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是一种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脑卒中、冠心病、肾功能衰竭等严重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1 – 2]。据估计,全球约有25 %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到2025年全球患病率估计上升至29 %左右[3]。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可明显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4]。近年来,慢性病防治工作日益得到重视,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 2025年)》[5]中,将包括高血压在内的慢性病防治作为“健康中国”建设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纳入地方重要民生工程。目前引起高血压的确切原因和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多数流行病学研究已证实年龄、家族史、体质指数和腰围等是高血压患病的影响因素[6 – 8],而地区、民族、文化程度、吸烟和饮酒等因素与高血压患病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辽宁省沈阳市的一项研究表明,城镇居民高血压患病率(31.5 %)高于农村居民(27.9 %)[9];而另一项关于辽宁省丹东市城乡居民的研究则表明,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25.1 %)高于城市居民(21.8 %)[10]。因此,高血压防治应考虑到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的地区和城乡特点。贵州省位处西南部偏远地区,其地域文化、生活方式及经济水平均有其自身的特点,高血压流行特征也可能有别于其他地区,但目前缺乏基于大样本的城乡高血压患病率及相关因素的比较。为了解贵州省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适宜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于2014年9月 — 2015年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市红花岗区、毕节市七星关区、都匀市、凤冈县、关岭 县、沿河县、兴仁县等8个区/县抽取11 458名 ≥15岁 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贵州省随机抽取4个区(贵阳市南明区、遵义市红花岗区、毕节市七星关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和4个县(遵义市凤冈县、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铜仁地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在被抽中的区/县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2个街道/乡镇,在被抽中的街道/乡镇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3个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将抽中居委会/村委会中的居民分为15~24、25~34、35~44、45~54、55~64、65~74和 ≥ 75岁7个年龄组,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按国家课题组要求分别随机抽取1 687、1 340、1 759、2 099、1 803、1 779和991名 ≥ 15岁且在该地区居住 ≥ 6个月的城乡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本次应调查12 080人,实际调查11 458人,应答率为94.85 %。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1)问卷调查:采用国家课题组统一编制的“中国重要心血管病患病率调查及关键技术研究 —— 重要心血管病患病率调查”的调查表A,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访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睡眠时间、高血压家族史等。其中,吸烟指吸烟 ≥ 1次/周, 且持续 ≥ 3个月[11];饮酒指过去1年内平均饮用各类酒 ≥ 1次/周[12];标准睡眠为睡眠时间7~8 h/d,睡眠不足为睡眠时间 < 7 h/d,睡眠过长为睡眠时间 > 8 h/d [13]。(2)体格检查:由统一培训的体检人员进行身高、体重、体脂、腰围和血压的测量。身高、腰围的测量使用统一的三角板、软尺等按照统一程序测量;体重和体脂的测量采用欧姆龙V – BODY – HBF 371体重体脂测量仪[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测量;血压采用欧姆龙HEM – 1300电子血压计[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在静坐时连续测量3次,每次间隔 ≥ 1 min,取3次均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其中,体质指数 < 24.0 kg/m 2为正常体重,24.0~27.9 kg/m2为超重,≥ 28.0 kg/m2为肥胖[14];男性腰围 ≥ 90 cm、女性腰围 ≥ 85 cm为中心性肥胖[15];收缩压 ≥ 140 mm Hg(1 mm Hg = 0.133 3 kPa)和(或)舒张压 ≥ 90 mm Hg为高血压[4]。
1.3 统计分析应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贵州省11 458名 ≥ 15岁城乡居民中,城市居民5 545人(48.39 %),农村居民5 913人(51.61 %)。5 545名城市居民中,男性2 312人(41.70 %),女性3 233人(58.30 %);年龄15~24岁948人(17.10 %),25~34岁851人(15.35 %),35~44岁950人(17.13 %),45~54岁919人(16.57 %),55~64岁745人(13.44 %),65~74岁710人(12.80 %),≥ 75岁422人(7.61 %);汉族45 82人(82.63 %),少数民族963人(17.37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 683人(30.35 %),初中1 609人(29.02 %),高中/中专1 460人(26.33 %),大专及以上793人(14.30 %);婚姻状况为非在婚1 662人(29.98 %),在婚3 883人(70.02 %);非吸烟4 350人(78.45 %),吸烟1 195人(21.55 %);非饮酒43 47人(78.39 %),饮酒1 198人(21.61 %);标准睡眠2 763人(49.83 %),睡眠不足462人(8.33 %),睡眠过长2 320人(41.84 %);无高血压家族史5 089人(91.78 %),有高血压家族史456人(8.22 %);正常体重3 376人(60.88 %),超重1 553人(28.01 %),肥胖616人(11.11 %);非中心性肥胖3 598人(64.88 %),中心性肥胖1 947人(35.12 %)。5 913名农村居民中,男性2 451人(41.45 %),女性3 462人(58.55 %);年龄15~24岁739人(12.50 %),25~34岁489人(8.27 %),35~44岁809人(13.68 %),45~54岁1 180人(19.96 %),55~64岁1 058人(17.89 %),65~74岁1 069人(18.08 %),≥ 75岁569人(9.62 %);汉族3 005人(50.82 %),少数民族2 908人(49.18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4 002人(67.68 %),初中1 353人(22.88 %),高中/中专480人(8.12 %),大专及以上78人(1.32 %);非在婚1 410人(23.85 %),在婚4 503人(76.15 %);非吸烟4 290人(72.55 %),吸烟1 623人(27.45 %);非饮酒4 164人(70.42 %),饮酒1 749人(29.58 %);标准睡眠1 714人(28.99 %),睡眠不足306人(5.17 %),睡眠过长3 893人(64.84 %);无高血压家族史5 067人(85.69 %),有高血压家族史846人(14.31 %);正常体重3 871人(64.47 %),超重1 528人(25.84 %),肥胖514人(8.69 %);非中心性肥胖3 992人(67.51 %),中心性肥胖1 921人(32.49 %)。
