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内外政策都面临历史性大调整[1],主要体现为国家之间以军事对抗为主的政治关系逐步让位于以经济利益为主的经济关系[2]。1992年,珲春、丹东、黑河、绥芬河等14个沿边开放城市的设立标志中国正式开始实行沿边开放战略。随后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及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沿边开放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形势下,边境地区凭借其独特区位优势,正不断成为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及前沿窗口,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3]。然而,由于地缘环境不稳定以及地理位置边缘化,边境地区一直存在着人口大量流失、产业竞争乏力、开放程度低、经济发展落后等一系列问题[4-5]。因此,对边境地区开放发展过程、特征的探究与发展途径的探索对于破解当前边境地区发展困局,发挥边境地区的地缘优势,推进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边境地区开放发展的研究,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在宏观尺度上,学者根据重要历史事件对中国沿边开放过程进行划分,并对其开放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6-8]。如孙久文和蒋治[6]将中国沿边地区70年以来的对外开放划分为跨越发展期、相对封闭期、迎来契机期、加速推进期和全新格局期。申桂萍等[7]基于中国沿边开发的历史演进,对新时期沿边开放特征进行探讨。也有学者通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边境地区经济开放能力,如程艺等[9]运用了熵值法测算2000—2014年45个边境城市外向型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结果显示各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其中东北地区的发展实力最好。彭飞等[10]使用ICEM模型对中国45个边境地级行政区的地缘经济系统优势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优势度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云广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从中观尺度来看,对于边境地区的研究多以个案为例,探究了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11]、口岸发展[12-13]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14-15]等问题。然而,在采用数理模型测度边境城市开放水平方面,多数文献构建的指标体系侧重对外开放而未兼顾对外与对内开放,且缺乏对边境城市开放水平长时间的测度。边境城市作为联通国内外地区的桥梁、门户,在边境区域开放中起到节点乃至枢纽作用,兼有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功能。侧重对外开放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边境城市发挥枢纽的功能不相符,不利于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准确评估。而缺乏长时间尺度的实证分析难以深入探究边境城市开发开放过程。
鉴于此,本文基于开放型经济的概念内涵,从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方面构建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以珲春市为例,借助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测度其2000—2020年经济开放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开放过程、特征与影响因素,以期进一步提高边境城市经济开放水平,深化边境城市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效应,加强经贸合作,为更好地发挥其双循环节点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1 评价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中国与周边14个陆路国家接壤,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情况差异较大,开放程度也不尽相同。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西部地缘关系持续发展,西南部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破碎,南部地缘关系整体良好,但南海问题存在争议。东部地缘政治敏感复杂,朝鲜核导弹问题仍然是地区的最大不安因素,但地缘经济结构仍然相对稳定[16]。东北亚地区是亚洲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也是冲突和战争聚集的地区。中国东北地区位于东北亚核心位置,具有与周边各国经贸合作的区位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冰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珲春位于东北地区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东南,是中国唯一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素有“雁鸣闻三国、虎啸撼三疆”美称,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图 1),是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和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枢纽。与诸多边境城市一样,由于远离国家和地区经济中心且国家开放重心长期在沿海地区,导致珲春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产生“穷、困、弱”等问题,开放初期经济基础薄弱,存在产业结构偏置化现象[17]。沿边口岸受地理位置的制约,除航空口岸可以多点对接,陆路、铁路、水路口岸仅能与特定口岸对接,导致外贸对象国相对单一。因此,边境城市的开放发展具有高度的地缘政治敏感性,极易受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变化的影响,对周边国家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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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批沿边开放城市,珲春市于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1992年设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2000和2001年又设立了出口加工区、中俄互市贸易区。2009年国务院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将珲春市定位为长吉图开发开放“窗口”城市。