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源约束趋紧的双重挑战，企业可持续发展已从“道德倡导”演变为“战略刚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性商业实践平衡经济目标与环境、社会责任。中国“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进一步要求制造企业从“高耗能、高排放”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作为推动制造企业转型的核心路径，对于驱动可持续绩效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实现三个维度创新实现商业模式的价值网络重构，打破传统线性增长模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流程的优化升级以及社会价值的融入，促进经济收益增长、环境成本降低、运营效率提升和多元价值共创，推动经济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履行相融合，驱动企业可持续绩效提升。然而，传统商业模式难以适应这一变革需求，单纯追求财务绩效的线性增长模式往往导致环境成本的外部化与社会价值缺失，^[1]制造企业亟须通过商业模式创新重构价值主张，实现可持续绩效的全面提升。

可持续绩效作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指标，涵盖经济效率、环境友好与社会责任三重维度。^[2]现有研究多聚焦商业模式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单向影响，^[3]或孤立地探讨环境技术创新，^[4]却忽视了三者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缺口导致两个关键问题悬而未决：一是商业模式创新如何通过系统性变革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绩效的协同提升；二是何种内外部条件能够强化这一过程的稳健性与可持续性。

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与三重底线理论，^[5][6]提出商业模式创新通过“资源编排—流程优化—价值重构”路径，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创造可持续价值；同时引入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揭示其通过降低创新不确定性、提升ESG信息披露质量，^[7]将商业模式创新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绩效的关键作用；结合投资者关注度的调节效应，论证其通过信号传递与资源补给机制，放大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边际效应。本研究以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调节效应实证检验方法，为可持续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对政策制定者优化绿色金融支持体系、企业管理者设计包容性商业模式具有重要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商业模式创新与可持续绩效

商业模式创新通过重构企业价值创造体系，驱动财务绩效、环境绩效与社会责任的系统性提升。根据动态能力理论，^[5]商业模式创新不仅能通过资源优化与效率革新增厚经济收益，也能通过绿色技术嵌入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维兼容。^[8]

首先，商业模式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财务绩效的提质增效。商业模式创新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与引入数字化工具(如物联网与区块链)简化冗余操作，^[9][10]显著降低生产成本并提升运营效率。^[11]例如，商业模式创新生成的开放式创新平台通过整合外部资源降低研发成本，拓展收入来源，^[12]同时，流程数字化则通过实时数据监控减少库存浪费，最终实现财务绩效的稳健增长。

其次，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而提高其环境绩效。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技术替代与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减量”。绿色技术的应用(如可再生能源替代)直接降低碳排放强度，^[4]而循环经济模式可通过资源闭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产生。^[13]此外，ESG导向的价值主张促使企业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最终提高企业环境绩效。^[14]

最后，商业模式创新能够将社会责任价值内嵌入生产经营活动。商业模式创新通过重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将社会责任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内生动力”。共享价值创造模式通过满足多元主体需求提升社会合法性，^[15]而透明度提升与盈余管理抑制则增强投资者与消费者信任，^[16]这种信任资本反哺企业创新活动，形成“社会责任履行—资源获取—可持续投入”的增强回路。^[17]

现有研究多聚焦商业模式创新对单一财务绩效维度的独立影响，却忽视商业模式创新通过系统性变革实现三重底线协同跃迁的内在机制。本研究认为，商业模式创新能够通过“价值网络重构”驱动可持续绩效提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从价值创造、传递和实现三个维度重构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网络，打破传统线性增长路径，将经济效率、环境友好与社会责任整合为动态均衡的价值创造体系，最终提升可持续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可持续绩效。

(二) 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作用

内部控制质量在商业模式创新与可持续绩效的转化中兼具“风险控制”与“价值转化”双重制度属性。内部控制理论指出，高水平的内部控制通过规范业务流程与强化风险管理，^[18]能够有效降低商业模式创新中的资源错配风险。^[19]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对资源配置与流程优化的系统性重构，推动企业在运营中嵌入更规范的内部控制体系。^[20]这一过程不仅实现风险控制，提升创新的稳健性，^[21]还通过强化组织内部治理能力，将创新的潜在价值转换为可持续绩效的提升。

