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传染病高负担国家之一，2016年传染病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为506.59/10万^[1]，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且仍然面临严峻的传染病威胁，如全国现有活动性肺结核患者500万例，处于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的第2位^[2]。传染病健康素养是影响传染病发病和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3 – 7]}。2013年全国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有近1/4的中国居民不具备基本的传染病健康素养^[8]，成为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的隐患。有研究表明，综合健康传播活动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的传染病健康素养^{[9 – 10]}，但目前我国对此进行的干预研究较少。为评价综合健康传播对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干预效果，为有效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于2015年3 — 8月采取社区试验方法分别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抽取浙江省、湖北省、甘肃省中的城市社区、城市中学、农村社区、农村中学、工地和宾馆等六类场所居民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传染病健康素养宣传或综合健康传播干预，并于干预前、后采用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测评量表（infectious disease specific health literacy，IDSHL）^[8]分别对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抽取的809和807人及干预后抽取的802和808人进行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社区试验的方法，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选取浙江省、湖北省、甘肃省作为样本地区，每个样本地区分别选取城市社区、城市中学、农村社区、农村中学、宾馆和工地、等六类场所居民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均在同一地区且规模、经济水平等各方面相似但距离较远。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根据非配对设计的观察指标为连续性变量个体化随机试验样本量和设计效应计算公式^[11]： $N\!=\!\displaystyle\frac{{{{\left( {{z_{\alpha /z}}\!+\!{z_\beta }} \right)}^2}\left( {s_c^2\!+\!s_m^2} \right)}}{{{{\left( {{\mu _0}\!-\!{\mu _1}} \right)}^2}}}$ ， $DE\!=\!1\!+\!\displaystyle\frac{{\left( {m - 1} \right)s_c^2}}{{\left( {s_c^2 + s_m^2} \right)}} $ （N为样本量； ${{z_{\alpha /z}}} $ 、 ${{z_\beta }} $ 为检验水准的正态分布界值；S_c、S_m为估计的标准差；μ₀和μ₂为2组的均值；DE为设计效应；m为干预组样本量），在把握度80 %的情况下，检验到P < 0.05的显著性，z_（α⁄2） = 1.96，z_β = 0.84，根据2013年全国公众传染病防治素养调查结果，算得每类居民需抽取约50人，每省各抽取300人，3个省在干预前、后应分别调查1 800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900人），实际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干预前、后分别调查809和807人、802和808人 ，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干预前应答率分别为89.9 %和89.7 %，干预后应答率分别为89.1 %和89.8 %。

采用自行设计一般情况调查表和IDSHL量表^[8]，于2015年3月和8月分别对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干预前、后的问卷调查。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IDSHL量表^[8]包括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传染病的预防、传染病管理与治疗、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4个维度共28个条目，将每个条目答对率的倒数作为该条目的难度系数，将各难度系数作为各条目的得分，满分为38.62分；量表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4，内容效度 > 0.8，结构效度良好。本次调查采用匿名调查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指导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问卷，并当场收回。采用综合健康传播为主的干预措施对干预组居民进行为期半年的干预。具体干预措施为：（1）人际传播：干预组居民每周至少参加1 h传染病知识讲座；招募并培训同伴教育志愿者，开展同伴教育活动；由干预人员指导干预组居民组成自我学习小组，每周开展学习活动。（2）大众传播：利用干预场所现有的广播、报纸、电视、宣传栏、宣传画等开展传播活动，每周宣传1次；在干预组居民中发放传播材料，如手册、折页等，并在重点场所张贴宣传画和挂图，每周开展1次。（3）新媒体传播：在干预场所和干预组居民中，采用微博、微信、QQ群等新媒体技术，每周开展1次传染病知识传播。对照组居民只发放宣传材料。

