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印两国屡次因边界问题爆发冲突。印方罔顾中方有着充分历史与国际法依据的合理领土主张，数次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开展活动，试图通过“先发制人”“切香肠”以及“灰色地带”等战术进一步非法侵占中国领土。面对印度军方的挑衅行为，中国军队在遵守国际法原则的大前提下对其进行回击，坚定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2020年6月15日，印度军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并挑起同中国官兵的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该事件爆发后，虽然中印两国迅速启动危机管控机制以设法缓和紧张的边境局势，但许多印度国内学者对此仍极为不满。他们一方面指责中国违约在先，将中国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当行为视为“改变现状”的“侵略”之举；另一方面认为莫迪政府举止“软弱”，对华“退让”，导致印度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吃了大亏”，现行的对华战术方针不足以在边境地区遏制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

作为全球智库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度政府和财团有意引导其国内智库发挥民意塑造的功能。同时，印度智库吸纳了大量退役军官和前政府工作人员，因此在其国内安全研究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莫迪上台以来高度重视智库工作，其本人曾明确表示要借鉴智库的研究成果，其政府团队成员更是同智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以及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本人或直系亲属均是印度重要智库的核心成员。^[1]因此，针对印度在边境地区的被动局面，一些智库学者开始鼓动印度政府对华实施“以海制陆”战略。作为一个在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才被印度智库界重新重视的概念，“以海制陆”在印度学界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对中国的印度洋航道进行威慑，以通过不对称优势弥补印度在中印边境事务中的颓势，进而赢得对华谈判的杠杆与筹码。

对于印度战略的这一转变，学界对此的针对性关注不多，当前国内外也仅有雷定坤和冯人杰具体探讨过印度的“以海制陆”战略，^[2]且尚未有文献对印度智库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过专门梳理。近年来，莫迪政府有意改变印度传统上过分注重陆军的“陆向”思维，转向“海陆并举”的混合战略，因此，印度对华“以海制陆”战略从理论畅想转变为具体实践的概率将进一步加大。印度一位海军中将就曾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印度海军在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增强海上力量，其战略部署对印度与中国的边境事务磋商产生了显著影响。^[3]基于此，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印度几大著名智库学者对于对华“以海制陆”战略有哪些政策主张？这些观点背后体现了怎样的理论逻辑？印度对华“以海制陆”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中方应通过何种方式加以应对？

二、理论框架：不对称冲突中的弱国行动路径

本研究将运用不对称冲突(Asymmetric Conflict)的理论框架对印度智库对华“以海制陆”观点进行分析。随着“大国无战事”时代的到来，不对称冲突逐渐成为国际冲突的常规模式，以弱胜强的案例比比皆是，^[4]甚至出现了许多弱国主动挑起并升级同强国冲突的案例。不对称冲突这一概念最早源自1975年安德鲁·迈克的研究，他认为不对称冲突概念凸显了实力与地位不对等对手之间的关系，可以类比“大卫和歌利亚”之间以弱胜强的案例。^[5]不同于诉诸暴力、旨在彻底消灭或支配对手的战争，不对称冲突的本质是胁迫逻辑下的有限冲突，即谋求说服对手改变行为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6]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弱国在同强国的冲突中很难采取正面对抗的形式，而是需要避敌锋芒并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正如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著名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一书中描写的那样，处于弱势的群体无法承受与统治者直接对抗的后果，于是，他们只能通过偷懒、装糊涂、小偷小摸等间接方式与当权者对抗。^[7](P35)因此，不对称冲突相较于传统战争呈现出新的内涵与形态，以间接性对抗、持久性作战、模糊性时效以及多样性战法取代了直接对抗的传统战争模式。^[8]

