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2日，天津某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也给遭遇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痛苦。爆炸事故作为一种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会引发个体产生不可忽视的心理应激反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失眠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是指个体生命受到威胁、目睹他人死亡或严重受伤后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反复发生闯入性的创伤事件再现，持续性回避，以及警觉性增强^[1]。国内有研究显示，特大爆炸事故后的PTSD检出率高达78.6 %，抑郁和焦虑的检出率达到60 %～70 %^[2]。而同时，PTSD也常伴有和其他精神障碍共病（co-morbidity）的现象，如与抑郁和焦虑的共病^[3]。因此，2015年10 — 12月，我们对天津开发区21家公司2 456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对灾后民众的PTSD和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初步分析，为今后的干预工作提供参考。

2015年10 — 12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21家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发放2 456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 34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3 %。

调查工具包括：（1）一般人口学资料：自行编制。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创伤暴露情况（是否目睹过爆炸场面、是否目睹过有人死亡或受伤、是否接触过尸体、身体是否受伤、爆炸后住房损毁程度、爆炸造成的损失）等基本信息。（2）PTSD平民版筛查问卷（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4]：该问卷包含17个条目，评定闯入、回避和高警觉3个症状群。问卷采用1 = 没有发生、2 = 轻度、3 = 中度、4 = 重度、5 = 极重度的5级评分，分数越高，代表PTSD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总分38～49分诊断为轻度或中度的PTSD症状，总分 ≥ 50分诊断为严重的PTSD症状^[5]，本研究将总分 ≥ 38分作为PTSD的检出标准。（3）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f Depression Short Form，CES-D-10）^[6]：该量表最初由Radloff于1977年进行编制^[7]，国内学者进行中文简版的修订，用于广泛人群的抑郁状况的自我评估。CES-D-10由10条目组成，为4级评分（1～4分），答案包括“没有或很少有（< 1d）”“有时或小部分时间（1～2 d）”“时常或一半的时间（3～4 d）”“绝大多数或全部时间（5～7 d）”。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程度越高，将总分 ≥ 17分作为界值将患者分为抑郁症状组与对照组。（4）简版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8]：该量表由Campbell-Sills和Stein在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9]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而成的单维度心理韧性评估工具，量表中各条目均取自原量表，共有10个条目。在我国经历地震的成年人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0]。量表采用5级评分，从“一点都不符合”为1分到“几乎总是符合”为5分，得分越高说明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研究将被试顺序按量表得分由高到低重新排序，取所有样本当中高分处的27 %和低分处的27 %的样本来确定高分组和低分组。

本次调查以纸质版问卷形式，针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21家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统一培训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将问卷以信件的方式发放并回收，充分保证被试的隐私权。每个信封中包含一份知情同意书（可以无条件拒绝填答），一份问卷，以及一份问卷填答详细说明，问卷匿名自填以密封的方式回收。同时也与公司负责人说明问卷调查目的和注意事项，问卷信息严格保密。问卷的发放集中在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2月7日完成全部问卷的回收。

采用SPSS 21.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检出率的差异利用χ²检验进行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检验标准 α = 0.05。

有效调查的2 340人中，男性1 292人（55.21 %），女性1 048人（44.79 %），男女比例为1.2:1；年龄17～47岁，平均年龄（28.23 ± 6.03）岁；目睹过爆炸场面的289人（12.35 %），目睹过有人死亡或受伤的260人（11.11 %），接触过尸体的50人（2.14 %）；爆炸后住房严重损毁的220人（9.41 %），轻度损毁的218人（9.32 %）；爆炸造成严重损失的266人（11.36 %），损失程度较低的378人（16.15 %）。

本次调查中PTSD检出率为20.09 %，抑郁检出率为28.29 %，二者共病检出率为14.36 %；男性的PTSD检出率以及PTSD和抑郁的共病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22.37 % vs 17.27 %，χ² = 9.37，P < 0.01; 15.87 % vs 12.50 %，χ² = 5.33，P < 0.05），抑郁检出率无性别差异（ χ² = 1.12，P > 0.05）；不同年龄阶段对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目睹过爆炸场面，目睹过有人死亡/受伤，目睹/接触过尸体，身体受伤，爆炸后住房损毁，爆炸后造成严重损失对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P < 0.001），即有以上经历组的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明显高于未经历者；心理韧性不同得分组在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方面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χ² = 196.44、355.09、195.78，P < 0.001），即心理韧性低分组的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明显高于心理韧性高分组。

