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侵是指儿童卷入参加不能够完全理解的性活动，或因不具备相关知识而同意的性活动，或因发育程度限制而无法知情同意的性活动，或破坏法律或社会禁忌的性活动^[1]。据WHO统计，儿童发生性侵的平均比率为13 %^[2]。儿童遭受性侵后，给儿童留下的创伤是永久性的，遭受性侵的儿童发生酗酒、吸毒、抑郁症甚至企图自杀的风险是普通儿童的4倍^[3]。目前世界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关于儿童性安全教育的防性侵措施和出版儿童性侵犯杂志，以促进儿童性安全领域的交流，为儿童性侵问题探究的评估、干预、预防提出合理的方案^[4]。21世纪以来，中国有关儿童性侵的事件不断发生，可关于儿童性安全教育的研究鲜少存在。据《性侵犯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犯教育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433起，受害人778人，其中女童人数为719人，占92.42 %，平均每天曝光1.21起，相比于2015年的数据，同比增长27.35 %^[5]。此外，性侵人群呈现低龄化趋势，尤以7～14岁儿童居多^[6]。另有数据显示，儿童性侵事件发生的地区方面，农村地区的儿童有329起，占比75.98 %，显著高于城市地区^[7]。本文拟对儿童性安全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社会因素是指社会上各个方面的事物，包括社会传统观念、社会制度法律、社会保健设施、社会群体等^[8]。儿童性安全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8]。Satapathy等^[9]的研究表示，亚洲国家性思想保守，性保护意识落后直接导致儿童保护法律体系缺陷，间接造成许多儿童性侵事件频发。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社会存在性侵受害者歧视，一些家长害怕性侵的标签给儿童带来羞辱感，因而对儿童性侵事件保持缄默态度^[10]。另外不健全的医疗系统也是威胁儿童性安全的重要因素。据Taylor等^[11]调查，78.4 %的医学院未开展儿童性安全评估课程，52.4 %的医院没有设立儿童性侵诊断的门诊通道，进一步使儿童成为性侵事件的弱势群体。同时发展中、欠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鲜少成立儿童心理咨询机构和社会福利工作系统来对弱势群体的儿童如留守儿童、单亲儿童、孤儿等进行追踪、评估及帮助，影响弱势群体的儿童性心理发展和成长，更易导致他们成为性侵的潜在受害者^[12]。

据欧梦雨^[13]的调查显示，家长对性安全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认知，且受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对性教育问题有些难以启齿，导致亲子间性知识交流较少，无法帮助儿童建立正确的性侵防御意识，是导致儿童性侵事件发生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缺乏家庭的沟通和照顾，仅知晓有限的性教育知识，因此易受性侵罪犯的迷惑，成为长期性侵的受害者^[14]。有研究表明，来自残缺家庭的儿童是最常见的性侵对象，其次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这可能是与其缺乏家庭关爱，错将性侵罪犯的“照顾”当做一种亲密的家庭关系有关^[15]。并且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也是儿童建立性安全意识的关键^[16]。Rudolph等^[17]的研究结果显示，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家长儿童性侵评估及预防知识明显高于小学组家长和初中组家长，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家长自幼儿园阶段帮助儿童建立男女有别、亲疏有别的观念。家庭作为儿童成长和心理发育的第1所“学校”，家庭关系和睦与否、父母关系状况及亲子关系是儿童性安全教育的重要基础。

Walshbuhi等^[18]对美国某州的22所学校进行性教育课程检测，发现22所学校均设置28学时的性教育课程，但只有6所学校课程达标，主要原因是多所学校性教育课程无专业人士指导，课程内容不够深入和缺少实践性。相比较，我国的儿童学校性教育课程才刚开始起步，由于学校专业师资匮乏，对性教育的课程安排及教师对学生的性教育不够重视，使儿童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接受系统的性教育，导致儿童的自我防范意识淡薄^[16]。许可^[19]认为学校性教育和家庭功能的缺失直接造成儿童的性安全教育认知不足，最终导致他们在遭受性侵害时，不能明确自己是否已被性侵，同时还因惧怕侵犯者的报复而放弃反抗。由此可见，增加学校教学资源配置，帮扶偏远农村学校对建立有效的儿童性安全教育的干预有显著意义。

至今，世界上还未建立针对儿童性安全教育的具体理论模型，可是大多儿童性侵防御体系一般以公共健康模型（public health model）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ecological system model）为基础^[4]。Rosenberg等^[20]在1997年将公共健康模型具体化到儿童性侵防御体系中，提出“三道防御线”理论，即第1道防御线：儿童自我认知；第2道防御线：家庭支持；第3道防御线：社会支持。他们认为，性侵事件的发生取决于3道防御线层层防护，根据3道防御线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从而更好地保障儿童的性安全^[21]。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由Bronfenbrenner基于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而提出^[4]。综合儿童性侵的危险因素和干预，重新定义3个系统即：微观系统为父母或教师与儿童面对面的性知识交流沟通，帮助儿童了解性安全知识；中系统为家庭微系统与学校微系统间的互相结合，加强儿童性安全意识；外系统即潜在的性侵罪犯对儿童性安全的威胁作用；宏系统则以3个系统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为基础形成相应的预防体系^[22]。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是性教育课程中最常用的理论框架之一^[2]。社会认知理论将儿童视为主动的、有思维的、能自我调控的个体，以认知为中介，调节儿童的防性侵行为^[23]。同时儿童的防性侵行为也受社会文化因素、物质环境因素（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间又相互作用，从而在多重水平上影响着儿童性侵防御行为。将这些因素分类为倾向因素（儿童的自信心、性知识、性态度）、强化因素（法律、社会舆论及社会媒体）和促成因素（父母、老师、同伴交流），从儿童个人、人际关系、社区水平3个方面进行综合干预^[24]。通过角色扮演增强儿童性侵防御的信心，培养儿童抵抗性暴力的勇气以树立正确的性态度，从大众媒体中获取信息来进行观察学习，父母或老师对完成性教育课程的儿童进行鼓励等^[8]来帮助儿童学会有效性侵预防技能，结合外部强化和个体参与双向途径促进其自身安全意识和潜能，从而达到减少儿童性侵发生的目的。

