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联系自然资本和人类福祉，是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桥梁。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是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1-3]。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研究者提出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4-6]，近20年相关研究数量增长迅速。9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开始引入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和价值评估方法^[7-8]。迄今为止，从理论研究到实证案例，生态系统服务的各方面研究不断发展起来^[9]。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管理者制定决策的重要依据^[10-12]，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13-14]、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等都加强了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考虑^[15-16]，因此深刻理解生态系统服务知识的应用过程十分重要。近年来，虽然已有相关综述关注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的结合^[17]，但少有综述关注并总结从生态系统服务到决策支持应用过程的相关实证研究，学界对生态系统服务知识如何整合到决策中依然缺乏清晰认识^[18-19]。Mandle等^[18]通过抽取1 000篇英文论文，综述了从生态系统服务到决策的过程链并概括其特征。我们亟需识别现有中文研究所构建的从生态系统服务到决策支持的链条关系，并通过中英文文献对比，分析中英文文献中的研究进展和挑战，从而更好地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中国实践。

本文旨在对中文文献中以生态系统服务支撑决策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通过总结这些文献从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到决策支撑的应用过程、比较中英文文献关注点的异同，探讨未来研究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可以为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与决策的相关性提供参考，使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更好地满足决策者需求。

1 数据和方法 1.1 文献检索

本文检索1997—2021年间的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相关中文文献，并采用文献计量法进行统计分析(图 1)。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库中基于主题“生态系统服务”展开检索(获取时间为2021年4月22日)，共检索到3 187篇相关论文。然后，对照Mandle等^[18]所选取的文献数量，利用Excel随机函数从中抽取1 000篇论文。本文所抽取的论文数量约占检索结果的1/3，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该领域的中文研究现状。在删除综述和会议论文保留730篇实证论文的基础上，通过阅读全文再排除59篇论文(9篇未区分生态系统服务类型，50篇未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最终得到671篇目标文献。通过逐篇全文阅读，记录并总结其从生态系统服务到决策的过程链类型和内容。

1.2 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决策的框架

本文基于Mandle等^[18]提出的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决策的概念框架图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加入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空间信息、时间尺度和结果的呈现形式。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决策中的概念框架图与傅伯杰等^[12]提出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服务”级联式关系兼容，同时符合Wu^[20]提出的“格局—过程—服务—人类福祉”景观可持续性科学框架。基于该框架图的分析结果与Mandle等^[18]的发现进行对比，实现对中英文文献差异的比较。

在该框架中，源于研究区域或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形成政策后反作用于这些区域或景观，形成闭合链条。区域或景观是过程链的第1要素，既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决策的执行区域。过程链的第2要素是生态情况和过程，基于某个特定区域或景观时有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过程链的第3要素是社会情况和过程，来自生态系统的不同服务供给会根据社会经济系统的差异流向不同服务惠益的群体。最后，不同利益群体是过程链的第4要素。相关部门或决策者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提供的信息，结合管理的目的与需求进行权衡与决策，形成对应政策并再次作用于该区域或景观，以期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Cash等^[21]将知识的突出性、可信性和合理性视为将可持续性知识与行动联系起来的重要有利条件。“突出性”指科学知识与决策者需求的相关性，“可信性”来自科学和技术论证的专业性，“合理性”则是指以一种公正的方式产生的知识，能够公平考虑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观点。相关研究^[22]发现，从科学到政策这一过程的早期，生态系统服务知识的突出性和合理性对政策的影响更加显著，它们是由科学家和决策者通过复杂的科学政策过程建立起来的。参考Wright等^[23]的研究，本文从突出性和合理性两方面对过程链的内容做进一步分析。其中，突出性通过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和结果呈现形式3个维度描述，合理性则通过生态调节因素、社会经济调节因素和利益群体这3个维度来描述。

