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  2019, Vol. 35 Issue (10): 1383-1387   PDF    
基于个体–家庭层面全国成人健康自评研究
邢荔函1, 牛越2, 高明月2, 许明璐1, 周为主2, 景汇泉1    
1.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100069;
2. 沈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目的 基于个体差异理论,从个体 – 家庭层面描述我国成人健康自评现状,探讨健康自评的影响因素,为我国成人健康自评研究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 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描述性分析我国成人健康自评现状,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先后纳入模型进行检验,探讨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对成人健康自评结果的影响。结果 22 366名调查对象中自评健康者为16 177人,占72.33 %,自评非健康者为6 189人,占27.67 %。个体 – 家庭成人健康自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似然值为 – 29 788.70,LR chi2(116) = 8 143.95,P < 0.001,Pseudo R2 = 0.12,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较强。在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健康自评的累积效应下,政府补助、同居、锻炼频率、健康变化情况、2周患病情况、半年患慢性病、住院、喝酒频率、是否午休、新农合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否抑郁是成人健康自评的影响因素。结论 早识别、早诊断、早介入、早治疗健康自评较差的人群,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卫生资源,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
关键词健康自评     成人     个体-家庭     健康    
Self-rated health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 and family factors among adult residents in China
XING Li-han, NIU Yue, GAO Ming-yue, et al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status quo and individual and famili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lf-rated health among adult residents in China for providing evidences to studies on self-rated health in Chinese populations. Methods The data on 22 366 residents aged ≤ 16 year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conducted among 16 000 households in 25 provinces/municipalities/autonomous regions across China in 2016. Ordinal multi-category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adopted to explore influences of individual and familial factors on self-rated health of the adult residents. Results Of all the respondents, 72.33% (16 177) rated themselves as healthy and 27.67% (6 189) as unhealthy. Including individual and familial factor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 ordinal multi-catego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self-rated health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model fitted the data well, with following parameter values: logarithmic likelihood value = – 29 788.70, LR chi2 (116) = 8 143.95, Pseudo R2 = 0.12, and P < 0.001. Under the combined impact of individual and familial factors, the respondents' self-rated health was influenced by government subsidy, cohabitation, frequency of physical exercise, change in health condition, two-week disease prevalence, suffering from chronic disease during past 6 months, hospitalization, frequency of alcohol drinking, whether having noon break, participation in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for rural residents, and whether with depression symptom. Conclusion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on rural adult residents with poor self-rated health are beneficial to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social health resources.
Key words: self-rated health     adult     individual-family     health    

健康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权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条件,是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1]。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健康自评是指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和期望,包括对健康和疾病抵抗力的担心,对过去、现时和未来健康状况的评估等[24]。以人群为研究对象时,个体对自己健康或生病的自我感觉情况,往往比实际的医学状况更为重要。然而我国现有研究对健康自评指标应用不足,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某地区或某特征下人群健康自评研究,较为缺乏全国性的健康自评相关研究。个体是反映人类社会变异性的最基本单元,在家庭中的每个个体存在差异。个体差异是指在社会群体(家庭)中,由于个体间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差异而形成的个体差异结果[5]。本研究基于个体差异理论,从个体 – 家庭层面描述我国成人健康自评现状,探讨健康自评影响因素,旨在为我国成人健康促进工作提供合理配置社会卫生资源的依据,提高我国成人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抽取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的家庭户及所有家庭成员。该调查目标样本规模16 000户[6]。本研究在删除部分缺失数据和无效数据后,获得 ≥ 16岁成人研究对象有效数据22 366份。