2.2 贵州省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情况(表1、2)贵州省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8.78 %(3 298/11 458);城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1.75 %(1 206/5 545),低于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的35.38 %(2 092/5 9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276.148,P < 0.001)。不同特征城市居民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睡眠时间、体质指数及有无高血压家族史、是否中心性肥胖城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01);不同特征农村居民比较,不同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吸烟情况、睡眠时间、体质指数及有无高血压家族史、是否中心性肥胖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
2.3 贵州省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比较贵州省城乡居民高血压知晓率为43.27 %(1 427/3 298),治疗率为35.20 %(1 161/3 298),控制率为28.42 %(330/1 161)。城市居民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46.43 %(560/1 206)、39.55 %(477/1 206)和38.99 %(186/477),均高于农村居民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41.40 %(866/2 092)、32.70 %(684/2 092)和21.05 %(144/6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1)。
2.4 贵州省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影响因素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3、4)分别以城市和农村居民是否高血压患病为因变量(0 = 否,1 = 是),以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睡眠时间、体质指数、有无高血压家族史、是否中心性肥胖等9个因素和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吸烟情况、睡眠时间、体质指数、有无高血压家族史、是否中心性肥胖等8个因素分别为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 45岁、在婚、吸烟、饮酒、睡眠不足、睡眠过长、有高血压家族史、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是贵州省城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是贵州省城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的保护因素;年龄 ≥ 35岁、吸烟、睡眠不足、睡眠过长、有高血压家族史、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是贵州省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是贵州省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的保护因素。
3 讨 论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贵州省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8.78 %,高于同期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的23.2 %[16],提示贵州省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应加大高血压的防控力度。其中城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1.75 %,低于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的35.38 %,提示贵州省农村地区高血压流行趋势已反超城市,这与福建省福州市[17]调查结果一致。但Wang等[16]同期针对全国居民的调查发现城乡差异并不明显,说明高血压患病率的城乡差异存在着区域特点。贵州省高血压患病率出现城乡差异可能与近年来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伴随着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如贵州省农村居民喜食猪油、重盐等;还可能与农村居民较城市居民缺乏疾病防控意识以及农村地区高血压患者的干预措施多不及城市地区有关。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贵州省城市居民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46.43 %、39.55 %和38.99 %,均高于农村居民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41.40 %、32.70 %和21.05 %,提示农村地区的宣传教育、筛查登记、患者管理和治疗等均落后于城市地区,需全方位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特别是贫困、偏远山区的小村落居民,可给予交通、药物等方面的补贴,从而真正提高其防治效果。
本次调查中,贵州省城市和农村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高,≥ 35岁是危险年龄段,与其他地区调查结果一致[18 – 19],提示高血压患病已出现“年轻化”趋势。其中 ≥ 45岁居民的高血压患病风险上升更为明显,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暴露于危险因素的时间随之增加,加上器官功能的减退、机体抗病能力的减弱、脂肪代谢功能的改变,从而导致此年龄段居民高血压患病风险的增加,提示应适当加大对青中年人群高血压的防治力度。本次调查发现,城市和农村居民高血压的患病率均受文化程度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者高血压患病率越低,这与吴卫华等[20]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健康意识、预防知识、生活习惯不同有关,提示防控措施应向低文化程度人群倾斜。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致[21],吸烟是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危险因素,提示应继续将戒烟作为包括高血压在内的慢性病重要干预措施。与既往研究一致[22 – 23],有高血压家族史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更易患高血压,提示高血压筛查与管理可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工作。睡眠时间与高血压患病之间并非存在线性关系,睡眠过长或者过短均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与一项荟萃研究结果一致[13],提示适当的睡眠时长有利于高血压的预防。本研究发现不论基于体质指数还是腰围,超重和肥胖人群均具有更高的高血压患病风险,与贺媛等[24]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随着肥胖程度的增加,高血压患病风险也更大,存在一定的剂量效应关系,因此加强体育锻炼、控制饮食仍是预防高血压的重要措施。
本次调查还发现,农村居民汉族高血压患病率(37.37 %)高于少数民族高血压患病率(33.32 %),可能与受原生态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影响有关,因此今后高血压的防控措施应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民族差异。而城市居民不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可能是由于城市聚集区居民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日趋相同所致。有研究发现饮酒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25 – 26],但本次调查未发现饮酒对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的影响,可能与该地区农村居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且饮酒量较少有关,今后可进一步探讨饮酒量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的剂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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