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洋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就经略海洋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涉及发展海洋经济、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为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进行了重要部署。在此背景下，厘清海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测定我国三大海洋圈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分析其区域差异，构建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尤为重要。通过研究以上问题，力求为进一步探索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目前，学界对海洋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文献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形成逻辑、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但将新质生产力具体到海洋领域的研究尚少且偏重理论分析。具体来说，当前有学者将视角聚焦于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海岛共同富裕、海洋治理能力、海洋环境治理等领域。谢宝剑、李庆雯认为，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通过先进科学技术与海洋经济其他要素的融合，使传统海洋生产力三要素发生改变，进而产生海洋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高质量发展；^[1]孙志龙则指出，随着海洋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可以通过科技创新、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建设等路径推动海岛共同富裕；^[2]全永波、宁粟凡分析新形势下我国海洋治理面临的挑战，从新质生产力三大渗透性要素，即海洋科技、海洋人才培养、海洋管理出发，提出推进海洋科技创新等措施提升海洋治理能力；^[3]全永波、金纪岚从海洋新质生产力赋能海洋环境治理面临的海洋绿色技术推广困难等现实问题出发，提出促进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推进路径。^[4]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针对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测度进行开创性探索，如叶芳、王国栋、石媛媛等测度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特征。^[5]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可拓展的空间：一是目前针对海洋新质生产力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新质生产力与海洋领域建设的关联逻辑领域展开，关于海洋新质生产力定量核算的研究较少；二是目前关于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测度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缺少能够综合评价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标系。因此，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系统探讨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然后依据其内涵构建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传统与空间马尔可夫链模型等进一步考察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最后从“核心推动力—发展基础—外部环境”综合维度构建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揭示阻碍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因子，以期为精准引导海洋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相关对策。

二、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解析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 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海洋新质生产力作为其重要构成，在人类深度改造利用海洋基础上，借助创新系统提升利用水平，宏观协调海洋资源、环境、社会等，使海洋新质生产力贯穿在海洋科技、产业、生态、开放、安全等各方面，推动形成智慧、绿色、美丽、友好、平安海洋发展格局。新一轮技术革命高度聚焦科技、绿色、数字这三大核心领域，因此有必要从这三个视角深入解析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海洋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作为技术驱动生产力变革的前沿力量，是达成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动力。

海洋强国建设是一个涵盖海洋经济、生态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难以用单一指标衡量。同时，海洋开发具有高难度、高科技、高风险属性，对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和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海洋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不足、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程度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我国海洋发展的安全性，而且会影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海洋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海洋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对于海洋强国建设意义重大。它能够支撑和保障我国建设海洋科技领先、经济发达、生态优良、开放有序、治理高效的海洋强国。要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既需要基于海洋开发领域的要素，增强其发展的内驱动力，推进要素重构，也需要以系统思维构建完备的海洋新质生产力体系。具体而言，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优化海洋资源配置；打造一批海洋科创平台，引育一批海洋创新人才；拓展海洋开放合作空间，推动更多海洋经济龙头企业落地，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进而形成高水平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图 1)。

(二) 海洋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上文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6][7][8][9][10][11]}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出发，围绕“科技用海、产业强海、生态护海、开放活海、安全靖海”等五个维度内涵及特征，进行具体指标的提炼，选取25个指标(表 1)。其中，海洋经济贡献率、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海洋经济区位熵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设置；^[12]海洋主题研究指数指海洋主题发文量。

1、科技用海

通过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让科学技术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未来海洋可持续发展打造蓝色经济引擎，提升海洋经济的智慧化水平。

(1) 海洋科研机构的R&D经费反映资本对海洋发展的支持力度，影响海洋科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海洋创新基础设施提升发展能级，让更多新质生产力生产要素助推海洋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海洋强国建设的强劲动能。(2)海洋R&D人员通常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技能，能够应对海洋科技领域中的复杂问题，推动技术创新和进步。海洋科研人员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够开展前沿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为海洋经济产业注入新的活力。(3)海洋科研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是评估海洋研究对海洋科技支持的重要参数。高质量的论文不仅展示海洋研究成果，而且促进学术交流和技术传播，有助于突破制约海洋事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助推海洋产业实现转型升级。(4)海洋领域发明专利的授权量体现海洋科技的自主创新活力，表明海洋科技在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高质量推进海洋产业优势再造，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5)海洋科研机构的课题成果是检验海洋科研成果效力的直接体现。有效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应用，推动海洋产业的进步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助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产业强海