Hudson等^[3]将世界上现有200多种儿童性安全项目根据性教育的对象分为三类：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性安全体系，以家长为中心的儿童性安全体系和以娈童癖患者为中心的儿童性安全体系。

据Lynas等^[25]对3 993篇儿童性侵预防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性安全体系是现今最为有效的预防措施。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性安全体系一般是以学校教育为平台，邀请社区医院的护士或者医学院的学生、老师等儿童保健专业人士，告诉儿童5种儿童发生性侵的警报：视觉警报（see alert）、言语警报（talk alert）、触碰警报（touch alert）、独立警报（alone alert）、约束警报（hold alert），来帮助儿童建立性侵防御意识，鼓励儿童对性侵行为说“不”^[26]。Jin等^[16]对北京484名小学生分别进行性教育刊物阅读和性侵犯防御课堂教育，结果显示80 %接受课堂教育的儿童能通过性侵防御测验，而接受刊物阅读的儿童中只有44 %的人能通过。随着对防性侵课堂的深入研究，性教育课堂设立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视频动画讲解^[27]、情境模拟^[27]、APP应用^[24]、VR演示^[3]等。Fryda等^[28]研究指出，结合视觉效应和儿童互动的课堂比纯灌输讲授的课堂反馈效果高24.72 %，同时他们提出建立同伴教育课堂也是帮助儿童建立儿童防性侵意识的一种有效形式。同伴教育即通过选拔在群体中具有领导力和公信力的儿童并由专业教师对其进行培训，协助儿童开展同伴防性侵教育课堂^[29]。由于儿童在学校中长时间相处，儿童间会建立信任感和依赖感，在沟通时会有更强的安全感，甚至是交流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

自1990年起，芬兰、瑞典等欧洲国家及美国社会健康机构先后联合学校、医院、社区开设适用于父母的性侵防御课程。该课程一般分为3个阶段：（1）帮助父母建立儿童性安全意识、识别儿童遭受性侵的危险因素；（2）提高父母与儿童关于性话题、性安全的沟通技巧，巩固儿童防性侵技能和知识；（3）教授父母辨别儿童遭遇性侵潜在指征，综合社会福利系统，帮助遭受性侵儿童家庭寻求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30]。Skinner等^[22]通过“父母教育（parent education program）”的预实验研究发现，接受性安全教育的父母与儿童进行性沟通的成功率明显高于普通父母，其中60 %以上的儿童表示结合父母的性沟通教育，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学校防性侵犯课程知识。南非的“家庭教育重要（Families Matter!）”项目结果表示，参加课程的父母能与青春期孩子建立有效沟通；在性教育方面能帮助孩子正确面对青春期发育困惑，减少不安全性行为，提高防性侵犯意识^[31]。此外，以父母为中心的儿童防性侵体系通过构建父母与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沟通的渠道，帮助遭受性侵的儿童走出心理障碍，重塑其信念系统，避免遭遇二次性侵。

国外研究显示，80 %以上的儿童性安全体系关注儿童性安全意识的建立和提高，但这并不能完全阻止性侵事件的发生^[32]。全面的儿童性安全体系应从潜在受害对象即儿童和潜在犯罪对象即娈童癖患者两方面进行干预。德国的Prevention Project Dunkelfeld（PPD）是现今世界上最成功的以娈童癖患者为中心的儿童性安全体系之一^[33]。该项目起源于2005年，由德国司法系统和医疗系统协助，对德国内具有娈童癖特征的人群进行筛查，建立娈童癖患者资料库，为娈童癖患者和儿童性侵罪犯提供心理治疗，修正娈童癖患者对性的认知，从而减少儿童性侵事件的发生^[34]。Beier^[12]通过对2005 — 2011年间接受治疗的娈童癖患者和儿童性侵害罪犯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80 %的儿童性侵害罪犯的犯罪冲动减低。同时PPD也致力于娈童癖患者的监测，建立24 h媒体热线，接受来自全欧洲的潜在娈童癖患者举报^[35]。据2016年最新统计，大约有800名欧洲各地的潜在娈童癖患者被确诊并进行心理治疗^[33]。至今，PPD项目正向欧洲其他国家普及，但该措施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益也一直备受争议^[33]。

尽管在发达国家已经有效地开展很多儿童性安全教育项目，然而这些措施尚未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及未发展国家得到验证。发展中国家对儿童性安全教育问题的研究广度及干预项目的有效性研究均较为缺乏，对遭遇性侵的儿童心理及创伤后治疗尤为欠缺。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及老师对儿童的监护明显较幼儿期减少，学龄儿童行为呈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同龄人相处，比较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此时对儿童进行同伴性教育干预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测量与筛查儿童遭受性侵害事件，探索儿童性侵的发生机制，建立适合我国的性安全教育干预模型，对3～12岁儿童开展实验性干预，可作为我国家开展儿童性安全教育研究以及干预项目的方向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