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双录入数据，应用SPSS 21.0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χ²检验和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干预前809名干预组居民中，男性393人（48.58 %），女性416人（51.42 %）；年龄15～68岁，平均年龄（31.3 ± 14.7）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15人（14.22 %），初中197人（24.35 %），高中/中专/职高391人（48.33 %），大专及以上105人（12.98 %），缺失1人（0.1 %）；干预前807名对照组居民中，男性391人（48.45 %），女性416人（51.55 %）；年龄15～64岁，平均年龄（31.2 ± 14.7）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27人（15.74 %），初中198人（24.54 %），高中/中专/职高392人（48.57 %），大专及以上89人（11.03 %），缺失1人（0.1 %）。干预后802名干预组居民中，男性391人（48.8 %），女性410人（51.1 %），缺失1人（0.1 %）；年龄15～61岁，平均年龄（31.04 ± 14.07）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06人（13.2 %），初中172人（21.4 %），高中/中专/职高422人（52.6 %），大专及以上102人（12.7 %）；干预后808名对照组居民中，男性392人（48.5 %），女性416人（51.5 %）；年龄14～69岁，平均年龄（31.44 ± 14.22）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00人（12.4 %），初中193人（23.9 %），高中/中专/职高437人（54.1 %），大专及以上78人（9.7 %）。干预前、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比较，2组居民干预前、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传染病的预防、传染病管理和治疗、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传染病健康素养4个维度得分和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干预后干预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4个维度得分和总分均高于对照组居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4个维度得分和总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

表 1

表 1 不同组别中国居民干预前、后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分， $\bar x \pm s$ ）比较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 6.95 ± 2.95 7.03 ± 3.06 9.25 ± 3.04 d 7.70 ± 2.97 bd 传染病的预防 7.02 ± 2.52 7.00 ± 2.55 7.86 ± 2.15 c 7.50 ± 2.19 ac 传染病管理和治疗 3.98 ± 2.70 3.88 ± 2.58 5.40 ± 2.39 d 4.51 ± 2.55 bc 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 4.05 ± 2.64 4.00 ± 2.57 5.35 ± 2.33 d 4.54 ± 2.38 bc 总分 22.0 ± 7.67 21.86 ± 8.07 27.86 ± 7.30 d 24.25 ± 7.02 bd 　　注：与同组干预组比较，a P < 0.01，b P < 0.001；与干预前比较，c P < 0.01，d P < 0.001。

表 1 不同组别中国居民干预前、后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分， $\bar x \pm s$ ）比较

健康素养是传染病发病率和患病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提高健康素养是减少传染病发病和流行的便捷、有效和经济的策略之一^[12]。本研究采取社区试验方法对中国浙江、湖北和甘肃省居民实施综合健康传播干预。干预结果显示，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传染病的预防、传染病管理和治疗、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传染病健康素养4个维度得分和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干预后干预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4个维度得分和总分分别为（9.25 ± 3.04）、（7.86 ± 2.15）、（5.40 ± 2.39）、（5.35 ± 2.33）和（27.86 ± 7.30）分，均高于对照组居民的（7.70 ± 2.97）、（7.50 ± 2.19）、（4.51 ± 2.55）、（4.54 ± 2.38）和（24.25 ± 7.0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4个维度得分和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干预组居民经过综合健康传播干预后，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和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传染病的预防、传染病管理与治疗、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4个维度得分均有所提高，提示综合健康传播干预能有效提高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各个方面。同时，虽然对照组居民只接受了单纯的宣传材料方法，但其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和4个维度得分亦有提高，但得分低于干预组居民，提示单纯发放宣传材料也可提高居民的传染病健康素养，但综合健康传播的干预效果明显优于单纯发放宣传材料。这可能是因为宣传材料干预只能简单地进行信息传播，而综合健康传播干预则采取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新媒体传播等多种方式，既传播了传染病有关的知识，也对目标人群的观念、态度和技能产生深度影响，因此取得的效果更好。从4个维度来看，干预组和对照组居民均以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维度得分提高最多，然后依次为传染病管理和治疗，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和传染病的预防，提示居民对知识性的内容更容易在短时间内掌握和提高，而对于传染病的管理治疗、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和传染病的预防等更倾向于技能的内容在短时间内提高不大。

综上所述，综合健康传播干预可有效提高中国居民的传染病健康素养。此干预模式干预内容科学规范、通俗易懂，干预方法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