1.2 方法

研究以健康自评为因变量,研究对象的健康自评分5级,分别赋值为非常健康 = 1、很健康 = 2、比较健康 = 3、一般 = 4、不健康 = 5。从家庭和个体层面分别探索成人健康自评的影响因素。家庭层面包括家庭经济、家庭生活2个方面;个体层面包括客观健康、生活行为方式、精神健康、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信仰5个方面。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省份、社区性质、城乡分类、民族、工作状况、受教育程度等8个变量;家庭层面包括婚姻状况、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支出、政府补助、从事农业工作、做饭主要用水、做饭主要燃料、住房所有权等8个变量;个体层面包括锻炼、喝酒、是否吸烟、每晚睡觉时间、是否午休、健康变化情况、2周患病情况、半年患慢性病、就诊场所、住院、公费医疗、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医疗、城镇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宗教信仰、是否抑郁等20个变量。健康变化情况为和一年前比较的健康变化状况;2周患病情况为过去2周内因身体不适看过医生;是否抑郁在问卷中设有20道题,总分为60分,> 20分为抑郁[7]

1.3 统计分析

本研究运用Stata 13.1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由于因变量健康自评为定序变量,故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将控制变量(人口学因素)、自变量先后纳入模型进行检验,探讨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对成人健康自评的影响。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16~25、26~35、36~45、46~55、56~65、66~75、76~85、86~95岁分别占11.13 %、26.32 %、23.16 %、26.50 %、10.06 %、2.34 %、0.46 %、0.03 %;男性与女性分别占51.01 % 和48.99 %。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外,包括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和广东分别占4.67 %、8.32 %、12.29 %、13.36 %、9.35 %。城乡数量基本相同,分别占48.65 % 和51.35 %;汉族占90.87 %;失业占1.38 %,有工作占84.04 %,退出劳动力市场占14.58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文盲/半文盲占19.73 %,小学占21.90 %,初中占31.23 %,高中/中专/技校占14.58 %,大专占7.11 %,大学本科占4.99 %,硕士及以上占0.46 %。

2.2 调查对象自评健康状况

结果显示,非常健康3 326人,占14.87 %;很健康4 456人,占19.92 %;比较健康8 395人,占37.53 %;一般健康3 737人,占16.71 %;不健康2 452人,占10.96 %。将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的研究对象合并为健康组,将一般健康、不健康研究对象合并为非健康组,自评健康者占72.33 %,高于自评非健康者的27.67 %。

2.3 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2.3.1 人口学因素对自评健康的影响(表1
表 1 人口学因素对成人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

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了家庭因素,其对数似然值为 – 32 551.36,LR chi2(92) = 2 618.61,P < 0.001,Pseudo R2 = 0.04,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不断变大,说明嵌套模型的拟合优度不断提升,模型的解释力不断增强;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了个体因素,其对数似然值为 – 29 788.70,LR chi2(116) = 8 143.95,P < 0.001,Pseudo R2=0.12,说明模型解释力进一步加强。模型1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省份、民族对成人健康自评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以16~25岁为参照,26~86岁各年龄段对健康自评有显著影响;男性自评为健康的概率高于女性。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纳入了家庭因素,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了个体因素,结果显示,年龄与性别仍对成人健康自评有显著影响。

2.3.2 家庭因素对自评健康的影响(表2
表 2 家庭因素对成人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

模型2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住房所有权、燃料类型、婚姻状况对成人健康自评有明显影响。无政府补助成人自评非健康的概率是有政府补助的0.9倍;以柴草为参照组,煤气、电对健康自评有明显影响;以未婚为参照组,同居、离婚对健康自评有显著影响。模型3纳入个体因素之后,政府补助、做饭燃料、婚姻状况仍为成人健康自评影响因素。

2.3.3 个体因素对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表3
表 3 个体因素对成人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型三)

模型3结果显示,锻炼频率、健康变化情况、2周患病情况、半年患慢性病、住院、喝酒频率、是否午休、新农合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否抑郁对成人健康自评有明显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随着锻炼次数增加,成人自评更倾向于健康;以健康变得更好为参照组,健康变化情况由好变差时,成人自评非健康概率也随之增加;近2周未患病、近半年未患慢性病、过去12个月未住过院的成人自评健康的可能性更大;过去一个月每周喝酒3次及以上的成人自评非健康的概率是每周喝酒3次以下的0.88倍。非午休的成人自评非健康的概率是午休者的0.92倍;参加新农村合的成人自评非健康的概率是未参加新农村合的0.89倍;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成人自评非健康的概率是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1.07倍;抑郁的成人自评非健康的概率是非抑郁者的1.71倍。

