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承认特定公约缔约国可基于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主张出庭权(legal standing)，进而追究违反公约义务国家的国家责任，是国际法院在诉讼程序方面的一项重要进展。这意味着，即便该缔约国的国家利益并未遭受实际损害，只要其认为另一缔约国违反了“缔约国间对一切义务”(obligation erga omnes partes), 就有权追究另一缔约国的国家责任。该诉讼逻辑自比利时诉塞内加尔“引渡义务案”(以下简称“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及冈比亚诉缅甸“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以下简称“冈比亚诉缅甸案”)得到正式肯定，此后便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被频繁援引，诸如加拿大和荷兰诉叙利亚“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适用案”、尼加拉瓜诉德国“违反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相关的国际义务案”以及南非诉以色列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加沙地带的适用案”(以下简称“南非诉以色列案”)。然而，共同利益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适用仍面临较大实质性阻碍。^①国际法院法官薛捍勤也曾在反对意见中提出对该概念的法律基础和可适用性的质疑。^②不可否认的是，共同利益正逐渐成为国际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认定起诉国出庭权的重要依据。其适用不仅影响国际法理论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际司法程序的开放性与合法性。

①在南非诉以色列案，面对南非的起诉，以色列否认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质疑南非的诉讼动机与资格，并明确拒绝遵守法院命令。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Order of 24 Jan 2024, para.23.

②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薛捍勤法官在反对意见中提出，尽管《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皆体现缔约国的共同利益，但考虑到并没有相应的司法实践支撑，以及国际法院的争端解决机制本质上是双边对抗性的，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能自动赋予所有缔约国出庭权。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Xue,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16.

随着《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ARSIWA)的编纂，以及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冈比亚诉缅甸案判决的发布，国际学界对共同利益的研究日益深入。在国内学界，对共同利益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聚焦于与共同利益关系密切的“对一切义务”(obligation erga omnes)的研究与分析。何志鹏与任虎对“对一切义务”的动态演进机理进行深度分析，指出其与强行法皆强调保护国际社会基本价值的理论趋同性；^[1][2]李嘉怡认为“缔约国间对一切义务”应限定在有公约规定且被强行法禁止的行为范围内。^[3]然而，这方面研究主要从“对一切义务”视角出发，缺少对共同利益的深入讨论，并相对忽视了其在实践中的适用逻辑。第二，立足于国际法院司法实践，对共同利益在国际法院案件中的适用进行分析。宋杰经过逐案梳理，指出国际法院对共同利益表现出从接受到否定到再接纳的复杂态度；^[4]廖雪霞以冈比亚诉缅甸案为切入点，指出国际法院目前并未厘清共同利益及“对一切义务”的具体内涵，且过度适用该概念可能会引发滥诉现象；^[5]董世杰指出了将共同利益适用至福岛核污水排放等环境损害事务的可能性。^[6]由于时效性问题，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对冈比亚诉缅甸案初步反对意见之前的国际法院案例及文件的分析。

在国际法院诉讼中，需通过适用共同利益确定起诉国的出庭权，以确保裁判公正。因此，有必要对该概念的具体适用条件及其后续影响展开系统分析。然而，现有学术研究较少对共同利益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适用条件进行系统分析，并相对忽视其在实体审理中可能产生的制度性困境。基于此，本研究将首先厘清共同利益的概念内涵及其在国际法院被援引适用的实践。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适用共同利益确立出庭权所需跨越的两道门槛，并进一步探讨该适用在实体审理中可能带来的两项制度挑战。最后，本研究将展望共同利益在未来国际司法体系中的发展趋势，并分析中国立场与共同利益之间的潜在契合性。

二、共同利益的概念和历史实践

共同利益的概念较为复杂，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在学理层面，该概念突破了传统国际诉讼对国家法律利益的一般理解，即局限于保护国家特殊利益不受侵害，体现出较强的理论创新性；^[7](P48)在实践层面，共同利益与“对一切义务”相互交织，构成特殊的权利义务结构，体现出该概念的复合性。正因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复合性，在被国际法院确定为起诉国出庭权成立的依据前，共同利益须经历多阶段的司法援引和适用，在判例积累与司法解释中不断发展。

(一) 共同利益的概念

法律利益(legal interest)是指通过司法机制能够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8](P8)法律利益是国际法院案件程序审理阶段判断出庭权成立的重要依据。当一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后，国际法院首先需要在程序审理阶段确定其是否具备对案件的管辖权(jurisdiction)以及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9](P1-2)基于此，判断起诉国是否具有出庭权成为评估可受理性的重要环节。所谓出庭权，是指一国通过国际法院要求他国承担国际责任从而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利。而是否具备法律利益，正是判断一国能否获得出庭权的关键条件。^[10]

在学理上，法律利益可区分为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和共同利益。根据以往国际法院判例，只有起诉国对争端事项享有特殊利益时，其出庭权才可能成立。^③此种特殊利益通常表现为，起诉国因被诉国的行为遭受了物质的、实质的损害，例如经济损失或国民人身权利遭受侵害等。^④因此，在特殊利益语境下，仅受害国才可能具备出庭权。与之相对，共同利益则强调国家为保护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共同体利益而享有的抽象法律利益。^⑤侵犯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导致直接的、可感知的物质利益损害，而更多体现为对国际秩序、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的潜在损害。基于此，即便是非受害国也可主张其法律利益因他国违反国际义务而受到损害，从而获得出庭权。共同利益概念虽较为抽象，但其旨在追求对世界所有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这紧密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福祉和道德准则。共同利益强调多边关系中秩序维护与公共责任的内涵，突破传统的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双边法律语境，为国际法院诉权认定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

③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108.

