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国际格局演进与北极治理的相互关系

在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转折期，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变化。全球权力格局正向多极化发展，伴随地区冲突频发、区域治理复杂化、全球治理困境加剧、地缘政治形势恶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长，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国际格局的演进。辨明北极治理的概念是探讨国际格局演进与北极治理相互影响的基础。北极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子集，而全球治理本身又依赖于国际格局的演进。^[1]根据集合运算的相关定律，北极治理同样依附于国际格局的演进。在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作用下，国际格局的演进影响了北极治理的实践和机制。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治理引起广泛关注，其概念也得到了更加权威的解释。相较于之前模糊不清且常被随意应用的情况，全球治理的概念逐渐得到了澄清，并且其实际应用也取得长足进步，逐步摆脱早期主要依赖理论探讨、缺乏实际应用的局限。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研究报告，全面阐释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全球治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该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协议”。^[2](P404)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化，全球治理的内涵逐渐丰富，其特点也更加鲜明。治理主体从政府逐步转向非政府组织，领土政治的概念逐渐被弱化，管理模式也从强制性、等级制的管理转向平等、协商、自愿和网络式的管理。^[3]

本研究在厘清全球治理的概念和内涵后，结合对北极治理研究成果的研读，得出北极治理相较于全球治理具有以下特点。(1)北极地区的恶劣生态环境使得治理难度大，行为体参与治理门槛高，且治理措施的实际效果难以在短期内显现。^[4](2)北极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限于区域层面。例如，海冰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永久冻土融化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海洋大气环流的变化可能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5](3)在北极治理中，国家中心主义和全球共治主义之间的张力影响明显。^[6]北极圈内国家秉持的“门罗主义”封闭思维，与全球合作治理的核心理念存在根本冲突。^[7]北极治理概念相对全球治理更加细致和深入，并融入了区域性的独特内涵。

冷战结束后，全球多边合作机制和规则体系在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北极治理的基本框架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北极理事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机制的建立和实践反映了国际格局中的制度性安排。全球变暖加剧了北极海冰的融化，推动了北极开发，从而使北极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围绕北极治理的所有博弈都发生在国际政治大环境的框架之内。

北极作为俯视北半球的战略制高点，在冷战时期就是美国、苏联两方进行安全博弈的关键场所。作为北极最大的国家，在“北极北约化”背景下，俄罗斯主张国际格局应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持遏制态度。^[8]随着国际格局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北极不再仅是美俄两国大国竞争的中心地带。随着新兴国家对北极的兴趣日益增加，北极治理参与方越来越多，参与领域不断扩大，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力量。

现有北极研究集中在北极地缘政治与安全治理、北极治理机制、相关国家政策研究等方面。站在全球战略高度，结合国际格局演变探讨北极治理的研究较少。有学者讨论了国际体系对北极治理的影响。^[9]但仅从国际格局影响北极视角进行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单极或多极权力格局如何塑造北极治理，缺乏对双向互动性的进一步探索。尤其是“北极例外论”理论的存在导致学者不重视国际格局与北极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长期视角，深入分析国际格局与北极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驱动力与核心变量。国际格局演变作用于北极治理，北极治理同样反作用于国际格局的演进，本研究将探究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二、国际格局演进如何影响北极治理

北极治理的发展同国际格局的演进都是动态过程，动态过程的交互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极体系决定了北极治理的发展空间较为有限。然而，北极问题的特殊性及其治理机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极格局的解体。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体系转向单极格局，两极对抗结束，北极治理逐渐从军事对抗转向和平合作。

(一) 两极格局中北极治理的初步探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十年里，国际格局由美国和苏联主导，形成了两极格局。两极权力体系张力明显。美国和苏联在北极均部署大量进攻性军事力量。军事态势的高度紧张使得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北极治理在这一时期仍然开始出现合作与管理机制的初步探索。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对北极均采取高度安全化战略。北约成立之初，美国便吸收了与苏联接壤的挪威为初创成员国，旨在通过北极方向的军事部署对苏联形成“扩展威慑”。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领导人对北极的认知更多倾向于安全化，认为北极是苏联的“北方前线”。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北极战略以高度安全化为特征，双方通过军事部署和威慑策略维持战略平衡。

尽管冷战时期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北极治理机制依然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展现出国际合作的初步迹象。随着人类对北极认知提高，野生动物保护进入了北极圈内国家视野，对抗中的美国、苏联和其他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在北极地区进行合作。1973年，加拿大、丹麦、挪威和苏联签署了《北极熊保护协议》(Agreement on Conservation of Polar Bears)。^[10]1983年，加拿大和丹麦签署海洋保护协议，建立联合工作组和指挥协调机制。^[11]这两个有限合作的案例并未在北极圈国家中建立起相关国际合作机制，而是以有限多边和双边的方式解决孤立的个体问题。北极圈内国家初步对北极治理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为以后北极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随着美国和苏联关系缓和，北极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摩尔曼斯克发表讲话(Murmansk Speech)，意图将北极“去安全化”，转变为“和平区域”。^[12]西方学者认为摩尔曼斯克讲话标志着北极新时代的开启，是苏联北极政策的转折点，由以军事安全为导向的政策向对话转变，共商北极诸如气候变化、经济开发等议题。降低军事对抗烈度、共同发展经济、共商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的思想也顺应了后来全球治理的合作理念。虽然戈尔巴乔夫的北极愿景未能完全实现，但这些提议为后来北极治理的成型、发展和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两极格局中，美国和苏联在北极的军事对峙仍为主流，然而，对北极的环境保护共识成为治理突破口和安全化逻辑中的治理契机。北极治理问题中的跨国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美国和苏联关系缓和，戈尔巴乔夫的“去安全化”倡议为治理合作创造了空间，北极治理的萌芽体现了从对抗性安全结构向合作治理过渡的可能性。北极治理制度的演进是探究国际格局与北极治理互动关系的核心变量之一。

