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战略定位的调整和变化

孙壮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处于国际政治中心与文明交汇之地的欧亚地区, 在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领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一系列冲突热点的不断升温给地区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对地区治理体系的建构形成新挑战, 同时也给国际合作带来新机遇。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①是在冷战后的特殊形势下诞生的新型多边机制, 已发展成为欧亚大陆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区域合作组织。一方面, 其影响力、号召力、吸引力持续增强, 已实现多轮扩员, 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对话伙伴; 另一方面, 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社会发展等方面差距较大, 新成员的加入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新问题, 使地区内外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 给推进务实合作和开展有效区域治理制造障碍。由于上合组织秉持新的合作理念, 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合作的目标和任务, 能够促使各国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成为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支柱。

① 文中的专用名词、部分文件名等仍使用“上海合作组织”全称。

(一) 上合组织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作为21世纪初诞生的新型区域组织, 上合组织是最早明确提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地区组织之一。上合组织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帮助部分中亚国家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推动成员国实现共同发展, 深度参与完善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体系, 体现出独特的作用。在形势复杂多变的欧亚大陆腹地, 上合组织独树一帜, 反对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 在不断增进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的同时, 也在国际事务中积极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多边外交理念借助上合组织的合作平台得以充分展示, 倡导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区域融合和民心相通。^[1]

总结成立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上合组织的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 一是确定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宗旨, 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等体现鲜明时代特征的“上海精神”, 积极倡导新安全观、新合作观; 二是通过一系列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等各个合作领域的重要政治声明和法律文件, 阐明成员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 三是努力维护成员国的团结, 维护多边体制和国际法的权威,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消除一系列危机隐患; 四是提升了多边合作的水平, 每年举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就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顺利完成扩员, 广泛吸收对话伙伴, 使多边合作的领域和空间不断扩大; 五是启动和发展多层次、多部门的一整套合作范式, 建立数十个针对不同领域合作的部长级机制及框架, 并开始尝试建立有效的工作和保障机制; 六是成立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等常设机构, 获得国际法地位, 与多边组织、国际社会建立起广泛的联系, 已成为联合国大会观察员。

上合组织在功能定位上非常注重实效。在经济领域, 两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先后得到签署, 确定了优先领域和具体项目。同时, 相关实施计划和保障机制得到落实, 上合组织在部长级会晤机制下成立多个工作组, 推动成员国之间在能源、贸易、交通、农业、电信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近年来, 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电子商务等方面。此外, 上合组织还通过成立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 不断扩大地方合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上合组织的多边合作更加具体和深入。2020年11月, 以视频方式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发表声明, 特别强调维护成员国的经济主权, 并致力于推动本币结算。在安全领域, 多国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议》等公约和协议, 将相关安全合作构想逐步落实, 使反恐联合演习实现机制化。在此框架下, 各国在联合执法、信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合作。近年来, 上合组织更关注阿富汗问题的解决, 推动各国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的互动。在人文领域, 上合组织启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旅游、环保等部长级会晤机制, 建立网络型的“上合组织大学”, 举办青年论坛、媒体论坛等大型交流活动。

作为冷战结束后诞生的新型区域性多边机制, 上合组织的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从解决双边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对抗开始, 上合组织成员国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合作理念与合作方式。从最初的经济与安全“两个轮子”到现在的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合作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上合组织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提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被写入会后发表的青岛宣言, 成为上合组织重要的政治共识。

(二) 新形势下区域多边合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和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多重叠加, 给国际局势和全球化、区域化进程带来较大冲击, 使很多国际组织受到影响。全球和地区治理“赤字”问题凸显。为此, 一些国家提出了新的区域合作倡议, 希望尽快走出当前的困境, 却带来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具体到上合组织所在的欧亚地区, 挑战既来自地区内部各国发展不平衡、政策差异与利益差异, 也来自外部力量的渗透和影响。由于难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综合解决安全和经济治理等问题, 只能先形成多层次、分领域的合作方式。上合组织成员国迅速增加, 继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之后, 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 西亚的伊朗, 东欧的白俄罗斯先后加入。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地理范围不断向周边延展, 从北冰洋到印度洋, 从西太平洋到波斯湾、波罗的海, 其涉及区域总面积已超过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三。因此, 上合组织面临的情况复杂性超过已有的其他区域性组织。在新形势下, 区域多边合作同时面临一系列新的障碍。

其一, 全球化和区域化遭遇逆流, 美国特朗普政府无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霸凌行径等单边主义做法、欧洲民粹主义的泛起、各类冷战思维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多边合作制造障碍。美国对中、俄进行“双重遏制”, 并积极拼凑反华、反俄联盟, 在中东借以色列之手打击伊朗, 导致地缘政治对抗不断升级, 区域合作受到负面影响。