④South West Africa Cases (Ethiopia v. South Africa; Liberia v. South Africa), Judgment of 18 July 1966, para.11.

⑤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68.

在国际诉讼中，国家欲通过诉讼手段主张法律利益，需要以相应义务的违反为前提。因此，若一国欲通过国际法院诉讼途径保护共同利益，他国违背“对一切义务”行为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对一切义务”最早在比利时诉西班牙“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和电力有限公司案”(以下简称“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中提出，用以指代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所应承担的义务。^⑥该案指出，“对一切义务”主要针对侵略、奴役、种族灭绝、种族歧视等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该义务也在国际法院诉讼中被国家主体适用至环境保护和国际安全领域，体现“对一切义务”领域扩张的可能性。随着共同利益概念的发展，“缔约国间对一切义务”也被提出，该义务是指国家作为某一公约的缔约方需对公约缔约国整体承担的义务。^⑦由于此类义务仅是将主体范围从“国际社会全体”限缩至“特定公约缔约国整体”，其在本质上仍属于“对一切义务”。^[2]共同利益与“对一切义务”具有紧密联系，根据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的判决，由于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所负的义务涉及所有国家的利益关系，所有国家都对“对一切义务”的遵守享有法律上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当某一国家的行为有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对一切义务”，其他主体就能够依据共同利益，通过援引国际司法机制实现对违反该义务的救济。^⑧共同利益与“对一切义务”的内在联系说明，既可以通过确认公约是否具备“对一切义务”性质，判断共同利益的存在；也可以反向推理，借助共同利益的存在，推断公约是否存在具有“对一切义务”性质的具体条款。

⑥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 Spain), Judgment of 24 July 1970, para.34.

⑦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424.

⑧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68.

国际法院对共同利益概念的适用路径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的“公益诉讼”(actio popularis)理论，即个体可以代表公众利益采取法律行动。该理论曾在常设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被承认和适用，却随后被国际法院于1966年作出的西南非洲案判决明确否认。尽管共同利益的相关概念早已被提出，但在传统国际法院诉讼中，国家仍仅在特殊法律利益受到其他国家不法行为侵害时，才有权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以寻求救济。这既为后续国际法院重新构建共同利益诉讼制度埋下历史伏笔，也解释了其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与反复不断的制度根源。

(二) 共同利益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适用实践

国际法院对共同利益概念的适用路径较为曲折，大致可分为否定、提出、徘徊发展和正式适用四个阶段。1951年，国际法院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种罪公约》)保留条款问题作出咨询意见(以下简称“1951年咨询意见”)时，明确指出国家保留条款的决定不得违背公约的宗旨目的，并强调《灭种罪公约》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宗旨目的，为后续共同利益的适用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 在1962年的西南非洲案中，法院首先在程序审理阶段侧面认可非受害国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的出庭权，间接承认两国基于共同利益的诉权。^⑨然而，该立场却在1966年实体审理阶段被法院推翻，共同利益在国际法院诉讼的可适用性遭到否定。^⑩经过反思，在1970年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中，国际法院首次提出“对一切义务”概念，确认某些核心国际义务涉及所有国家之利益。^⑪共同利益概念的发展得到突破。

⑨South West Africa Cases (Ethiopia v. South Africa; Liberia v. South Africa), Judgment of 21 December 1962, p.347.

⑩South West Africa Cases (Ethiopia v. South Africa; Liberia v. South Africa), Judgment of 18 July 1966, para.88.

⑪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 Spain), Judgment of 24 July 1970, para.33.

考虑到共同利益和“对一切义务”概念超越了传统国际法对法律利益和国家义务的阐述，国际法院在后续案件中对共同利益的进一步适用均呈现犹豫态度。1973年，在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中，国际法院以法国承诺不再进行核试验为由认定诉讼争端消失，回避了新西兰主张的共同利益诉求。^⑫ 1995年，在葡萄牙诉澳大利亚“东帝汶案”中，法院以不能未经争端第三国同意进行判决为由，同样回避了葡萄牙提出的对共同利益的适用。^⑬然而，也存在部分案件对共同利益适用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情况。例如，在1996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以及2007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关于《灭种罪公约》的适用案”中，法院皆重申1951年咨询意见的精神，确定了《灭种罪公约》缔约国就落实预防和惩治义务享有共同利益。^⑭

⑫Nuclear Tests (New Zealand v. France), Judgment of 20 December 1974, para.59.

⑬East Timor (Portugal v. Australia), Judgment of 30 June 1995, p.105.

⑭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v. Serbia and Montenegro), Judgment of 26 February 2007, para.147.