(二) 跨越单极到多极趋势——北极理事会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世界关注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美苏争霸，新兴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开采、经济全球化和恐怖主义威胁等频繁涌现，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格局由两极体系向单极体系和全球化方向发展。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冲突不再是矛盾焦点。世界的主要趋势由对抗转向全球化，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加深，推动世界朝多极化发展。脱胎于此的北极治理概念也逐渐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冷战结束后二十年，美国霸权达到鼎盛，世界呈现以美国为一极，中国、日韩、欧洲多极发展的格局，随后逐渐过渡到多极趋势发展阶段。在东西方结束军事对峙之后，全球性的治理问题成为人类关注的重点，北极治理也因此蓬勃发展。

苏联解体之初，美国为拉拢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联合其他北极盟友，与俄罗斯在北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其中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即是北极理事会的成立。北极理事会的发展历程充满曲折，时间横跨国际格局演进中单极格局到多极趋势发展两个时期，而北极理事会本身发展进程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7—2007年的北极治理合作探索期。这一阶段始于1987年的摩尔曼斯克倡议，最终把握住机制建设机会的是芬兰。1989年，芬兰召集北极圈内八国探讨北极环保问题，开启“罗瓦涅米进程”。1991年，北极圈内八国签署《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于1996年演变为北极理事会。在北极理事会成立过程中，拥有霸权优势的美国对理事会可能损害其全球主导地位感到担忧。因此，美国主张北极理事会的职能应被限制在环境问题的讨论上，仅作为商讨平台，而非执行机构。同时，主权国家仍是实际决策的主要行为体。最终，北极理事会被设计为松散的政府间论坛，避免讨论军事安全问题。

第二阶段是2007—2014年的北极治理动荡发展期。2007年，俄罗斯在北冰洋海底插旗，恢复北极战略轰炸机巡航。^[13]2008年，经济危机重创美国，美国作为世界一极的地位开始衰落，^[14]国际格局朝向多极化发展。许多国家因此关注北极，主动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2008年，北冰洋沿岸五国讨论在北极建立一个由沿岸五国主导的新治理体系，对北极理事会的角色和效用构成新挑战。^[15]2011年，北极理事会通过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北极搜救协定》(Arctic Search and Rescue Agreement)，使北极理事会行为体属性得到加强。2013年，第八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发布针对观察员的《观察员手册》，并对观察员提出严格标准。^[16]这意味着北极理事会在身份认同上试图与非北极圈国家划清界限，使得北极治理的局势更加复杂动荡。

俄罗斯对北极的关注不仅是出于经济自救的需求，更是旨在保证对北极资源开采的主动权，这也是其在综合国力上升后，对美国全球霸权体系发起的一次尝试性挑战。2007年，北冰洋海底插旗事件促使美国在五年内发布两份北极政策文件。^[17]这标志着美国从试图压制北极理事会职权，逐渐转变为更加关注北极事务，并试图通过维持一个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圈子，来控制北极地区的游戏规则。

第三阶段是2014年至今。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政治和经济制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北极理事会因西方制裁陷入停摆，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大的生存性危机。下文将在多极趋势发展阶段有更为详尽的讨论。国际格局的演变对北极理事会的塑造起关键作用。美国霸权地位的动摇改变了其在北极理事会的立场。俄罗斯由于西方制裁在北极治理参与中面临困难。北极理事会在发展中曾遇到各种挑战，但通过改革修正了自身不足，始终在北极治理中承担基本框架角色，发挥核心地位作用。

(三) 多极趋势的发展与北极治理的探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传统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有所下降，加之新兴国家崛起、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矛盾等因素，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和全球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格局进入震荡转型期。^[18]2014年和2022年涉及俄罗斯的两起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国际格局转型，使北极治理面临新挑战。在多极化背景下，更多国家参与治理也推动了北极治理议题的多元化和机制创新。

1、新世纪多极趋势发展进程

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尤其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大，金砖国家等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变革的前置因素。^[19]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新兴国家集体崛起的一个典型代表，并且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案例。2001年，“9·11”事件将美国拖入反恐战争泥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美国金融体系，引起全球连锁反应。^[20]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成为东西方实力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里程碑。^[21]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奠定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除中国外，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标志着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正逐步走向衰落。2012年，金砖国家的GDP已占全球总量的2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2]2013年，中国正式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自此，中国北极事务参与由最初的科学研究逐步扩展到包括北极治理、地区合作、多边合作、国际法等多个领域。^[23]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逐渐增多，体现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角色转变，逐步成为推动多极化发展趋势中的关键力量。

美国作为试图维持传统单极体系的衰落霸权国家，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仍然秉持冷战思维的传统霸权主义思想，不断打压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24]当前，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仍不可小觑，但其西方中心论和强权思想已经不再适应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部分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新兴国家崛起等因素，但仍认为现存国际格局具有强大的自我延续能力。^[25]在现实世界中，权力消长是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实质性显现。^[26]

2、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阻碍北极治理发展

发生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新世纪以来北极治理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障碍。与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共同作用，北极治理进入困难期，尤其是在北极安全治理方面，遇到了显著的发展瓶颈。

克里米亚危机对北极的最大影响在于北极安全态势的显著变化。俄罗斯在2014年12月批准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首次明确将北极的国家利益纳入军事战略。2015年7月，俄罗斯通过了新版《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强调北极和大西洋地区军事竞争的日益加剧，并承诺竭尽全力捍卫其在北极的军事利益。^[27]

北极安全态势恶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北极安全合作机制的停滞和北极安全形势的持续紧张。两者结合严重削弱了北极治理合作的基础。2014年加拿大与俄罗斯互逐外交官，影响了北极合作的进行。北极理事会的运作同样受到冲击。同年，加拿大和美国联手抵制北极理事会工作组会议。随后，在2015年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俄罗斯通过抵制欧盟获得观察员身份进行回应。^[28]这一系列事件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意愿受到严重削弱，北极治理进入了相对的低潮期。

