力越强，越易于制定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政策，政策落实也会越彻底，从而越有利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相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行政能力越弱，医疗卫生服务政策制定和落实越容易受到限制，对地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越不利。例如一些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重于促进经济发展，对包括在公共服务之内的医疗卫生支出比例较少，便会阻碍地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

3) 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和宏观区域发展战略是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的外部作用力。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不足，有利于提高乌昌地区地方医疗卫生支出能力，从而有利于促进地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理论命题，以及之后推出的一系列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政策和规划，对于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的降低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国家及新疆推行的一些宏观区域发展战略，对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格局演化同样具有潜在的影响，例如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进、乌昌一体化的提出，均有利于乌昌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建设的有序推进，对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外关于失配及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及研究理念^[12-14]，提出对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和失配度的理解，并将生态学研究中的健康距离模型应用到研究中，揭示2005—2014年乌昌地区8个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特征，并对造成失配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乌昌地区医疗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进而促进“乌昌一体化”的深层次发展提供参考。得出的结论主要有：

1) 时序演化特征：2005—2014年乌昌地区8个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分为高度失配主导(2005—2006年)、失配度平稳下降(2007—2009年)、失配度波动下降(2010—2014年)3个阶段，失配度区域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

2) 空间演化特征：2005—2014年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空间格局演化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结构性演化特征，整体由高度失配向适配方向发展，空间结构由“V”字形向“M”字形演化。

3) 影响因素分析结果：2005—2009年乌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地方政府行政能力、交通发展水平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均发挥正向影响作用，且地区城市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正向影响作用最为显著。2010—2014年，地区城市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仍发挥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在该段时期内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发挥正向作用。

4) 影响机制解析：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宏观层面的时空演化特征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内部因素)、地方公共服务政策(直接因素)和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及宏观的区域发展战略(外部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为医疗卫生资源有效供给提供物质保障，是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的基础作用力；各县市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和行政能力决定着地方医疗卫生服务政策能否有效制定和落实，是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的直接作用力；国家推行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推行的西部大开发、“乌昌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影响各县市财政支出能力、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来影响各县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是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的外在作用力。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力、直接作用力和外部作用力间又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乌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化。

5.2 讨论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的基础上^[12-14]，提出对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和失配度的理解，选取新疆典型区域乌昌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医疗卫生资源各要素配置与理想配置状态偏离角度，专门研究乌昌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另外还借助生态学研究中的健康距离模型测算出实际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态与理想配置状态的相对综合距离来表征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既拓宽了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研究的视角，又能在了解该地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时空演化特征的同时，清楚地知道该地区在某一年份各县市偏离相应发展阶段理想配置状态的程度，同时能为乌昌地区有针对性地调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来有效整合利用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提供参考，也有利于推进区域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对促进“乌昌一体化”的深层次发展意义重大。虽然文中采用的判断各县市医疗卫生资源失配度的理想配置标准，只是相对于2005—2014年新疆乌昌地区而言的，理想配置标准的适用性仍是需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但是从乌昌地区实际医疗卫生资源各要素配置状态出发设定理想配置标准，将更能体现资源配置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