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研究已证明,吸烟和二手烟暴露(被动吸烟)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可导致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慢性呼吸性疾病等多种疾病[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2010年因吸烟导致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至2050年时会增长到300万,同时二手烟暴露极为普遍[2],烟草使用已成为我国重大的社会问题。2008年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出台了6项可有效减少烟草使用的控烟措施,监测烟草使用是其内容之一,通过监测数据可了解个体的烟草使用行为及其相关知识和态度,从而开展更加有效的控烟干预[3]。在中国,对于学生和社区居民烟草使用情况的调查较多[3 – 5],而以工作场所职工为调查对象的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于2015年3 — 10月对四城市部分职业人群的吸烟行为及二手烟暴露水平进行调查,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场所控烟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研究数据来自“工作场所健康促进需求评估”专项调查,于2015年3 — 10月在北京、厦门、泉州和呼和浩特4城市选取5类共9个工作场所,包括食品生产企业2家、服装加工企业2家、工业制造企业1家、建筑工地3家及高校1家,企事业单位及建筑工地均有覆盖。根据工作场所各岗位类型职工所占的比例,通过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不同岗位类型的职工中抽取研究对象,见本课题组已发表的文献[6]。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调查时在所抽取的工作场所工作且工龄 ≥ 1年;年龄18~65岁;岗位类型为行政类、技术类、销售类、教学科研类、生产类或后勤类,且同意参加调查。共发放问卷3 565份,回收有效问卷3 553份,有效率为99.7 %。最终纳入分析的职工:食品生产企业1 151人(32.4 %),服装加工企业1 030人(29.0 %),工业制造企业505人(14.2 %),建筑工地488人(13.7 %),高校379人(10.7 %)。
1.2 方法采用现况调查方法,问卷为自行设计,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和职业)、吸烟(现在及以前吸烟情况、吸烟数量等)、二手烟暴露(是否暴露及暴露频率),以及烟草危害健康的相关认知(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导致的疾病)。调查问卷在质控员指导下,由本人现场填写,质控员现场核查问卷完整性并当场回收。本研究经北京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IRB00001052-13023),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3 指标定义(1)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综合反映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的指标,被认为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收入和职业是衡量SES最常用的指标,虽然3个指标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可以反映SES的不同方面,且不能互换[7]。因此,本文以单一指标(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阶层)衡量职工的SES。参考国内既往文献[8],根据本研究中职工的岗位性质将其职业阶层分为蓝领(从事食品生产、服装生产和建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白领(从事企业后勤和营销、高校科研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和部分体力劳动者)和行政管理人员(从事企业和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脑力劳动者)。(2)分析指标:包括吸烟率、现在吸烟率、现在每日吸烟率、重型吸烟率及二手烟暴露率。吸烟者指调查时吸烟的人和以前曾经吸烟的人;现在吸烟者指调查时吸烟的人;现在每日吸烟者指调查时每天都吸烟的人;重型吸烟者指调查时每天都至少吸20支烟的人;二手烟暴露者指不吸烟成人中通常每周至少有1 d曾暴露于燃着卷烟末端散发出或吸烟者呼出的烟雾者;对吸烟和二手烟危害的认知方面,合计知晓率是指知晓吸烟或二手烟暴露能够导致所有3种疾病(脑卒中、冠心病、肺癌)的比例[4]。
1.4 统计分析数据录入采用Epi Data 3.1,数据分析采用SAS 9.4。计数资料用n(%)表示,率的比较采用Pearson
共调查3 553人,男性1 910人(53.8 %)、女性1 643人(46.2 %);年龄18~65岁,平均年龄(34.2 ± 9.7)岁;户籍外地1 339人(37.7 %),本地2 214人(62.3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 633人(46.0 %),高中/职高592人(16.7 %),本科/大专及以上1 328人(37.3 %);平均月收入 ≤ 3 000元者1 048人(29.5 %)、3 001~6 000元者2 052人(57.8 %)、> 6 000元者453人(12.7 %);职业阶层蓝领2 181人(61.4 %),白领693人(19.5 %),行政管理679人(19.1 %)。
2.2 吸烟情况 2.2.1 调查职工总体吸烟水平(表1)3 553名调查对象中,吸烟者972人(27.4 %),现在吸烟者861人(24.2 %),现在每日吸烟者797人(22.4 %),重型吸烟者146人(4.1 %)。此外,972名吸烟者中,861人(88.6 %)为现在吸烟者;现在吸烟者中,797人(92.6 %)为现在每日吸烟者,146人(17.0 %)为重型吸烟者。不同类型工作场所吸烟率(χ2 = 208.56,P < 0.01)、现在吸烟率( χ2 = 233.98,P < 0.01)、现在每日吸烟率( χ2 = 232.55,P < 0.01)和重型吸烟率( χ2 = 89.66,P < 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建筑工地各项分析指标均为最高。
2.2.2 不同特征职工现在吸烟率(表2)
男性现在吸烟率远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790.98,P < 0.001)。另外,不同年龄( χ2 = 8.207,P = 0.042)、户籍(χ2 = 42.280, P < 0.001)、文化程度( χ2 = 91.275, P < 0.001)和职业阶层( χ2 = 68.974,P < 0.001)的职工现在吸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50~65岁组现在吸烟率最高,外地户籍者、高中/职高者以及蓝领职工现在吸烟率最高。