表 1

表 1 不同特征民众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情况比较 因素 调查人数 有PTSD 有抑郁症状 二者共病 人数 检出率（%） χ2值 P值 人数 检出率（%） χ2值 P值 人数 检出率（%） χ2值 P值 性别 9.37 < 0.01 1.12 0.28 5.33 0.02 男性 1 292 289 22.37 377 29.18 205 15.87 女性 1 048 181 17.27 285 27.19 131 12.50 年龄（岁） 0.16 0.69 0.13 0.72 0.05 0.81 17～29 1 540 313 20.32 432 28.05 223 14.48 30～47 800 157 19.63 230 28.75 113 14.13 目睹过爆炸场面 是 289 109 37.72 63.85 < 0.001 127 43.94 39.83 < 0.001 85 29.41 60.75 < 0.001 否 2 051 361 17.60 535 26.08 251 12.24 目睹有人死亡/受伤 是 260 107 41.15 80.89 < 0.001 110 42.31 28.33 < 0.001 81 30.77 32.38 < 0.001 否 2 080 363 17.45 552 26.54 255 12.26 目睹/接触过尸体 是 50 24 48.00 24.80 < 0.001 27 54.00 16.65 < 0.001 20 40.00 27.32 < 0.001 否 2 290 446 19.48 635 27.73 316 13.79 身体有受伤 是 98 57 58.16 74.47 < 0.001 56 57.14 41.97 < 0.001 44 44.89 77.57 < 0.001 否 2 242 470 20.96 606 27.03 292 13.02 住房损毁程度 严重 220 83 37.73 60.10 < 0.001 84 38.18 19.59 < 0.001 59 26.82 48.15 < 0.001 轻度 218 60 27.52 87 39.91 49 22.48 无 1 902 327 17.19 491 25.81 228 11.99 造成的损失程度 严重 266 123 46.24 129.48 < 0.001 136 51.13 87.13 < 0.001 100 37.59 133.17 < 0.001 轻度 806 146 18.11 236 29.28 101 12.53 无 1 268 201 15.85 290 22.87 135 10.65 心理韧性 高 632 39 6.17 196.44 < 0.001 82 12.97 355.09 < 0.001 22 3.48 195.78 < 0.001 低 633 248 39.18 409 64.61 217 34.28 合计 2 340 470 20.09 662 28.29 336 14.36

表 1 不同特征民众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情况比较

分别以PTSD、抑郁、二者共病（无 = 0，有 = 1）为因变量，以有统计学意义的性别（1 = 男，2 = 女）、创伤暴露情况包括目睹过爆炸场面、目睹过有人死亡或受伤、接触过尸体、身体受伤（1 = 是，2 = 否）、爆炸后住房的损毁程度和爆炸造成的损失程度（1 = 严重，2 = 轻度，3 = 无）和心理韧性（1 = 高，2 = 低）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LR法，sle = 0.05，sls = 0.10）。结果显示，身体受伤（OR = 2.430，95 % CI = 1.355～4.356），爆炸造成严重损失（OR = 1.343，95 % CI = 1.112～1.621）是PTSD的风险因素；身体受伤（OR = 1.863，95 % CI = 1.030～3.369），爆炸造成严重损失（OR = 1.464，95 % CI =1.232～1.739）是抑郁的风险因素；身体受伤（OR = 1.963，95 % CI = 1.045～3.467），爆炸造成严重损失（OR = 1.513，95 % CI = 1.190～1.819）是二者共病的风险因素，而心理韧性（OR = 0.335、0.274、0.275；95 % CI = 0.282～0.397、0.234～0.320、0.224～0.338）分别是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的保护因素。

表 2

表 2 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β ${S_{\bar x}}$ Wald χ2值 P值 OR值 95 % CI PTSD 　性别 0.106 0.121 0.763 0.383 1.112 0.877～1.410 　目睹过爆炸场面 0.206 0.99 1.070 0.301 1.228 0.832～1.814 　目睹有人死亡/受伤 0.411 0.212 3.754 0.053 1.509 0.995～2.288 　目睹过/接触过尸体 – 0.056 0.389 0.021 0.886 0.946 0.441～2.027 　身体受伤 0.888 0.298 8.887 < 0.01 2.430 1.355～4.356 　住房损毁程度 0.108 0.125 0.747 0.387 1.114 0.872～1.422 　造成的损失程度 0.295 0.096 9.141 < 0.01 1.343 1.112～1.621 　心理韧性 – 1.094 0.087 157.313 < 0.001 0.335 0.282～ 0.397 抑郁 　目睹过爆炸场面 0.341 0.186 3.342 0.068 1.406 0.976～2.026 　目睹有人死亡/受伤 0.129 0.209 0.385 0.535 0.879 0.584～1.322 　目睹过/接触过尸体 0.265 0.392 0.456 0.500 1.303 0.604～2.810 　身体受伤 0.622 0.303 4.230 < 0.05 1.863 1.030～3.369 　住房损毁程度 0.084 0.122 0.476 0.490 1.088 0.856～1.383 　造成的损失程度 0.381 0.088 18.752 < 0.001 1.464 1.232～1.739 　心理韧性 – 1.296 0.079 266.444 < 0.001 0.274 0.234～0.320 共病 　性别 0.028 0.140 0.039 0.843 1.028 0.782～1.352 　目睹过爆炸场面 0.293 0.219 1.791 0.181 1.340 0.873～2.059 　目睹有人死亡/受伤 0.335 0.235 2.031 0.154 1.397 0.882～2.214 　目睹过/接触过尸体 – 0.032 0.399 0.006 0.937 0.969 0.443～2.120 　身体受伤 0.644 0.306 4.424 < 0.05 1.903 1.045～3.467 　住房损毁程度 0.056 0.140 0.162 0.687 1.057 0.806～1.386 　造成的损失程度 0.386 0.108 12.714 < 0.001 1.513 1.190～1.819 　心理韧性 – 1.291 0.105 149.985 < 0.001 0.275 0.224～0.338

