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妇联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约共有6 102万留守儿童，集中分布于中、西部的欠发达农村地区，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 %和全国儿童总数的21.9 %^[1]。留守现象为儿童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实证研究指出，由于长期的亲子分离及缺乏适当的照料，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表现出更高的焦虑、抑郁、自闭、自卑及孤独感，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更低^{[2 – 4]}。也有研究提出，留守并未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5 – 6]}，有些留守儿童表现出了良好的适应性^[7]。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保护性因素，为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收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4年全国数据，从中抽取924名10～15岁农村社区留守儿童，分析其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个体、家庭和社区3个层面的保护性因素。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来源于CFPS 2014年的全国数据。该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自2010年开始实施，长期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3个层次的数据，内容包括村/居委会概况、家庭关系、人口流动、家庭经济、居住与设施、工作与收入、教育、婚姻、健康、认知能力等诸多主题，该调查覆盖了中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中的14 798户家户成员。本研究以CFPS 2014数据库中完成“10～15岁少儿自答问卷”的2 583名儿童为目标总体，从中抽取当前的户口所在地和抽样调查地点均为农村、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家居住且儿童在1年内与父亲或母亲共同居住时间 < 6个月的924名农村社区10～15岁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个体、家庭和社区3个层面保护性因素的分析。排除父母离异及父母一方死亡的留守儿童。

研究所涉及的测量维度及测量工具包括：（1）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状况主要采用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The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K6）简化版作为测量工具^[8]。K6共包含6个条目，要求被试根据自身在过去1个月内出现困扰症状的频率（如：“最近1个月，您感到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的频率？”）进行自评。其中“1分 = 从不”、“2分 = 有时候”、“3分 = 一半时间”、“4分 = 经常”、“5分 = 几乎每天”，总分0～12分代表心理疾患风险低，≥ 13分代表心理疾患风险高。K6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84。（2）个体层面保护因素。个体层面的保护因素主要从自尊和认知能力2个维度进行测量。其中，自尊采用Rosenberg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9]，共包括10个条目，要求被试回答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受的整体主观感受进行评分。其中“1分 = 完全不同意”、“2分 = 不同意”、“3分 =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4分 = 同意”、“5分 = 完全同意”，在对负向条目进行逆向赋分转换后，计算样本的自尊得分，得分越高代表自尊越高。SES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78。认知能力主要采用CFPS 2014中面向儿童的34道数学和34个字词组能力测试得分进行测量，将2项得分的均值作为认知能力得分。（3）家庭层面保护因素。家庭层面的保护因素主要从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年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2个维度进行测量。本研究将家庭年收入的log值作为家庭经济状况的衡量指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按照其实际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0 = 文盲/半文盲、6 = 小学、9 = 初中、12 =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15 = 大专、16 = 大学本科、19 = 硕士、22 = 博士）。（4）社区层面保护因素。本研究选择数据库中的“家庭邻里关系”作为社区层面保护因素的测量指标，要求被试按照从“1 = 关系很紧张”、“2 = 关系有些紧张”、“3 = 关系一般”、4 = 比较和睦”和“5 = 关系很和睦”进行自评，评分越高代表邻里关系越和睦。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阶层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24名10～15岁农村社区留守儿童中，男生506人（54.8 %），女生418人（45.2 %）；小学生（10～11岁）368人（39.8 %），初中生（12～14岁）444人（48.1 %），高中生（15岁），112人（12.1 %）；留守儿童父亲年龄27～62岁，平均年龄为（40.94 ± 5.62）岁；留守儿童母亲年龄26～58岁，平均年龄为（38.92 ± 5.31）岁；留守儿童父亲受教育年限为0～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51 ± 3.86）年；留守儿童母亲受教育年限为0～1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4.78 ± 4.09）年；父亲一方外出务工655人（70.9 %），母亲一方外出务工179人（19.4 %），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90人（9.7 %）；留守儿童家庭年收入为600～500 000元，平均收入为（39 792.43 ± 31 963）元。留守儿童自尊得分为（36.11 ± 2.77）分，认知得分为（31.42 ± 10.77）分，邻里关系得分为（3.96 ± 0.88）分。

留守儿童心理疾患得分为（9.15 ± 3.53）分，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处于合理范围；924名10～15岁农村社区留守儿童中，心理疾患低风险和高风险分别检出784和140人，检出率分别为84.85 %和15.15 %。其中，男生和女生心理疾患得分分别为（9.22 ± 3.42）和（9.06 ± 3.66）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心理疾患得分分别为（9.39 ± 3.89）、（9.03 ± 3.32）和（8.83 ± 3.08）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表 1