西方国家的制裁导致北极治理陷入困境。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促使其重新审视此前优先与北极圈内国家合作的战略，并转而启动新的“转向东方”战略。^[29]由此，北极治理的合作范围得到扩大，尤其是在能源和技术领域，亚洲国家逐渐成为俄罗斯的重要合作伙伴。俄罗斯开始与中、日、韩在能源、物流领域展开合作。东方合作伙伴为俄罗斯北极开发提供了大量技术与资金支持。尽管俄罗斯在北极主权问题上依然保持高度敏感，但亚洲国家已成为俄罗斯无法忽视的关键合作伙伴。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转变，强调“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这一政策的推行伴随“逆全球化”思潮的崛起，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北极政策战略产生消极影响。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美国海军北极战略展望》(Arctic Strategic Outlook)、《国防部北极战略》(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tic Strategy)，其内容都体现了美国强调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号召迎接北极大国竞争和来自域外国家的挑战。^[30]2019年，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由于美国反对，北极理事会历史上首次未能达成联合声明。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攻击俄罗斯和中国，声称只有“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两种分类，而中国在北极是“严重威胁”。有学者认为2019年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北极秩序衰退。^[31]

美国作为北极圈内大国，也是北极治理的重要参与方，在政治上推行逆全球化措施。美国频繁废约退群，甚至退出缓解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32]不仅不利于达成全球气候目标，更对受到气候变暖影响甚深的北极气候治理造成恶劣影响，劣化北极治理的合作基础，破坏现有的北极合作机制，致使北极治理面临重大阻碍。

3、2022年俄乌冲突加速北极治理“阵营化”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发起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封锁。受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影响，北极也未能独善其身。俄罗斯经济发展因制裁而遭受严重影响，政治封锁让北极传统对话治理机制失能，北极治理面临新的分界点。美国更加笃定中俄两国为西方国家最大政治威胁，不仅在北极治理领域持续打压，在全球层面也将中俄两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强迫其北极盟友“选边站”，事实形成了北极治理的两方阵营，包括以西方为主的“北约北极”阵营和以俄罗斯和新兴国家为主的非西方阵营。“北约北极”阵营的出现强化了北约在北极的军事存在，使北极治理中的安全议题由边缘走向中心，同时增加了大国对抗的风险。

北约通过扩展其成员国范围(如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以及诱导其他北约成员国在北极地区增加军事部署，从而对俄罗斯形成更为系统的围堵，构建“北极北约化”概念。这一概念核心是在政治安全维度对俄形成战略包围，同时在北极治理其他领域对俄罗斯形成高压态势，^[33]迫使北极圈内国家选择亲西方或者非西方阵营，达成北极“阵营化”事实。“北约北极”阵营不仅包括北极圈内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国家，还包括对俄罗斯全面遏制的其他北约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北约北极”阵营的核心任务是在北极对俄罗斯实施全面遏制。

北极安全治理是北极治理的基石，而“北极北约化”正在破坏这一基石。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加入北约并非单一事件，实际上对北极安全秩序和地缘政治稳定造成了系统性冲击。北极治理传统上依赖“去军事化”的多边合作基石，而“北极北约化”破坏了这一基础，导致制度信任危机，其溢出性效应影响到北极治理的其他方面。

其次，“北约北极”阵营在北极治理机制内开展了针对俄罗斯的全面抵制。北极理事会停摆，其他涉及俄罗斯的区域合作机制与科学研究合作也因西方制裁而全面中止。2022年3月，除俄罗斯外的七个北极圈内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暂停北极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所有会议。^[34]北极理事会的停摆，致使这一关键对话平台机制无法发挥其平衡北极国家话语权、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的作用。在后俄乌冲突时代，北极理事会的核心作用在于维系俄罗斯与其他北极国家的对话。然而，西方单方面拒绝合作，使其难以有效发挥这一作用。

除北极理事会外，其他重要的北极治理平台，如北极海岸警卫队论坛、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等，也因俄乌冲突而暂停运行或排除俄罗斯参与。^[35]关于北极治理的未来，学界已有多种讨论，如建立“北欧+”机制或重构“北极理事会2.0”，其核心均在于排除俄罗斯的参与。^[36]北极理事会的停摆并不意味着北极治理的全面停滞。2023年，俄罗斯与挪威顺利完成了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交接。挪威还通过国务卿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研讨会以推动北极治理合作与发展。^[37]从宏观层面来看，北极作为欧洲北部的重要战略节点成为西方国家对俄施压的关键地区。在西方国家采取一致对俄的制裁立场下，俄罗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困境。

总体而言，“北约北极”阵营对俄罗斯的制裁严重打击了其经济发展。对能源的直接制裁导致俄罗斯失去了欧洲这一主要能源市场，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间接制裁则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北极能源开发的整体规划：金融制裁使得俄罗斯北极开发项目失去了大量来自西方的资金支持；而技术制裁则导致严重依赖西方技术的俄罗斯面临项目停滞不前、开发难以持续的问题。从北方航道发展来看，如图 1所示，2011—2014年北方航道货运量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状态，受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影响，货运量骤降；随后恢复增长，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2022年货运量呈下降趋势，航运制裁也使俄罗斯北极能源物流面临严重困境。西方对俄罗斯的政治冷遇使其通过外交手段解除制裁的可能性变得极为渺茫。由政治问题引发的经济困境，反过来又加剧了俄罗斯在北极的地缘政治挑战。

① 根据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网站内容https://www.rosatomflot.ru/整理。