具体而言，内部控制质量对可持续绩效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多维度协同：在财务绩效层面，内部控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确保创新投入的有效性；^[22]在环境绩效层面，内部控制体系通过约束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提升ESG信息披露质量，^[7]并保障绿色技术应用的合规性与可追溯性；在社会责任层面，高质量内部控制强化信息披露透明度，^[23]抑制盈余管理行为，^[24]从而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吸引更多资本支持创新活动。^[25]这种多维度协同作用表明，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制度性约束与价值传导双重机制，为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转换和可持续绩效提供了系统性保障。

现有研究多强调内部控制的合规功能，却忽视其连接创新活动与可持续目标的战略价值。内部控制质量是创新实施的“稳定器”，更是价值转化的“加速器”：一方面，通过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代理成本与合规风险，保障商业模式创新顺利落地；另一方面，通过提升环境与社会责任表现的可见性与可信度，将创新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内部控制质量在商业模式创新与可持续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 投资者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投资者关注度通过“资源赋能”“治理优化”“声誉强化”三重机制调节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投资者关注度通过外部监督与资本配置的双向互动，深刻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高水平的投资者关注度不仅为企业提供资源补给，而且通过信号传递与声誉约束机制实现治理优化，促使商业模式创新向可持续目标收敛。

投资者关注度对商业模式创新可持续效应的调节作用体现为三个维度的效应协同。其一，资源补给效应。投资者关注度通过拓宽融资渠道与降低资本成本，^[26]缓解企业创新活动的流动性约束，^[27]同时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28]推动长期导向的绿色技术投入。^[29]其二，治理优化效应。投资者的高关注度倒逼企业提升信息透明度，^[30]减少盈余管理行为，^[31]从而增强投资者对可持续创新成果的信任。^[32]其三，声誉强化效应。投资者的持续关注促使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与社会责任实践，^[33]通过市场声誉溢价吸引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价值共创，形成“创新披露—声誉积累—资源反哺”的良性循环。

研究表明，投资者关注度既通过资本支持为创新提供物质基础，又通过监督压力促使创新活动与可持续目标对齐，同时还可以通过声誉溢价反哺商业模式的可持续价值。这种三重调节机制表明，投资者关注度不仅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加速剂”，而且是可持续绩效转化的“校准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投资者关注度正向调节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和假设构建研究模型，如图 1。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筛选与数据收集

制造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会出现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容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与监督。由于被解释变量可持续绩效由总资产报酬率与和讯网发布的环境社会责任得分，是通过熵权法计算综合评分得到的，而和讯网自2021年停止统计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得分，所以参照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指引筛选2013—2020年期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企业，以其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样本期间被标记为ST、PT的企业；由于将各变量合并后会出现大量数据缺失，因此剔除主要变量观测数据不完整的企业样本，同时，为了确保时间序列连续性，仅保留2013—2020年持续存在且数据完整的企业，最终得到391家制造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共3128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其中，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得分来自和讯网，内部控制指数来自迪博(DIB)数据库，百度搜索指数来自CNRDS数据库，其他变量以及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2%的缩尾处理，分析与数据处理软件均采用Stata17。

(二)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可持续绩效(EWS)。本研究将可持续绩效划分为财务绩效和环境社会责任绩效两个维度。^[2]财务绩效采用总资产报酬率(ROA)进行衡量；^[34]相较于其他仅根据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定的形式，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还考虑了企业年报的数据，以弥补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与质量参差不齐的缺陷。因此，参考解学梅和朱琪玮的研究，^[2]本研究采用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来衡量环境社会责任绩效，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及消费者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个方面出发，进一步设立13个二级指标和37个三级指标，以全面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为五项指标的加权总计，最高为100分，并以此衡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最后，采用熵权法计算总资产报酬率与环境社会责任绩效的总评分衡量企业的可持续绩效水平。^[35]

2.解释变量：商业模式创新(BMI)。从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实现三个维度重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网络，并使用财务指标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测量。^[36]其中，价值创造维度选取流动比率、债务保障率和权益负债比作为测度指标；价值传递维度选取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测度指标；价值实现维度选取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测度指标。最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商业模式创新得分，以重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网络，从而为研究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提供实证依据，具体测量见表 1。

3.中介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由于迪博数据库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综合性较强，相关数据的社会认可度较高，^[37]因此，采用迪博数据库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100来测度内部控制质量。^[38]

