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Ziziphus jujuba Mill.)是鼠李科枣属的落叶小乔木或灌木，被誉为“五果”之一，是我国本土起源的果树种类。已有研究表明枣是由酸枣(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 (Bunge) Hu ex H. F. Chow)驯化而来^[1]。考古发现证实距今7 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栽培枣^[2-3]。关于枣最早的文献记载来自《诗经》: 《豳风·七月》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魏风·园有桃》记载“园有棘，其实可食”^[4]。这里的“棘”指的是酸枣，说明栽培枣出现以后，酸枣的利用仍然比较频繁。枣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果品，由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被广泛应用于古代婚礼、祭祀和节日庆典等活动。

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适应性强，耐旱，耐盐碱，我国南北各地都有栽培。关于枣的利用历史和古代栽培技术已有颇多研究成果，但多针对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5-11]。得益于昼夜温差大、光照资源丰富等自然条件，新疆现已发展成为枣的主要产区之一，每年产量占据全国的近一半^[12]。明清之前的传世文献对新疆地区古代的枣偶有提及，例如《大唐西域记》说阿耆尼国(又称焉耆国，位于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13]。《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伊州伊吾郡(位于今新疆哈密市)“土贡：香枣、阴牙角、胡桐律”^[14]。此外，《西京杂记》《广志》和《洛阳伽蓝记》中提到一种“西王母枣”，不少学者认为是来自西域的品种^[15-16]。然而，总体而言，这些文献记载内容简略，大多为介绍西域诸国物产时一笔带过，要探讨新疆地区古代枣的栽培与利用情况还需要更多的资料，特别是来自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地区，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吐鲁番气候极端干燥，十分利于有机质文物的保存，例如阿斯塔那墓地即出土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和纸质文书。此前已有学者根据这些资料对吐鲁番地区古代棉花、葡萄、苜蓿、桃、蔬菜和粮食作物的栽培与利用进行了探讨^[17-27]，但未见关于枣的专题研究。本文将结合出土文书和植物遗存就枣的栽培和利用作系统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1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枣遗存

阿斯塔那墓地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西距吐鲁番市约40 km，是古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墓地整体呈长方形，总面积约10 km²。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对其进行了早期盗掘，并将部分文物走私到国外。1959—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对阿斯塔那墓地进行了13次系统的考古发掘，清理墓葬400多座，共出土木器、陶器、纺织品、文书等1万多件。由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来看，阿斯塔那墓地的年代为西晋到唐代，反映了吐鲁番地区古代社会500余年的历史^[28]。

由表 1可知，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枣遗存的年代为麴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公元6—8世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枣大多数为果实遗存，由于当地极端干旱的气候环境，使其快速脱水，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果实整体呈矩圆形，长18~24 mm，直径15~20 mm(共计测量20颗)。果皮呈红紫色，表面干瘪皱缩。外果皮薄，质地脆，部分区域脱落，中果皮(肉质部分)干缩，仍黏附于果核。果核颜色较深，以褐色为主，外观呈梭形，两端尖，部分顶端断裂，仅存基部。表面粗糙，分布不规则短细沟，质地坚硬，木质化(见图 1)。

2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枣树栽培

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吐鲁番盆地可能是新疆最早开始栽培枣树的地区。鱼儿沟遗址(2400—2300 BP)一号房址(F1)出土的陶罐里曾发现一枚枣核^[29]，表明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枣已经从内地传入吐鲁番。鉴于同属苏贝希文化(3200—2000 BP)的其他几个遗址(洋海墓地、加依墓地、苏贝希遗址和胜金店墓地)都未发现枣遗存，因此推测当时吐鲁番地区枣的栽培规模并不大。统计结果显示，阿斯塔那墓地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70座墓葬中共有17座出土有枣遗存，出土概率为24 %，而且数量较大^[30]，显示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枣树栽培的规模有了明显扩大。此外，近年来在吐鲁番地区的哈拉和卓墓地^[31]、三个桥墓地^[32]、巴达木墓地^[33]和吐峪沟石窟寺^[34]也发现有年代为晋唐时期的枣，进一步证明当时枣在吐鲁番栽培非常普遍。

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出土文书的支持。如附表所示，经初步统计记载有枣相关内容的文书多达67件。部分文书还多次出现枣树渠等以枣命名的地名，说明这些地方周边可能种植有大量枣树。《北凉承平年间高昌郡高昌县赀簿》是一份记录吐鲁番高昌县经营情况的文书，其中提到该县有大量专门用于种植枣的土地，占非粮食作物总面积的22.28 %，仅次于桑树和葡萄^[19]。在另一件文书《高昌延昌二十八年(588)某道人从□伯崇边夏枣树券》中，有如下记录：