海洋新质生产力与海洋产业的不断优化结合，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设备改造和工艺革新，助推新兴产业发展，开辟海洋未来产业新赛道，打造协同高效、竞争力强的海洋优势产业集群。

(1) 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海洋经济发展重点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海洋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海洋产业从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转变，反映海洋经济的技术进步和价值链提升，是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体现。(2)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各海洋产业间比例构成及相互关系的转化，表明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海洋产业的协调发展，可实现海洋经济结构的动态平衡和效率提升，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是海洋新质生产力得以有效发挥其作用的基础。(3)海洋经济贡献度可以反映海洋经济对整体经济的贡献量，通过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及其占GDP的比重来度量。这一指标是衡量海洋新质生产力对整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关键。(4)海洋经济区位熵衡量地区海洋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有助于识别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和行业，用于评估海洋经济的质量，揭示其在特定区域的经济表现和竞争力。(5) 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反映海洋经济中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和科技创新的成果，能够体现海洋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应用，是衡量海洋经济质量的关键指标。

3、生态护海

海洋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双管齐下能够有效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促进海洋的绿色发展。

(1) 海洋废物综合利用率是重要指标之一。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海洋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海洋废物的不断增加，对海洋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威胁。海洋“绿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增强海洋环境抵抗力的重要手段，能够提升海洋废物综合利用率，保障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2)沿海地区污染治理竣工项目反映政府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支持和效果。通过海洋新质生产力科学的方法和系统的管理，海洋生态环境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恢复，有利于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3)滨海湿地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如保护海岸线、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等。万人拥有滨海湿地面积反映一个地区滨海湿地的丰富程度，间接地反映了海洋环境的状态和保护的程度。(4)沿海地区海洋类型保护区面积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海洋保护区的设立旨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限制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有助于海洋环境的恢复和保护。海洋保护区更严格的监测和管理措施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从而更好地维护海洋环境状态。(5)废水具有污染物质多样、排放量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加强对废水排放的监管，提高废水处理水平，减少废水入海量，有效缓解海洋污染环境压力，让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恢复。

4、开放活海

海洋既可实现贸易往来和客货流动的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又是连接内外的“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蓝色朋友圈”不断扩大。

(1) 港口货物吞吐量是衡量港口运营能力和货物流动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港口处理货物的能力。吞吐量大的港口通常意味着该地区与国内外的贸易往来频繁，经济活动活跃。(2)沿海省份进出口总额反映沿海省份的对外贸易规模，是衡量一个省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进出口总额高，说明该省份在国际市场上的参与度高，对外贸易活跃。(3)沿海旅客周转量可反映旅客运输的总规模，进而体现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因为沿海省份往往是旅游热点，旅客周转量大意味着旅游业繁荣。(4)实际利用外资额显示国外资本对国内经济的投资情况，表明国内市场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反映该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国际化水平。(5)海陆联系程度即海洋与陆地的相互作用力程度，用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征。海陆联系程度可以体现沿海城市能否有效地与内陆地区进行经济互动，也是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5、安全靖海

海洋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多方面的综合管理效能，提升涉海工作的管理水平，增强人力资本储备，加大对海洋安全的研究，减轻安全压力，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海域使用权证书规范了海域的使用，反映涉海工作的管理水平。这一举措可以有效调控海域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升海洋管理的整体效能。海域使用权证书的发放是对海洋安全提供有力保障的反映。(2)涉海就业人员是衡量涉海工作人力资本储备的重要指标，为海洋安全提供劳动要素。这些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海洋科研、渔业、海上运输及海洋工程等多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其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对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保障海洋安全至关重要。(3)风暴潮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评估涉海安全压力的一个直观指标。沿海地区海洋灾害风险不仅威胁着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对海洋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减少这类损失是提升涉海安全的关键。(4)科学研究是解决海洋问题、提升海洋管理效率的基础，从技术创新到政策制定，都需要强大的研究支持。海洋主题研究指数的高低表明对海洋安全研究的重视程度。(5)沿海地区海滨观测台作为海洋发展重要的基础设施，能够实时监测海洋环境变化，为海洋预报、灾害预警及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数据支持，是海洋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海滨观测台建设水平的提升，可为海洋管理提供强大的支持。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1、综合评价模型

通过熵值法计算出直观量化的数值来定量表示各子系统指标的影响程度，通过综合指数法测算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结果，并以此来代表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公式为：^[13]