表 2 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天津爆炸后民众的PTSD总检出率为20.09 %，抑郁检出率为28.29 %，PTSD和抑郁的共病检出率为14.36 %，提示爆炸事故发生后民众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中PTSD检出率与李洪波等^[11]2010年对200名矿难矿工研究中的PTSD检出率为19.64 %相近，但低于徐唯等^{[2, 12]}在2000年对一辆运载准备销毁爆炸物品的车辆在行驶时发生爆炸后的3～5个月的PTSD总检出率（78.6 %），也低于2005年对经历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80名工人PTSD检出率（44.9 %）^[13]以及2009年“7.5”群体突发事件发生后3～4周的PTSD检出率（41.1 %）^[14]。尽管本次爆炸事故破坏性强，伤亡严重，但其灾后PTSD检出率并非预期高，原因可能与本研究样本的暴露程度有关。首先，本研究中90 %的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距爆炸点3公里以外。根据李洪波等^[11]的研究结果，即距离事发地点的远近与症状检出率有一定的关联。其次，从数据分析中发现身体受伤的被试仅占总样本的4.2 %，占总样本的比例较小。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本次的爆炸事故为夜间发生的灾难，直接目睹爆炸场面的民众较少，而大多数民众目睹的是爆炸发生后的场面，直接暴露创伤事件相比，间接暴露创伤事件的个体感受到生命威胁和痛苦程度相对低，支持Kim等^[15]的研究结果。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男性PTSD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与大多数研究显示的女性PTSD检出率高于男性的结论不一致^{[16 – 17]}。这可能与公司的男性所担负的社会家庭角色有关，创伤事件造成生命威胁和财产损失，例如房屋损毁等。此外，男性可能较多关注媒体报道，从而经历替代性创伤^[18]。本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PTSD和抑郁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跟选取的被试年龄集中于17～47岁的青壮年有关。Zhang等^[19]以经历芦山地震的20～60岁的教师为研究对象，结果也表明不同年龄段个体的PTSD检出率无统计学意义。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爆炸事件中身体受伤、爆炸事件造成严重损失对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有一定的影响，符合个体暴露于创伤的危险程度与心理创伤之间存在很高关联性的观点^[20]。但目睹过爆炸场面，接触过尸体，爆炸后住房损失等因素对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的影响程度没有达到统计学标准。这可能与创伤暴露类型有关，自身受伤、爆炸造成严重损失等属于直接暴露创伤事件，目睹他人受伤、接触尸体、住房损失等属于间接暴露创伤事件，后者对个体造成间接伤害，对个体带来的生命威胁和恐惧感比前者较弱，也符合Kim等^[15]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在爆炸后2个多月进行，创伤早期个体还处于麻木或持续回避的状态，努力回避一些与创伤相关的具体场景、情境、想法和感受^[21]，也可能会影响他们真实感受的表露。本研究还显示，心理韧性是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的保护因素，表明心理韧性高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创伤事件，心理韧性在创伤经历中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22]。心理韧性是个体能够积极应对逆境，并善于运用积极情感使自己从消极经历中恢复的反弹能力，在应激情境中发现积极的意义，更少知觉压力和痛苦^[23]，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应对创伤、恢复甚至超越之前的心理水平，并有利于个体保持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相对稳定和健康^{[24 – 25]}。

总之，天津爆炸事件后个体的PTSD、抑郁和二者共病检出率较高，并且PTSD和抑郁的风险因素非常相似，个体的PTSD和抑郁检出率受创伤暴露程度和心理韧性的影响。因此，对受影响的民众应给予更多的心理和社会上的支持，并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工作，提高他们的心理韧性，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挫折和灾难。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具有代表性的大样本，年龄范围广泛，但涉及到的变量少，影响因素的探讨不全面，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增加人格特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其他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完善心理创伤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