面对“北约北极”针对俄罗斯封锁抵制，金砖国家等非西方阵营保持与俄罗斯对话协商，在北极问题上持续合作，加强对话。克里米亚危机后，中国成为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未参与西方对俄制裁，积极参与俄罗斯北极开发，并通过参股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Yamal LNG)、推进“西伯利亚力量2号”北极天然气管道项目、统筹发展“冰上丝绸之路”等举措，推动了国际北极合作的进程。^[38]中国在北极的行动策略与其全球行为模式保持一致，拒绝参与美西方的“站队”行为，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加强合作，摒弃阵营对抗思维，维护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科尔丘诺夫(Nikolai Korchunov)表示，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对国际合作研究和开发北极的兴趣稳步增长，并强调北极议程的全球化。^[39]金砖国家等北极圈外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对北极事务参与态度越来越积极。西方阵营的“排俄”行为在实践上为俄罗斯与众多域外国家参与北极合作开发、开启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机遇。^[40]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极治理的整体态势受到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影响。欧洲在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话语下，在安全上全面转向美国，事实上形成“北极北约化”。^[41]

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为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治理提供了更多机会，使更多国家和组织参与北极事务，从而丰富了治理模式与资源。亚洲国家的参与为北极开发带来资金和技术支持，缓解俄罗斯因制裁导致的经济和技术瓶颈，促进北极资源开发的多样化和国际化。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的北极再军事化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风险，削弱现有治理机制的功能性，进一步阻碍环境和资源治理。阵营化趋势使北极治理从协作转向对抗，削弱了多边治理框架的功能，特别是北极理事会和其他区域合作平台。由于安全议题主导治理议程，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北极治理中的优先级被显著降低。国际格局的演变通过权力结构重塑、地缘竞争强化、经济合作调整等多方面作用于北极治理。积极演变可能推动治理多元化和全球化，但消极演变带来的军事化和阵营化则显著阻碍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合作潜力。

三、北极治理对国际格局的非对称作用

在冷战结束后，北极治理影响力不断溢出北极圈，展现出对国际格局的非对称作用。这一非对称作用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北极地区的安全局势通过大国竞争与联盟扩展，影响了欧洲、亚太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其直接体现是“北极北约化”。以北极为支点，美国通过与日韩等盟友的合作，形成对俄罗斯的“双侧挤压”，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安全困境。北极治理已经从传统的北极圈内国家单一主导模式，转变为北极圈内国家主导、北极圈外国家和国际组织深度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这种治理模式的变化不仅带动了国际合作，也对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塑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北极资源与航道开发的非对称性使得区域利益分配具有高度不平衡性，赋予弱势国家和行为体更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的机会。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北极成为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变量。

(一) 北极安全治理格局影响国际安全局势

冷战末期，在摩尔曼斯克讲话的引领下，三条北极航道之一的东北航道(苏联国内称“北方航道”，国内也有学者译为“北方海航道”，英文为Northern Sea Route)于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允许外国船只通航。^[42]1999年3月，俄罗斯、日本、挪威联合研究历时六年，出台了国际北方航道通航报告(International Northern Sea Route Programme)。此举可看作是北极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开创了俄罗斯与外国科学家在北极领域的合作，使北极事务成为缓和冷战对峙，加强国际合作的标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不仅奠定了北极地区开放的基础，从宏观角度看，还是国际格局由冷战两极体系发生改变的前期信号。标志着北极由两极对峙状态下的战略要地转向开放合作的前沿。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调整了其在军事和北极事务上的政策和战略，着力于强化其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全面提升北极的军事能力建设。^[43]芬兰和瑞典两国加入北约，进一步巩固“北约北极”的防务能力，大大提升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如表 1所示，根据2020—2024年北极军事活动统计，北极军事活动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数量上呈现大幅上升趋势，2020年北极军事活动次数仅有16次，而2021年上涨至90次，且在后三年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后，与美国、英国、挪威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增多，其重点在于提升北极地区的军事互操作性。北约在北极地区进行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期化的军事演习，这些演习不仅有北极圈内的北约国家参与，德国、英国、法国等北极圈外北约国家也被深度整合到北约的北极行动中。尤其是英国，自2020年以来，19次参与到北极军事活动中，北极安全治理外溢趋势已经成为现实。

② 根据https://arcticmilitarytracker.csis.org/数据整理。

北极安全风险外溢，安全困境加剧。^[44]北极的安全问题并不仅局限于北极地区。通过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北约加强了对波罗的海、北大西洋和北冰洋地区的军事介入能力，进一步体现了其扩张战略，也为其未来向亚太地区发展作出前期部署。而俄罗斯在北极的安全方面的强化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来自北约的威慑，另一方面则标志着国家战略的大幅调整。在欧洲，俄罗斯需要应对来自北约的军事威胁，而在白令海地区，俄罗斯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还通过日韩等亚洲盟友，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来自北极的安全紧张局势经过北约通过芬兰和瑞典扩大化发展，加之美国的日韩延伸威慑，对俄罗斯形成“双侧挤压”的态势，尤其是从北大西洋到太平洋区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联合日韩实施的战略威慑不仅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压力，而且也给中国的周边安全和政治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结合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分别视为亚洲和欧洲的最大安全威胁。^[45]北极的安全治理问题不仅涉及北冰洋和北大西洋，还扩展到了印太地区，印度曾多次在阿拉斯加与美国联合演习。^[46]

北约在北极以及印太的联动事实形成了军事联盟扩张路径，北约国家在北极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成为制度化机制，涵盖北极圈内外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推动北极的安全体系与全球安全架构结合更紧密。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使得北约的安全范围直接扩展至北极，并形成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态势。这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安全架构，而且影响了俄罗斯的全球安全战略调整。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部署升级，强化北方舰队力量，并加快北极地区防御体系建设。这种安全竞争的加剧，使得北极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战略支点。

西方北极战略与“印太战略”的互相联动，是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西方国家通过渲染“中俄北极威胁论”，将中国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描绘为对区域权力平衡的破坏，尤其强调中国国力的持续上升会给西方带来“威胁”。通过这一话语策略，西方试图拉拢盟友，共同应对所谓的“中俄北极威胁”，以此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47]北极的影响已经溢出北极，与国际格局紧密联动。