那么，弱国应如何在不对称冲突中占据优势？传统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弱国“往往是体系的‘服从者’而不是‘建构者’，安全的‘消费者’而不是‘供应者’，经济的‘依赖者’而不是‘自主者’”，^[9](P66)这使得其在同强国的冲突中缺乏占优的手段。布兰特利·沃马克基于不对称关系视角对上述主张进行了批判，他将实力差距视为不对称关系产生的重要基础，使用“受影响度”而非“脆弱性”来分析国家行为，进而摆脱了现实主义的“实力决定论”。^[10](P24)沃马克认为，不对称关系带来了不对称关注，使得受影响更大的弱国较之强国要更为关注这一关系：强国很平常的行为可能会被弱国视为巨大的威胁，进而引发后者激烈的甚至是举全国之力的反抗。由于强国一般不会将全部资源都用于专门处理某一弱国的事务，因此这种关注度所带来的差异就会造就弱国在部分议题上的“相对优势”，进而使其能够抵制强国的政策。^[10](P17)强弱国家间所处的无政府文化环境亦会影响这种关注度，竞争逻辑主导下的“洛克文化”会导致弱国无限放大对于强国的不对称关注。^[11]

与此同时，不对称冲突中的弱国对于退让成本的容忍度相较于强国而言更低，但其对于冲突成本的容忍度又显著高于强国，这使得弱国的决心相较于强国而言更甚。^[6]基于这种逻辑，弱国运用不对称战略的核心逻辑就是提升强国的行动成本预期，进而增加强国执行特定行动的难度。这一核心逻辑包含三种具体路径。首先，试图提升强国的国内行动成本，比如，通过开展“持久战”的形式增加强国的挫败感，制造并提升后者国内的反对声浪与观众成本。若消耗战阶段的不对称冲突能够引发强国国内利益集团以及民意的强烈反应，则可能深刻影响强国的战略选择，甚至导致其选择主动结束冲突。^[12]其次，试图提升强国的外部行动成本，比如，通过求助于别国，依赖他国的制衡提升强国的行动难度，甚至在国际社会中大造舆论，制造“受害者”形象污名化周边强国，损害它们的国际形象。^[13]最后，试图提升强国的经济成本，比如，借助有利的地理位置袭扰强国的交通线、运输线，威胁强国的侧翼或后方安全，并通过“议题联系”策略为后续谈判积攒有利筹码。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三种路径往往是互相借重与配合的关系，以最大化不对称战略的实际效能。

三、案例分析：基于印度智库对华“以海制陆”观点

在案例分析部分中，为保证选取材料的权威性，本研究对印度排名靠前且较有声望的权威智库机构进行搜索，并在其中7家机构的官方网站中搜索到对华“以海制陆”的相关内容。这7家智库包括观察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以下简称ORF)、辨喜基金会(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以下简称VIF)、德里中国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Delhi，以下简称ICS)、清奈中国研究中心(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以下简称C3S)、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以下简称CPR)、印度陆战研究中心(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以下简称CLAWS)以及卡内基印度(Carnegie India，以下简称CI)。在上述智库机构的官方网站中以“Indian Navy”“Indian Ocean”“India China”“India China Ocean”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到21篇相关文章。其中，在ORF发表7篇，在VIF发表4篇，在ICS发表3篇，在C3S发表3篇，在CPR发表1篇，在CLAWS发表1篇，在CI发表2篇。从文章作者的身份来看，他们多为前印度政府高级幕僚、前海军高级指挥人员或智库专职高级研究员，这为其分析提供了较强的权威性与可信度。详见表 1。

威廉·沃尔弗斯曾有言：“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最突出的威胁和机会往往出现在自己的周围。因此，国家通常更关注自己的周边环境。”^[14](P102)印度始终高度关注中印边界问题，屡次在边界问题上对华发难，使之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杠杆。自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政府推行“印度教特性”的右翼民粹主义议程，煽动国内民族主义，其对华政策亦随之日益强硬。近年来，印度政府积极打造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准同盟”体系，广泛开展同中国的战略竞争。^[15]加之中印两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防投入差距不断扩大，印度对华不对称威胁感知与关注度显著提升，两国间洛克式的竞争性无政府文化特征愈发明显。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虽然莫迪政府屡次挑起冲突，但仍无法改变中国方面在基础设施、武器装备等领域所具备的优势。就连印度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在莫迪政府进一步增加军事投入前，印度军队相较于中国“仍旧显得很软弱”。^[16]为应对本国在边境事务中面临的不利局面，印度智库积极呼吁对华采取“以海制陆”战略，其观点主张如下。

