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全世界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在许多国家，青少年的自杀率不断上升^[1]，自杀已成为全球青少年的第二个常见死因^[2]。在中国，自杀是15~34岁人群死亡的最重要原因^[3], 大学生自杀更是牵动着每个人敏感的神经^[4]。负性生活事件造成的急性应激和慢性心理压力是自杀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5]。然而，积极的认知信念会在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起到保护作用。生存理由是重要的自杀保护因素，是从认知信念的角度，评估个体在遇到生活磨难时选择不自杀的原因^[6]。研究显示，正念可引发积极心理效应，包括提高主观幸福感、减轻心理症状和情绪反应，并增进行为规范^[7]，可能是自杀的保护因素。因此，本研究于2013年12月整群抽取广州某高校2 948名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在应激性生活事件引发自杀风险过程中，生存理由和正念是否为中介和调节因素，为大学生自杀预防和保护提供依据。

整群抽取广州某高校全体3 000名大一新生进行调查，获得有效样本2 948人，样本有效回收率为90.17%。

(1)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家庭居住地等。(2)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uicidal Behaviors Questionnaire-Revised，SBQ-R)^[8]：采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BQ-R)中文版进行评估，自杀行为问卷共有4个条目，包括终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与行为，一年内自杀意念，自杀威胁性，自杀可能性。该量表总分为3~18分。既往研究发现，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总得分越高，代表自杀风险越强，7分以上，即可认为个体具有高自杀风险。(3)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9]：该问卷由26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用6个因子概括：人际关系因子(Ⅰ)；学习压力因子(Ⅱ)；受惩罚因子(Ⅲ)；丧失因子(Ⅳ)，健康适应因子(Ⅴ)；其他(Ⅵ)，分别按1~5级评分，哪个因子的平均分高，说明该项所包含的生活事件发生率高，并且对青少年所造成的心理负性反应大。总体得分越高，表明负性生活事件的应激量越大。(4)青少年生存理由量表(Reasons for Living Inventory for Adolescents，RFL-A)^[10]：用于评估青少年的自杀保护因素。此量表为自评量表，共有32个条目，从1(完全不重要)~6(非常重要)六级评分。量表包括5个维度：自杀恐惧、家庭凝聚力、未来乐观、自我接纳、同伴接纳。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存理由越强。该量表已经过国内学者翻译及修订，结构效度与原量表 5个因子完全一致，5个因子共解释了65.47%的方差变化。(5)五因素正念量表(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FFMQ)^[11]：五因素正念量表由Baer等人编制，共有39道题，每个条目采用1(一点也不符合)~5(总是很符合)五点计分。该量表分为5个维度：观察、描述、有觉知地行动、不判断和不反应，分别计算这5个分量表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正念水平越高。五因素正念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度和效度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

由心理学专业人员采用自行研制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系统在计算机机房进行施测, 测试前用统一指导语详细说明测试目的和方法以及保密原则, 答卷通过测试系统现场回收。

用SPSS 13.0建立数据库, 并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生活事件、生存理由与自杀行为的关系；正念与生存理由和自杀行为的关系。通过AMOS 20.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生存理由的中介作用以及正念的调节作用。统计量以P=0.05作为显著性的判断标准。

共调查2 948名大学生，其中男生1 008人(34.19%)，女生1 940人(65.81%)；来自农村1 115人(37.82%)，城镇824人(27.95%)，城市1 009人(24.23%)；年龄为16~20岁，平均年龄(18.48±1.94)岁。

表 1

表 1 生活事件、生存理由与自杀风险的相关关系(r，n=2 948) 项目 x±s 生活事件 正念 生存理由 家庭凝聚 自杀恐惧 自我接纳 同伴接纳 未来乐观 自杀风险 生活事件 33.25±6.58 1.00a 正念 123.63±12.41 0.33a 1.00a 生存理由 162.71±18.72 -0.16a 0.32a 1.00a 家庭凝聚力 36.99±4.69 -0.13a 0.24a 0.76a 1.00a 自杀恐惧 27.76±6.97 -0.04a 0.76a 0.67a 0.30a 1.00a 自我接纳 31.19±4.36 -0.24a 0.39a 0.77a 0.54a 0.28a 1.00a 同伴接纳 30.57±4.20 -0.15a 0.27a 0.77a 0.61a 0.30a 0.59a 1.00a 未来乐观 36.20±4.88 -0.11a 0.29a 0.80a 0.51a 0.35a 0.66a 0.55a 1.00a 自杀风险 4.78±2.10 0.32a -0.22a -0.32a -0.27a -0.21a -0.30a -0.22a -0.22a 1.00a   注：a P＜0.01。

表 1 生活事件、生存理由与自杀风险的相关关系(r，n=2 948)

生活事件、生存理由、自杀风险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事件总分与自杀风险呈显著正相关(r=0.32)。生活事件总分与生存理由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16)。生存理由总分以及其各维度与自杀风险呈显著负相关(r=-0.32)，各因子中自我接纳因子与生活事件及自杀风险相关性最强(r=-0.24，r=-0.30)，其次是家庭凝聚力因子与生活事件及自杀风险的相关(r=-0.13，r=-0.27)。正念总分与生存理由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32)，与自杀风险呈显著负相关(r=-0.22)。

