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十二项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构建人口健康档案信息系统,对于各地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具有重要意义。流动人口是我国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末全国流动人口2.45亿人。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设不仅与其家庭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健康中国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流动人口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住院分娩等卫生计生服务利用情况[1 – 5],对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设研究尚显不足,健康档案建立的影响因素分析或以定性分析为主[6 – 8],或笼统地将“不清楚是否建立健康档案”归为“未建立健康档案”[9]。本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现状,采用多分类无序logistic回归方法研究健康档案建立的影响因素,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A)数据库。2015年5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进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纳入标准:在流入地居住 ≥ 1个月,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 15周岁的流入人口。有效样本量为206 000人。
1.2 方法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分为个人问卷和村/居问卷。其中,“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A)”针对流动人口个人,调查内容共35项,涉及4个方面:家庭成员与收支情况、就业情况、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访问卷调查方式搜集资料,被调查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统计分析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主要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列联分析和 χ2检验、多分类无序logistic回归分析(α = 0.05)。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特征调查对象中,男性109 308人,占53.1 %,女性96 692人,占46.9 %;平均年龄(33.2 ± 10.6)岁,≤ 20岁16 938人,占8.2 %,20~30岁74 729人,占36.3 %,30~40岁60 754人,占29.5 %,40~50岁40 997人,占19.9 %,> 50岁12 582人,占6.1 %;汉族189 815人,占92.1 %,少数民族16 185人,占7.9 %;已婚167 873人,占81.54 %,未婚38 127人,占18.5 %;农业户口172 188人,占83.6 %,非农业户口33 400人,占16.2 %;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31 336人,占15.2 %,初中104 011人,占50.5 %,高中(中专)44 778人,占21.7 %,大专学历及以上25 875人,占12.6 %;就业身份为雇员96 511人,占46.9 %,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合计73 041人,占35.5 %,未工作36 448人,占17.6 %;家庭平均年收入差异较大,中位数为6万元,家庭年收入 < 3万元17 552人,占8.5 %,3万元~ 92 992人,占45.1 %,6万元~ 48 344人,占23.5 %,9万元~12万元32 479人,占15.8 %,> 12万元14 633人,占7.1 %;东部地区91 000人,占44.2 %,中部地区34 000人,占16.5 %,西部地区67 000人,占32.5 %,东北地区14 000人,占6.8 %;本次流动范围为跨省流动的102 784人,占49.9 %,省内流动103 216人,占50.1 %;流入本地时间 < 2年78 600人,占38.2 %,2年~ 42 085人,占20.4 %,4~6年29 979人,占14.6 %,> 6年55 336人,占26.9 %;从居留意愿来看,不打算长期居住在本地的26 218人,占12.7 %,没想好的61 667人,占29.9 %,打算长期居住在本地的118 112人,占57.3 %。
2.2 健康教育情况调查中涉及的健康教育情况包括在流入地获得的健康知识内容和方式。调查对象在流入地至少接受过1种健康知识教育的比例为91.9 %(189 345/205 990)。在职业病防治、营养健康知识、生殖与避孕/优生优育、慢性病防治、控制吸烟、精神障碍防治、结核病防治、性病/艾滋病防治、其他传染病防治九类健康知识中,覆盖人群最多的前三种健康知识排序是:生殖与避孕137 222人,占66.6 %;营养健康知识134 265人,占65.2 %;控制吸烟125 565人,占61.0 %。在讲座、书刊/光盘等、广播/电视节目、面对面咨询、网上咨询、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宣传栏、手机短信/微信八类健康教育方式中,覆盖人群最多的前三种教育方式是:宣传栏158 008人,占83.5 %;广播/电视节目150 977人,占79.7 %;手机短信/微信106 599人,占56.3 %。
2.3 健康档案建立情况(表1)2015年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比例为29.1 %(59 934/205 990),未建立健康档案(含没建、但听说过53 796人和没建、没听说过58 432人)及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54.5 %(112 228/205 990)和16.4 %(33 828/205 990)。进一步分析可见,不同特征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情况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从个体特征来看,女性、非汉族、已婚、非农业户口,以及就业身份为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的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比例较高,并且,健康档案建立比例有随年龄、受教育程度上升而提高的态势;从流动特征来看,省内流动、本次流动时间较长、在流入地有长期居住打算,以及流入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比例较高,而流入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比例较低,健康档案建立比例仅为中部地区的一半。此外,未接受过健康教育人群的健康档案建立比例最低,仅为8.3 %(1 380/16 645)。