其二,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受到损害, 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停摆”状态。少数国家为谋求自身的私利, 不惜践踏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与合作原则, 导致联合国和地区多边机制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方面的作用“弱化”, ^[2]地区冲突在多个地区连续爆发甚至长期延宕, 反映出国际组织处理地区热点问题的能力在下降, 也加剧了阵营对抗的趋势。

其三,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各国原有的经济联系受到严重冲击, 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断裂, 可持续发展和多边经济合作受到拖累。俄乌冲突以后, 面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严厉制裁措施, 俄罗斯出台反制措施。这使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 导致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加剧。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 多国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 影响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经济合作方向的选择。

其四, 各种全球挑战日益增多, 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更多责任,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安全压力显著增大。面对新挑战, 各国各行其是, 难以形成必要的合力。无论在维护金融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生物安全、核安全方面, 还是在应对越来越突出的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毒品走私犯罪、生态环境问题时, 各国很难在多边框架内开展密切合作。

上合组织作为致力于完善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新型多边机制, 面对的多边合作议题越来越多。然而, 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上合组织决策效率和行动能力下降, 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战略定位, 更好维护成员国的长远利益。在当今世界, 国家在地区治理体系中是重要的主体, 国家关系以及国家内部的治理状况会对地区合作产生影响。欧亚地区大国利益集中, 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 其面对的内外环境非常复杂, 多种外部势力的影响相互交织、碰撞, 历史遗留的矛盾分歧集中, 地区国家间经常产生各种纠纷, 形成影响超出地区范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上合组织可以成为维护欧亚大陆安全的“外交工具”, 动摇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的根基。然而, 如果成员国间的矛盾和分歧不能得到合理管控, 加之外部干预的影响, 组织内部的问题就会被放大, 给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带来困扰。^[3]

(三) 在多边合作中需要倡导新的合作理念

几乎所有的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以及对话伙伴国, 在参与上合组织活动时都有自己的战略考量, 希望借助上合组织实现自身的地缘发展战略。上合组织坚持不寻求成立军事政治同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 以开放的姿态与国际社会广泛建立联系, 遵守联合国宗旨和准则, 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目标。上合组织是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自成立伊始就致力于维护地区的稳定, 促进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上合组织最初的目标是消除冷战遗留的问题, 增强地区国家间的政治互信, 共同应对以“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促进经贸合作的便利化和自由化, 打造综合性的地区组织, 消除人为障碍, 为多边合作搭建有效的合作平台, 推动各个领域的密切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上合组织的战略定位逐步调整, 不同领域的合作也难以同步推进。

由于上合组织各个成员国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地缘环境、文化传统存在很大差异, 开展合作要本着平等、互利以及协商一致的原则, 要尊重和考虑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诉求, 优先解决成员国都关心的地区性问题。相对来说, 对于作为创始成员的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来说, 取得政治和安全共识相对比较容易, 加之在上合组织成立前后, 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在中亚地区非常活跃, 阿富汗长期内战和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支持也在地区制造了安全难题, 因此, 上合组织成立伊始被认为是安全协调机制。由于上合组织清晰表达了反对霸权思维和干涉主义的立场, 甚至被某些西方媒体和学者解读为中国、俄罗斯联手打造的“东方北约”, 被认为可能成为西方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对手。

实际上, 上合组织更希望在多边经济合作方面有所作为。2001年9月, 上合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首次政府首脑会晤, 提出推动贸易投资的便利化。2003年9月, 在北京的第二次政府首脑会晤时, 各成员国通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确定了经济合作的阶段目标。上合组织虽然非常年轻, 其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创始成员国领导人政治决断的结果, 但在地区稳定和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由于不少方面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并不成熟, 上合组织成立伊始确定的合作目标和功能定位, 既不完全符合地区国家关系和经济发展的现实, 也不利于在应对内部和外部挑战时采取统一的政策措施。受经费预算的限制, 上合组织的常设机构规模小, 只能承担一些日常性工作, 对外交往与行动能力有很大欠缺。因此, 上合组织作为综合性的区域组织, 合作框架比较宽泛, 几乎涵盖所有能够合作的领域, 但其功能发挥受到诸多制约, 影响其效率及多边务实合作进展。例如, 中国和中亚各国非常看重的经济合作、地区自由贸易安排的谈判迟迟无法提上日程。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不得不对其政策进行大的调整, 在外交上积极“转向东方”, 重视上合组织框架内的能源、金融、贸易、投资、科技合作, 但因为西方的干扰与合作基础的不牢固, 还需付出更艰难的努力才能看到成效。