(一) 应做好长期冲突准备，威慑中国印度洋航道

不对称冲突理论主张弱国应在同强国的冲突中展现持久对抗的决心，避敌锋芒的同时寻求对强国的弱点发起攻击，以提升强国的行动成本预期。大多数智库学者认为，为按照印度的意愿处理边境事务，印度不能单独依靠明显处于劣势的陆地军事力量进行威慑，而是必须发挥其在印度洋地区内占据优势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以配合陆地作战。ICS的萨曼维亚·胡达就认为，当前，印度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威慑难以奏效，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给中国方面施加成本，因为边境线绵延数千千米且后勤供应困难，面临经费以及人员限制的印度军队只能在这一地区采取防御性姿态。相较而言，中国军队却可凭借较高的后勤补给效率在边境线上对印度军队施行“各个击破”战术。因此，印度军队必须集中力量，通过海上军事力量、依靠自身在印度洋的战略优势地位对中国的印度洋海上航道进行威慑，因为此举能使中国方面因必须保护航道而付出成本，进而为边境地区的印度军队赢得战略优势。^[17]斯坦福大学研究员阿尔赞·塔拉波雷也在CI上撰文指出，印度陆军在边境地区过分关注进攻能力，“通过占领敌国土地的方式赢得谈判筹码”的策略在核威慑时代已然失效，印度必须关注印度洋上军事力量建设以强化海陆联合作战能力。^[18]C3S研究员巴拉苏布拉曼尼安·C则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指出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行动所面临的困难，认为中国海军无论是选择马六甲海峡航道、巽他海峡航道还是龙目海峡航道进入印度洋都会立即暴露在印度海军的监视之下，这将给予后者在印度洋上巨大的战略优势。^[19]著名战略学者、尼赫鲁大学副教授哈皮蒙·雅各布也撰文指出，印度在印度洋部署海上力量能够拓展其在边境事务上的回旋空间，使中国方面意识到在边境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付出的代价。^[20]

为此，印度智库学者呼吁莫迪政府采取印度洋“海上拒止”路径，这一行动路径的核心逻辑是利用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核心地理位置来威慑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印度洋航道，因为后者承载了中国超过80%的能源进口。与此同时，由于印度海军同中国海军在实力上存在差距，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海上拒止”战术是十分便利且经济的选择。桑吉特·卡西亚普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中国进行海上威慑和制衡已然成为印度海军的核心战略逻辑。^[21]萨扬坦·哈尔达认为，印度应着力提升其印度洋威慑能力以应对中国海军带来的挑战。^[22]萨曼维亚·胡达也认为，基于目前印度海军的实力，其应当专注于采取防御性的“海上拒止”战术，锚定中国海上供应链的脆弱性并对此进行打击。^[17]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应展现出更为激进的“海上拒止”姿态。前印度海军舰艇指挥官苏达山·斯里坎德在ORF撰文指出，现阶段单一的针对海上供应链的反价值行动很难取得胜利，因为商船目标太多且现代国家拥有很强的经济韧性。因此，必须将行动重点转移到反军事力量行动中去，通过对敌人海上力量的打击获得先发优势，而不是试图通过经济消耗实现战略目标。^[23]迪普坦杜·寇德里认为，现阶段印度的印度洋“海上拒止”能力需要关注多军种融合，尤其需要重视陆基空中力量的部署。^[24]与此同时，在印度智库学者的观点中，安达曼-尼科巴群岛(Andaman-Nicobar Islands)亦是用于实施“海上拒止”战术的重要资源。该群岛位于印度洋东部边缘，呈南北走向，在海上绵延超过750千米，被视为印度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ORF副总裁哈什·潘特等人指出，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进一步军事化将增强印度海军对马六甲海峡的监视能力，提升其对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水域的反潜作战能力。^[25]ORF的另两位研究员索希尼·波士与阿纳苏阿·巴苏·雷·乔杜里也认为，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毗邻印度洋航线的优越地理位置，能够为印度海军提供在印度洋水域对抗中国海军的前沿基地，以维护印度地区内“安全提供者”的良好形象。^[26]马德拉斯大学的穆鲁甘·亚达夫则在CLAWS撰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岛屿对于海上军事力量投射、切断海上航道而言至关重要。为抗衡中国海军，印度应制定新的岛屿战略，积极利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实施前沿防御战略。^[27]