4.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度(SVI)。传统的投资者关注度衡量方法包括超额收益率、^[39]股票换手率、交易量、媒体报道和广告费用支出等，^[40]近年来，利用互联网进行搜索成为投资者获取企业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41]因此，利用百度搜索指数来衡量投资者关注度，^[42]将投资者关注度定义为Ln(百度搜索指数+1)，其值越大，意味着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越高。^[43]

5.控制变量：董事人数(Board)、独立董事占比(Indep)、上市年限(ListAg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率(Occupy)。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来控制其他因素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具体见表 1。

(三) 模型构建

为检验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机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 E W S_{i, t}=\theta+\alpha_1 B M I_{i, t}+\alpha_2 C_{i, t}+\varepsilon_{i, t} $

(1)

为了检验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参考温忠麟等的三步检验法，^[44]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 E W S_{i, t}=\theta+\alpha_1 B M I_{, t}+\alpha_2 C_{i, t}+\varepsilon_{i, t} $

(2)

$ I C_{i, t}=\theta+\alpha_1 B M I_{i, t}+\alpha_2 C_{i, t}+\varepsilon_{i, t} $

(3)

$ E W S_{i, t}=\theta+\alpha_1 B M I_{i, t}+\alpha_2 I C_{i, t}+\alpha_3 C_{i, t}+\varepsilon_{i, t} $

(4)

为了检验投资者关注度的调节效应，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 E W S_{i, t}=\theta+\alpha_1 B M I_{i, t}+\alpha_2 S V I_{i, t}+\alpha_3 B M I_{i, t} \cdot S V I_{i, t}+\alpha_4 C_{i, t}+\varepsilon_{i, t} $

(5)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EWS表示可持续绩效；BMI表示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程度；IC表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SVI表示投资者关注度；C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董事人数、独立董事占比、上市年限、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率；θ表示常数项；α表示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可持续绩效与商业模式创新测度

通过Stata17软件使用熵权法计算可持续绩效得分。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商业模式创新得分，具体操作如下。(1)适应性分析。KMO=0.634>0.6，并且Bartlett检验显著性概率值P=0.000 < 0.001，证明所选财务指标较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2)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并观察提取结果中所提取的因子特征值及其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从表 2可以看出，提取的四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为70.55%，所提取的四个因子的解释力度较高。(3)以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商业模式创新的综合得分作为度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 B M I=X 1 \times 0.3072+X 2 \times 0.1513+X 3 \times 0.1306+X 4 \times 0.1164 / 0.7055 $

(6)

表 3进一步展示了所提取的四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商业模式创新由四个关键维度进行解释：主成分X1的高载荷变量为流动比率(0.5175)、权益负债比(0.5405)、债务保障率(0.4664)，体现企业在价值创造维度的资源编排能力，反映企业在资本结构优化与财务风险控制的能力；主成分X2的高载荷变量为存货周转率(0.6607)与总资产周转率(0.6385)，体现企业在价值传递维度的流程协同优化能力，反映企业在供应链协同与资产运营优化的能力；主成分X3的高载荷变量为净利润增长率(0.6380)和营业收入增长率(0.6213)，体现企业在价值实现维度的市场响应能力，反映企业将创新性价值主张转化为实际收益的能力；主成分X4的高载荷变量为应收账款周转率(0.8860)，体现企业能够通过优化应收账款周转效率，加速资金回流，为提升可持续绩效提供流动性支撑，反映了企业的运营管理能力。四个主成分共同揭示了商业模式创新通过价值网络重构以提升可持续绩效的路径：通过资源编排提供财务基础、流程协同优化降低运营与环境成本、市场响应转化创新价值为经济收益，最终通过运营管理保障资金流动性，为提升可持续绩效提供支撑。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使用Stata17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4。商业模式创新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3.119和-0.832，表明企业之间商业模式创新程度差异较大，也表明有少数制造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尚未注重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以提升企业绩效。内部控制质量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15.06和10.81，说明企业之间内部控制质量存在一定差异。此外，不同行业公司的投资者关注度均值为12.92，表明大多数制造企业受到投资者广泛关注。