1  昌廿八年

2  □伯崇边

3  □与干大枣叁

4  具，仰道人自高

5  平为枣直，树

6  罚银钱贰文，

7  完具，若亡失树

8  了，若风破大枯

9  返悔，悔者^[35]

文书中“若亡失树”“若风破大枯”“返悔，悔者”等套话也常见于其他租田契约，因此可以确认这是一份租佃枣园的契约，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枣树栽培的普遍。此外，吐鲁番文书中还提到了“洿林枣”和“帝万枣”等品种^[35]。一般来说，只有当一个地区作物种植达到一定规模后，才会形成有特色的或者质量上乘的品种。《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记载公元626年农历九月：“麦叁兜(斗)，作面，用迎枣”^[35]。九月是枣树结果的月份，这里的“迎枣”可能是庆祝枣树丰收的节日，也反映了当地枣树种植的普遍性和枣在吐鲁番先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除用作果树外，在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地区, 枣树还可能被用作活支体支柱^[24]。《武周长安三年(703)西州高昌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记载：“陶内有枣树大小拾根，四院墙壁并全。”^[36]《高昌曹、张二人夏果园券》中也说：“桃中梨枣尽□桃行。”^[35]这些枣树种植在葡萄园里，除行使果树功能外，也可能是作为活支柱以供葡萄藤攀爬生长。

由于枣树耐贫瘠、适应力强以及果实营养丰富的特点，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对枣树的栽培，以作为灾荒时期的补充食物。《魏书·食货志》记载：“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37]隋代均田制中有“并课树以桑榆及枣”的规定^[38]。又《唐令·田令》有“诸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39]。吐鲁番地区自西汉政府始置戊己校尉开始逐渐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特别是前凉在此建高昌郡以及后来唐朝置西州，在吐鲁番建立起和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模式。因此内地劝课桑枣的政策随之也在吐鲁番地区推广开来。此外，吐鲁番地区光照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发展枣、葡萄和甜瓜等园艺业。政策的支持加上适应的气候促成了晋唐时期枣树栽培在吐鲁番的兴盛。

除枣外，吐鲁番可能还存在酸枣。如附表所示，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地名，除“枣树渠”等之外，多次出现“酸枣戍”“酸枣馆”字样。若非模仿我国内地的称呼，则说明当地曾生长过酸枣。

另外，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多处记载有“白艻城”。据考证在今吐鲁番市鄯善县^[40]。《尔雅》记载了多种枣，其中有“遵，羊枣”。郭璞^[41]注曰“实小而圆，紫黑色，今俗呼之羊矢枣”。《资治通鉴》中提到：“树艻木为栅，可支数十年。”胡三省^[42]注曰：“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若“艻”是指羊矢枣这种黑枣，“白艻”一词明显就语意混乱了。黑枣一般为柿树科君迁子(Diospyros lotus L.)的俗名。因此，“白艻”不应为君迁子。关于“艻”的含义，陈国灿^[43]认为是胡颓子科的沙枣(Elaeagnus angustifolia L.)，但未进一步说明原因。陈国灿认为沙枣有刺，但根据实地调查，并查阅《中国植物志》，沙枣的刺实际上很小，并不明显。因此，白艻不似胡颓子科的沙枣。

《急就篇》颜师古^[44-45]注：“棘，酸枣之树也。”据此有学者认为“艻”应是指酸枣。那么“白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白酸枣一般为苦楝(Melia azedarach L.)的别名^[46]。在《盂县志》中，除酸枣外，确有“白叶酸枣”存在^[47]。因无拉丁学名，其具体种属未知。况且，编志者也非专业的植物分类学家。《齐民要术》中，有“若为妊娠妇人坏酱者，取白叶棘子著瓮中，则还好”^[48]。《唐本草》中有“棘有赤白二种”“白棘，茎白如粉，子、叶与赤棘同，棘中时复有之，亦为难得也”^[49]。《本草衍义》云：“白棘，一名棘鍼，一名棘刺。按《经》如此甚明，诸家之意强生疑惑，今略不取，求其《经》而可矣。其白棘，乃是取其肥盛紫色，枝上有皱薄白膜先剥起者，故曰白棘。取白之意，不过如此。”^[50]笔者就此请教了中国枣研究专家刘孟军教授。刘先生认为，枣得病后会产生白化苗，但因其无法光合作用，时间不长就会死亡。另一种可能是一年生枣头(营养枝)的表皮层会分泌较多的蜡质，故而呈现出白粉状。待枣头变老时，表面的角质层及表皮层会剥离枝条，也会呈现出白色(见图 2)。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白艻”更有可能指的是后一种情况。