(二) 需联合外部制衡力量，进军中国南海海上后方

不对称冲突理论主张，弱国应在同强国的冲突中积极团结外部制衡力量，袭扰强国的后方并力争国际舆论的支持, 以提升强国的行动成本预期。大多数智库学者认为，印度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有着外部环境优势，其同“印太地区”核心国家的友好关系将便于其获得来自于这些国家的外交支持。哈皮蒙·雅各布认为，印度能够与对中国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行动感到不满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友好关系。此外，印度在海上受到的限制远小于陆地，其地处印度洋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能够为其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使印度能够凭借自身在“印太地区”中的关键位置与同样提出本国“印太战略”的国家深化双边合作。^[20]前印度政府特别秘书克里希·维尔玛则在C3S发布的一份简报中明确表示，印度应当在印度洋地区强化区域合作，以联合地区国家的力量将中国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28]与此同时，印度还可利用本国与一些同中国存在海上争端的东南亚以及东亚国家的密切联系，对中国进行牵制。拉贾拉姆·潘达就指出，印度应该联合日本共同声援同中国存在海上争端的越南。^[29]印度一家智库机构的创始人尼廷·派也认为，印度应该在南海争端中主动发挥作用，积极声援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30]CPR前印度外交秘书希亚姆·萨兰更是表示，印度需要同美国的两大东亚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以在制衡中国的同时强化自身海军船舶制造能力，进而配合印度陆军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的行动。^[31]

为此，印度智库学者呼吁莫迪政府采取“南海延伸威慑”路径，偏好该路径的学者认为，既然中国海军能够在被视为印度“自家后院”的印度洋地区出入自由，那么印度海军也可以进入中国的“后院”南海来对中国进行威慑。这些学者认为，印度在历史上同东南亚国家密切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联系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南海利益攸关方，因此，印度有资格也有能力支持涉及南海争端的地区国家，以增强他们对抗中国的能力，并对中国实施海上威慑。巴拉苏布拉曼尼安·C就指出，相较于中国进入印度洋，印度进入南海要方便得多，因此后者拥有一定的战略优势。^[19]阿米尔·汗则认为，印度在南海的存在能够有效威慑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的“侵略行动”。^[32]奥德拉·辛格亦撰文指出，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印度需要同东盟合作，扩大自身在南海争议海域的部署，以强化威慑与力量投射能力。^[33]因此，当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印度迅速向南海地区派遣了一艘军舰。^[34]与此同时，印度智库界迅速作出反应，将中国在南海地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行为污蔑为推进南海地区“军事化”的进攻性行动，以试图提升印度进入南海的合法性。^[35]前印度驻外大使约根德拉·库马尔就在ICS撰文声称南海地区国家为制衡中国十分欢迎印度的存在。^[36]而基于战术角度，ORF高级研究员、前印度海军军官阿比吉特·辛格认为，单纯利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对中国实施“海上拒止”是无效的，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和平时期侵犯其他国家使用海洋的权利。因此，印度海军必须采取“远程力量投送”战略，同时利用自身同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密切海军联系，将自身存在延伸至西太平洋地区以对中国进行威慑。辛格对于这一对华“以海制陆”的战略设想直言不讳地表示：“随着中国对北部实际控制线施加更大压力，印度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在被中国视为海上后院的空间作出回应。”^[37]基于防御的视角，辛格认为印度开展“南海延伸威慑”亦能防止中国借助南海强化对孟加拉湾的海上军事力量投送。^[38]尼廷·派甚至主张印度应将自身的海上存在进一步延伸至东北亚地区。^[30]

