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健康需要已经成为公众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目标之一^[1]，在妇女保健领域中，妇女健康需要也是妇女保健工作开展的根本，其满足情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妇女群体的健康水平^{[2 – 3]}。是否准确识别妇女群体的相关健康需要是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前提和基础。多数研究聚焦于对妇女健康具体需要的罗列和呈现^{[4 – 5]}，几乎未有研究从一个国家或区域整体评判其对妇女健康需要的准确识别程度。本研究在前期对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各维度分析基础上，以京沪两地为例，通过分析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权威程度、及时程度、连续程度、权威报告的系统程度以及识别的可信程度，综合判断政府等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准确程度，并探究对此量化评价路径和方法的可行性，为后续进行妇女健康需要总体把握程度的分析奠定基础。

本研究尝试通过“识别健康需要的权威程度”“识别健康需要的及时程度”“识别健康需要的连续程度”以及“权威报告的系统程度”“识别健康需要的可信程度”5项内容综合反映政府等部门准确识别公众健康需要的程度。5项内容均需从政府、专业机构、研究机构三类主要健康信息发布的机构收集妇女健康公开信息资料，如期刊文献、监测报告、新闻信息、统计报表等。课题组对妇女保健领域问题的界定过程和具体资料收集情况参见并行研究《京沪识别妇女健康需要权威程度》。课题组重复测量数据后得到重测信度为0.937，表明收集的资料可信度较高。

“识别健康需要的权威程度”“识别健康需要及时程度”“识别健康需要连续程度”的量化过程参见并行研究《京沪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权威程度》等。“权威报告的系统程度”通过最具权威性的报告中所涉及信息是否来自系统监测以及监测系统对信息的收集与利用程度综合判断。“识别健康需要的可信程度”通过比较最具权威报告中发布的反映公众健康需要的敏感指标值与同一时期研究文献中针对同一人群敏感指标中位值的波动幅度进行判断。将上述5个方面加权计算得到妇女保健领域具体问题政府等准确识别公众需要的程度。根据问题 – 类型 – 领域的关系，将各问题的准确识别程度平均加权可得到育龄期、孕产期等类型的准确识别程度，最终结合不同类型的权重，加权得到妇女保健领域政府等对公众需要的准确识别程度。

所有资料使用EXCEL 2016进行摘录、整理、建立数据库并描述其趋势变化，运用统计软件SPSS 21.0进行描述性分析以及相关分析和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等，京沪两地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的差异采用t检验，对识别需要的连续程度、系统程度的差异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表 1