随着上合组织“版图”的扩大, 无论在传统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合作领域, 还是在地区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领域, 上合组织的发展都具有多种可能性。因此, 可以把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作为长期的目标, 倡导全新的合作理念, 构建更加可靠、紧密的地区伙伴关系网络。从上合组织地区特殊的地缘格局出发, 优先任务的确定既要坚持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合作宗旨, 也要保持多边合作的开放性、灵活性。在具体操作上, 可以将上合组织地区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地缘战略板块, 以中亚为“枢纽”, 以打造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为具体目标, 以互联互通为基本支撑, 形成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个“小多边机制”, 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等开展对接合作, 激发更为强劲的内生动力。

(四) 结语

作为区域组织, 上合组织具有多方面优势, 这有助于其在地区发挥特殊的战略作用。首先是地缘优势。一方面, 上合组织所在地区地理条件复杂, 成员国在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 曾创造“丝绸之路”的千年辉煌; 另一方面, 相互接壤为跨境合作创造条件, 需要消除人为障碍, 落实便利化措施。其次是政治优势。“上海精神”等共同合作理念与原则的形成表明, 成员国主张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因而对国际问题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再次是制度优势。上合组织所涉制度既包括成员国国内的管理体制, 也包括在上合框架内形成的制度安排, 如元首、总理定期会晤, 部长、地方领导人会晤等数十个机制。最后是发展优势。一方面, 成员国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具有资源丰富的优势, 市场潜力巨大; 另一方面, 作为后发国家, 成员国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经验, 发挥经济上的互补性, 实现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面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化, 上合组织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合作优势, 增强内部的凝聚力, 通过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增强相互依存度, 实现共同发展, 筑牢人文纽带, 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2024年7月, 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时指出: “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对世界至关重要。”^[4]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需要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上更有作为, 以对话和协作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 以共赢思维应对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 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

刘华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2024年7月, 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的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正式接收白俄罗斯共和国为成员国。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数量增至10个, 加上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 总计26个国家。上合组织国家人口总量占全球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四分之一。^[5]至此, 上合组织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其全球影响力显著上升。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加、供应链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下, 上合组织各国携手合作, 共克时艰,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稳步发展。

(一) 合作基础更加巩固

2024年举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各方签署了《建立上合组织经济优惠政策库的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促进机构合作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创意经济合作框架》《关于上合组织项目融资保障机制的决议》《上合组织成员国港口和物流中心发展合作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环保合作协定》《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作物育种和种业合作规划》等文件, 为深化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与此同时, 各方同意建立跨境数据交换机制、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者联盟、中国—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上合组织医学协会等新型合作体制, ^[6]丰富合作的方式与平台, 为拓展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二) 货物贸易稳步增长

如图 1所示, 据统计, 2024年, 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总额达8903.2亿美元, 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4.4%。^[7]2025年1月至5月, 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额合计3655亿美元, 同比增长2.1%, 超过同期中国对外贸易1.3%的平均增幅。^[8]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紧密, 中国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塔吉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亚美尼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农产品贸易成为新的增长点, “丝路电商”广泛推进。各国经济互补性显著增强, 区域经济合作成效更加凸显。

(三) 服务贸易加速拓展

第一, 跨境运输全面推进。2024年, 途经上合组织地区的中欧班列共开行1.9万列, 同比增幅达10.7%。跨里海交通运输走廊货运量稳步提升, 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区域TIR运输快速发展, “空中丝绸之路”畅通连接, “北极快线1号”开通经北冰洋航线、连接欧亚大陆的铁海联运新通道, 区域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日渐完善。

2024年, 得益于免签政策, 中国赴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旅游的人数同比分别增长56%和78%。^[9]同时, 中国成为俄罗斯公民出境游的第二大目的地国。2024年1月至9月, 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游客赴塔吉克斯坦旅游总数约110万人次。^[10]各国民间往来日益密切, 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更加稳固。

第二, 金融合作不断创新。各方大力推动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 新疆银行与中亚国家7家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 中国银联卡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实现本地发行, 中国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吸引阿联酋中央银行加入, 哈萨克斯坦Kaspi支付与支付宝成功对接, 哈萨克斯坦商业银行中央信贷银行与蚂蚁数科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取得积极进展。^[11]

第三, 教育服务成为亮点。成员国高校之间的合作跨上新台阶, 清华大学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交换合作协议, 将设立联合学位项目、加强联合科研、增进师生互访、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北京大学与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交换合作协议。新疆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相继在哈萨克斯坦设立分校。职业教育合作方兴未艾, 中国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设立的“鲁班工坊”数量超过10个, 成为“惠而实”的民生工程。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为上合组织国家培训农业官员和农业技术人员2200多名, 助力各国培养技术骨干, 加速现代化建设进程。