四、印度智库对华“以海制陆”观点的发展前景

2024年9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印双方一线部队已经在两国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等四个地区实现脱离接触。^[39]10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标志着中印关系正式“解冻”。双方积极评价近期彼此通过密集沟通就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并一致同意发挥好两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40]12月18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Ajit Kumar Doval)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且具有建设性的沟通。双方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一揽子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将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精神，形成下步工作路线图，并强调将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加强对边境局势的常态化管控，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41]上述事件表明，中印两国关系在经历了数年的紧张后又重回正轨。但本研究认为，在中印边界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且莫迪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印度洋安全的背景下，“以海制陆”仍将是印度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重要战略选项，并将具备一定的发展前景，其原因如下。

(一) 对华“以海制陆”具备深厚的战略思想基础

虽然印度的战略思维长期以来呈现出很强的陆地性，但相关学者并非不关注海洋。英属印度时期的印度总督乔治·寇松尽管以其在次大陆北部推行“前进政策”而闻名，但他曾明确强调要对通往印度的重要港口进行控制，以确保整个次大陆的安全，^[42](P27)进而揭示了海洋控制同陆地安全之间的密切联动关系。更多地被印度智库提起的学者则是潘尼迦。不同于寇松，潘尼迦认为印度的安全“不取决于陆地的边境，而取决于从三面环绕印度的广阔海洋”。^[43](P1-2)而当“陆上防御要塞被一个掌握海权的强国占据并处在它的海军炮火的掩护之下，它就不是轻易可以从陆上攻下的”。因此，印度必须打造一支强力的海军，并将那些关键的港口如亚丁港、新加坡港等置于其保护之下，以打造围护印度的“钢圈”。^[43](P9)潘尼迦进一步警示当局：“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力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43](P178)持有类似思想的还有威迪亚，他主张印度应通过打造一支“无敌舰队”来统治印度洋，并在印度洋上建立覆盖东西方水域的海军基地环。潘尼迦等人因激进的海洋战略思想被一些学者视为印度海洋安全战略思想中的激进派。^[44](P96-97)因此，印度智库学者的对华“以海制陆”观点具备深厚的历史基础，可以追溯至历史上较为激进的印度海洋战略构想。这一观点是在印度应对中国挑战的背景下对潘尼迦等人海洋战略思想的现代演绎。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虽然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屡次挑起冲突，但却始终未能在博弈中占据优势。于是一些印度海军军界人士开始重新鼓吹所谓的“横向升级”战术，即将冲突的关键点从印度不占优的边境地区转移至印度洋海域。早在2004年，印度前海军上校库拉纳就撰文声称印度可通过对中国印度洋能源通道的威慑来打破对峙中的被动局面。^[45]2012年，CPR发布了题为《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外交和战略政策》(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的著名报告，明确认为印度应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利用本国在印度洋所具备的地缘优势，通过同相关国家构建紧密外交关系的方式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进而牵制中国。报告强调，海军力量是印度对华不对称战略的重点，印度必须强化海上军事设施建设(尤其是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以提升后勤补给能力与陆地的连通性。更为重要的是，印度需要在军事架构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成立专门的海事委员会并组建三军联合司令部，以强化自身的联合作战能力。^[46]同年，VIF发布了由印度前陆军参谋长维杰撰写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海军并无在印度洋抗衡印度海军的实力，且印度海军可利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在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施加压力。^[47]甚至在中印关系尚处于正常时期的2015年，就有印度学者在其国内旗舰媒体《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上撰文表示印度应增强其海军控制海上交通线的能力，以迫使中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地区“谨慎行事”。^[48]因此，这一时期的印度智库界已在探讨印度利用海洋对中国进行牵制的可能，同时表明对华“以海制陆”的观点早已在印度各界具备了深厚的战略思想基础，不会因中印关系的缓和而轻易动摇。