表 1 2000 — 2017京沪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趋势变迁（%） 年份 识别健康需要 的权威程度 识别健康需要 的及时程度 识别健康需要 的连续程度 权威报告信息收集 的系统程度 识别需要的 可信程度 准确识别妇女健康 需要程度 户籍人口孕产妇 死亡率（1/10万）a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2000 40.5 59.9 37.7 58.9 8.8 17.9 0.0 0.0 20.0 15.1 14.5 22.8 9.7 9.6 2001 40.5 59.9 37.7 58.8 9.2 24.0 0.0 0.0 19.1 20.2 14.6 23.8 11.7 9.0 2002 41.5 60.9 39.9 61.0 9.4 24.7 0.0 0.0 5.7 18.8 15.1 24.4 15.1 10.0 2003 41.5 64.7 39.9 63.1 8.6 32.0 0.0 0.0 5.6 20.7 15.0 26.6 15.6 12.0 2004 41.5 64.7 39.9 63.1 10.8 32.4 38.0 3.4 19.9 15.8 21.1 27.7 15.2 10.8 2005 41.5 64.7 40.0 63.0 13.4 32.7 37.7 3.4 19.7 14.7 21.4 27.7 15.9 1.4 2006 41.5 64.7 40.0 63.0 13.6 32.2 37.7 3.5 18.9 10.0 21.2 27.7 7.9 8.3 2007 43.5 64.7 44.3 63.2 13.0 31.8 38.1 36.1 34.7 26.4 26.4 33.4 16.7 6.7 2008 43.5 64.7 44.3 63.2 13.2 31.5 38.5 36.6 15.7 25.2 21.4 33.2 18.5 6.9 2009 51.8 64.7 49.1 63.5 13.3 31.2 38.7 36.8 26.1 26.7 26.3 33.7 14.6 7.1 2010 51.8 65.7 49.1 65.5 14.0 31.0 38.8 37.3 19.6 24.5 25.0 33.7 12.1 5.3 2011 52.7 69.9 51.2 69.7 14.0 30.8 38.7 37.6 17.7 21.0 24.9 34.1 9.1 1.0 2012 57.0 69.9 55.8 69.7 14.6 30.6 38.9 37.6 20.1 14.2 27.2 32.2 6.1 4.3 2013 58.9 69.9 57.9 69.7 14.6 30.5 38.9 37.7 15.7 20.3 26.6 33.9 9.5 7.7 2014 58.9 69.9 57.9 69.7 19.5 30.3 39.2 37.8 37.8 22.6 33.1 34.6 7.2 3.4 2015 58.9 69.9 57.9 69.7 19.9 30.2 39.1 37.8 16.0 20.9 27.6 34.1 8.7 4.2 2016 63.1 69.9 62.0 69.7 20.7 30.1 39.3 37.8 17.4 20.9 29.5 34.1 10.8 2.5 2017 63.1 69.9 62.0 69.7 20.9 30.0 39.6 37.8 5.1 22.7 25.8 34.6 8.2 1.0 　　注：a京沪2000 — 2017年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率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和上海市卫生计生数据[7]。

表 1 2000 — 2017京沪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趋势变迁（%）

通过识别的权威程度、及时程度、连续程度、最具权威的报告数据收集系统程度以及识别的可信程度5个层面综合分析识别健康需要的准确程度。首先，京沪识别需要的权威程度17年间提升幅度不大，虽上海的起始识别权威程度和2017年的权威程度均略高于北京（t = – 7.488，P < 0.05），但分别仅高出19.4 % 和6.8 %。其次，上海2000年识别需要的及时程度高于北京（ t = – 7.490，P < 0.05），但提升幅度略缓，两地差异不大且均不高。第三，上海发布信息连续程度在2000年高于北京（ Z = – 5.000，P < 0.05），但两地整体发布连续程度均较低，2017年仅分别达到20.9 %、30.0 %。第四，上海权威报告信息收集的系统程度初始仅为3.4 %，但至2017年提升至37.8 %，且两地存在差异（ Z = – 2.835，P < 0.05），表明上海虽设置监测系统的时间晚于北京，但提升速度高于北京。第五，京沪对于妇女健康需要识别的可信程度差异不大（ t = – 0.631，P > 0.05），以上5个层面内容如 表1所示。综合而言，北京政府等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总体程度由14.5 % 上升至25.8 %，仅提升了11.3 %，上海则由22.8 % 提升至34.6 %提升了11.8 %，（t = – 4.609，P < 0.05），提示上海在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方面的总体趋势略高于北京，但两地的总体程度均有待提升。此外虽然两地对妇女健康信息的发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及时性，但最高也仅达到69.9 %，这对准确识别健康需要进程来说，仍是远远不足的。

表 2

表 2 京沪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总体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单因素回归分析 项目 地区 β $S_{\overline x}$ β​′ t值 P值 R2 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 北京 – 0.277 0.156 – 0.406 – 1.777 0.095 0.165 上海 – 0.538 0.155 – 0.655 – 3.471 0.003 0.430

表 2 京沪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总体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单因素回归分析

图 1

图 1 北京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关系

图 2

图 2 上海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关系

同样选取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率作为妇女保健工作的最终健康结果指标^{[8 – 10]}，分析京沪两地政府等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与其之间的关系。京沪政府等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间关系如图1、2所示，两者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上海准确识别需要的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间存在负相关且对其产生较强的负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761，方程解释程度为43.0 %。北京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关系，提示了北京识别需要的准确性提高对健康结果的作用并不明显。