1.3 数据统计

基于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决策的概念框架图，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一方面，关注从区域/景观、生态情况和过程、社会情况和过程到利益群体收益差异这一完整的过程链，并对其类型进行统计。另一方面，统计文献中关注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和量化方法，从突出性和合理性2个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统计生态系统服务应用过程链。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服务决策支持需要包括生态系统、社会和个人3个层面^[24]。基于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决策的概念框架图(图 2)，构建由区域/景观、生态情况和过程、社会经济需求的差异以及利益群体收益差异4要素组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应用过程链，并根据4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将过程链分为8种类型。逐一分析目标文献中所包含的过程链类型，并统计目标文献联系决策的情况。紧接着，进一步聚焦过程链的内容，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和量化方法、突出性、合理性3个角度展开分析。通过逐一分析不同方面内容被研究的数量和频次，可以了解现有研究已在哪些方面取得较好进展并达成共识，也可以识别现有研究的前沿和瓶颈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采用欧洲环境署发布的通用生态系统服务分类系统(the comm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CICES)^[25]，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3类。CICES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EA)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细化，被学界广为接受。生态系统服务的量化方法包括价值量评估、物质量评估和能值评估^[26]3类。价值量评估指以货币价值的形式量化生态系统服务，Costanza等^[6]首次采用价值量方法评估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物质量评估利用算法或模型，将数据转化为最终物质量来进行价值评估。能值评估则从物质能量角度出发，将不同能量统一转换成太阳能值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本文选取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和结果呈现形式3个维度表示过程链中生态系统服务的突出性。突出性意味着将生态系统服务信息以易于理解的方式传递给决策者，故其时空尺度及呈现形式尤为重要。时间尺度指生态系统服务实证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可以是生态系统服务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也可以是单个时间段内的生态系统服务状态。空间尺度决定了决策应用的区域范围，可划分为国家、城市群/省级、流域/平原/高原等、市级、区/县5个类别。空间信息指以地图、矩阵、风向玫瑰图等形式呈现的生态系统服务量化结果，本文统计了含有空间制图的文献数量。

对于过程链中生态系统服务信息的合理性，通过生态调节因素、社会经济调节因素和利益群体3个维度加以表征。合理性旨在提供符合现实情况的生态系统服务信息，主要涉及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应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其中，生态情况和过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有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情况则会影响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能力交流，进而导致人类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因此，我们进一步研究了生态调节和社会经济调节中的高频考虑因素。

1.4 中英文对比

参考已有研究对英文文献的分析结果，对比中英文文献生态系统服务应用过程的差异。具体地，分别比较中英文文献中包含完整过程链的论文数量，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信息突出性、合理性中各维度的占比情况。通过中英文文献的对比，发现中英文论文关注点的异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指导。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态系统服务应用的过程链

大部分论文仅关注到过程链中的1~3个要素，少有论文使用完整的应用过程链(图 3)。在671篇论文中，有43 % 的论文(N=286)只含有过程链中的区位/景观这1个要素，32 % 的论文(N=218)考虑过程链中的2个要素，23 % 的论文(N=153)考虑过程链中的3个要素，仅有2 % 的论文(N=14)包含完整的过程链。目标文献中80 % 的论文(N=535)根据量化结果提供了决策建议。

具体来说，在包含2个要素的过程链中，19篇论文主要通过问卷获取并区分利益群体的收益差异，141篇论文考虑了生态情况和过程，58篇论文考虑了社会经济需求差异。在含有3个要素的过程链中，同时考虑生态情况和社会经济需求差异的论文有120篇。如马桥等^[27]采用SolVES模型和问卷调查信息，同时结合游客的休憩动机和道路、水体、其他类型湿地等生态情况，量化了公园的美学、生物多样性、生命可持续和未来价值4种生态系统服务。同时考虑社会经济需求差异和利益群体收益差异的论文有25篇。如张锐等^[28]采用支付意愿法，通过考虑居民的客观情况、主观认知和生态管理意愿，探究城市居民对青藏高原6种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区域差异。而同时考虑生态情况和过程与利益群体收益差异的论文仅有8篇。陈晓舒等^[29]从4种不同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量化了澜沧江干流水电能源基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利用干旱指数比值修正了气候调节价值评价模型。