(二) 对华“以海制陆”呼应印度海军的实力提升

从印度智库对华“以海制陆”观点中可以看出，其战略成效取决于印度是否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保证其海上威慑能力，但印度海军在印度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都不具备这一能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海军才开始提出打造印度洋“控海”“拒海”能力的明确战略，并开始关注“海陆联动”。1988年，印度官方发布的《印度海上军事战略1989—2014》论述了海洋对陆上作战的辅助作用，表明印度官方开始注意到“海陆联动”的重要性。该文件指出，海上军事力量可通过战争的水平转移，即将战场引至远离边疆冲突点的方式来对边疆方位加以支持。与此同时，海上军事力量也可通过对敌人的海外贸易进行封锁的方式来施加威慑。^[49](P103)莫迪政府上台后，在海洋战略方面力图打破印度固有的“陆向”战略思维，加速向“海向”战略思维的拓展，力争做到“海陆并举”。2022—2023财年，海军在军事预算分配中的比例达到19%，尽管低于陆军51%以及空军23%的占比，但海军军费预算占比近年来增长速度很快，相较于2021—2022财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相较于2018—2019财年更是提升了近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莫迪政府为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现代化重点放到海军舰艇升级之上，并在相关预算方面予以大力支持，2022—2023财年海军现代化建设经费更是同比提升了84%。^[50](P74-75)

与此同时，印度近年来大力推进海军军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在“自力更生的印度”(Atmanirbharta)倡议的指引下，莫迪政府极力推进海军本土化能力建设与平台升级，提升对国产军用船只以及舰载机的资金支持力度，广泛吸纳业界、学界人士参与国防创新项目。^[51]截至2023年底，印度海军已经拥有2艘航空母舰、1艘两栖运输船坞、8艘坦克登陆舰、12艘驱逐舰、12艘护卫舰、2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16艘常规动力攻击潜艇、22艘护卫舰、8艘公用登陆艇、10艘大型近海巡逻艇、5艘舰队油轮以及各种辅助船只和小型巡逻艇，并计划在未来10年内至少列装6艘P-75(Ⅰ)级潜艇和6艘核潜艇，^[52]同时采购26架美制F18航母舰载机以进一步强化印度洋对华威慑力。^[53]与此同时，莫迪政府高度重视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重要战略位置，积极推进岛上海军基础设施建设，以利用其毗邻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对经过此处的商船进行威慑，配合对华“以海制陆”的战略部署。有学者认为，印度因毗邻中国的印度洋能源通道，能够通过在海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的方式谋求不对称优势，对边境局势进行威慑，以打破边境的僵持局面。^[54]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上设置有“什普尔”以及“巴阿兹”两个海军航空兵基地、“卡尔尼科巴”空军基地、“喀迪普”海军基地以及三军司令部。经过升级，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还具备大型军用飞机起降能力，^[44]构成了印度的远海“外环”，是印度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印度还借助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国的海上安全合作条约进一步放大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在制衡中国海军力量方面的战略价值。上述巨大投入强化了印度对华“以海制陆”的战略惯性，使其不会轻易扭转这一战略的实施步伐。