2009年2月，比利时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塞内加尔未能依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下简称《禁止酷刑公约》)对其境内避难的前乍得总统侯赛因·哈布雷进行起诉，亦拒绝将其引渡至比利时接受审判，违背公约的“对一切义务”，并严重损害了受害者的法律权利。^⑮历经漫长的徘徊阶段，国际法院于2012年确认，比利时虽非直接受害国，但基于《禁止酷刑公约》享有共同利益，因此具备出庭权。同时，国际法院裁定对此案具有管辖权。^⑯无独有偶，2019年11月，冈比亚以《灭种罪公约》缔约国身份，就缅甸军方对境内的罗兴亚族实施的大规模屠杀、强奸、纵火、驱逐等暴行提起诉讼，指控其构成灭绝种族罪。尽管冈比亚并非直接受害国，但国际法院仍通过适用共同利益裁定冈比亚具有出庭权，且国际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⑰此后，针对《禁止酷刑公约》和《灭种罪公约》提起的共同利益诉讼实践增多，包括加拿大和荷兰就叙利亚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相关义务提起的诉讼，以及尼加拉瓜就德国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过程中违反《灭种罪公约》义务所提起的诉讼。然而，以上两个案件仍在初步审理阶段，国际法院尚未直接承认对共同利益的适用。^⑱⑲ 2023年12月29日，南非以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涉嫌违反《灭种罪公约》为由，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⑳ 2024年1月26日，国际法院在初步审理后认定，双方就《灭种罪公约》的适用存在争端，且争端涉及对共同利益的侵害，故其对案件享有初步管辖权(prima-facie jurisdiction)。这标志着共同利益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得到进一步适用。^㉑ 2025年7月23日，国际法院就气候变化议题发表咨询意见，肯定保护环境是维护共同利益的一部分。尽管咨询意见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仍表明国际法院对共同利益的讨论突破了人权范畴，标志着该概念在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㉒

⑮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s.1-3.

⑯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63.

⑰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114.

⑱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Canada and the Netherlands v. Syrian Arab Republic), Joint Application instituting proceedings, para.1.

⑲Alleged Breaches of Certai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in respect of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Nicaragua v. Germany), Application instituting proceedings and request for the indica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1 March 2024, para.1.

⑳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South Africa Institutes Proceedings Against Israel and Requests the Court to Indicate Provisional Measures, 29 December 2023, pp.191-192.

㉑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26 January 2024, paras.31-32.

㉒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Climate Change, Advisory Opinion of 23 July 2025, para.440.

国际法院是首个提出并适用共同利益和“对一切义务”的法院，充分展现其强调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对国际社会全体利益切实保障的立场。这与其他法院诸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并不相同。其他法院虽然都意识到此种超越个体利益、关切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的利益具有重要性，但皆对具有公益诉讼性质的共同利益诉讼持犹疑态度。尽管如此，但共同利益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适用范围、适用影响等仍具有不确定性。具体而言，由于国际法院对共同利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管辖权与可受理性审理阶段，相关论证多围绕条约宗旨与义务性质展开，缺乏对适用共同利益在实体审理阶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系统回应。此种偏重程序、忽视实体的适用路径，导致法院在确立非受害国出庭权之后，可能陷入证据获取困难、责任归属模糊及责任赔偿机制不明等实质性困境。对此，本研究将首先梳理国际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援引共同利益确立起诉国出庭权的两道门槛，再进一步探讨该适用路径给法院实体审理带来的挑战与可能的应对策略。

三、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共同利益的适用条件

在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起诉国基于共同利益主张出庭权被认可并非易事。纵观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以及冈比亚诉缅甸案对共同利益的分析逻辑，可总结出国际法院目前为共同利益的适用设置了两道门槛：其一，存在全体缔约国享有共同利益的公约；其二，被诉国的行为违反了公约有“对一切义务”性质的具体条文。^[11]

(一) 存在全体缔约国享有共同利益的公约

简言之，若希望通过援引共同利益以确立一国出庭权，需要首先识别共同利益的存在。因此，不论是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还是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国际法院审理的第一步，均是判断两国所援引公约的全体缔约国是否享有共同利益。^㉓㉔在这一步骤中，国际法院主要通过解释公约宗旨目的来论证缔约国享有共同利益，该分析思路可追溯至1951年咨询意见。在该案中，法院认为《灭种罪公约》缔约国在公约语境下并不存在个别的国家利益，只享有作为整体的共同利益，原因在于，公约仅具有纯粹的人道宗旨目的，仅关涉人类群体的生存和国际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㉕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由于案件的争端起因于对《灭种罪公约》义务的违反，故法院强调公约缔约国享有共同利益。^㉖

㉓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s.68-70.

㉔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s.107-108.

㉕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Advisory Opinion of 28 May 1951, p.23.

㉖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106.

然而，在该分析路径中，法院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可供分析公约宗旨目的的技术手段，而仅对公约整体性质进行评价。这种分析方法难以广泛适用于涉及其他条约的案件。在2012年的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由于争端涉及《禁止酷刑公约》而非《灭种罪公约》，国际法院需要重新确认《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是否享有共同利益。在该案中，法院实质上是以1951年咨询意见作为参考，仍然采取解释公约宗旨目的的方式来分析共同利益的存在。^[12]但在此基础上，法院对体现公约整体性质的序言部分展开论述，使得对公约宗旨目的的分析路径更加明确：“68.正如《禁止酷刑公约》序言中所述，其宗旨和目标是‘更有效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酷刑⋯⋯’。《禁止酷刑公约》缔约国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具有共同利益，以防止酷刑行为的发生。”^㉗

㉗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68.