(二) 国家北极利益认知改变促进国际格局演进

随着国际格局的不断演变，各国对北极利益的认知也随之变化，这种认知的变化影响了北极治理的进程。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利益认知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国际互动中逐渐形成并调整的，国家认同、共有观念及国家间的互动塑造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逻辑。^[48]国家的利益认知指导其实践，进而通过具体行为反作用于国际格局的演进。国家行为体的认知与实践是影响国际格局与北极治理互动的重要变量。本研究将以俄罗斯和芬兰这两个在北极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北极圈内国家为案例进行分析。

作为面积最大的北极国家，俄罗斯对北极利益的认知经历了多次变化，致使其在安全、资源开发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立场不断调整。冷战时期，苏联对北极利益的认知主要基于对美威慑与对抗，其核心目标是确保北极的战略安全，优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冷战末期，苏联对北极的利益认知转向，北极逐渐成为结束军备竞赛、开启与西方合作的前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2007年进一步明确了其对北极的利益认知。虽然俄罗斯在北冰洋海底插旗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声索，但这一事件标志着俄罗斯重返北极，并强化了其北极圈内国家的身份与利益主张。2008年，俄罗斯发布首个北极战略文件《2020年前及更长期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原则》。该文件首先确认了北极对俄罗斯的战略重要性，认定北极是俄罗斯重要的油气资源宝库，并将北方航道视为关键的战略交通要道。此外，文件还强调加快对北极大陆架的勘探，以争取更多的主权权利。^[49]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极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事实，涵盖北极治理体系、北极安全框架、北极国际科学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面对新情况，俄罗斯对《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进行了调整，以应对西方日益敌对的政治态度。俄罗斯明确表示，将抵制不友好国家试图使北极地区军事化并限制其在该地区行使主权的政策。同时，俄罗斯也将与奉行建设性政策、对北极事务感兴趣的北极圈外国家建立互利合作关系，尤其是在北方航道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此外，俄罗斯取消了此前与北极理事会合作相关内容。^[50]可见，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后对北极利益认知发生了变化。虽然强调俄罗斯利益的整体思想不变，但出现了明显针对西方的说辞，试图将“俄罗斯北极”与“北约北极”彻底分裂开来，体现了俄罗斯在北极加强与北极圈外非西方阵营国家合作的决心。作为北极最主要行为体的北极圈内国家集体意向断裂，而这种断裂为以合作为导向的北极国际机制带来了解构风险。

与北极大国俄罗斯相比，芬兰国土面积较小，综合国力也远不及俄罗斯，但它在北极治理中的角色却十分关键。历史上，二战后芬兰战败并与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芬兰的独立。冷战时期芬兰采取“亲苏中立”的外交立场，^[51]出现了“芬兰化”现象(Finlandization)，即对苏联有限妥协以保持相对中立身份的国家立场。^[52]这一历史背景为芬兰日后成为北极治理合作机制的倡导者奠定了基础。1989年，芬兰召集北极圈内八国讨论北极环境保护问题，这一讨论最终促成了北极理事会的成立。芬兰此时对北极的利益认知是打破冷战对抗坚冰，开启东西方合作，通过小国外交撬动地缘政治格局。2010年，《芬兰北极地区战略》强调北极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家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突出了芬兰作为北极圈内国家的角色。^[53]克里米亚危机后，芬兰作为北欧国家，与其他北欧国家签署了多项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的安全合作。通过这种地区性合作，芬兰的国家安全得以强化，这也反映出芬兰在北极利益认知中对安全议题的日益重视。2022年7月，芬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到五个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成为北约在北极对抗俄罗斯的重要一环。^[33]自此，芬兰由倡导北极国际合作的先驱者，彻底转变为“北约北极”阵营中对抗俄罗斯、对俄罗斯进行遏制的马前卒。这一转变反映了芬兰国家安全认知的变化及其对国际身份的适应。

通过俄罗斯和芬兰的案例可以看出，国际格局的演变影响了国家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认知。冷战时期，芬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无法与苏联正面对抗，因此，“亲苏中立”政策成为最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同时，芬兰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实现更多的政治诉求。在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中，苏联对芬兰的安全威胁消失，因此，参与北极治理合作对芬兰有利，既能提升其国家利益，又能在北极治理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强化了其对北极“安全化”的认知。最终，芬兰选择加入北约，坐实“北约北极”阵营身份，寻求通过军事结盟保障国家安全。而芬兰加入北约不仅深刻影响了北极的安全态势与芬俄双边关系，还使北约再次得以扩员壮大。芬兰加入北约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安全困境，^[54]并有助长北约“亚太化”的嫌疑。

俄芬两国对北极利益的认知变迁说明，北极不再是“和平合作之地”，而成为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舞台。温特(Wendt)提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相互建构的，而不是先天固定的”。这种身份建构过程受到历史经验、国际体系的影响，并通过互动不断再生产。^[55]国家的身份转变改变认知，与国际行为体的交往将塑造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将影响其政策选择，而这些选择会影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随着互动模式的变化，国际规则也随之调整，最终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化进程。

(三) 北极治理“外溢效应”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发展

北极治理在最初阶段主要由北极圈内国家参与，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北极治理日益受到全球关注，北极治理的全球化影响逐渐扩大，参与的国家和行为体不断增加。北极治理的“外溢效应”过程带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新兴国家对北极的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产生的综合效应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冷战结束后尤为明显。北极圈外国家对北极治理的参与撬动了北极圈内美俄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国际极地年、北极渔业治理合作、北极航运治理等议题促成各国在北极进行全方位、高参与度、强收益的合作，是全球治理进步典范。