(三) 对华“以海制陆”配合莫迪政府现实政治需要

近年来，随着莫迪政府推行强硬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印度国内对海权以及海陆联动的认识愈发明晰，对于本国强化海军力量建设以在印度洋上对抗中国的共识逐渐稳固。印度国内智库成员大都具有官方背景，以本研究中提到的部分智库为例，ORF同印度外交部联合主办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战略安全论坛“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VIF的创始人是印度现任国家安全顾问；ICS受到印度外交部的支持；CLAWS则有着很强的军方背景。这些智库在受到政府部门资助的同时吸纳了大量前政府工作人员以及退役军官，起到为政府出谋划策以及塑造社会舆论的作用。莫迪政府上台后注重听取智库建议，模糊政府权力与智库的关系边界，强化“旋转门”以广泛吸引印度智库参与政府外交决策，甚至安排外交人员赴智库接受培训。受其影响，印度智库对华态度日趋负面，选择更多地以“政治眼光”看待中国，在日常研究工作中大量讨论遏制中国发展的话题以迎合政府需求。^[55]这些智库组织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壮大，形成一套“生态系统”，并成为莫迪“‘再造’印度外交政策的核心”。^[65](P97)因此，当莫迪政府迫切需要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破局之时，这些印度智库便很自然地配合政府的主张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最终目的都不是为了推动边境事务的和平解决，而是为了使印度能够在对峙中获胜。

中印关系出现缓和后，印度各界对此表示谨慎。印度陆军参谋长乌彭德拉·德维韦迪表示，中印两国需要“恢复彼此的信任”，“不侵入”缓冲区并回到“2020年4月”的状态，随后才能考虑在实际控制线“脱离接触”。^[56]ORF的两位研究员阿图尔·库马尔和安塔拉·戈萨尔·辛格则撰文表示，应对中印关系的缓和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当前双方达成的协议确实减少了彼此间的敌意和不信任，但两国之间信任的建立仍需时日。^[57]CI的两位研究员也表示，真正的解决方案尚未达成，中印两国未来关系“道阻且长”，既要立足当下解决安全需求，也要放眼长远积极寻找共存之道。^[58]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智库学者呼吁政府要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观察家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卡提克·博马坎蒂就表示，当前的解决方案只是暂时性的，中国随时可以利用基建优势重新夺取双方脱离接触的土地。^[59]VIF杰出研究员拉克什·沙玛更是表示，中国已通过巩固自身在边境地区军事基础设施的方式成为了印度“永久的威胁”，当前达成的协议“无法阻止中国的好战行为”，印度军队需要继续强化“边境拒止”能力并为可能出现的局势升级做好准备。^[60]就印度洋海上安全而言，印度前外交官维贾伊·戈哈勒表示：“鉴于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可能在印度洋保持近乎永久的存在，以及与美国的竞争日益加剧，印度别无选择，只能积极主动地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印度洋未来。”^[61]因此，由于莫迪政府同智库界的密切联系，当前印度各界的涉华言论很可能继续鼓动其对华实施“以海制陆”以谋求未来谈判优势。

五、中国应对“以海制陆”观点的策略

针对印度智库对华“以海制陆”战略主张及其发展前景，当前中国应利用缓和契机建立沟通机制，以设法推进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依法有力回击各类可能的挑衅行动，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揭示行动本质，以塑造有利舆论的方式加以应对。具体对策如下。

(一) 建立沟通机制，设法管控危机

当前，印度对华“以海制陆”战略依旧未能转化为明确的具体实践。一方面受制于印度海军有限的实力，其在军费与研发费用开支、海军舰艇装备水平以及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指挥能力方面仍显著落后于中国；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以海制陆”战略内生的理论困境，因为印度并不具备全方位制海权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制陆权，其周边陆上安全环境并不稳定，而“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在尚未获得充分陆地安全的前提下去单方面拓展全球海权，那么大国崛起的进程也将很可能表现为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62]与此同时，印度智库提出的对华“以海制陆”战略的根本锚定仍是中印边界问题，只要边境局势得到缓和，以印度海军现阶段仍旧有限的实力是无法实现“海上拒止”的战略目标的，因为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资源投入。就连印度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在海军现代化计划受阻、陆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实施印度洋横向升级仅仅是次优选择。^[21]因此，中国要利用好现阶段中印关系缓和的契机，依托现有中印两国边界问题对话机制继续同印度方面展开对话，设法推动中印两国边界问题这一根源性问题的最终解决。