基于此可知，国际法院可选择通过援引公约序言来推断公约的宗旨目的，以确定公约缔约国是否享有共同利益。这一解释路径与被视为反映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不谋而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明确指出，“在解释条约的目的宗旨时，除正文外，其上下文还应包括序言”，此部分便与本案国际法院的论证逻辑相对应。此种“序言解释”的方式，能够使国际法院在无需逐一分析具体条文的情况下，对公约的性质进行初步判断，从而高效地识别具有共同利益的公约。但若需准确把握公约宗旨目的，综合理解公约的所有条款仍有重要意义。^{[13](P557-616)}

然而，由于国际法院对序言的适用仅停留在简单引用层面，缺乏深度分析。因此，以上分析路径具有一定不明确性。面对此困境，利用“对一切义务”进一步证明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可行的补充论证路径。根据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判决，《灭种罪公约》禁止种族灭绝以及《禁止酷刑公约》防止和惩治酷刑的宗旨目的都具有“对一切义务”性质。^㉘基于此，考虑到共同利益与“对一切义务”的紧密联系，若特定公约的宗旨目的与具有“对一切义务”性质的领域相重合，则可初步推定该公约的全体缔约国享有共同利益。

㉘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 Spain), Judgment of 24 July 1970, para.34.

国际法院在通过解释公约宗旨目的识别共同利益的存在后，仍需回应一项关键质疑，即共同利益的适用是否与特殊利益的存在相冲突？该问题在比较ARSIWA第42条及第48条的规定与国际法院的判决路径时更为突出，因前者更强调受害国和非受害国之间的区分，而后者则通过拓展法律利益的内涵，形成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并存的框架。^㉙事实上，对此问题，国际法院已作出一定的回应。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比利时为确立其出庭权，既主张其作为《禁止酷刑公约》缔约国所享有的共同利益，也提出其作为受害国因遭受实际损失而享有特殊利益。^㉚对此，法院明确指出，一旦共同利益主张成立，则无需进一步审查特殊利益的存在。^㉛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缅甸以孟加拉国作为第三方并未提起诉讼为由主张否决冈比亚的出庭权，对此，国际法院裁定：“孟加拉国面临大量罗兴亚人难民的情况，并不影响其他公约缔约国根据共同利益主张遵守公约的对缔约国整体‘对一切义务’的权利”。^㉜据此认为，特殊利益的存在与共同利益的适用不存在冲突，且两者可同时主张，并行不悖。因此，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国家既可以基于传统路径主张特殊利益以确立出庭权，也可依赖共同利益路径援引国家责任，实现对“对一切义务”遵守的监督。

㉙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Declaration of Judge ad hoc Kre?, Judgment of 22 July 2022, para.10.

㉚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memorial of the Kingdom of Belgium, 1 July 2010, p.79.

㉛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70.

㉜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113.

仍需强调的是，国际法院尚未在判决中对国家责任援引模式的变化予以明确承认。鉴于国际法院并不遵循先例原则，尚难期待各国普遍接受以上援引模式。除此之外，仍存在诸多有待澄清的重要问题。例如，当受害国和非受害国就同一争端提起诉讼时，国际法院是否应并行审理？若并行审理，受害国和非受害国的诉讼地位是否存在优先顺序？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国际法院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参考ARSIWA相关规定，在判决中予以系统回应和解释，明确肯定国家责任援引模式的变化。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在更清晰的规则指引下，合理地预期自身诉讼地位与权利义务。

(二) 某一缔约国违反公约中与共同利益紧密联系的具体条款

即便缔约国就公约享有共同利益，公约整体被认为具有“对一切义务”性质，也不代表公约所有条款皆属于“对一切义务”，或具有“对一切义务”性质。^㉝因此，法院仍需从“抽象层面”进入到“具体层面”，在确定相关公约缔约国具有共同利益后，分析被诉国所违反的公约具体条文的性质。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法院在确定《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享有共同利益后，进一步指出该公约中属于“对一切义务”的条款：“68.缔约国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并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进行起诉的义务，由被指控的犯罪者出现在其领土内而触发，而不论该犯罪者或受害者的国籍，亦不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所有其他缔约国对该国遵守这些义务具有共同利益⋯⋯这些义务可以被定义为‘对所有公约当事国承担的’‘对一切义务’。”^㉞

㉝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Declaration of Judge ad hoc Kre?, Judgment of 22 July 2022, para.16.

㉞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68.