第四, 数字经济合作成效突出。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以下简称“合作中心”)搭建起区域数字经济合作的新平台。合作中心设立了“新疆分中心”“哈萨克斯坦数字技术交流基地”“中国广州数字技术培训基地”“中国重庆数字技术培训基地”等分支机构。合作中心为上合组织国家官员、学者及企业骨干赋能, 共计培训770余人次, 提升区域人才数字能力储备。此外, 中国的华为公司与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成立联合创新中心, 依托华为云盘古大模型等人工智能先进技术和解决方案, 助力哈萨克斯坦建设高效、安全、个性化和智慧的铁路系统及区域数字枢纽, 提升铁路运输效率。

(四) 区域投资提质增效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截至2024年底, 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的各类投资存量逾1400亿美元, 承包工程累计新签合同额突破万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超6800亿美元。中国成为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哈萨克斯坦的第三大投资来源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除传统的能源矿产资源领域外, 农产品加工、绿色能源、汽车制造和物流运输业成为投资新热点。爱菊中哈粮油合作项目、中乌“高效节水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中哈之间阿拉木图与西安的“枢纽对枢纽”运输通道、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光伏电站、乌兹别克斯坦的比亚迪电动汽车厂、“三一重能”风电项目成为合作新标杆, 促进各国经济转型升级, 加速工业化进程。

(五) 地方合作不断深化

上合组织国家大多为邻国, 边境地方合作作用独特, 各国积极探索地方合作新形式。中国以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疆分中心、中国—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中国—上合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上合组织远程医疗合作平台新疆中心、中国新疆·中亚旅游合作联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为示范, 在农业技术、司法交流、经贸合作、冰雪体育、数字经济、生态环保、地学合作、人文旅游等方面搭建了一系列中国—上合组织地方合作平台。俄罗斯出口中心已经在哈尔滨、深圳、沈阳、上海和成都建立了俄罗斯国家馆, 展示俄罗斯特色商品。阿塞拜疆在北京、青岛和成都建立了国家馆, 设立民俗文化展示区、文旅产品体验区和特色商品销售区。国家馆已经成为各国拓展中国市场的有益尝试, 丰富地方合作内容, 释放合作潜力, 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支点。

(六) 拓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方向

当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新挑战。从外部看, 地缘政治冲突的外溢效应仍在延展, 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战升级加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2025年6月10日,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3%。^[12]2025年5月20日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预测, 2025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约12%, 2026年将进一步下跌5%。^[13]大部分上合组织国家以出口能源和矿产品为主, 世界经济需求萎缩及价格下跌将削弱其经济发展动力。从内部看, 上合组织协商一致原则加大了区域经济合作协调难度, 成员国经济水平的差异令各方难以就区域经济合作目标达成共识, 合作机制效率亟待提升。上合组织迫切需要调整经济合作方向, 推进可持续发展。

第一, 大力推进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促进区域内货物、资金、技术、人员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2024年, 中国与白俄罗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 与吉尔吉斯斯坦宣布启动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 与阿塞拜疆就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共识。迄今, 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结束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升级谈判。未来, 将有更多国家积极参与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 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

第二, 创新合作模式, 打造新型区域供应链。目前, 区域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初具规模, 为提升供应链效率, 一方面, 应大力提升物流运输效率, 消除国际货运障碍, 推广中哈“海关—铁路运营商推动中欧班列安全和快速通关伙伴合作计划”、中俄基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过境运输电子排队系统等合作模式, 提升物流及时性, 强化供应链韧性; 另一方面, 根据2025年首届中亚—欧盟峰会的成果, 大力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将成为双方的主要任务, 上合组织可以借此探索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方式完善通道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第三, 拓展全方位合作, 构建新型区域产业链。扩大农产品贸易, 深化农业技术合作,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加强农业人才培训, 打造区域农业产业链。拓展汽车、机械设备、电子行业、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强化行业的技术标准认证认可, 打造跨境制造业产业链。利用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中心等平台积极拓展区域高新技术合作, 为构建区域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撑。

2024年, 中国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 宣布2025年为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中方将与各方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 促进繁荣,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与权威性, 遵守非歧视、开放、公平、包容和透明的原则, 积极拓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模式, 在跨境电商、港口物流、气候变化、农业合作以及体育运动组织等领域深化合作, 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作出积极贡献。

以新兴领域合作为助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

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合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取得历史性重大成果, 成员国不断增加, 影响力持续扩大, 成员国之间已经形成高度战略互信和稳固合作架构。“上海精神”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始终贯穿上合组织发展实践, 使上合组织成为新型区域合作典范。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加速演变, 上合组织既面临新挑战, 也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期。值得关注的是, 在当前成员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 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②范畴内的创新合作正成为成员国共识, 也是推动上合组织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新动力。