(二) 依法有力回击，维护国家主权

虽然印度当前尚且无力对华实施“以海制陆”战略，但随着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愈发强硬以及印度对于中国的“威胁”感知愈发强烈，加之印度自身不断提升的军事实力，其在边境争议地区以及印度洋上的挑衅行动很可能将愈发频繁。例如，在边境争议地区，印度军队就在“洞朗危机”期间非法闯入中国领土并大肆破坏当地基础设施；而在印度洋上，印度还曾跟踪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执行任务的“远望”科考船并将其污蔑为从事“间谍活动”，甚至还要求斯里兰卡驱逐停靠在该国港口的“邓稼先”号科考船。因此，在面对印度方面来自陆地以及海洋方向的无理挑衅时，中国要在坚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强化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以及海军能力建设，对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的越界行为、在印度洋海域的挑衅行为予以坚定有力回击，并时刻警惕印度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南海争端问题上的高调介入与借题发挥。

(三) 揭示行动本质，塑造有利舆论

印度智库提出的“以海制陆”战略需要依托印度海军“控海”“拒海”能力建设，换言之，就是建立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将印度洋打造成“印度之洋”。与此同时，“以海制陆”战略还需要印度对印度洋的关键节点进行巡逻监视。有印度国内学者认为，实施这一战略是对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并对此批评道：“对海上咽喉要道进行‘持续监视’的想法严重不妥。世界各国都将海洋视为共享的公域，所有使用国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除非某片海域存在重叠的主权声索或是地缘政治争议，否则任何沿岸国家都不会公开阻止他国使用公海。只有在战争时期，一国海军才会试图阻止敌方军事力量进入关键海域。而在和平时期，即便沿岸国家坚持需要对海上通行行为进行事先通知，他国海上力量也完全有权进入公海。因此，对印度洋关键节点进行巡逻不仅会耗费大量资源，也不太可能取得成效，因为其无法有效威慑或阻止其他国家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活动。”^[63]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对华“以海制陆”战略也同莫迪政府所推行的“包容性”印太战略主张不符，容易引发印度洋地区其他国家的担忧。因此，中国必须要对印度对华“以海制陆”战略的内在矛盾进行揭示，积极通过各种途径解构印度此举违反国际法的进攻性本质，进而在国际上塑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六、结论

印度洋是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中国也曾在外交场合明确表示：“印度洋足够大，容得下各方携手发展，共同繁荣，阵营对抗、零和博弈在印度洋地区没有前途。”^[64]本研究基于不对称冲突的理论框架对印度智库提出的对华“以海制陆”战略进行分析，认为其体现了印度战略界在对峙不占优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战场的横向转移来寻求不对称优势的尝试。因此，印度智库学者鼓吹的“以海制陆”绝不能称得上是最优策略，并不能根本性地解决中印两国关系中的“边境安全困境”，而只能将两国间对抗扩大并转移到海上，进而引发双方新的冲突。

与此同时，在莫迪政府高度重视印度洋安全以及中印关系出现缓和但边界问题仍悬而未决的大背景下，“以海制陆”议题的现实与学术价值将持续凸显。在未来的研究中，首先应强化案例挖掘，依托历史资料进一步深化对“以海制陆”战略的应用洞察，创新赋能新时代作战实践与区域国别研究；其次应注重理论阐发，建立更为全面完善的“以海制陆”战略分析框架，以进一步强化对于不对称关系、危机管理、战略威慑等理论视角的系统性认识；最后应映照现实关切，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积极引入交叉学科视角以探讨一系列新兴智能技术之于“以海制陆”战略实践的影响路径以及相关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