目标文献中进行不同情景实证研究的论文占比不足1 %。在提供决策建议的论文中，大多是根据研究结果，在结论或者讨论处提出相应决策建议。其中16 % 的论文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结果进一步应用于生态安全分区、景观廊道构建、生态补偿等决策方案中。需要说明的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包含服务决策等多种目的。研究者面对科学研究的需要，更多聚焦于科学机理的探讨。考虑整个过程链要素的研究更面向决策行动的制定者，因此更可能反映在规划设计、生态工程和自然资源管理等政策性文本文件中。

2.2 过程链内容的特征 2.2.1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和量化方法

目标文献关注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共有6种不同的组合情况(图 4)，70 % (N=471)的论文同时关注供给+调节/支持+文化服务3种服务类型。文献所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量化方法则有7种组合(图 4)，主要集中在价值量法上。81 % 的论文(N=544)通过价值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采用价值量+物质量和物质量评估方法的论文分别为57篇和56篇。采用其他类型评估方法的论文数量较少。

价值量评估方法存在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所有组合情况中，且占比最高(图 4)。尤其在关注供给+调节/支持+文化服务的论文中，有80 % 使用了价值量评估。物质量评估和价值量+物质量评估较普遍地存在于各类型论文中，含有能值评估方法的论文仅占2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价值量评估方法的论文中，48 % 是基于谢高地等^[7]构建的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展开的。在根据量化结果提供决策建议的论文中，因价值量评估所关注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相对较多，故多在研究区全局生态保护、空间规划等方向提供决策建议。使用物质量评估的论文关注的服务类型相对有限，其提出的决策建议也更针对具体生态系统服务展开，例如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封山育林等水土保持措施提高土壤保持量。

2.2.2 过程链中生态系统服务信息的突出性和合理性

对过程链中生态系统服务信息突出性的统计结果表明(图 5)：在时间尺度上，40 % 的论文评估的是某个时间节点上的生态系统服务状态，即某一具体年份或月份上的生态系统服务，60 % 的论文评估的是一段时间前后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分析在该时段内的变化，多为研究年际间的变化情况。在空间尺度上，从国家尺度到区/县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数量依次增多。从区/县尺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占比最高，为33 %；国家尺度的研究论文占比最低，为3 %。在结果呈现形式上，41 % 的论文以地图等形式呈现生态系统服务空间信息，其他论文使用统计图表等形式展现结果。

在过程链中生态系统服务信息合理性的3个维度中(图 6)，生态调节因素最受关注，对利益群体的关注最少，但占比均不足一半。具体来说，42 % 的论文考虑了生态调节因素，32 % 的论文考虑了社会经济调节因素。而在利益群体的收益差异方面，仅有10 % 的论文做了区分，相较前2个维度差距较大。

2.2.3 生态和社会经济调节因素

粮食产量、生物量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是生态调节因素中常被考虑的高频因素(图 7)。其中，粮食产量的研究频次最高，共93篇论文关注，占涉及生态情况和过程的284篇论文的33 %。考虑生物量的论文有55篇，占19 %。有39篇论文考虑了NPP，占14 %。考虑种植面积、土地利用变化、植被覆盖率的论文分别占11 %、9 % 和8 %。此外，还有11篇论文考虑了降水量因素，9篇论文考虑了土壤侵蚀影响。除图 7展示的8种主要因素外，也有论文根据研究区具体情况将其他生态情况和过程考虑在内。例如李梦桃和周忠学^[30]在测算西安城市景观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时，考虑到了研究区中存在的3种负面影响——PM_2.5、花粉过敏和热岛效应。

对社会经济调节因素下各具体因素的统计(图 7)表明，粮食价格、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和人口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有71篇论文考虑了粮食价格，占比最高，为33 %。提及GDP和人口的论文分别有42篇和31篇，占19 % 和14 %。此外有7 % 的论文使用了恩格尔系数，5 % 的论文考虑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或物价水平。包含收入、基础设施和城镇化率等因素的论文分别为10、10和9篇。综合生态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看，之所以有较多论文考虑粮食产量、生物量和粮食价格因素，是因为这些因素多为在不同研究区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基础数据和进行系数修正的依据。例如殷莎等^[31]首先从时间和空间2个角度修正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然后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2.3 中英文文献对比