据此，法院确认《禁止酷刑公约》第6条第2款(初步调查义务)和第7条第1款(起诉或引渡义务)为“对一切义务”。比利时即基于这些条款提出诉讼。实际上，比利时还指控塞内加尔违反公约第5条第2款、第8条第2款及第9条第1款的义务, 然而这些规定在法院判决中并未被援引。^㉟这一决定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比利时并未在诉状中对上述三项条款进行充分的论证；另一方面，相关争端事项在诉讼过程中可能不再存在。此外，法院还很可能认为该三项条款未达到成立“对一切义务”的标准。同样的判决逻辑亦适用于冈比亚诉缅甸案。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并没有笼统地确认冈比亚就公约的所有义务享有出庭权，仅确认缅甸违背的公约第1条(缔约国承允防止并惩治种族灭绝行为)、第3条(应予惩治的灭绝种族行为分类)以及第5条(缔约国承允依照本国宪法制定必要法律以有效惩治第3条规定的灭绝种族行为)为“对一切义务”，而冈比亚仅就以上条款享有出庭权。^㊱

㉟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memorial of the Kingdom of Belgium, 1 July 2010, p.46.

㊱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114.

尽管国际法院尚未明确界定“对一切义务”的判定标准，但从其裁判路径可以推知，只有某项义务的违反将会损害缔约国的共同利益，并严重阻碍公约宗旨目的的实现，该义务方可被确认为“对一切义务”。^㊲以《禁止酷刑公约》为例，不论是第6条第2款规定对实施者进行初步调查，还是第7条第1款规定将实施者移交当局起诉，都是实现公约惩治酷刑实施者，防止其逍遥法外的核心环节。若无法启动对犯罪嫌疑人的初步调查，就无法进入起诉犯罪嫌疑人的阶段；若未能将酷刑实施者提交起诉，交由司法审判，所谓惩治将沦为空谈，最终导致《禁止酷刑公约》形同废纸，各缔约国的共同利益也将无法实现。相比之下，该公约虽包含大量防止酷刑发生的制度性保障条款，例如第10条、第11条规定应培养司法工作者的反酷刑意识，第14条规定酷刑受害者需获得补偿，第15条规定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证据性质，但这些条款的违反通常不至于导致公约宗旨目的无法实现。此外，该公约还设有部分程序性条款，如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设立及其投票形式等，由于并不涉及成员国直接承担的具体义务，以上条款对公约宗旨目的的实现亦缺乏实质影响。同理，在《灭种罪公约》中，只有对公约第1条、第3条、第5条的违背，即缔约国否认公约所确立的种族灭绝行为及其分类，并拒绝惩治种族灭绝的行为，才会在根本上导致公约宗旨目的无法实现。相对而言，公约第7条关于灭绝种族罪犯引渡义务的规定以及第10条关于公约文本语言的规定便不构成“对一切义务”条款。若未遵守第7条的引渡义务，缔约国仍可根据本国法律实施惩治以实现公约目的，而第10条作为确立公约语言文本的程序性条款则更不属于“对一切义务”。

㊲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Declaration of Judge ad hoc Kre?, Judgment of 22 July 2022, para.16.

然而，由于目前国际法院尚未提出区分“对一切义务”与一般条款的具体判定方法，因此，除部分程序性条款可被明确排除外，以上关于《禁止酷刑公约》以及《灭种罪公约》相关条款的违背是否阻碍公约宗旨目的实现的分析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院在上述对“对一切义务”的判断路径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条规定的保留机制存在共通之处。在该规定中，若对公约条款的保留将导致公约宗旨目的无法实现，则该保留无效，即相关条款不得保留。与之相似，国际法院认为，若对特定义务的违反将导致公约宗旨目的无法实现，则该义务为“对一切义务”，两者的逻辑具有重叠性。由此可推断，在部分情况下，可以通过考察公约某条款是否可被合法保留，以辅助确认其是否属于“对一切义务”。^[14]然而，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进一步结合的判断路径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灭种罪公约》并未规定保留条款；另一方面，《禁止酷刑公约》仅规定了可以保留的条款，却未明确其他条款是否不可保留。因此，公约具体条文是否为“对一切义务”，仍留待法院在诉讼程序中进一步解释。

综上，若需通过援引共同利益确立一国出庭权，需满足两道门槛：第一道聚焦于抽象层面，首先判断公约缔约国是否享有共同利益；第二道则关注具体层面，要求识别被诉国是否违反了公约中具有“对一切义务”性质的具体条款。

四、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适用共同利益对实体审理带来的挑战

国际法院在诉讼程序中适用共同利益、确认起诉国出庭权，仅是诉讼流程的起点。若要实现实质正义，即作出具有说服力与执行力的判决，仍需正视此路径带来的诸多审理困境。总体而言，当国际法院在诉讼程序中适用共同利益承认起诉国的出庭权时，实体审理阶段将面临两项挑战：其一，起诉国面临举证困难；其二，国际法院面临落实损害赔偿责任的困境。

(一) 起诉国家面临举证困难

证据审理是国际法院实体审理中的关键环节，当事国提交的证据是国际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的重要依据。在适用共同利益的诉讼中，由于起诉国通常需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被诉国违反了“对一切义务”。然而，由于共同利益概念的特殊性，加之共同利益诉讼的起诉国多为非受害国，起诉国在履行举证责任时将面临举证困难。^[15]这些困难主要体现为证据收集的难度，以及举证标准的提高。