② 新兴领域概念所包含内容广泛, 本文因叙述需要集中讨论人工智能、数字化和绿色经济等领域。

(一) 新兴领域成为成员国经济现代化转型目标的背景

当前, 上合成员国都将人工智能技术和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展视为实现经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战略目标。

中国已经把人工智能技术与绿色转型作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关键。2024年,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中国将新兴领域的发展列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 这意味着中国正以更大力度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和全面绿色转型。

俄罗斯在人工智能技术和绿色发展领域亦有明确部署。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 批准《2030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以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和西方制裁给其科技带来的挑战。该战略指出, 俄罗斯在数据处理、人工智能自主解决方案和高端人才方面存在缺口, 亟须加快发展本土人工智能产业以保障国家现代化需求。同时, 俄罗斯强调绿色发展应基于自身国情循序推进, 不能盲目照搬外国模式。

在2025年达沃斯论坛上, 印度代表团及相关发言人表示“无论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还是清洁绿色技术, 都是新的颠覆力量, 我们必须驾驭它们”, 以把握可持续增长的机遇。^[14]这一立场反映出印度希望通过拥抱人工智能和绿色创新来驱动经济现代化的强烈意愿。印度政府近年推出国家氢能使命、关键矿产计划等绿色产业政策, 并积极推动印度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治理战略实施。

巴基斯坦同样将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纳入国家战略重点。巴基斯坦信息技术部部长在2023年即指出, 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是“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 政府将发布首个国家人工智能政策, 并计划未来五年培训10万名人工智能人才。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各领域效率, 打造知识型经济。同样, 在绿色经济方面, 巴基斯坦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增强其绿色经济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2024年11月, 巴基斯坦政府与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签署四年协议, 支持巴基斯坦向绿色经济转型、提高气候适应能力。

中亚成员国近年来也纷纷确立了发展新兴产业、降低对传统能源依赖的战略目标, 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作为经济转型新目标。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早在2013年, 哈萨克斯坦便制定“绿色经济转型”战略, 此后出台“2021—2030年行动计划”, 目标是到2030年使本国绿色产业初见成效, 2050年建成可持续的高效绿色经济。据哈萨克斯坦官方规划, 通过绿色转型可使2050年国内生产总值额外增长3%, 创造逾50万个就业岗位, 催生新产业并跻身全球最发达30国行列, 同时将环境代价降至最低。

伊朗在加入上合组织进程中, 亦把人工智能和绿色环保置于优先位置。2024年, 伊朗政府成立了直属总统的国家人工智能机构, 并于2025年5月批准《国家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投入巨资弥补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与技术短板, 以期弥合西方制裁困境下的技术鸿沟。同时, 伊朗计划在可持续发展上积极作为, 提高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减排温室气体。

白俄罗斯作为上合组织新成员, 也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对未来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学者指出, 白俄罗斯在全球数字经济中能否占据一席之地, 取决于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近年来, 白俄罗斯通过建设“高科技园区”等举措大力发展IT产业, 积极寻求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表示愿与阿联酋等国携手开发人工智能技术, 体现出对白俄罗斯技术升级的期待。此外, 白俄罗斯在绿色发展方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机构合作, 引入绿色投资、推进清洁技术应用, 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 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已将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确立为本国经济现代化转型的新路径, 并通过政策规划、国际合作等方式积极布局。这为上合组织框架下新兴领域合作的开展奠定了政治意愿和战略方向基础。

(二) 上合组织推动新兴领域合作的独特优势

上合组织在推进新兴领域合作方面拥有其他机制无法比拟的综合优势, 这是由上合组织的政治基础、理念原则和合作传统决定的。

首先, 高度政治互信和“上海精神”为新兴领域合作创造了良好合作氛围。上合组织自成立起就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为原则开展全方位合作, 成员国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战略互信。“上海精神”已成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密码”, 始终强调各国平等协作、团结互信, 在尊重彼此关切基础上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正因如此, 上合组织内部能够就新兴领域合作迅速形成共识, 借助共同发展愿景来驱动合作项目落地。近年来, 成员国开始将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新兴议题纳入合作核心议程, 并签署多项关于加强数字领域合作的协议, 明确多边数字技术合作的路径和目标。

其次, 上合组织多边合作机制健全、区域协同优势明显, 为深化新兴领域合作提供了平台保障。上合组织经过二十余年发展, 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型综合性多边机制之一。组织内部已经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多层次合作架构, 成立安全、经济、人文等各领域近30个常设机构和工作组, 能够统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合作。多边机制的完善使成员国能够借助上合组织相关平台对接各自发展战略, 形成政策合力, 也意味着上合组织能够促进成员国在新兴领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以开放包容的方式开展协作。