2.4 健康档案建立影响因素分析(表2)
以健康档案建立情况为因变量(没建立健康档案取值为0,不清楚取值为1,建立健康档案取值为2),以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就业身份、家庭年收入、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流入地区、本次流动时间、流动范围以及居留意愿为自变量,建立多分类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在此,仅列出本研究关注的相对于建立健康档案而言,流动人口没建立健康档案、不清楚健康档案建立情况的发生比。结果表明,健康档案建立情况在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其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与在本地建立健康档案的相比,男性、初中及以下学历、未婚、农业户口、家庭年收入 > 12万元、未接受健康教育、流入东部地区、跨省流动、流入时间 < 2年、不打算或没想好是否要在本地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没有在本地建立健康档案的几率更高;同时,男性、受教育程度越低、未婚、农业户口、家庭年收入 < 6万元、未接受健康教育、流入东部地区、跨省流动、流入时间 < 2年、不打算或没想好是否要在本地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不清楚是否建立健康档案的几率更大。可见,健康教育对健康档案建设工作具有积极作用,未婚、低学历、跨省流动、流动时间不足两年的流动男性是健康档案建设的薄弱人群,而东部地区是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设的重点关注地区。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比例总体较低,健康档案建设工作进展迟缓,亟待加强。2015年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比例为29.1 %,较2013年同类调查结果23.8 %[7]仅增长了5.3个百分点。并且,健康档案建设在人群间、区域间差异显著,未婚、低学历、跨省流动、流动时间短的青年男性是健康档案建立的薄弱人群;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动规模较大、较为频繁的地区,健康档案建设工作相对滞后,应予以重点关注。健康教育对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设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未接受过健康教育人群的健康档案建立比例最低,仅为8.3 %,并且相对于接受过健康教育的人群而言,未接受健康教育的人群没建立健康档案的可能性是建立健康档案的4.504倍。
为提升我国健康档案建设水平,促进流动人口健康发展,在相关研究[8, 10]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如下:首先,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健康档案建设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注意健康档案建设的工作重心在基层。在东部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可率先尝试发展社区医务社工,由政府购买服务,协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基本卫生计生公共服务。其次,相关部门应切实发挥健康档案建设实效。基于健康档案管理,促进医疗与预防结合。可将健康档案建设与健康体检、妇女“两癌”筛查等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相结合,引导流动人口开展自我健康管理。同时,基于电子健康档案大数据分析,为全民健康保障提供决策支持。最后,社会各界应坚持做好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工作。提高健康档案知晓率,增强流动人口建档意识。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时,注重发挥村/居委会宣传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注重发挥互联网、新媒体的作用。同时,要在工厂、工地、集市等流动人口密集区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教育服务活动,开创流动人口乐于参与、企业愿意支持、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的流动人口健康服务新模式。
[1] | 刘冬梅, 王晖, 龚双燕, 等. 中国流动人口重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现状及影响因素[J]. 中国公共卫生, 2016, 32(1): 62–65. |
[2] | 尹勤, 徐千里, 郑颖颖. 流动人口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33(3): 448–451. |
[3] | 刘冬梅, 刘鸿雁, 王晖, 等. 流动人口孕产妇住院分娩现状及影响因素[J]. 中国公共卫生, 2014, 30(12): 1523–1526. DOI:10.11847/zgggws2014-30-12-09 |
[4] | 王晖, 郭维明, 李沛霖, 等. 上海和广东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状况[J]. 中国妇幼保健, 2016, 31(10): 2026–2027. |
[5] | 郭琳, 胡红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J]. 卫生软科学, 2013, 27(12): 723–729. |
[6] | 王晖, 刘鸿雁, 龚双燕, 等. 社区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管理研究[J]. 社区医学杂志, 2014, 12(10): 67–69. |
[7] | 郭静, 翁昊艺, 周庆誉, 等.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4, 7(8): 51–56. 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4.08.011 |
[8] | 宋月萍, 李龙. 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现状调查分析[J]. 档案学通讯, 2015(3): 84–88. |
[9] | 郭显超, 黄玲. 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的建立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四川流动人口数据[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3): 84–89. DOI:10.3969/j.issn.1674-1668.2016.03.014 |
[10] | 岳经纶, 李晓燕. 社区视角下的流动人口健康意识与健康服务利用 ——基于珠三角的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 11(4): 125–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