首先，在共同利益诉讼中，起诉国在证据收集方面的难度将显著提高。由于起诉国通常未因被诉国违背“对一切义务”的行为遭受实质利益损失，双方主体缺乏直接的涉及领土争端、国籍或其他形式的联系，因此，即便起诉国基于共同利益获得出庭权，该出庭权本身也无法保障起诉国能够有效地实施调查并收集证据。^㊳例如，尽管国际法院明确规定非举证责任方具有协助法院解决争端、配合提供相应证据的义务，但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面对联合国组织的指控和调查，缅甸始终保持拒绝合作、否认责任的态度。^㊴在南非诉以色列案中，南非亦指出以色列长期限制甚至阻止联合国调查团、特别报告员进入加沙开展调查与核实工作。^㊵此外，由于违背“对一切义务”的行为多发生在施害国境内，涉事者亦多为本国国民，施害国甚至可能采取销毁证据的手段。^[16]在上述案件中，国际法院在临时措施命令中表达了对缅甸和以色列可能实施消灭损毁证据行为的严重关切。^㊶㊷其次，与一般条约义务不同，“对一切义务”大多被视作强行法义务，而强行法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属于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最高行为规范。^[2]因此，在共同利益诉讼的实体审理中，起诉国对被诉国侵犯“对一切义务”的举证责任有更高的证明标准。^[17]综上，在共同利益诉讼中，起诉国将难以独立开展调查并收集证据，其在本国境内收集的信息和证据很难具有可采性和完整性。^㊸

㊳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Xue, Order of 23 January 2020, para.8.

㊴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Can?ado Trindade, Order of 23 January 2020, para.17.

㊵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Application instituting proceedings and request for the indica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28 December 2023, para.44.

㊶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Order of 23 January 2020, para.86 (3).

㊷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Order of 26 January 2024, para.81.

㊸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Xue, Order of 23 January 2020, para.8.

为应对上述难题，国际法院应当对现行实施调查与证据规则程序作出相应调整，以满足共同利益诉讼审理要求。具体而言，国际法院应积极援引《国际法院规约》第49条、第50条规定，以扩大国际法院获取证据的权力，并丰富多元化证据来源。

早在2007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关于《灭种罪公约》的适用案”中，法官马伊乌(Judge Mahiou)便在其反对意见中指出，在面对种族灭绝罪的严重指控时，国际法院应采用《国际法院规约》所提供的一切法律手段。^㊹这说明，在共同利益案件的实体审理过程中，法院应当积极使用《国际法院规约》赋予法院的权力，以畅通案件证据收集的渠道。^[18]该权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条款：其一，《国际法院规约》第49条赋予法院要求诉讼主体提交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解释的权力。通过积极使用该权力，法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被诉国不愿交出证据甚至损毁证据的困境。^㊺其二，《国际法院规约》第50条允许法院随时指派其他主体负责案件证据的调查，此为委任独立主体收集证据的权力。^㊻这一权力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体现：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国际法院即依据大量来自联合国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UN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on Myanmar)提供的材料作出临时措施命令；^{㊼ [19]}在南非诉以色列案中，国际法院亦强调了联合国调查团的重要作用。^㊽法院在共同利益诉讼的实体审理程序中积极适用上述两项条款，不仅有助于避免起诉国在调查案件中出现干涉内政、激发国家矛盾的问题，而且能有效提高案件审理的效率。

㊹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v Serbia and Montenegro),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ad hoc Mahiou, Judgment of 26 February 2007, para.59.

㊺《国际法院规约》第49条规定：“法院在开始审讯前，亦得代理人提出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解释/如经拒绝应予正式记载。”

㊻《国际法院规约》第50条规定：“法院得随时选择个人、团体、局所、委员或其他组织，委以调查或鉴定之责。”

㊼参见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Order of 23 January 2020, para.55.

㊽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Order of 24 May 2024, para.51.

此外，国际法院应在实体审理阶段提升对第三方主体报告的接纳程度，拓展实体审理证据的来源渠道。在实体审理中，国际法院可采纳的证据既有诉讼国提交的书面证据材料，也有第三方主体提交的相关报告，主要来源于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和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如国际危机组织)。^[17]在国际法院诉讼中，第三方主体报告所呈现的证据虽然详尽，但与国家自主调查提供的证据相比，其可信性、独立性与公正性更容易受到质疑。^[20]由于作为非受害国的起诉国难以自主调查获取证据材料，在以上案件中，冈比亚和南非的起诉状和法庭答辩都高度依赖第三方主体报告提供的证据, 例如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及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的外部报告。^㊾㊿考虑到在共同利益诉讼中证据收集的困难性导致基础书面证据材料减少，随着科技的发展，数据安全的创新发展以及数据收集工具的进步增强了第三方组织收集信息的可靠性，在共同利益案件的实体审理过程中，国际法院应顺应现实需要，为非受害国承担举证责任提供支持，进一步发展审核并采信第三方机构报告的机制。^[21]具体而言，国际法院可通过传唤或书面问答第三方报告的撰写人、相关证人和专家，或对不同主体提交的报告进行相互印证，以对报告事实依据的准确性和论证过程的严谨性进行系统审查。^[22]

㊾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Can?ado Trindade, Order of 23 January 2020, paras.15-18.

㊿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Gaza Strip (South Africa v. Israel), Urgent Request and Application for the Indication of Additional Provisional Measures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Court’s Prior Provisional Measures Decisions, 6 March 2024, para.4.