2012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发文批设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珲春市开发开放进入新阶段。2020年,珲春市常住人口24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79 %,有汉、朝、满等11个民族。2020年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实现生产总值91.11亿元,三产结构比为7 ∶49 ∶44,人均GDP为4.2万元/人。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1亿元,出口总额为25亿元,进口总额56亿元,外贸依存度为89 %。全年全市全口径财政收入15.07亿元,财政总支出43.62亿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561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111元。
1.2 边境城市开放型经济指标体系构建关于开放型经济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界定。西方文献认为开放经济是一种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其开放程度大致等于其对外贸易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8]。萨克斯和拉雷恩[19]认为,开放经济是一种商品和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市场中自由流动的经济。周小川[20]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一个与“封闭型经济”相对照的概念,强调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其概念不同于常人理解的外向型经济,即根据外贸依存度大小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外向。曾海鹰和任登鸿[21]认为开放型经济有别于外向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区域开放型经济应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部分。裴长洪[22]认为中国自创的“开放型经济”概念取决于中国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承诺的广度和深度,与西方教科书概念有所不同,可以理解为以自身对外开放实践为基础,以边境开放为基本特征的多层次、广领域、全方位的经济活动和体制改革过程。本文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一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自由交易的经济,主要指商品、生产要素以及服务的自由流动。对于国家而言,发展开放型经济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中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23];对于地区而言,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强调对国际开放,也要强调对国内开放。边境地区因其区位优势成为面向国际和国内2个市场,重点发展开发型经济的前沿地带[24]。
开放型经济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开放度,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开放程度,其与世界经济的交融程度[25]。开放型经济的评价体系主要分为2大类:一类是基于经济开放规则,另一类是基于经济开放结果。前者认为经济开放规则决定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多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建立评价体系。Sachs等[26]在单一指标评价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包括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否超过总贸易的40 %、平均关税是否超过40 %、黑市汇率是否高于官方汇率的20 % 或更多、国家是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主要外贸出口产品是否实行垄断5个指标,以此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是封闭或是开放。Edwards[27]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将已有的9个度量经济开放度的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开放度综合指标。Chinn和Ito[28]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汇率安排与交易限制年度报告”中关于跨境金融交易限制的二元虚拟变量,选取多国之间汇率、经常账户交易限制、资本账户交易限制、出口收益上缴要求等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得到综合金融开放度。后者认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最终会反映在该国或地区的贸易流量、资本流量上,多从经贸统计数据来测算经济开放程度。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29]提出外贸依存度(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该指标是目前度量贸易开放程度最常用的指标。李翀[30]构建了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的评价指标体系。付迪等[31]的指标体系包含对外贸易、对外金融、对外投资。郭旭红和陈三攀[32]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开放度作为度量经济开放度的指标。
由于本文测度2001—2020年珲春市经济开放度,跨越时间长,考虑到指标的一致性与连续性、资料搜集和量化的可行性,采取基于经济开放结果的评价体系。在以往研究中,开放型经济的测度大多聚焦在对外开放,而对内开放度量相对较少。双循环背景下,一个地区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仅要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因此,根据开放型经济概念内涵以及评价体系的科学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全面性等原则,在参考文献[25, 33-36]基础上,尝试构建注重表征对外开放、对内开放两方面内涵的经济开放度指标体系(表 1)。对外开放指标方面:外贸依存度是对外贸易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反映对外贸易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实际利用外资额、当年新批外资企业个数主要反映资本的国际流入程度;出入境游客人数、出入境游客占比(即:出入境游客数/总游客数),主要反映国际服务的流通程度。对内开放指标方面:内贸依存度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反映国内贸易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招商引资额反映国内资本的流入程度;国内游客数,国内游客占比(即:国内游客数/总游客数),反映国内服务的流通程度。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珲春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珲春市统计局,少数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趋势外推法等方法进行估算。