表 1 农村社区10～15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保护性因素阶层回归分析 模型 变量 β $S_{\overline x}$ β' t值 P值 1 常数项 11.402 0.384 14.882 < 0.001 自尊 – 0.390 0.044 – 0.207 – 4.655 < 0.001 认知能力 – 0.056 0.012 – 0.132 – 2.976 0.003 2 常数项 17.958 1.559 9.216 < 0.001 自尊 – 0.390 0.044 – 0.200 – 4.444 < 0.001 认知能力 – 0.055 0.012 – 0.123 – 2.724 0.007 家庭年收入 0.000 0.000 0.002 0.036 0.971 母亲受教育程度 – 0.115 0.147 – 0.095 – 1.984 0.048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37 0.137 0.029 0.598 0.550 3 常数项 17.940 1.775 9.077 < 0.001 自尊 – 0.390 0.044 – 0.196 – 4.354 < 0.001 认知能力 – 0.055 0.012 – 0.127 – 2.805 0.005 家庭年收入 0.000 0.000 0.002 0.040 0.968 母亲受教育程度 – 0.115 0.147 – 0.092 – 1.917 0.050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37 0.137 0.034 0.715 0.475 邻里关系 – 0.084 0.148 – 0.065 – 1.496 0.035

表 1 农村社区10～15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保护性因素阶层回归分析

阶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1“个体层面保护因素”（自尊和认知能力）对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解释力（F = 19.305，P < 0.001，R² = 0.072），自尊和认知能力越强，留守儿童的心理疾患风险越低。模型2加入“家庭层面保护因素”（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后，模型整体解释力更为显著（F = 8.54，P < 0.001，R² = 0.080），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儿童心理疾患的风险越低，但家庭年收入和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儿童心理疾患无显著影响。模型3加入“社区层面保护因素”（邻里关系）后，模型整体解释力更为显著（F = 7.54，P < 0.001，R² = 0.084），社区邻里关系越融洽，儿童心理疾患的风险越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处于青少年期的10～15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总体处于合理范围，与张岩莉^[10]和于慧慧等^[11]应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ental Health Test，MHT）测量的结果一致。留守儿童高心理疾患风险检出率为15.15 %，与林惜君等^[12]针对10～17岁儿童应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学生版得出的心理问题风险检出率（10.1 %）接近，但与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13～18岁在校留守儿童测得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29.3 %）的结果有较大差异^[13]。差异的产生可能源于不同年龄段留守儿童的样本选择，也可能由于测量工具与计分标准的不同有关。本研究中，不同性别、学段留守儿童的心理疾患风险差异并不显著，与胡昆等^[14]研究结果一致；但也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性别和学段上的差异^[15]。造成上述结果的差异可能与研究中所应用的测量工具与测量维度、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性等有关。

本研究阶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来源于个体、家庭和社区3个层面，其中以个体因素最具模型解释力。留守儿童的自尊和认知能力均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高自尊和高认知能力有助于降低心理疾患风险，与吉园依等^[16]研究中自尊与儿童抑郁存在负相关，构成保护性因素的结果一致。还有研究表明，高自尊有助于提高压力应对能力、自信心和幸福感^[17]。此外，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认知能力与智力发展水平及学习成绩相关，高认知能力有助于缓解学习焦虑，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在家庭层面保护因素上，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母亲学历越高，儿童心理疾患风险越低，与董泽松等^[18]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调查结果一致。相比之下，父亲受教育程度未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造成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作为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母亲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教育方式和教育行为，甚至亲子关系，从而影响了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外，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家庭经济状况未对儿童心理健康状况造成显著影响。还有研究认为贫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反而显著高于普通生^[19]。提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与家庭经济收入没有必然联系，良好的亲子沟通、亲子关系及支持性的父母教育方式更有利于儿童心理健康的培育^[20]。在社区层面保护因素上，和睦的邻里关系有助于降低留守儿童的心理疾患风险。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未对社区层面的其他因素，如：社区环境、设施、支持性服务等做出进一步分析，但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社区氛围与社区支持性服务对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21]。建议可通过优化农村社区设施与环境，完善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供给等方式，提高留守儿童在不利环境下的心理弹性，从而促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相关部门应避免以“问题化”的视角看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而是积极从保护性因素入手，在关注留守儿童个体异质性的同时，通过综合优化留守儿童家庭及社区层面的成长要素及环境，促进其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