3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对枣的加工与利用

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既可鲜食又可制成干枣长期储存，自古便有“铁杆庄稼”和“木本粮食”的称号。由吐鲁番文书的记载来看，晋唐时期枣是当地各阶层都很喜欢的食物之一。《高昌传供酒食帐》和《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虎牙氾某等传供食帐一》是两本为达官贵人供应食物的账目，其中提到为“吴尚书”“大官”和“侍郎”等都提供了枣^[35]。而《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记录了吐鲁番地区某寺庙一个年度每月的支出情况^[35]，除谷物麦、粟和以外，还多次提到食用枣。而且不仅僧人食用，寺庙雇佣的作人和使人的食物中也包含枣。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书还提到十一月该寺出售了两斛枣，这些枣很明显应是之前制成的干枣。前述文书《高昌延昌二十八年(588)某道人从□伯崇边夏枣树券》提及：“□与干大枣叁”，也说明晋唐时期吐鲁番居民经常将枣干制后食用。另外一件《唐有客须葡萄枣文书》记载：“须蒲(葡)桃(萄)、枣，要须将来。”说明枣和葡萄应是吐鲁番地区最有特色的果品，经常用来招待客人。

枣经过加工后方便携带而且耐储存，因此常被作为军粮。例如《后汉书》记有：“而赤眉复还入长安，禹与战，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枣菜”^[51]。由文书的记载看，唐代吐鲁番地区的驻军也将枣作为军粮使用。《唐神龙二年七月西州史某牒为长安三年七至十二月军粮破除、见在事》记录了为军队供应的各种粮食，除大量的粟、小麦、青稞以外，还包括“一十一石九斗枣”^[52]。在《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中的“果子行”一栏中，有“大枣壹胜，上值钱陆文，次伍文，下肆文”^[53-54]。此外，《唐枣贩残书牍》还提到唐代吐鲁番地区存在专门贩卖枣的商人，进一步说明当地枣产量较大，在吐鲁番居民日常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吐鲁番地区枣除了被直接食用以外，还被加工成枣糕。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大量的点心、饺子、饼等食物遗存，其中即包含若干枣糕。出土的枣糕遗存呈片状，由于埋藏时迅速脱水，保存状况较好，还能观察到里面镶嵌的枣的果核与残存的果肉(见图 3)，有的还保留豆类种子。枣糕是我国一种特色的糕点食品，历史悠久，流传至今。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枣糕遗存为探讨这一食物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反映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先民对枣类食品的喜爱以及相关加工技术的进步。

多件吐鲁番文书都记载有“麨”这种食物，如《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高昌传供酒食帐》《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高昌乙酉、丙戍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等^[35]。一般认为麨是用粟、黍、稻米以及大小麦等或炒或蒸而制成的细碎干粮。吐鲁番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每年过往的商人、使节和僧侣络绎不绝，麨这种制备简单、不易变质的方便食品自然大受欢迎。实际上除谷物以外，果品也可以制成麨来食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多种以酸枣、李、柰、杏和林檎等果品制作麨的方法^[48]。王利华^[55]认为这种果麨可以冲水做成饮料，也可以掺合进谷麨里以调味，在魏晋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十分流行。联系到吐鲁番地区枣树栽培的普遍以及麨在当地的流行，笔者认为文书中记载的众多麨，其中可能也包括用枣或酸枣制成的果麨。

除食用价值以外，我国先民很早便认识到枣的医疗与养生作用。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说枣“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56]。此后我国历代本草著作对其药效多有记述，枣逐渐成为中医里一味重要的药材。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使用枣作为药材的记载，如《医方》曰：“杏人二两(去赤皮)，大枣十五枚(破之)。”^[35]

枣木材质优良，质地结实，木纹细密，中国古代印书常用其作为雕版，也可制成各种器物^[57]。《高昌畐子中布帛杂物名条疏》记录了“紫枣尺一”^[58]，说明晋唐时期吐鲁番居民对枣木的特点已颇为熟悉，用其制作尺子，经久耐用，不易损坏。《北凉却名随葬衣物疏》中，记有“枣梳一枚”^[52]。多个衣物疏中出现“梳”字，而实物证据也确实发现了多枚梳子。枣木质硬，不好加工。用枣木做梳子，质量好，耐用，比较珍贵。

4 结语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植物遗存和文书证据表明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枣树栽培十分普遍，枣已成为吐鲁番的特色果品。此外，当地先民还进一步将其加工成多种食物，并利用枣木坚硬致密的特性制作尺和梳子等物品。总的来说，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枣树的栽培和利用水平与内地已相差无几。

已有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内地居民为躲避战乱移居吐鲁番，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和园艺业生产技术，还将饮食偏好和风俗习惯一并引入。枣是中国内地传统的果树种类，在史前时期已传入吐鲁番，但早期的种植规模很小，只是到晋唐时期才得到广泛的栽培和利用。其原因应该也是与内地移民的到来和文化的驱动作用有关。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