2.3 二手烟暴露情况(表3)
非吸烟人群中,二手烟暴露者为1 819人(67.6 %),其中男性802人(73.7 %),女性1 017人(63.4 %)。各年龄组间二手烟暴露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4.731,P = 0.193);外地户籍者(χ2 = 26.053,P < 0.001)、高中/职高者( χ2 = 16.202,P < 0.001)、月收入 ≤ 3 000元者( χ2 = 14.523,P < 0.001)以及蓝领工人( χ2 = 31.775,P < 0.001)暴露率最高。不同类型工作场所比较,建筑工地人群暴露率最高( χ2 = 31.158,P < 0.001)。
2.4 对烟草危害的认知(表4)
3 553名调查对象中,仅155人(4.4 %)知晓吸烟引起的全部3种疾病(脑卒中、冠心病、肺癌),其中男性知晓率高于女性(χ2 = 0.874,P = 0.350);50~65岁年龄组对吸烟危害的知晓率最高(χ2 = 31.420,P < 0.001);本地户籍者知晓率高于外地户籍( χ2 = 91.979,P < 0.001);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月收入 ≤ 3 000元者及蓝领工人知晓率最低( χ2 = 89.495、χ2 = 46.60、χ2 = 95.85;均P < 0.001);不同类型工作场所比较,服装加工企业职工知晓率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96.439,P < 0.001)。530人(14.9 %)知晓二手烟暴露引起的全部3种疾病(冠心病、肺癌、儿童肺部疾病),其中男性与女性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1.266,P = 0.261)。30岁~年龄组对二手烟危害的知晓率最高(χ2 = 34.221,P < 0.001);本地户籍者知晓率高于外地户籍( χ2 = 116.898,P < 0.001);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月收入 ≤ 3 000元者及蓝领工人知晓率最低( χ2 = 215.41、χ2 = 54.91、χ2 = 141.5;均P < 0.001);不同类型工作场所比较,建筑工地职工知晓率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202.958,P < 0.001)。
3 讨 论
本次调查的我国四城市部分职业人群现在吸烟率为24.2 %,低于2015年全国成人烟草调查报道的结果(27.7 %)[9],其中男性为43.0 %,女性为2.4 %,均低于全国水平(52.1 %和2.7 %)[9],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履行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推进工作场所控烟有关。但调查对象现在吸烟率仍高于江苏省对部分职业人群的调查结果(21.3 %)[10],该人群仍然是控烟的重点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类型工作场所中,建筑工地人群吸烟率、现在吸烟率、每日吸烟率和重型吸烟率均为最高,与《中国2012年18~59岁就业流动人口吸烟状况调查》的结论类似[11],可能与建筑工地流动人口相对集中、且男性比例更高、而文化程度偏低有关[12]。不同户籍人群比较,流动人口现在吸烟率最高,由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13],如低文化程度和健康意识、缺乏社会支持等,更容易出现吸烟行为。提示建筑业人群以及就业流动人口应作为控烟干预的重点对象。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和职业组烟草流行水平不一致。其中50~65岁组现在吸烟率最高,可能原因是该年龄段人群社会压力较大而更易采取吸烟行为;另外,18~30岁年龄组的男性吸烟率较高,考虑到该人群较为年轻,吸烟成瘾时间不长,应为其提供戒烟帮助,促进其尽早戒烟。根据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14],吸烟对疾病造成直接影响,而SES是导致疾病的“原因的原因”,对疾病的影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显示,不同SES人群中烟草流行水平不同,较低的SES可能导致更多的吸烟行为,表现为高中/职高者现在吸烟率最高,明显高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这与2013年上海市户籍居民调查结论一致[4]。既往研究表明,工作场所劳动力人群面临超时工作、轮班作业等不良工作条件,会导致吸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15]。本研究中蓝领工人的现在吸烟率最高,明显高于白领和行政管理人员,提示应深入研究提高蓝领、文化程度较低职工控烟效果的政策与措施。
既往研究表明,长期被动吸烟可影响人们的血糖和血脂水平,从而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16]。本次调查发现,职业人群二手烟暴露率(67.6 %)明显高于李纯等[17]报告的2013年全国调查结果(52.8 %),表明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的流行状况不容乐观。与吸烟行为存在共性,建筑工地人群和流动人口二手烟暴露率最高,且有较多的暴露频率,目前的控烟政策主要针对室内工作场所[18],而建筑工人会有较多的室外作业时间,可能较少受到政策的影响。此外,SES较低的人群(包括高中/职高者、月收入 ≤ 3 000元者以及蓝领工人)暴露率也最高。
与较高的吸烟率和二手烟暴露率形成明显的对比,职业人群对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引起疾病的认知严重不足,远低于社区人群[3]。除对吸烟、二手烟暴露引起肺癌的认知较高外,对引起其他疾病尤其是吸烟引起脑卒中的知晓率很低,说明该人群对烟草相关知识的认知不全面、不深入。特别是建筑工地和服装加工企业、流动人口和SES较低的人群,亟需普及烟草危害的相关知识,以满足控烟的需求。本研究对吸烟及二手烟暴露状况进行了单因素分析,今后需要进一步通过多水平模型来评估工作场所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影响。
综上所述,职业人群吸烟和二手烟暴露情况严重,对烟草知识的认知严重不足。考虑到职业人群在工作环境中度过大约三分之一的清醒时间,工作场所具备更为明显的控烟优势,包括信息化利用度高、团体干预优势等。因此,应从组织和个体2个层次开展全方位的控烟干预,如制定控烟政策、创造无烟工作环境、利用新媒体手段等提高重点人群对烟草危害知识的知晓率,降低吸烟率,保护更多职工免受烟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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