关于开放型经济评价方法,大部分学者采用赋权评价法,即采取某种方法对经济开放指标进行赋权,然后加总得到经济开放度。赋权评价法可以分为主观赋权评价法和客观赋权评价法。主观赋权评价法是决策者根据专业知识、专家经验、主管信息等进行赋权的一类方法。这类方法由于人们对同一指标给出不同的重要程度,难以得到客观的权重。主要包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30-31]。客观赋权评价法是根据数据之间的关系,使用某些数学方法确定指标权重的评价方法。该类方法不依赖人的主观看法,客观性强。主要有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32, 37-40]。
主观赋权法比较依赖决策者的判断能力,难以得到客观的指标权重,而客观赋权法根据原始数据之间的数理关系来确定指标的权重,是一种较为可行的评价方法。因此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具体方法为熵值法。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一个系统不确定性的度量。根据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来确定其指标权重,离散程度越大,说明该指标所蕴含的信息越多,权重就越大。相反,指标离散程度越小,该指标所蕴含的信息越少,权重就越小。其计算公式如下
$ k=1 / \ln n, $ | (1) |
$ f_{i j}=\frac{r_{i j}}{\sum_{i=1}^n r_{i j}}, $ | (2) |
$ {h_j} = - k\sum\nolimits_{i = 1}^n {{f_{ij}}} \ln {f_{ij}}, $ | (3) |
$ w_j=\frac{1-h_j}{m-\sum_{j=1}^m h_j}, $ | (4) |
$ g_i=\sum_{j=1}^m w_j r_{i j} $ | (5) |
其中:n为年份数量; m为指标数量; rij为标准化后数据; hi为信息熵; 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gi为年份i的经济开放度,取值为[0, 1]。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为探究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2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 C=2\left[\frac{U_1 U_2}{\left(U_1+U_2\right)^2}\right]^{\frac{1}{2}}, $ | (6) |
$ T=\alpha U_1+\beta U_2, $ | (7) |
$ D=\sqrt{C T} . $ | (8) |
其中:C表示2个系统间的耦合度,取值为[0, 1];U1为标准化后的对外开放水平,U2为标准化后的对内开放水平; T表示两系统间综合协调指数; α,β为参考系数,α+β=1,根据熵值法测得对外开放权重为0.60(该值由对外开放指标层的指标权重相加得到,对内开放同理),对内开放权重为0.40,因此α=0.60,β=0.40;D表示耦合协调度,取值为[0, 1]。
借鉴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44-45],本研究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如表 2所示。
为进一步提升珲春市开放发展,科学探索边境城市开放发展路径,引入障碍度模型[46],以识别评价指标体系中阻碍珲春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模型原理,其可以适用于含有指标权重的评价模型,计算方法如下
$ I_{i j}=1-r_{i j}, $ | (9) |
$ A_{i j}=\frac{w_j I_{i j}}{\sum\limits_{j=1}^m\left(w_j I_{i j}\right)} . $ | (10) |
其中:Iij为偏离度,代表该指标与最优值的差值; rij为标准化后数据; 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Aij为年份i指标j的障碍度,表示指标j对年份i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障碍程度,取值为[0, 1]。Aij越大,说明指标j对年份i开放型经济的贡献度越小,相应地对开放型经济的障碍程度越强。本文选取的指标是基于经济开放结果的经贸统计数据,包含国家间关系、开放规则、国家政策支持、口岸等级数量等因素对经济开放的影响。因此,在进行障碍度分析时,需要进一步探讨经贸数据变化的原因以及对经济开放的阻碍作用。
2 结果与分析 2.1 经济开放度分析2001—2020年,珲春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经历了缓慢发展(2001—2008年)、快速发展(2009—2014年)、稳定发展(2015—2020年)3个阶段(图 2)。期间开放度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对内开放水平逐渐上升,对外开放水平呈现起伏波动状态,2020年受疫情影响,经济开放度陡降。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耦合协调度从濒临失调逐渐过渡到良好协调状态,2020年受疫情冲击,从良好协调状态降至勉强协调状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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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8年为缓慢发展阶段。该阶段珲春经济开放度较低,开放发展相对缓慢,经济开放度最低为0.14,最高为0.36,均值为0.25,整体呈增长趋势,但起伏波动大。期间,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加入WTO,为珲春市开放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及良好的环境,珲春市开放发展得到一定提升。自1995年中、蒙、朝、韩、俄5国签署《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以来,图们江区域开放发展得到了周边国家的赞同和政治上的承诺。珲春市积极开展多边经贸合作,开放平台不断完善,由边境经济合作区逐渐拓展至出口加工区、互市贸易区,借港出海航线不断开辟。然而由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形态各异,情况复杂,协调难度大,导致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推进缓慢,经贸合作发展受阻。因此该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稳定。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重心一直在东部沿海地区,边境地区受关注程度较低。珲春市位于吉林省边缘地区,其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相对滞后,与内陆地区经济联系较少,因此该阶段对内开放水平较低。该阶段,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耦合协调值约为0.45~0.67,均值为0.53,长期处于勉强协调状态。