(二) 国际法院面临落实损害赔偿责任的困境

即使起诉国成功克服了证据收集与举证质证阶段的诸多阻碍，国际法院在实体审理中仍将面临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分配的困难。例如，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的受害者赔偿问题一直是国际法领域广泛争论的主题，然而，国际法院对此问题的司法经验极为有限，相关实践也不成熟。^[23](P17)作为首个适用共同利益并得出判决结果的案件，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由于比利时并未主动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国际法院回避了对此的讨论，从而错失了发展法律责任分配制度的机会。这一空白导致后续案件特别是冈比亚诉缅甸案有关损害赔偿的争议更加复杂与不确定。总体而言，在该案中，国际法院首先需要回答，作为非受害国的冈比亚是否有权主张赔偿？与比利时不同，冈比亚于起诉阶段就明确要求缅甸为其对国内罗兴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作出赔偿。然而，该诉求的正当性受到缅甸的明确质疑，缅甸认为法院不应允许非受害国代表并非其国家的受害者寻求损害赔偿。因此，不论是面对冈比亚的诉求，还是考虑到缅甸的质疑，国际法院都有必要作出明确回应。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 para.12.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23.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35.

若非受害国有权提起损害赔偿，国际法院仍面临下列问题：谁有权获得赔偿？赔偿应如何分配？其监督机制应如何设置？^[15]就受偿主体而言，首先，可合理推定被缅甸迫害的罗兴亚人是主要受偿对象；其次，作为主要接收流亡罗兴亚难民的国家，孟加拉国是否应当被纳入受偿主体范围，国际法院目前缺乏经验以定夺。就赔偿方式与分配机制而言，冈比亚虽在诉状中请求国际法院判决缅甸履行一系列赔偿义务，却并未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或赔偿分配方案。这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国际法院应判决缅甸直接赔偿受害群体，并由冈比亚协助，还是应判决缅甸将赔偿款项支付给冈比亚，再由其转交受害群体？国际法院应当如何监督赔偿受害群体的流程？如何确保赔偿的分配公平、透明？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The Gambia v. Myanmar),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22 July 2022, para.23.

为更好地发挥共同利益确保“对一切义务”得到遵守的作用，国际法院有必要正面回应以上问题，以保证受害群体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国际法院应借助ARSIWA提供的条文依据，明确肯定作为非受害国的起诉国代表受害者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尽管ARSIWA尚未获得正式条约地位，但其文本的详尽性和专业性已获得许多国家的承认，并在过去的国际司法实践中得到援引。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比利时就将该草案作为支持其出庭权资格的重要依据。此外，国际法院审理的刚果诉乌干达“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巴拿马诉意大利“‘诺斯塔’号案”的裁判皆援引了该草案。根据ARSIWA第48条，非受害国可以受害国的利益为主张要求施害国承担损害责任。ARSIWA第54条进一步规定，非受害国可采取法律手段为受害国寻求救济。ARSIWA支持非受害国主张损害赔偿权利的立场为国际法院实体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memorial of the Kingdom of Belgium, 1 July 2010, para.79.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Uganda), Judgment of 9 February 2022, para.70.

The M/V “Norstar” Case (Panama v. Italy),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Judgment of 10 April 2019, para.317.

近年来，国际法院在适用法源上的开放性日益增强，已不再局限于《联合国宪章》与自身规约规定等内部法律渊源，并开始借鉴其他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24]在2015年的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关于《灭种罪公约》的适用案”中，国际法院便参考引用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以补充对《灭种罪公约》种族灭绝意图的解释。因此，尽管缺乏相关司法制度与实践，国际法院仍可选择通过借鉴国际刑事法院、美洲人权法院等其他国际法院处理损害责任的法理逻辑以获得启发。^[23]例如，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国际法院可以参考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信托基金(Trust Fund for Victims)制度，设立独立于国家诉讼当事方的第三方机构处理对罗兴亚人的赔偿事务。^[25]采纳类似机制不仅能在程序上避免诉讼主体之间因赔偿金额、执行方式等问题产生新的政治争议，也可在制度层面更有效保障罗兴亚族群的权益得到修复。此外，还可借鉴美洲人权法院突破传统金钱赔偿形式、创新保障措施以防止侵权行为再次发生的发展经验，在未来对罗兴亚人权利救济的设计中引入经济赔偿以外的措施，例如鼓励缅甸政府实施法律改革、允许流亡者重返缅甸并恢复其公民身份。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Croatia v. Serbia), Judgment of 3 February 2015, para.12.

Case of Montero-Aranguren and Others (Retén de Catia) v. Venezuela,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Judgment of 5 July 2006,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erie C No.150, p.63.