通过对比Mandle等^[18]分析英文文献的结果(图 8)，可以发现有以下特征：首先，英文文献中包含完整过程链的论文占比高于中文文献。13 % 的英文文献包含完整过程链，中文文献中这一占比为2 %。Vogl等^[32]结合农民协会、水用户协会、水服务信托基金等利益相关者偏好以及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量化水力发电、供水等水文服务，分析可持续土地利用实践的投资对肯尼亚上塔纳盆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为确定开展相关投资活动的优先领域提供决策支持。在中文文献中，熊鹰等^[33]量化了南方丘陵山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木材蓄积、提供生物质产品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从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两方面区分居民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惠益，进而提出3种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项研究都需要关注完整的生态系统服务应用链。比如，当研究的目的是准确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时，可能不会关注利益相关者。完整应用过程链的研究和侧重过程链中某些环节的针对性研究可以形成互补^[34-35]，以期更好地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决策，促进区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其次，中英文文献应用过程链时的侧重点相同，对生态情况和过程的关注普遍多于社会经济要素。关注过程链的生态情况和社会经济需求的中文文献分别占42 % 和32 %，英文文献中二者的占比分别为62 % 和35 %。这表明现有研究对于生态机制的探究更充分，而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的探究较为薄弱。区分利益群体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差异的中英文文献均较少，占比分别为10 % 和7 %。在Dawson和Martin^[36]对卢旺达西部3个毗邻原生热带森林地点的实证案例研究中，通过集体座谈、半结构化式访谈等方法量化了不同利益群体感知的生态系统服务。任婷婷和周忠学^[37]基于西安都市圈内2个农业模式发生变化的村庄，通过入户调查方式，结合农户的资源获取能力，对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满意度、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态污染情况进行局地优化，评估了村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人类福祉。

此外，中文文献涉及价值量评估在内的文献占比(90 %)高于英文文献(49 %)，涉及物质量评估在内的文献占比(18 %)低于英文文献(27 %)。在以空间信息呈现研究结果方面，中文文献的文章占比高于英文文献。

应强调的是，这里的对比仅针对中英文文献，不能全面代表国内外研究进展。因为许多国内研究团队的论文也以英文形式发表于国际期刊，中英文文献反映的是不同学术成果载体的情况。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增强对中英文文献研究内容的把握，明晰研究侧重点。对中文研究而言，对于完整过程链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研究存在很大发展空间，值得深入挖掘。此外，本文的分析是基于随机抽取的1 000篇论文展开的，未能涵盖以生态系统服务为主题的全部论文，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

3 机遇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系统服务知识在生态环境保护、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决策必须依靠科学才能成为科学的决策^[38]，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研究进步将为决策制定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39-41]。展望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应面向国家需求，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为可持续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决策。

将生态系统服务落地于决策应用之中仍然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针对已发表论文在应用链上的进展和特点，中文文献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机遇和挑战。

第一，在生态系统服务信息的合理性方面，现有文献的生态系统服务过程链大多未涉及生态情况过程和社会经济需求差异，或仅考虑二者中其一。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效益之间缺乏明确的可识别关系，使得生态系统服务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难以与其他成本和效益同等考虑^[35]。此外，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可能因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种社会因素而发生变化，例如相同的产品或服务在不同的国家往往有不同的价格^[42-43]。生态系统管理强调综合管理方式，因此生态政策的制定更加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生态、社会、经济属性及相互关系^[44]。以上需要研究者针对生态系统的复杂情况，考虑地区的生态差异性和社会发展现状来完善评估方法^[45]。例如运用生物物理模型时使用精细数据或本地化参数，发展将社会经济背景纳入考虑之中的评估方法等。同时加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的标准化工作，增强不同区域间评估结果的可比性。通过开展具有区域现实特点的生态系统服务从量化到决策应用的工作，为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可持续管理提供精准评估、有效预测和科学决策^[45]。