再次, 中国的技术优势正在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新兴领域合作提供动力源。作为上合组织重要创始成员国, 中国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全球领先, 拥有“硬件—软件—服务”完整产业生态, 能够为上合组织国家提供先进技术支持。中国庞大的市场也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应用场景, 便于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形成示范效应。近年来, 中国积极同各方分享数字技术, 不断创新合作平台, 在跨境电商、数字支付、智慧物流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如中国牵头成立的“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 正打造数字领域的合作桥梁, 加快区域数字产业化进程。又如, 中国在上合框架下率先试点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等创新举措, 为成员国共建数字生态提供了经验参考。在绿色技术领域, 中国是清洁能源技术和产能大国, 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的规模和成本优势明显。通过上合组织平台, 中国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已经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 助力当地提高新能源利用率。总之, 中国的技术实力和开放合作立场, 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新兴领域合作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可靠保障。

最后, 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合作也是新兴领域合作的显著优势。上合组织历来重视人文合作与青年交流。多年来,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教育、科技领域的往来为新兴产业合作奠定了人力基础和获得了民意支持。早在2010年, 上合组织就发起了“上合组织大学”计划, 通过整合成员国高校资源开展联合办学、学分互认, 培养区域合作高层次人才。近年来, 随着“鲁班工坊”模式深入发展, 每年能够为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培训数百名数字经济、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官员和工程师。2024年12月在中国青岛举办的第三届上合组织国家职工技能大赛, 吸引多个成员国技术工人同台切磋工业机器人操作、智能制造控制等技能, 以赛促训, 增进彼此友谊。

这表明, 凭借政治互信、“上海精神”凝聚力、多边机制平台保障、中国技术储备、人才培养机制等优势, 上合组织完全有条件在人工智能和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打造多边合作成功典范, 为成员国现代化转型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劲助力。

(三) 上合组织深化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与前景展望

面向未来, 上合组织应把握新科技革命和绿色转型契机, 在以下方面深化合作机制与举措, 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一是加强机制建设, 完善顶层设计。可考虑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设立专门的新兴领域合作协调机制或工作组, 统筹规划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相关合作。如成立“上合组织数字创新合作联盟”或“上合组织绿色发展委员会”, 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协调政策。事实上, 一些成员国已经提出类似倡议, 如乌兹别克斯坦在上合峰会上建议成立“上合组织气候理事会”, 哈萨克斯坦倡议制定“上合组织地区生态问题清单”, 这些提议为上合组织在绿色领域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提供了思路。

二是搭建合作平台, 促进项目对接与成果孵化。在上合组织现有多边经贸和科技论坛基础上, 进一步打造务实合作平台是深化新兴领域合作的关键。中国在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期间已经积极推动建设“中国—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山东)”等平台, 打造面向上合组织乃至“一带一路”国家的生态技术创新和产业合作旗舰项目。类似地, 上合组织还可以筹建区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联合成员国重点科研院所和企业, 共同研发具有区域适用性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如农业气象人工智能预测系统、跨境物流智能调度平台等。通过这些平台建设, 可实现成员国“联合研发—试点示范—推广应用”的一体化合作路径, 加速新技术从概念到实践的落地转化。

三是推进技术标准协调, 降低合作壁垒。新兴领域往往缺乏统一标准, 各国各行其是可能导致数据难以对接、设备互操作性差。上合组织可以在相关领域推动标准合作机制落地, 逐步实现技术标准的兼容互认。如在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方面, 成员国可探讨制定《上合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为区域内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设立共同遵循的原则。在新能源和绿色产业方面, 可组建上合组织绿色标准联盟, 在电动汽车充电接口、新能源并网规范、碳排放核算体系等领域推进标准对接和联合研究。中国上海数据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数据中心已合作建立“一带一路”数据桥梁, 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类似经验表明, 通过标准协调, 成员国完全能够实现技术体系的融通, 减少技术贸易壁垒, 为新兴产业合作扫清障碍。

四是鼓励联合科研和试点示范。成员国可以在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方面组织联合科研项目, 集聚各国科研力量攻克共同难题。如设立“上合组织智慧农业联合实验室”, 汇集各国农业技术人才和人工智能专家, 共同开发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智能灌溉、病虫害人工智能监测系统, 并在中亚和南亚的试点农场验证推广。又如, 可成立“上合清洁能源合作研发中心”, 针对本地区丰富的太阳能、风能资源, 开发高效储能技术、新型电网调度算法等, 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2024年7月, 上合组织绿色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 伊朗环境署长萨拉杰盖希呼吁各成员“发挥各自潜能, 为区域绿色发展作出改变, 并成为全球环境合作的完美典范”。他强调, 上合组织应利用这一平台拿出有效举措应对共同环境挑战, 加强协同以使本组织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树立榜样。