3 讨 论

中国是多层次结构社会,表现为个体嵌套于层层社会组织之中,家庭是影响个体行为、地位和态度等的最基础、最直接的社会组织。同一家庭中的不同个体虽具有一定共性,但他们在具体特征上仍存在实质性差异[8]。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了家庭因素,其对数似然值为 – 32 551.36,LR chi2(92) = 2 618.61,P < 0.001,Pseudo R2 = 0.04,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不断变大,说明嵌套模型的拟合优度不断提升,模型的解释力不断增强[9]。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了个体因素,其对数似然值为 – 29 788.70,LR chi2(116) = 8 143.95,P < 0.001,Pseudo R2 = 0.12,说明模型解释力进一步加强。政府补助可以反映整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本研究结果显示,有政府补助的成人自评非健康的概率高于无政府补助的成人。可能与低保、特困户补助、救济等各类由政府发放的补贴对象多为经济困难、生理残疾、家庭负担沉重等人群,从而自评趋向非健康有关。

婚姻状况、做饭燃料可反映整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条件。本研究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是健康自评的影响因素,其中同居无论是在家庭层面还是家庭 – 个体累积效应下均对健康自评存在明显影响。同居无论在家庭层面还是个体层面均不是单独的个体生活,并且同居的双方可能产生矛盾,郁结于心,导致健康自评趋向非健康。良好的婚姻生活可以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给家庭成员带来愉悦的心情,从而使得健康自评趋向健康 [10]。不同种类的做饭主要燃料反映了整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本研究结果显示,做饭主要燃料也是成人健康自评的影响因素;与使用柴草比较,主要使用煤气和电作为燃料者自评非健康的可能性更低。

健康变化情况、2周患病情况、半年患慢性病、住院、就诊场所可以反映个体的客观健康状况。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变化情况、半年患慢性病、住院对健康自评呈正向预测作用,即健康情况逐渐变好、近半年未患慢性病、过去12个月未住过院的成人自评倾向于健康;2周患病情况、就诊场所对健康自评呈负向预测作用,2周未患病成人自评健康的概率大于2周患病的成人。考虑到分级诊疗制度,以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11],由于就医费用的限制,部分慢性病患者选择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长期健康管理,部分患者选择到基层首诊,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到诊所,成人自评非健康的概率也逐渐加大。

喝酒、午休、锻炼、吸烟等可以反映个体的生活行为方式。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大量饮酒危害健康[12]。本研究结果显示,过去1个月每周喝酒3次以下者更可能自评倾向于非健康;无午休的成人自评更倾向于健康。可能与喝酒作为成人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可致心情舒畅,使自评更倾向于健康有关。成人不良的午睡习惯会造成身体不适,如午睡时间过长,大脑中枢神经加深抑制,体内代谢过程逐渐减慢,导致午睡过后更加困倦;或刚吃过午饭,胃肠蠕动变强,血液循环变快,此时入睡,会导致心脏供血量少,胃肠功能紊乱,睡醒后更加疲惫,从而感到不适。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抑郁对健康自评呈正向预测作用,即抑郁的成人比无抑郁的成人自评非健康的风险更高;参加新农合医疗是成人健康自评的保护因素。可能与精神状况较好的人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人生,从而对自身健康状态有较好的评价有关[13];新农合是中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为参合农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险,降低大病支出,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14],从而提高了成人自评健康的概率。

应重点关注退出劳动力市场、家庭地位较低、家庭生活条件较差、客观健康状况较差、精神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家庭支持具有赡养、照料及满足情感交流的功能,这也是家庭支持区别于其他社会支持主体的特点。促进家庭支持功能的良好发挥将有助于提高成人健康水平,和谐的家庭环境是提高成人生命质量的关键。健康自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客观健康状况,同时它对将来可能产生的健康结果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做到对健康自评较差的人群早识别、早诊断、早介入、早治疗,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卫生资源,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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