国际极地年是北极治理促进全球合作、提升全人类对地球认知的重要工具。国际极地年已经举办了四次：第一次为1882—1883年，第二次为1932—1933年，第三次为1957—1958年，第四次为2007—2008年。第三次国际极地年举办正处于冷战时期。在美苏关系极度紧张态势下，两国开展紧密合作，为缓和冷战对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56]此外，第三次国际极地年的举办直接促成《南极条约》的签订。^[57]在第四次国际极地年举办时，中国首次正式参与其中。科学和外交在第四次国际极地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地地区为全球科学外交实践作出了贡献。^[58]

在20世纪90年代，北极治理模式以双边合作为起点，逐渐发展为以北极圈内八国为主、北极圈外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国际多边合作治理体系。这一特点在北极渔业和航运治理方面尤为明显。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非国家行为体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推动合作的重要力量。国际海事组织、北极圈论坛、世界气象组织等诸多行为体也参与到北极治理当中，加之北极圈外国家参与广度与深度的提升，促进了北极治理向好发展，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以北极圈内八国为主的治理机制。

北极圈外国家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成果之一为《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Agreement to prevent Unregulated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以下简称《协定》)的签订。《协定》旨在规范北极中部公海区域的渔业管理，防止过度捕捞行为，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协定》由北冰洋沿岸五国以及中国、冰岛、日本、韩国、欧盟参与制定，在北极实现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条约，开创了北极渔业治理的新模式。^[59]北极圈内国家与世界远洋渔业大国得以实现共同发展的“多赢”局面。此举不仅对北极的渔业治理、极地环境保护有重要意义，也未排除其他方参与。除缔约方外，《协定》对非缔约方保持开放，且对缔约方邀请非缔约方加入持积极态度，并鼓励非缔约方采取与《协定》一致的措施。^[60]开放、包容的制度为北极渔业利益攸关方参与北极渔业治理提供了新平台。为更多的国家、组织参与北极治理提供了途径和合法手段，客观上促进了北极治理的发展。即使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仍然积极在《协定》框架内与其他缔约国活动。尽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仍难以调和，正如冷战末期北极治理通过动物保护、环境保护、航道合作等方式促进东西方对话一样，如今北极治理仍具有推动美俄关系和国际格局缓和的潜力。

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印度两国均发布了北极政策。2018年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在北极的五大政策重点，即气候变化应对、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利用、国际合作，展示了中国的“近北极国家”身份定位。中国北极政策的发布拓展中国在北极治理中的角色，增加其在北极经济、科研、能源合作中的深度参与，强调中国如何通过“冰上丝绸之路”提升全球影响力。^[61]2022年3月，印度发布了《印度的北极政策：建立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该政策明确了印度在北极的战略方向，并构建了科学研究、气候与环境保护、经济与人类发展、交通运输与互联互通、治理与国际合作、国家能力建设六大支柱。通过这些方面的参与，印度希望展示其作为全球大国的形象，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通过在北极的能源、科研、航运布局，印度试图影响全球治理结构，以便在未来通过深化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加强北极科研、增强航运能力，进一步扩大其在北极治理中的影响力，在其他全球议题中争取更多筹码。^[62]北极治理不仅为新兴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科研合作和能源安全的机遇，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重塑国际权力格局。未来，中国、印度等国家将在北极能源开发、航运发展和环境治理等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多极化。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北极治理业已初显成效。在北极航运得到全球重视的情况下，国际海事组织将专门针对北极的条款《国际极地水域营运船舶规则》(以下简称《极地规则》)加入《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两个修正案于2014年11月正式通过。^[63]该规则专门针对极地航行制定，标志着极地航运规则从“软法”向“硬法”转变，对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成为北极国际法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极地规则》的生效不仅为北极和南极的船舶航行提供了法律约束力，还标志着北极治理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一规则最终成为具有强制力的国际航运标准，反映了北极治理对全球航运业发展的深远影响。

北极治理多元化的历程也反向促进了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尽管在近十年时间内，由于地区冲突等因素影响，北极治理的多元化趋势有所减弱，但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持续影响北极形势。中国参与北极治理，推动了北极的合作与发展。例如，中国在科研、技术和环保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公共产品，这些贡献提升了北极治理的整体效能，并促进了全球治理的进步。中国在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中的崛起，表明了全球治理体系正从西方强权主导的“西方治理”模式，逐步过渡到更加包容、多元的“全球治理”模式。^[64]

四、北极治理新态势

尽管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尚未结束，但无论冲突的最终结果如何，北极治理作为一个长期问题将继续存在，且可能随着冲突局势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在北极治理“阵营化”发展态势下，大国竞争激烈程度将会持续增加。新兴国家集体崛起，推动全球多极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守成大国”美国与中国这一新兴大国展开激烈博弈，^[65]而北极作为地缘战略的重要区域，同样是两国竞争的舞台。美国通过进一步拉拢北极盟友，意图压制中国在北极的参与，削弱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可以预测，当俄乌冲突结束后，国际格局定会较之前大为不同，而北极治理的发展必将与国际格局的发展同频共振，研究俄乌冲突结束后的北极治理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北极例外论”破产与西方“锁住效应”

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俄一直处于制裁与反制裁的对抗局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将大国竞争引入北极。北极的大国竞争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局面，也不同于冷战后美俄合作中的竞争模式，逐渐演变为更为明确的阵营对抗和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博弈成为北极治理的核心影响因素。其中“北极例外论”的破产和西方针对俄罗斯的“锁住效应”是大国竞争在北极扩散的核心体现。

首先，“北极例外论”破产。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角度看，国际政治是由身份、观念和互动构建的。^[66]“北极例外论”正是这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根据体系建构主义理论，“北极例外论”的形成源自北极国家的共同身份建构，包含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和平之地”和“对话领域”两个核心概念。此话语建构强调：北极是和平、合作的领域，而非地缘政治竞争的场所；北极国家之间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如北极理事会)互动，形成稳定的合作框架；通过习得、社会化和共同规范(如环保议题、原住民权利等)构建“和平北极”叙事。从现实政治看，“北极例外论”反映出北极圈内国家的学者和政要试图将北极与其他地区隔离，以避免外部干扰。这更多是一种政治意愿，即达成北极地区的“例外身份”，而非基于客观现实的逻辑思考。事实证明，试图将北极事务局限于少数国家小圈子的设想难以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北极事务不仅没有局限在北极地区内部，反而日益受到全球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北极例外论”仍有可信空间。然而，背后的隐性摩擦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显现，并迅速影响到北极地区，导致“北极例外论”的概念受到极大挑战。