$ U=\sum\limits_{i=1}^4 \sum\limits_{j=1}^n\left(X_{i j}^{\prime} \cdot w_i\right) $

(1)

其中，U表示综合发展指数，X′_ij为单项指标标准化数值，$\sum\limits_{j=1}^n\left(X_{i j}^{\prime} \cdot w_i\right) $为综合发展指数。

2、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通过测算综合指数得到中国11个沿海省份的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后，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析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相关计算公式如下：^[14]

$ G=\frac{\sum\limits_{j=1}^k \sum\limits_{h=1}^k \sum\limits_{i=1}^{n_j} \sum\limits_{r=1}^{n_h}\left|y_{j i}-y_{h r}\right|}{2 n^2 \bar{y}} $

(2)

$ G_w=\sum\limits_{j=1}^k G_{j j} q_j l_j $

(3)

$ G_b=\sum\limits_{j=2}^k \sum\limits_{h=1}^{j-1} G_{j h}\left(q_j l_h+q_h l_j\right) D_{j h} $

(4)

$ G_t=\sum\limits_{j=2}^k \sum\limits_{h=1}^{j-1} G_{j h}\left(q_j l_h+q_h l_j\right)\left(1-D_{j h}\right) $

(5)

其中，G为总体基尼系数, n为省份个数，k为区域个数, y_ji为区域j中第i个省份的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y为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全国均值，G_jj表示区域j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尼系数，q_j和l_j分别表示区域j的省份数量和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占比，D_jh=(d_jh-q_jh)/(d_jh+q_jh)衡量的是不同区域间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相互影响程度，d_jh为区域j和区域h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之差, q_jh代表超变一阶矩，G_w表示地区内差异贡献, G_b表示地区间差异贡献, G_t表示超变密度贡献。

3、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是用于估计一个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核密度估计法能够对海洋新质生产力观测值的分布不平衡状态进行动态监测。^[15]公式如下:

$ f(x)=\frac{1}{n h} \sum\limits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

(6)

其中, $ k\left(\frac{x-X_i}{h}\right)$为核密度函数, n为样本数量, h为核函数的带宽, x代表一组等距的一维数组, X_i是具有独立性和相同分布特性的随机变量。本研究选择高斯核函数展开讨论。

4、Markov链

在核密度估计的基础上，引入Markov链进一步对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时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参考Fan等的研究，利用传统Markov链构建一个N×N的转移概率矩阵，样本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从t年的水平E_i转移至t+1年的水平E_j的概率如下：^[16]

$ P_{i j}\left(E_i \rightarrow E_j\right)=\frac{n_{i j}}{n_i} $

(7)

其中，n_ij表示i级至j级省份的总数, n_j表示水平E_i处于i级的省份数。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收集国内外有关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文献资料，为论文的撰写奠定数据基础。在相关数据的采集上，主要借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0—2022)》和中国沿海各地市2010—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相关统计资料。部分指标的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模拟处理，最终收集到2010—2022年中国11个沿海省份的25个指标数据，包括北部海洋经济圈(天津、辽宁、河北、山东)，东部海洋经济圈(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海洋经济圈(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四、海洋新质生产力测度结果分析 (一) 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空格局及演化

基于前文的指标体系，对2010—2022年全国以及三大海洋经济圈的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如图 2和表 2所示。

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全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全国均值由0.3196增长到0.4242，年均增长率为2.73%。由此可见，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正以缓慢速度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均值在考察期内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并未改变整体提高的趋势。从各海洋经济圈来看，三大海洋经济圈的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呈波动递增趋势；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由2010年的0.3067上升至2022年的0.3806，年均增长率为2.008%；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由2010年的0.3534上升至2022年的0.4670，年均增长率为2.679%；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由2010年的0.3071上升至2022年的0.4358，年均增长率为2.559%。由上可知，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

当前，三大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呈现东部、南部、北部海洋经济圈依次递减的特征。只有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高于全国均值。南部海洋经济圈呈现追赶趋势，与北部、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差距在不断缩小。2016年，其超越北部海洋经济圈，改变了处于末位的局势。各省份之间的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考察期内的均值位于前三名的省份是广东(0.5659)、江苏(0.4507)、山东(0.4358)，且分别位于三大经济圈；位于后三名的为海南(0.2720)、广西(0.2744)、河北(0.2931)，发展水平较低。

为深入探析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测算各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Dagum基尼系数并进行差异分解，结合表 3和图 3分析总体和区域内差异及贡献率。