第二，目前的生态系统服务量化过程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较为薄弱。这与《关于自然多样价值与估值的评估报告》中的结果一致，在开展的1 000多项研究中有2 % 的研究咨询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46]。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量化过程的决策涉及多种权衡关系，有效整合利益相关者的意愿对于决策制定至关重要。在量化生态系统服务过程时，考虑受益者的差异可以确保相关决策与居民福祉密切联系，增强决策的现实性和可行性^[47]。现有文献对生态系统服务应用过程链后端部分(社会经济因素和利益群体的收益差异)涉及较少，表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对于人类福祉的关注还不够充分。这可能是由于缺乏易获取的数据，或既有的参与式方法耗时且难以大规模应用，使得相关研究难以准确评估与利益相关者联系密切的生态系统服务。因此，在通过参与式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规划制定和评估的基础上，需要发展更全面均衡的公众参与新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48-49]。

第三，在生态系统服务信息的突出性方面可以看到，国家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相对于其他尺度来说较少，体现了以国家尺度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挑战性。评估单个时间内的生态系统服务状态适合于概念性讨论，但从决策角度看，生态系统服务在不同时段内的变化信息更有意义。因此，研究者在选取研究尺度时需结合研究目的仔细斟酌，在合适的时空尺度上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此外，适合决策制定的表述方式往往是对复杂、多价值信息的简单描述^[23]。面向决策建议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明晰不同尺度下研究内容与结果对不同层面决策的指导意义，以简明的方式呈现集中信息，可以降低决策者的认知负担。如何向决策者更好地展现研究结果并传达重点信息，是今后研究不容忽略的问题。未来可以加强对决策者如何接收、吸收并利用各研究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知识这一过程的分析，以便找到决策者更需要获取的生态系统服务信息，促进研究知识与决策实践的深度融合。

第四，生态系统服务量化结果与实践结合的关键在于突破单一的量化研究，找到与决策连接的切入点。例如彭建等^[50]在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分区方案，建立广东省的生态绿地网络。孟凡迪等^[51]结合研究区各县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特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生态恢复力”进行生态修复分区和优化。进一步探索将生态系统服务知识运用于决策的方案，有助于扩大生态系统服务知识的应用面，更多地服务于城市景观管理、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实践^[52]。

第五，目前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缺乏可提供直接指导的政策干预情景和代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景^[18]。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情景研究可以更好地映射决策过程中的选择及其产生的结果，为最终的决策制定提供参考。例如Zhang等^[53]结合自然和人文因素对研究区的生物多样性、碳固存、水生产和文化服务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利用多标准决策方法设置11种情景，从中选择合适的保护区。未来可以将多情景(如不同发展方式和管理措施下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动态反馈)纳入研究，有利于决策者在不同目标导向下做出决策^[54-55]。

量化自然资源能够促进决策者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通常难以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做出决策。生态系统服务信息在合理性和突出性上的完善将会为不同决策目标与需求提供多维度的信息支撑。在此基础上，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密切联系，区分利益相关者有利于针对性地改善居民福祉。例如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的多层次决策能为贫困人口带来巨大收益，实现生态系统保护与扶贫的双赢^[56]。发展将生态系统服务知识运用于决策的方案和情景研究，决策者能够更加有效地接收生态系统服务信息并纳入实践。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可以更好地应用于改善人类福祉和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行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7]。

4 结论

多数中文论文仅关注从生态系统服务到决策的过程链中的1~2个要素，完整应用过程链的论文很少。其中，价值量评估方法是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最常用方法。区/县级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居多，国家尺度的研究较少。对利益相关者维度的关注最少。通过中英文论文对比可以发现，包含完整过程链的英文文献比例高于中文文献。相较于社会经济调节要素，中英文文献对生态调节要素的关注都相对更多。

未来，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决策的框架还面临挑战。评估方法中，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标准化、可比性和局地优化仍需改进。在利益相关者方面，如何发展公众参与的新方法、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和主观福祉的有效衔接亟待今后研究解决。在应用过程链时，要结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设计具有指导意义的生态系统服务情景，促进生态系统服务融入决策制定的全链条过程及精细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