京沪政府等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能力逐步提升。准确识别公众需要是作出科学决策和调整服务的前提和依据，对有效把握公众需要意义重大^[11]。目前而言政府等部门已开始重视公众健康需要的识别和掌控，由于信息系统建立的完善程度已较高，对于信息收集有了较好的基础，从而提高了京沪识别妇女需要的准确性。从京沪结果可知，在17年间妇女健康需要识别准确程度逐步提升，分别由14.5 %、22.8 % 提升至33.1 %、34.6 %。

上海准确识别健康需要对妇女健康结果的作用已初显。本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孕产妇死亡率随着识别健康需要准确程度的提升而呈现降低趋势，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其与孕产妇死亡率呈负相关性（相关系数高于0.7），提示上海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情况可对健康结果产生积极影响。根据卫生系统宏观模型理论，是否准确识别公众需要可影响对健康需要的把握，进而直接影响人群健康结果；同时对公众需要的准确识别还与外部环境紧密作用，带动信息的有效收集与风险的正确识别，进而会影响工作目标的设置、服务开展等是否与健康需要相匹配，最终通过要素的综合作用对健康结果产生影响^{[12 – 13]}。课题组并行研究显示，随着上海识别健康需要准确程度的提升，其在工作目标设置、服务开展等与公众需要的匹配程度方面均有改善，如目标设置敏感指标覆盖程度由70.6 % 上升至91.9 %，功能服务匹配公众需要的程度由85.1 % 上升至91.9 %，故上述分析是可信的。由此课题组认为，适宜的妇保体系应做到“准确识别：系统收集并正确把握公众健康需要”。

北京准确识别健康需要的作用不显著。目前北京所显示出的非相关性以及孕产妇死亡率高于上海的结果表明，其在提升健康需要识别程度的过程中，并未对工作目标设置、资源配置、服务匹配等相关要素产生很好的带动作用，从而影响了对健康结果改善的作用。并行研究中北京妇保工作目标以需要为导向程度（71.3 % vs 91.9 %）、服务提供与需要匹配程度（85.1 % vs 91.9 %）等均与上海差距较大。由此可认为北京准确识别健康需要对妇女健康水平提升并未发挥显著作用。两地健康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准确识别健康需要对此发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后续通过多因素分析等进行明确。

上海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优于北京，但两地仍需持续加强。目前而言两地识别需要的准确性均不足，上海虽整体略优，但最高程度仅为34.6 %，与适宜的体系标准^[14]相去甚远。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专业机构未建立起妇女健康信息发布机制。敏感指标是妇女健康最直观的体现，其所具有的高强度敏感性特征使相关部门在发布过程中或存一定顾虑，并且专业机构内部缺乏信息发布规范，受政策环境影响较大，一旦外部政策压力减小，敏感指标信息发布自觉性会随之降低。此外部分专业机构定位不明，存在盲目与综合医院攀比现象^[15]，忽略了其工作任务是以保健为主，所发信息多偏重于医疗诊断，造成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欠缺。另一方面，缺乏对妇女健康敏感指标信息的有效利用。京沪自2004年始才建立较为规范的监测系统，2007年后，虽两地系统监测能力趋于一致，但对所收集信息的利用与共享欠缺严重，据课题组研究，信息利用和共享程度仅为7.5 % vs 3.9 %、41.2 % vs 18.6 %。因此，京沪应从信息发布的连续性以及信息收集利用的系统性入手强化对妇女健康需要的识别，此外还应持续及时发布信息，确保妇女健康需要识别的准确性。

准确识别公众健康需要的量化评价方法具有可行性。首先，目前尚未有研究对公众需要的准确识别进行量化评价，本研究尝试从识别需要的权威程度、及时程度、连续程度等5方面对此进行评价，上述结果显示了评价的可行性。其次，研究所用资料基于政府等部门公开发布的相关信息，且对资料进行了系统收集，可信度较高。此外，研究结果显示运用相关量化方法分析的过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因此可推断本研究探索的准确识别公众需要量化评价方法可被进一步应用于传染病防制等其他多个公共卫生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