从总体差异来看，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整体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0.088逐渐上升至2022年的0.153, 说明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在2019年之后基本保持稳定。根据表 3中数据，超变密度贡献率从2012年的41.433%逐步增加至2022年的43.040%，且在2014年和2019年达到49.427%和49.987%的高值。这种趋势表明，超过海洋新质生产力平均水平的极端值对总体不平衡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反映了海洋新质生产力极端差异的扩大和增长的不均衡，表明部分地区的快速增长未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均匀分布，导致部分地区的生产力发展远超其他地区。

从区域内差异来看，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显著大于北部海洋经济圈和东部海洋经济圈的，且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基尼系数始终是三大海洋经济圈中的最低值，整体呈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表明该经济圈内各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小。具体而言，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基尼系数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总体上从2010年的0.098增长至2022年的0.201，增长了105.10%；北部海洋经济圈的基尼系数从0.057增加到0.102，增长了78.95%；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基尼系数在2010—2012年波动上升，在2012—2017年波动下降，在2017—2019年波动上升，之后稳定在0.036，总体上从2010年的0.031增长至2022年的0.036，增长了16.13%。由此可见，各海洋经济圈内部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均在扩大，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内部差异幅度最大。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研究期内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最大，地区间基尼系数年均值为0.141；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次之，地区间基尼系数年均值为0.136；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之间的差异最小，地区间基尼系数年均值为0.084。由此可见，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之间的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东部和南部，以及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之间差异是导致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扩大的重要因素。从趋势变动情况来看，三大海洋经济圈之间的区域差异均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26.877%、30.722%和42.400%，说明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但从2010—2022年变化趋势来看，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总体趋势是略微下降的，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呈缓慢上升趋势。

(二) 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1、分布及时间演变特征

为进一步考察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进趋势，本研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绘制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核密度图。因篇幅所限，仅列示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的核密度分布情况(图 4)，分析全国及不同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间演变特征。

从分布特征看，全国总体及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密度曲线的中心均呈现向右偏移状态，说明其均呈现上升态势，这与前文分析基本吻合；从分布形态看，全国总体及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均存在明显的峰值降低、宽度加大的现象，说明均存在差距不断扩大趋势；从分布延展性看，全国总体及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密度曲线均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说明均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而南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核密度曲线拖尾现象明显，表明这两个区域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更为显著；从极化特征看，全国总体及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核密度曲线均只存在一个主峰，说明不存在区域极化现象，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集聚效应，内部差异较小。

2、时空动态演变特征

以邻接权重矩阵作为Markov链的空间权重矩阵，计算三大海洋经济圈2012—2022年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部流动方向及位置转移特征，并使用四分位法将新质生产力水平划分为Ⅰ型、Ⅱ型、Ⅲ型、Ⅳ型，分别代表低、中低、中高、高四个层级。传统Markov链模型显示，对角线上的元素始终大于非对角线元素，接续一年后各类型省份仍然维持既定层级的概率分别为72.22%、71.88%、69.70%和93.55%，说明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类型相互间的层级转移概率小，表明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分布在不同梯队间的稳定度较高。高水平省份维持当前梯队的概率高于处于低水平的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达省份趋同的现象更为明显。此外，不同层级的省份都存在向其他梯队跃迁的概率，中高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省份向上一级上升的概率为18.18%、18.75%和25.00%，而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省份跌落至下一级的概率为6.45%、6.06%和9.38%，这表明各省份新质生产力发展向上跃迁可能性较大且向下跃迁的可能性较小，即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上倾向提高，存在海洋新质生产力衰退的情况。

考虑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建立Markov模型，表明本区域受相邻地区水平影响而发生转移的情况，测算结果如表 4所示。结果表明，在不同空间滞后类型下，低水平向高水平跃迁的概率有所不同，追赶效应与拉动效应并存，省际间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分析图 5可知，(1)对于海洋新质生产力低水平地区而言，当邻近地区为中低水平、中高水平时，本区域保持现状的概率均高达73.3%，当邻近地区为高水平时，本区域保持现状的概率为66.7%，这表明海洋新质生产力低水平地区与中低、高水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将持续扩大。同时，与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地区相邻时，低水平地区转向更高水平的概率逐渐增大，特别是低水平地区与高水平地区相邻时，转移为中低水平的概率最高为6.7%，表明海洋新质生产力中高水平地区对低水平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2)对于海洋新质生产力处于中低水平的地区来说，周围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对该地区的影响不大，最大转移概率仍将处于中低水平。当周围地区处于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时，该地区转移至中高水平地区的概率分别为15.4%、21.4%。综上而言，中低水平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更多依靠自我聚集式发展。(3)对于中高水平地区来讲，邻近区域为低水平时，中高水平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提升为高水平，这表明中高地区出现海洋新质生产力集聚时，形成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发展机遇期。邻近区域为中低和中高水平时，分别以78.6%和68.8%的概率保持现状不变，当邻近区域为中高水平时，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保持不变。(4)对于高水平地区而言，均保持高水平持续发展。当邻近区域为低水平和中高水平时，海洋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地区分别表现出以11.1%和5.6%的概率向中高水平地区转移。这表明海洋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地区新质生产力在长期稳定增长。