(三) 相关性检验分析

为初步探究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首先对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由相关性分析可知，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可持续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自变量之间、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且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本研究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方法，得出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2.71，最小值为1.02，平均值为1.52，远小于阈值10，进一步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 回归结果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6。模型一为基准模型，仅包含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在模型一的基础上，模型二加入解释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商业模式创新与可持续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076，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正向影响可持续绩效。由此，假设H1得到支持。

本研究采用三步检验法检验中介效应。在模型三中，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内部控制质量以检验其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2342，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在模型四中，加入商业模式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可持续绩效。结果显示，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效应降低至0.0072，具有显著性，同时，内部控制质量与可持续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017，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在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促进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H2得到支持。

在模型五中引入商业模式创新和投资者关注度的交乘项(BMI*SVI)以检验投资者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交乘项对可持续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024，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投资者关注度能够增强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由此，假设H3得到支持。

(五) 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计算指标。首先使用华证ESG指数替换和讯网发布的环境社会责任得分，使用熵权法重新计算可持续绩效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检验结果的估计系数和符号与上文并无太大差异，说明实证模型和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2.剔除特殊样本数据。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鉴于这类决策因素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果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性，因此，选择剔除2013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检验结果的估计系数和符号与上文并无太大差异，说明实证模型和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六) 异质性分析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决策的号召下，我国制造企业积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推动可持续绩效的快速提升，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响应的积极性存在一定差异。由此，将我国制造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组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07，而国有企业组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0944，两组回归系数虽然都显著但仍然存在一定差异，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积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来提高企业的可持续绩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参考曾嶒、连玉君等的研究，^[45][46]进一步通过费舍尔组合检验验证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为显著，进一步证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存在一定差异。这说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更强的环境社会责任，能够更加积极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

(七) 内生性检验

1.滞后解释变量。为了减少商业模式创新与可持续绩效之间的内生性干扰，参考虞义华等的研究，^[47]将回归模型(1)中解释变量商业模式创新与控制变量滞后一期(L.BMI，L.Board等)，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0中列(1)所示。回归结果显示，L.BMI的回归系数为0.004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同前文结论仍保持一致。

2.增加控制变量。遗漏变量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由于现金流比率(Cashflow) 在绩效衡量中占重要比例，所以增加现金流比率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现金流比率，回归结果如表 10中列(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BMI的回归系数为0.00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的估计系数和符号与上文并无太大差异，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假设。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我国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商业模式创新—内部控制质量—可持续绩效”研究框架，探究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内部作用机制，以及投资者关注度的调节作用，得出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显著提升可持续绩效。商业模式创新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和引入绿色技术等方式，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投入得越多，其可持续绩效表现越好，且这一结论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二，内部控制在商业模式创新与可持续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确保商业模式创新顺利实施，并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可持续绩效。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三，投资者关注度正向调节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促进作用。高水平的投资者关注度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资源支持，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市场声誉，从而增强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正向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度越高，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多数商业模式创新研究聚焦于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48]本研究突破这一局限，系统探讨商业模式创新与涵盖经济、环境与社会责任三重维度的可持续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已有文献多关注宏观政策、技术因素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中介与调节作用，^[49]本研究引入内部控制质量和投资者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一步揭示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机制，拓展了内部控制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绿色创新领域的应用边界；第三，已有研究多参考Zott和Amit的研究，^[49]通过问卷调查设计量表测量商业模式创新，本研究采用企业面板数据代替传统问卷调查方法，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构商业模式价值网络，建立更加客观和真实的商业模式创新测量体系。通过使用2013—2020年的企业数据，时间跨度较长，数据更加丰富，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普适性和外部有效性，不仅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三) 管理启示

本研究可能给企业带来以下三点管理启示：第一，企业应重视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流程和绿色技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运营效益，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第二，企业应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系统，确保商业模式创新的顺利实施，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水平，从而增强企业的可持续绩效；第三，企业应积极与投资者沟通，增强信息透明度和市场声誉，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和支持，进一步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可持续绩效。

(四) 局限和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改进和拓展。首先，本研究采用了2013—2020年的企业面板数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使用更长时间跨度的数据，或者结合其他数据来源，以提升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可靠性。其次，本研究主要考察商业模式创新、内部控制质量、投资者关注度和可持续绩效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以引入更多变量，如企业文化、融资约束程度、组织韧性等，进一步丰富研究框架。最后，本研究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案例研究和访谈等方式，深入探讨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