2009—2014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珲春市经济开放度快速上升,从0.17上升至0.53,均值为0.34,对外、对内开放水平均显著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珲春市开放发展受到巨大冲击,对外开放水平骤降。随着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弱,以及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珲春开放发展的政策举措,如国务院批复实施的《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珲春对外开放水平逐渐恢复。国际合作日益密切,与周边国家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人才交流等领域实现常态化合作,互联互通建设得到极大推进,对外通道瓶颈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国际大通关环境日益改善。2011年,中俄朝3国环游及对朝跨境自驾游正式运营,边境旅游业蓬勃发展。我国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抵御国际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珲春市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提升,珲春至图们江高速公路顺利通车,内贸货物跨境运输项目试运营,借港出海联系沿海发达地区得以实现。期间珲春市积极招商引资,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初步形成以能源矿产、纺织服装、木制品加工、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型建材、海产品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体系,对内开放水平得到极大提升。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沿边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全面展开,珲春市开放步入新阶段。该阶段,对外与对内开放耦合协调度逐渐上升,由0.48上升至0.93,均值为0.72,从勉强协调状态转变为优质协调状态。
2015—2020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该阶段珲春市经济开放度逐渐稳定但略有回落,经济开放度年均值为0.45,2020年受疫情影响,开放度陡降至0.27。该阶段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东北亚形势复杂多变以及新冠疫情,给珲春市开放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经济开放水平停滞增长甚至倒退。由于朝鲜核导弹危机,东北亚地缘环境恶化,2016年,联合国安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制裁朝鲜,中朝经贸合作基本停滞。韩国为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引入萨德反导系统,导致中韩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双方经贸合作受到一定影响。在如此严峻的地缘环境下,珲春市对外开放受到严重影响,对外开放水平逐渐下降。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珲春市对外开放基本停止。该阶段,珲春市交通体系日益完善,高铁开通,支线机场列入《全国民航(2030)机场布局规划》,经扎鲁比诺港至宁波内贸外运航线得以成功开辟,内贸外运航线日益壮大,对内开放水平趋于稳定。2015—2019年间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耦合协调度保持稳定,数值0.81~0.92,处于良好、优质协调状态。然而2020年受疫情冲击,两者耦合协调度降至0.51,为勉强协调状态。
2.2 开放型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对珲春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障碍程度及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图 4)。从障碍强度来看,研究期内大部分年份对外开放障碍度大于对内开放障碍度,表明对外开放是影响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障碍度变化趋势来看,对外开放障碍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对内开放呈波动下降趋势,对外开放的阻碍作用越来越强。分阶段分析如下:1)2001—2008年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障碍强度基本相同,该阶段珲春市经济开放度较低且波动大。珲春市对外经贸合作层次较低,地处边缘而难以受到长春等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经济基础薄弱,和其他区域联系不紧密。“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使得珲春市在图们江区域合作仅起到通道作用,难以聚集资金形成增长极。2)2009—2014年珲春市对外开放障碍度强于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水平受全球金融危机不利影响骤降,对开放发展阻碍作用加强。该阶段珲春市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初步形成以能源矿产、纺织服装、木制品加工、电子信息等为主的特色产业体系,对内开放障碍度下降。珲春市逐渐发挥其地缘优势,依靠自身及周边国家的资源禀赋以及国家政策支持不断吸引国内外大量资金投资,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内外向联系更加紧密,城市功能从“通道功能”提升至“桥梁功能”,成为沟通国内外经济、文化等交流的窗口城市。3)2015年后,东北亚局势恶化以及新冠疫情给珲春市开放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开放水平逐渐下降,对外经济联系减弱。对外开放障碍度上升,成为制约珲春市开放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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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个指标对于开放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确定主要障碍因子可以为接下来珲春市开放发展方向提供指导。因此本文筛选出各年份障碍度前5位的障碍因子(表 3),并对障碍因子进行频次统计分析。缓慢发展阶段(2001—2008年),I3、O4、O2、I2均出现8次。