五、基于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沿海省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为有针对性地提升沿海省份的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算各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各准则层数据的均值，在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生态环境和产业是基础，科学技术是核心推动力，安全和开放是外部环境，^[17][18]为进一步将海洋新质生产力与海洋强国建设相融合，本研究将科技视为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推动力，将产业与生态视为发展基础, 将开放与安全视为外部环境，运用其所对应的均值计算得出各省份的核心推动力、发展基础、外部环境水平，基于此将中国沿海省份划分为“海洋科技振兴型”和“海洋基础提升型”两种不同发展模式(表 5)，以因地制宜地培育和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

三大海洋经济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洋科技落后问题，对培育和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不足。海洋科技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包括：浙江、江苏海洋科研存在研发资金投入不足、海洋科研主要集中在基础领域的问题，导致科技成果产出不足、转化较弱；北部海洋经济圈中的辽宁、天津、河北等省份的大多数涉海企业海洋技术开发人才缺口严重，普遍存在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的问题，海洋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不足导致海洋产业链不完善；海南、广西、福建科技力量分散，“产学研”之间创新合作机制不健全。这些因素都制约了海洋科技的发展。为此，鼓励以上八个沿海省份遵循“海洋科技振兴型”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提升海洋科技能力。具体来看，浙江、江苏应加大研发投入，注重海洋技术强龙头创新引领；辽宁、天津、河北需要使研发团队、技术储备达到相关要求，培育创新动力，将海洋科技应用于各领域、多主体，丰富海洋产品生产线，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推动力；海南、广西、福建应积极搭建海洋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使创新优势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当地的市场价值和产业优势。

上海和广东的海洋生态水平，以及山东的海洋产业水平均处于中等水平，致使这三个省份整体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并不稳健。上海和广东城镇化建设及产业的发展，可能导致工业废水等陆源污染物入海量不断增加，而污染物中部分物质因尚无有效处理技术，通过食物链的传递效应，将长期影响海洋生物的繁衍和生存，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长期的、广泛的污染和破坏，进而会造成海域的渔业资源衰退，降低海产品质量和安全，使生态服务功能减弱。沿海省份产业绿色发展不力，导致海洋生态破坏严重，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山东的主要海洋产业仍属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创新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动力不足，严重阻碍海洋资源的合理配置。这表明海洋资源与海洋产业所衍生的海洋经济对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海洋强国建设至关重要。为此，以上三个沿海省份应坚持海洋基础提升导向，依托地区海洋资源，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规划海洋产业发展，进而带动整个海洋经济圈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以保障海洋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

为促进三大海洋经济圈协调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建议在各经济圈培育发展核心区域，以点带面，形成辐射带动作用，并借助区域间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技术扩散，鼓励经济圈之间优势互补，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六、结论

本研究基于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生成机理，构建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测算中国2010—2022年11个沿海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态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传统与空间Markov链模型等方法进一步探析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演进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从“核心推动力—发展基础—外部环境”视角出发，开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识别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从整体上看，在研究期内，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1.308%，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从区域角度来看，三大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东部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相比之下，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未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

从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差异来源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期内，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总体差异逐渐扩大。从地区内部差异来看，各地区内部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不断扩大，且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内部差异增幅最大。从地区间差异来看，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东部和南部，以及北部和南部的地区间差异是导致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从贡献率的角度来看，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是导致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结果表明：全国总体及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均存在差距且发展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集聚效应；省际间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追赶效应与拉动效应并存。

根据各省份海洋发展现状以及不同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均值，将全国沿海省份划分为“海洋科技振兴型”和“海洋基础提升型”两种发展模式，以期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针对各经济圈的发展特点，制定区域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策略，破除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的障碍因素，助力海洋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