五是强化人才交流与联合培养。人才是新兴领域合作的基石, 上合组织应充分利用人文合作传统, 加大在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领域的人才投入。具体措施包括: 扩大“上合组织大学”项目覆盖面, 增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工程等专业的联合培养项目, 每年为成员国输送一定规模的硕士、博士; 定期举办上合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鼓励成员国青年围绕智慧农业、绿色金融等主题展开创新竞赛, 在交流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建立上合组织科技智库联盟, 汇集各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 围绕数字经济转型、气候变化应对等开展联合课题研究, 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展望未来,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绿色经济引领可持续增长, 将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的新增长点。可以预见, 只要各国坚定合作信念、创新合作方式, 上合组织在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可为, 其成果将惠及近一半的世界人口, 为地区繁荣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上合组织完全有能力在新兴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为构建地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的“上合力量”。

中东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知及原因

田牧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上合组织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其影响力正从中亚延伸至中东地区。尤其自2020年以来, 中东国家对上合组织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伊朗于2023年7月成为正式成员国, 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先后成为新的对话伙伴国。上合组织之所以吸引中东国家关注, 既有其本身地缘战略地位提升的因素, 也是其符合中东国家自身发展转型需求的结果。

(一) 中东国家对上合组织的认知

在政治领域, 上述中东国家普遍将上合组织视为一种不同于西方主导秩序的治理平台, 对其治理理念、战略目标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各自的认知。上合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超越了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文明冲突等旧观念, 为广大中东国家所认可。埃及前副外长阿里·海夫尼曾明确指出, 上合组织的扩员表明该组织“反对阵营对立, 能够容纳各方”, 在他看来, “上海精神”可以在弥合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扩大政治互信等方面, 体现出超越两极对立的多边合作理念。^[15]这与中东国家希望摆脱大国对抗、追求自主外交的诉求相契合。沙特阿拉伯国际问题专家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表示: “上合组织吸引力增强源于该组织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16]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近年奉行多元外交, 将加入上合组织视为外交多元化的一环。沙特阿拉伯官方虽然一直低调处理与上合组织的关系, 但其具体行为凸显了沙特阿拉伯“向东转”的战略意图: 在外交布局中, 中国、印度等被赋予更重要地位, 加入上合组织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举措。此外, 土耳其虽然为北约成员国, 却一直在“向东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多次表达希望“加入”或“深度参与”上合组织的意愿。2022年9月, 埃尔多安作为上合组织峰会的特邀嘉宾参加撒马尔罕峰会。会后, 埃尔多安更是不顾土耳其北约成员国的身份, 明确表态称“加入上合组织是土耳其的目标”。^[17]这也折射出土耳其对西方主导秩序的质疑以及对东方机制的政治期待。

在安全领域, 中东对话伙伴国对上合组织在反恐、区域稳定与安全合作方面寄予厚望。自成立伊始, 上合组织就以打击“三股势力”为核心任务之一, 积极推动区域安全合作,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相关数据显示, 仅2023年一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就挫败了181起恐怖袭击, 抓获了214名武装分子, 制止了95个恐怖组织分支的活动。^[18]中东国家对此高度关注, 沙特阿拉伯媒体在报道上合组织时首先提及它是一个以欧亚大陆国家为主的“安全集团”。^[19]埃尔多安在不同场合都曾表示, 希望土耳其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国际反恐合作。^[20][21]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学者艾哈迈德·坎迪勒则表示: “上合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促进中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符合埃及的利益。”^[22]卡塔尔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尔·迪亚巴特认为, 阿拉伯国家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后, 可与该组织其他国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23]目前来看, 中东对话伙伴国普遍视上合组织为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的关键机制。

在经济领域, 中东国家更是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向。对于伊朗而言, 加入上合组织可以突破美国主导的封锁格局。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曾表示, 加入上合组织将为伊朗提供加强安全、确保主权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条件。^[24]近年来,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合作持续走热, 双边贸易额已连续两年超过100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国际问题专家艾哈迈德·易卜拉欣指出, 沙特阿拉伯期待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一步加深经贸领域的合作, 而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紧密合作, 是推动沙特阿拉伯加快“向东看”步伐并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的重要因素。^[25]埃及前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卡梅尔·阿姆鲁表示, 埃及加入上合组织将会帮助其拓展亚洲广袤的市场, 使整个国家从中获益。^[26]此外, 卡塔尔拥有强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活跃于全球投资版图, 近年来也注重在中亚五国和中国投资,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多国驻卡大使的观点称, 卡塔尔作为中东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加入上合组织, 证明该组织对非成员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27]可以说, 中东国家基于各自的经济诉求, 展现出与上合组织合作的强烈意愿。