图 1

注：a P＜0.01。 图 1 生存理由对生活事件与自杀行为的中介模型(路径系数)

表 2

表 2 验证模型的拟合指数 项目 χ2 df χ2/df GFI AGFI NFI RFI IFI CFI RMSEA 模型拟合标准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08 Model 1 294.81 34 8.67 0.91 0.93 0.96 0.93 0.96 0.96 0.51 Model 2 665.55 96 6.93 0.96 0.94 0.95 0.93 0.96 0.96 0.42 Model 3 501.25 82 6.11 0.97 0.95 0.96 0.95 0.97 0.97 0.45   注：Model 1生活事件对自杀行为的直接路径；Model 2生活事件、生存理由、自杀行为中介作用模型；Model 3有中介的正念调节作用模型。

表 2 验证模型的拟合指数

为进一步验证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自杀风险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以生活事件为自变量、自杀行为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图 1)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由表 2可见，Model 1显著(r=0.43，P＜0.001)，符合模型适配标准，显示出假设理论模型与观察数据的整体适配度佳，因此我们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对Model 2进行整体检验、修正，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数据，拟合度较好。各路径的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事件对自杀行为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由原来的0.43变为了0.36，且具有显著性。生活事件到生存理由的路径系数为r=-0.23，生存理由到自杀行为r=-0.28。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自杀行为所起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5.17%。

图 2

注：a P＜0.01。 图 2 正念对生存理由与自杀行为的调节模型(路径系数)

以生活事件为自变量，自杀行为为因变量，生存理由为中介变量，正念与生存理由的标准化乘积做调节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从model 3的适配标准来看(r=-0.08，P＜0.001)，模型拟合良好。将联系变量生存理由总分与正念总分标准化，并将两者做乘积构建回归方程。正念水平等级×生存理由等级得分上的交互作用显著，生存理由得分越低的大学生，自杀风险越高。在低、中、高3个不同等级的生存理由水平上，大学生的正念水平越高，自杀风险越低，且都具有显著性。正念在生存理由与自杀风险中起着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激性生活事件水平越高，生存理由得分越低。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对未来的期待在一个压力环境中塑造行为、树立目标、采用应对策略存有因果关系^[12]，如果采取自杀行为的个体屈服于困难，对未来有比较低的或无期待，就会意识不到压力事件可能给他带来的积极影响。当负性生活事件量增加，个体面临的压力增多，随之启动良性循环的动力就会减少。因此有学者建议增强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期待，以增加可以调节自杀冲动的保护因子^[13]。此外，本研究中大学生的生活事件与自杀风险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许多研究结果相一致^[14-15]。急、慢性生活应激对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均有显著的预测力^[16]，生活事件是自杀行为的重要诱发因素^[17]，但却并非决定性因素。应激事件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同时受到问题解决能力、人格稳定性、社会支持水平、自尊水平、乐观特质和归因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8]。Wasserman认为，自杀意念与自杀行为仅发生在当保护因子消失而危险因子产生实质影响的时候，即掌握保护因子可增强自杀者应对问题的能力^[19]。Linehan等^[6]也认为，有些个体拥有更多的积极生存信念，这些积极的信念可以抗衡其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产生。生存理由是自我信念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积极认知，是外在危险因素与自杀风险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事件除了对自杀风险有直接影响外，还可经由生存理由对自杀风险产生间接影响。说明生存理由作为重要的自杀保护因子，直接影响个体对外界应激的认知评价和行为反应，生存理由低的个体当遭遇生活应激时更容易发生自杀行为。

本研究结果表明，正念觉知水平高的个体，生存理由得分较高。国内有学者研究证实，通过提升正念水平可有效调节大学生的负性情绪^[20]，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21-22]。正念水平高的个体通过更专注于对此时此刻的觉察，减少担忧和反复思虑的过程。这种觉察可以使个体更灵活、更适应面对当下所面临的生活挑战，更敏感地对问题解决方法的可行性作出反馈。本研究显示，正念可以影响大学生自杀风险水平，正念水平越低，自杀风险水平越高。增加大学生对负性事件的正念可以减少其逃避体验行为，正念可看做是自杀作为应对“看似无法驾驭的痛苦”的代替应对方式^[23]。本研究进一步对正念在生存理由与自杀风险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正念与生存理由的共同作用对自杀风险的影响显著。即生存理由水平相同的大学生，正念水平越高，自杀风险程度越低。正念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核心是与此时此刻连接以及自我接纳。受生活事件影响且自杀风险高的个体，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反复思考过去的失败和焦虑未来的事件。有自杀倾向的个体经常否认自我，并认为今天所承受的痛苦是持续性的、逃不掉的且会延续下去^[24]。因此提高正念觉知水平，对于减低大学生自杀风险具有一定的保护意义。

作为一个正处在“心理断乳期”的特殊青年群体，社会、家庭对于大学生的期望较高。在应对挫折时，部分大学生会悲观失望、不能悦纳自己，容易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走向自杀轻生的不归路。因此，学校、社会、家长在教育引导大学生时，应注重培养提高大学生生存理由、乐观主义精神、正念水平以及应对压力挫折事件的能力。大学教育也可增进正念团体及正念训练课程等方面的内容，使大学生在更加健康积极的心理环境下成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