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北极的大国竞争就已经对“北极例外论”产生了明显影响，表明该理论在全球政治变化中的脆弱性。201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发言，他宣告北极进入了“权力和竞争新时代”，这一表态标志着北极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舞台。^[67]随后美国军方发布的数个北极战略以及2019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美国在北极的“安全挑战”，并表示将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美国在北极的军事作战能力。在国际上，美国拉拢盟友，推动盟国在中俄与美国之间“选边站队”，以共同应对所谓的“中俄北极安全威胁”。从北极治理的角度来看，北极理事会的全面停摆、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持续打击“北极例外论”。美国联合其欧洲及亚洲盟友对俄罗斯进行“双侧挤压”的紧张局势愈发明显。在俄乌冲突尚未结束的背景下，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封锁仍在继续。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更是“北极例外论”的分水岭，著名学者奥兰·杨(Oran Young)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仅存的北极例外论想法都消失了。”^[68] “北极例外论”剩余部分仅仅是西方国家试图将北极治理局限于少数国家，维持封闭体系的幻想。

“北极例外论”本质上是西方学者通过选择性面对北极地缘政治事实的错误知觉，将北极研究局限在“区域性”的概念之内，其诞生的理论论述并不充分，且误导学界忽略国际格局与北极治理之间的互动。北极的“例外”身份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互动和认同过程。然而，在国际格局变化下，这种身份的社会认同基础受到挑战，使得“北极例外论”逐渐瓦解。建构主义话语下“北极例外论”难以描述现实地缘政治变动中的状态，这种不可避免的身份狭隘性具有时空局限性，易出现对未来状况的误导。^[69]

现在虽然有学者已经在反思“北极例外论”的破产，^[70]但仍未将战略角度与国际格局的演进结合起来，分析北极治理与国际格局的相互关系。^[71]这种“圈子化”设想过于理想化，忽视了北极与全球政治的密切联系。北极不仅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着国际格局的演变。

其次，西方“锁住效应”破坏合作反导致北极竞争扩散。“锁住效应”是指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的非理性反对引发了一系列“负反馈”，使得西方对俄罗斯立场不断强化并自我加强，是划分“北约北极”阵营的重要抓手。以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为例，两国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对其未来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他们通过加入北约寻求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保障，同时取消了几乎所有与俄罗斯的合作。然而，这种单方面的对抗行为不仅未能缓解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对抗态势。

同时，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的“错误认知”也是“锁住效应”的直接体现。美国认为，中国“近北极国家”的定位展现了其“北极战略野心”，并据此揣测中国在北极的行为。美国主张，中国并非北极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而是“民主国家的共同威胁”，并将中国的北极行为解读为“侵略性”和“威胁性”。^[72]美国在多个方面对中国的北极参与持否定态度，试图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限制中国在北极合作中发挥作用。

通过分析西方的“锁住效应”可以判断，西方的目标并非延续北极“和平对话之地”的传统，而是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偏见，将北极转变为北约主导的“势力范围”，并使其成为类似冷战时期的对抗阵地。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无助于北极治理的良性发展，还会破坏现有的治理机制，北极治理将面临更多复杂的挑战。

(二) 北极治理“金砖+”新合作概念浮现

西方对中俄的固有思维模式使其难以接受一个开放、包容的北极合作环境。目前的北极治理困境亟须创新合作模式来打破僵局。俄罗斯在北极治理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其地理上的广阔疆域，还因为其在推动北极合作与资源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受到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裁，俄罗斯仍积极推动与北极圈外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并通过灵活的多边合作机制解决争端。^[73]在面对西方“北约北极”阵营围堵时，俄罗斯积极寻求新合作伙伴，以对冲阵营对抗带来的政治风险。世界上许多国家并不站在“北约北极”阵营一边，这一事实在联合国一系列活动中有明确体现。2022年4月，在要求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投票中，印度、巴西、南非等国投了弃权票。^[74]2023年2月，在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彻底、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事力量从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撤出，并呼吁停止敌对行动投票中，中国、印度等32个国家弃权。^[75]可见，诸多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并不选择无条件与西方反俄阵营站在一起，而是通过选择弃权来表达对西方阵营的不满。

俄乌冲突的持续迫使西方延长对俄制裁时限，切断必要的学术交流，使得北极治理的全球环境不断恶化。基于联合国的平台以谋求和平、结束冲突同样有助于北极治理的发展。对俄罗斯来说，通过联合国平台发声，公平公正地让世界认识到现存危机发生的历史经纬，正视主权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也有助于冲突早日结束，推动国际格局朝和平进步方向发展。

在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封锁的背景下，传统的北极合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极治理完全停滞，仍然存在能够实现有效合作的领域。尽管俄罗斯与西方在北极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止，但双方仍在一些“低政治”领域，如渔业、环保等方面维持有限的合作。同时，俄罗斯积极探索新的北极治理合作路径，以应对当前局势。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在北极战略中已经考虑到地方政府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利用“平行外交”(paradiplomacy)通过地方层次的活动加强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关系，旨在增加北极合作的多样性和可行性。^[76]

在北极理事会的“北极七国”发布抵制俄罗斯的共同声明后，俄罗斯仍然参与到《协定》执行中，这反映了俄罗斯在北极渔业治理中的关键地位。即便在西方全面抵制俄罗斯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仍认可俄罗斯在渔业保护和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77]在2023年的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换届中，俄罗斯与挪威采用线上会议的方式，实现了成功交接。^[78]尽管在其他领域存在对立，但俄罗斯与美国海岸警卫队仍在渔业执法、海上搜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保持合作，展现了双方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持续协调。^[79]2024年2月28日，北极理事会发布声明，宣布将逐步恢复各项目的正常工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旨在推动北极治理进程的继续。^[80]