(二) 认知原因分析

美国智库里海政策中心曾撰文指出, 俄罗斯、伊朗、白俄罗斯等国的加入使上合组织在政治上变得过于多元化, 因此它并非一个反北约联盟。^[28]从国际格局来看, 这些国家普遍认知到, 上合组织提供了一个“另起炉灶”的国际合作平台: 既不同于西方主导的体系, 又不要求成员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对立, 有助于中东国家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例如就沙特阿拉伯而言, 面对变动中的国际秩序, 它正在自主选择更多元的外交合作伙伴, 试图超越对美国的战略依赖, 平衡大国间的影响。而中国促成沙伊和解后, 极大改善了沙特阿拉伯的地缘政治环境,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战略互信水平持续提升, 促使沙特阿拉伯继续“向东”转向。对于其他中东国家亦是如此: 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 它们通过参与这一非对抗性的全球南方合作平台, 在维护自身战略自主性的同时, 试图探索一条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新路径。

从安全角度来讲, 目前中东国家普遍面临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威胁, 既包括“伊斯兰国”等传统极端组织的残余势力, 也涵盖宗派武装、地方性极端团体以及与地区冲突交织的新型恐怖主义网络。正因如此, 埃及、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希望借助与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 特别是在反恐培训、情报共享、网络安全等方面拓展协作, 应对其所面临的复杂安全威胁形势。从自身发展角度看, 中东国家向上合组织积极靠拢, 背后是其经济战略转型和多元化发展的迫切需求。伊朗受到长期制裁, 亟须融入区域经济合作体系, 上合组织为其提供能源输出、基础设施合作与货币结算机制的新机会。而埃及外汇短缺、债务压力较大, 希望依托上合组织平台吸引更多投资。沙特阿拉伯的主要诉求则是寻求扩大非石油经济规模并获取更多来自欧亚国家的合作机遇, 以助力其“2030愿景”转型计划。此外, 对于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等较小体量的海湾国家而言, 加入上合组织的主要经济动因在于深化金融和新兴产业合作, 并借助多边平台提升自身区域影响力。总体来看, 中东国家纷纷走近上合组织绝非偶然, 而是其经济转型和战略重塑的顺势而为。

(三) 未来合作建议

中东国家积极靠拢上合组织, 正是其基于当前的地缘政治认知、安全需求与自身经济转型所作出的综合性选择。而上合组织的吸引力正源于其“上海精神”内核与多边合作框架下对这些需求的内在契合。未来, 上合组织同中东国家的合作需统筹上述因素, 并围绕中东国家的关切点持续推进合作进程。

第一, 加强与中东国家的政治互信与理念对接。上合组织的吸引力在于其构建了一个不同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 “上海精神”所倡导的开放包容、非结盟和反对阵营对立理念正是中东国家所看重的。上合组织应继续秉持“上海精神”, 坚持“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等核心原则, 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和政策对话, 凝聚中东国家与上合组织创始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共识, 助推构建高水平“中阿命运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这将夯实政治互信基础, 促使中东国家真正将上合组织视为自身外交优先方向之一。

第二, 在现有框架下积极推进经贸合作。一方面, 加快“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 以上合组织为多边协调平台, 规划跨区域重大项目, 尤其是能源类、基础设施类旗舰项目。另一方面, 创新金融和贸易合作方式, 降低合作门槛。可积极探讨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扩大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使用范围, 为伊朗融入区域贸易提供便利, 也顺势提升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对去美元化合作的兴趣。同时, 支持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扩大对中东伙伴的融资业务, 为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第三, 针对中东国家对反恐和安全问题的关切, 拓展安全领域合作深度与形式。一是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的作用, 邀请包括对话伙伴在内的中东国家开展情报交流和联合演练, 重点针对极端组织跨境流动、恐怖融资、网络招募等新威胁, 定期分享情报和反恐经验。二是鼓励中东伙伴逐步参与上合组织系列军事演习。对于中东对话伙伴国, 可先邀请他们以观察员身份观摩“和平使命”等联合军演, 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到派出人员参加特定科目演练。三是拓展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 如打击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防范生物安全威胁等, 将中东国家纳入相关合作网络, 形成安全合作的新增长点。通过以上举措, 上合组织可回应中东国家安全关切, 巩固其对上合组织作为地区稳定器的信心。

(四) 结语

自成立以来, 上合组织开创的地区合作新模式, 是全球化时代合作实践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格局。随着上合组织“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对接, 中东国家有望从中获取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实现本国经济转型与区域繁荣的共赢。中东国家的参与也将为上合组织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这一区域合作机制在下一个十年创造更大的辉煌。上合组织与中东国家携手发展, 无疑是新时代国际多边合作中的重要篇章。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世界经济学”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