总体而言，尽管国际法院在适用共同利益时仍面临诉讼程序中适用条件不明确、实体审理阶段举证难度大、法律责任体系空缺等一系列挑战，但随着国际社会对整体利益保护意识的增强，非受害国援引共同利益提起诉讼的趋势日益明显，该概念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下文将围绕适用共同利益的未来前景与中国的立场回应展开讨论，以全面评估该概念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适用的可能性与价值。

五、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适用共同利益的未来前景

展望未来，若需推动共同利益概念的持续发展，国际法院可以尝试扩大该概念的适用领域，使其超越人权保护的传统边界。自2012年共同利益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得到正式适用之后，其在国际法院诉讼中的适用仍主要局限于基本人权领域，尚未有效适用至环境保护、国际安全与和平等其他领域。例如，在澳大利亚诉日本“捕鲸案”中，澳大利亚自身特殊利益并未受损，仅出于维护鲸鱼物种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就日本非法捕捞鲸鱼的行为向国际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在诉讼主体双方都忽略出庭权论证的情况下，国际法院采取了忽视该问题的策略，在确定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后，直接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阶段，从而错过了对《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缔约国是否享有共同利益的讨论。在过往的判例实践中，国际法院会主动承担审查案件可受理性与出庭权的职责，而在该案中法院并没有遵循此实践，可见其回避态度。^[9](P1-2)在马绍尔群岛诉英国“核制裁案”中，马绍尔群岛认为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享有共同利益，据此就英国未能遵守条约削减核武器库存的行为提起诉讼。基于此，国际法院通过肯定英国的初步反对主张，以本案不具有可裁决的争端否定对本案的管辖权，同样回避了马绍尔群岛基于共同利益而享有出庭权的讨论。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of 31 March 2014, paras.30, 41.

Obligations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relating to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 (Marshall Islands v.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5 October 2016, p.856.

不可置否的是，国际法院在非人权领域的审慎态度也体现出共同利益仍有较大的解释与发展空间。事实上，在2025年7月23日发布的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问题咨询意见案中，国际法院便肯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缔约国就保护全球环境享有共同利益。若国际法院希望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保护全体利益愈发强烈的诉求，未来国际法院有必要参考该案例，进一步探索在司法诉讼中将共同利益的适用范围扩展至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安全与和平等其他领域的可行性。以澳大利亚诉日本“捕鲸案”所涉及的《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以及马绍尔群岛诉英国“核制裁案”所涉及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例，可以发现，通过对公约宗旨目的的解释，这两项公约的缔约国都可能享有共同利益。《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的序言强调尽快实现鲸类资源达到最适当的水平，反映缔约国对全球海洋生态保护的共同利益关切。在全球海域过度捕捞鲸鱼，不仅威胁到单个鲸鱼群族的生存延续，而且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其损害的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全球海洋环境；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序言亦指出，“须竭力防避此种战争之危机，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安全⋯⋯促请所有国家通力合作，达到此项目的”，体现各缔约国的共同利益。关于限制核武器技术转让、消除核武器及和平利用核能的约定，不仅是为了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具有政治博弈的考量，而且旨在约束各国在冲突中仍克制使用核武器，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这两部公约与《禁止酷刑公约》和《灭种罪公约》相同，皆非以满足个别国家利益而确立，而是以维护全体国际社会、生态健康、全球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基于此，在未来的判例实践中，对于超出人权领域范围的公约，国际法院仍有探讨其缔约国是否享有共同利益的必要性。

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Climate Change, Advisory Opinion of 23 July 2025, para.440.

在共同利益未来适用范围有望进一步拓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具体态度与实践将对其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国际法治进程中的关键一员，中国虽未就国际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对共同利益的适用作出直接回应，但根据其一贯的国际法立场与外交理念，仍可窥见中国对该概念的潜在认同与现实考量。首先，与过去坚持删除ARSIWA第48条的态度，即反对非受害国援引国家责任的立场不同，如今中国支持推动对此议题的深入讨论以凝聚各国共识。更进一步，面对国际法院在2024年作出的命令以色列停止杀害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裁决，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期待国际法院的临时措施得到落实，国际法院法官薛捍勤也发表声明支持南非在诉讼中的出庭权，相当于肯定该案保护共同利益的意义与价值。 ^[26]然而，需注意的是，在国际法院诉讼中适用共同利益可能构成一种对他国行为的新型司法干涉形式。^[27]由于任何国际司法机制的运行，都必须建立在国家自愿接受、互不干涉的基础之上，加之中国在国际法领域一概强调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共同决定了其在面对国际法院适用共同利益时仍应始终保持审慎态度。此种客观、理性的立场，使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能够有效兼顾全球公共利益与自身权益，为未来构建更加公正的共同利益法律体系提供有益的启示。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South Africa v. Israel), Declaration of Judge Xue, Order of 26 January 2024, para.1.

六、结语

适用共同利益，旨在更有利地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尊严不受亵渎，地球环境不被肆意污染。这一理念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整体利益保护的时代呼声。而回顾过去，国际法院在较长时期内对共同利益话题的有意回避，以及正式适用中的模糊化表述，使共同利益失去了较大的发展和实践空间。聚焦当下，共同利益诉讼走向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在诉讼程序中，国际法院在南非诉以色列案中并未正式肯定南非出庭权以及对案件的管辖权，基于共同利益确定的初步管辖权仍具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定格于实体审理阶段，国际法院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仍未对适用共同利益路径带来的举证责任及损害责任分配困境作出实质回应。放眼未来，实现对共同利益概念的再突破，扩展其适用领域及主体范围，并构建一个独立的共同利益诉讼体系任重道远。随着世界各国的合作程度逐渐加深，联系日益紧密，如何借助共同利益诉讼机制回应人权侵害、环境破坏、公共卫生危机等重大问题，将成为国际法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