俄罗斯还积极探索通过金砖国家等第三方路径实现北极治理合作，特别是在能源、科技和科研领域，与新兴经济体深化合作。通过分析北极治理的主要参与国可以发现(图 2)，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北极”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明显的对抗。这种对抗不仅局限于北极治理本身，还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从这一角度来看，北极治理的合作前景面临严峻挑战。但以世界角度纵观大局，除“北约北极”外，只有欧盟、日韩等坚定地站在与俄罗斯进行北极合作的对立面，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期望，也有能力与北极圈内八国进行合作。

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国际格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十多年来，在维护国际秩序、解决安全问题以及推动维和行动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具有重要影响。金砖国家在南苏丹、乌克兰和刚果的维和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协助当地恢复和平与稳定，展现了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和影响力。^[81]金砖国家旨在通过推行本币交易、建立新开发银行等机制，逐步减少发展中国家对美元的依赖，并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多元化。金砖国家依靠南非议程，致力于提高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82]金砖国家在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中展现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2023年的金砖国家峰会上，扩容计划进一步推动了金砖国家参与北极合作的国际化进程，为北极地区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和新的全球参与者。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特别记者会宣布，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83]新加入的金砖国家成员不仅能够实现在金砖框架下与俄罗斯进一步深化北极合作，还有利于金砖国家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能源、技术和贸易领域紧密合作。

除已经深度参与北极治理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外，巴西和南非也对北极治理展现了极大兴趣，并在航运、渔业和旅游等领域展开具体行动，展现了金砖国家对北极事务极高的参与度。^[84]金砖国家的北极治理参与核心是俄罗斯，在北极治理“阵营化”发展之前，俄罗斯已开始布局北极合作伙伴的多元化进程。2014年，在开普敦金砖国家科技部长会议中，海洋和极地科学就被纳入金砖国家合作领域，标志着这些国家在极地科研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2015年，金砖国家在莫斯科签署的《金砖国家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了极地科学合作。2016年，第一届金砖国家海洋与极地科学与技术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极地科研合作和技术创新的议题。2018年，第二届会议在巴西利亚举行，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国家在极地科研领域的合作。^[85]作为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之一，巴西是世界第八大能源消耗国。北极的丰富能源资源为巴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潜在的战略支撑。与此同时，巴西在俄乌冲突中的中立立场使其在与俄罗斯的北极合作中占据了独特的政治优势。^[86]

2023年4月，俄罗斯邀请金砖国家合作伙伴一同在斯瓦尔巴群岛建设金砖国家科学中心。^[87]这一行动成为金砖国家在北极治理国际合作中的标志性事件，展现了这些国家在极地科研领域的实际参与。从俄罗斯的视角来看，北极合作的“新路径”创新性地打破了以往仅限北极圈内国家的多边合作模式，通过与北极圈外国家的合作，拓宽了北极治理的参与方，北极问题日益“全球化”。俄罗斯牵头与北极圈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合作，将北极治理合作延伸至西方排除俄罗斯治理的框架之外。通过俄罗斯与金砖国家之间的需求互补，形成新的“金砖+”的北极治理模式。

俄罗斯通过“三方路径”推动北极治理的多极化和国际化发展，“金砖+”群体将在北极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种更加多元的合作机制，能够打破单一的西方主导模式。可以称为在西方排除俄罗斯的“北极理事会2.0”(即“北约北极”)之后的升级版，是“北极理事会3.0”新模式。这一策略不仅提升了北极圈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度，还通过更为灵活的新路径促进了与北极圈内其他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缓解了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紧张局势，达到多重效果。这一合作模式通过多方和间接的合作模式，以“金砖+”为起点，吸引更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提升了治理的多元性和广泛性。这种多方合作的新理念和模式不仅推动了北极治理的进步，还为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增强了新兴国家的全球影响力。

五、结语

立足于全球战略高度，以长期性视角分析国际格局演进的不同阶段及其对北极治理的影响，可知北极治理不仅是全球治理的一个缩影，也是国际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在国际格局逐渐从单极向多极化趋势转变的过程中，北极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与机遇。国际格局与北极治理互动的主要驱动力是地缘政治、全球化与多边治理需求、国际制度与规则演进；核心变量是权力结构、治理制度演进和行为体认知与实践。

国际格局的单极到多极演化深刻影响了北极治理的制度化与多元化，而北极治理通过创新规则、激发多边合作以及推动非北极国家介入，为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衰退，但“霸权思想”仍深刻影响着其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这种思维同样体现在美国对北极事务的大国竞争战略中，特别是在安全与资源开发方面的对抗态势。一方面，北极地区的大国竞争愈发激烈，在俄乌冲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等事件后，北极治理的安全化趋势加剧，传统的“北极例外论”失效。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积极参与，推动了北极治理的国际化进程，拓展了合作空间。北极治理合作的基础正是国际格局的稳定，国际格局的动荡让大国竞争和对立思维传递到北极，造成大量北极治理赤字，给北极治理的未来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和挑战。通过新兴国家等行为体的共同努力，北极治理有望走出对抗的局面。加强对话与沟通、完善现有治理机制、建立新的合作路径，将有助于缓解北极地区的地缘安全紧张局势，并推动全球地缘政治朝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

北极开放与合作的历史表明，只有通过结束冲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和相互妥协，才能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共识，从而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合作。而这些举措也正是促进国际格局向好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三方路径”合作的新理念将为北极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并通过灵活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建立多边对话平台，以达成北极的善治。一方面有助于维持北极地缘政治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和国际格局中的动荡因素。北极有望成为缓解冲突、重建信任的对话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