说明国内外投资及旅游发展是阻碍该阶段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东北亚国家政治经济形态各异,发展初期协调难度大,导致外商投资较少。珲春市地处边境,远离经济中心,经济基础薄弱,且周边地形多山地,增大了与周边地区经济交流的难度,难以有效吸引内资,民营经济发展缓慢,资本、技术、人才匮乏。旅游发展不足反映城市综合功能不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快速发展阶段(2009—2014年),I3、O1、O4、O2分别出现6、6、5、4次,表明对外经贸合作以及旅游发展是阻碍珲春市开放发展的主要因素。该阶段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珲春市对外经贸合作受阻。稳定的图们江多边合作机制难以建立,国际合作层次不高,口岸通行、借港出海依旧不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综合功能仍有待完善。稳定发展阶段(2015—2020年),O1、O3、O2、I2分别出现6、6、5、4次。对外经贸合作仍是阻碍珲春市开放发展的主要因素,东北亚局势恶化以及新冠疫情给珲春市开放发展带来巨大冲击。招商引资障碍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对珲春市产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制约作用,工业经济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缓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不高,招商引资难度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受阻。
本文根据开放型经济概念内涵,参考相关研究,尝试从对外开放、对内开放2个方面构建包含9个指标的边境城市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究2001—2020年珲春市开放型经济阶段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为:
1) 珲春市经济开放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可以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缓慢发展阶段(2001—2008年):经济开放度较低,呈波动上升态势。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高但不稳定,对内开放水平较低,两者长期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快速发展阶段(2009—2014年):经济开放度快速上升。期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减弱以及国家政策支持,对外开放水平逐渐恢复,对内开放水平上升,两者从勉强协调提升至优质协调状态;稳定发展阶段(2015—2020年):开放度保持稳定但略有回落。东北亚局势紧张导致对外开放水平逐渐下降,而对内开放水平相对稳定。两者处于良好协调状态,2020年受疫情冲击,从良好协调状态降至勉强协调状态。
2) 研究期内大部分年份对外开放障碍度大于对内开放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表明对外开放对珲春市开放型经济发展阻碍作用越来越强。不同时期影响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不同,现阶段外贸依存度、新批外资企业个数、实际利用外资额、招商引资是经济开放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3.2 讨论珲春市经济开放度逐渐提升表明在国家开放政策支持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沿边开放城市利用自身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及周边国家市场、资源,开放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国边境城市所处地缘环境差异很大,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生产要素互补性强且日、韩已是发达国家,虽然存在核导弹危机但地缘经济结构稳定。在这样的地缘经济环境下,珲春市开放发展得到较大提升。然而其他边境地区相邻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地缘经济环境较差,开放水平有所提升,但经济外向联系仍然不足,发展相对缓慢。
珲春市经济开放度的起伏波动,反映了我国边境城市开放发展较沿海开放城市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对周边国家关系变化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和波动性,以及经济依赖性。绝大部分沿边城市位于两国交界处,开放发展极易受两国关系影响,而珲春地处3国交界处,减少了对单一国家的依赖性。当与朝鲜经贸合作受阻时,可以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以降低地缘经济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东北亚地缘政治仍比较敏感,对外开放是阻碍珲春市开放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其他边境地区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稳定,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下,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未来珲春市应在当前地缘环境下主动加强国际合作。对外开放方面:做好与周边国家开放政策对接工作,在中朝经贸合作受阻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寻找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机会,尤其是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积极对接俄罗斯“新东方政策”,加强资源能源方面合作,继续畅通对外通道,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加快建设“滨海2号”国际交通走廊,常态化运营“内贸外运”航线,谋划开通抵达欧洲国家的北极航线。重视朝鲜新兴市场,等东北亚局势进一步缓和以及联合国降低对其惩罚措施,再逐步推进与朝鲜的经贸合作,目前可以在旅游、文化交流、借港出海等其他领域加强合作。大力发展边境贸易,优化境内互市贸易区布局,设立中朝互市贸易区。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扩大跨境商品和服务贸易。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吸引日韩先进公司来珲春投资生产。对内开放方面:提升与国内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加强与长吉图区域合作,扩大与长春、吉林等城市在汽车制造、能源化工等领域合作,深化与延吉、龙井、图们等城市在人参、海产品加工、旅游等方面合作。主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利用延边州与宁波对口合作机制以及内贸外运航线,推动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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