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是人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其健康成长受许多因素影响。研究指出，生活负性事件会对中高年级小学生的性发育产生一定影响^[1]；在中国农村中，极端性家庭是自杀的危险因素，在这种家庭中，一旦发生负性生活事件，家人容易发生自杀^[2]；儿童时期遭受逆境以及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较高可以提高自杀发生的风险^[3]。生活事件属于应激源的一种，Beck理论指出，认知高易感的个体在受到负性生活事件的冲击时，容易产生消极，从而产生功能失调性态度进而引发抑郁^[4]。刘贤臣等^[5]研究中也指出，自杀的危险程度与生活压力相关。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是根据中国青少年的特点并参考国外文献编制的青少年生活应激评定量表，应用广泛。本研究对生活事件量表具体内容、信度和效度研究进展、量表的使用情况进行综述，为下一步量表的修改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ASLEC是由刘贤臣等^[6]编制的适应中国青少年文化的量表，该量表包括了27个负性生活事件，评定期限为最近3、6、9个月和1年，可依据研究目的而定，先确定事件在所规定的评定期限内发生与否，再根据事件对青少年生理心理影响，分为5等级评分，即无影响(1)、轻度(2)、中度(3)、重度(4)和极重(5)。刘贤臣等^[7]的研究以山东省菏泽市5所中学的1 366名初一到高中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济南市某中学108名高二年级学生作为重测对象，测量出量表反映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奇偶分半Pearson相关系数0.787，Spearman-Brown校正奇偶分半信度系数为0.881，各事件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496，总刺激重测相关系数为0.686，各事件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496。为了验证构想效度，经碎石堆检验(Scree-test)抽取6个因子，即人际关系因子(Ⅰ)、学习压力因子(Ⅱ)、受处罚因子(Ⅲ)、亲友与财产丧失因子(Ⅳ)、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Ⅴ)、其他因子(Ⅵ)，因子结构见表 1。

高越明^[8]以随机抽取的443名浙江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根据结构方程建模的原理，以及按量表中的项目只在一个因子上负荷不为零的基本原则，根据每个因子内涵重新建立了测量目标结构空间(因子模型)MB1。根据重建的结构空间，测得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标化后Cronbach′s α为0.897；奇偶分半Pearson相关系数为0.840，Spearman-Brown校正奇偶分半信度系数为0.913。这3个结果均高于刘贤臣等^[7]研究结果。勾柏频等^[9]以整群抽取的388名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和贵州省部分地区10 所聋校的在校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与高越明^[8]相同的原理和方法，构建出六因子模型，同时该研究还参考高越明对ASLEC中项目归类不明确的建议，构建出五因子模型。结果显示，在绝对拟合指数上五因子模型比六因子模型更好，五因子模型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标准化后为0.85；各维度的Cronbach为0.48～0.74；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为0.41～0.70，每个维度的重测信度为0.37～0.77。马伟娜等^[10]在原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27个条目基础上，通过对30多名中学生进行访谈，新增了10个条目，采用新增条目后的量表对274名中学生进行测定，分半相关系数为0.89，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吴丹桂^[11]对2 319名广州地区在校医学生进行调查，整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各因子的α系数均＞0.60。整个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94，每个因子的分半系数均＞0.64。

在高越明^[8]研究中，模型拟合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中，通过对MB1修改得到的模型MB6的Λx中，Λx的参数检验最小t值是5.15，最大MI是35.26，认为MB6具有良好的拟合指数和小的χ²。研究在不改动量表制定者所定义的6个因子内涵前提下，ASLEC测量目标结构空间(因子模型)的改动见表 1。勾柏频等^[9]的研究中，五因子模型和六因子模型都能通过拟合指数检验，但从拟合指数上显示出五因子模型优于六因子模型；内容效度上，五因子模型的相关系数为0.683～0.786(均P＜0.01)，显示出较好的结构效度。五因子模型中去除了“其他”因子。马伟娜等^[10]对修改后共37个条目的新量表运用主成分正交旋转进行因素分析，得到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家庭环境、健康适应和青春期变化5个因子。吴丹桂^[11]的研究中，内容效度上，每个条目与所属因子的相关系数均达0.6，在结构效度上，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受惩罚领域，第二至第五主成分依次分别反映人际关系领域、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领域、丧失领域、学习压力领域。诸晓^[12]对492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删除了量表第27题的自填条目后，因子调整见表 1。经过调整所得到的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性，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值为0.067，不规范拟合指数(non-normed fit index, NNFI)值为0.95，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为0.9。

表 1

表 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因子结构的发展 研究 因子Ⅰ 因子Ⅱ 因子Ⅲ 因子Ⅳ 因子Ⅴ 因子Ⅵ 刘贤臣等[7] 1、2、4、15、25 3、9、16、18、22 17、18、19、20、21、23、24 12、13、14 5、8、11、27 6、7、23、24 高越明[8] 1、2、4、7、10 3、6、9、22、25 19、20、21、23、24 12、13、14、15 5、8、11、18、26 16、17、27 勾柏频等[9] 1、2、4、7、10、15、25 3、6、9、16、18、22 17、19、20、21、23、24 12、13、14 5、8、11、26、27 - 诸晓[12] 1、2、4、10、15 3、5、9、22 6、7、8 11、12、13、14 16、17、24、25、26 18、19、20、21、23

表 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因子结构的发展

在使用ASLEC的研究中，多用于对青少年心理应激^[13]、抑郁^[14-15]、自杀意念^[16]等的调查，分析不同生活事件对于不同特征青少年影响的差异。在这些研究中，ASLEC并不是单独使用，而是根据研究目的与多个量表如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15]、应对方式问卷^[17]、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ennessee Self Concept Scale, TSCS)^[18]等共同使用。大部分研究均将生活事件与低落的负面情绪相联系，有研究还将ASLEC用于大学生攻击行为^[19-20]的研究。有研究将ASLEC用于网络成瘾相关的研究^[21-23], 结果显示，网络成瘾组ASLEC总分高于成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张静等^[21]、李晏等^[23]的研究显示，人际关系对网络成瘾的作用尤为突出；另有研究将ASLEC用于青少年睡眠问题的研究中，发现生活负性事件与失眠具有统计学联系^[24]。

英文文献中对该表的使用情况与中文文献相似，主要是国内的研究，用于测定青少年、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对其心理生理的影响^[25-28]。其中，刘贤臣等^[28]的研究将量表用于对自杀的研究，表明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相关，在中国青少年中，生活负性事件与自杀行为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其中学习压力是中国青少年压力的主要来源。刘贤臣等^[29]的另一研究也指出，中国学生面临高考压力，在生活事件压力下，内外控制倾向是一种重要的中介。

ASLEC的制定是基于外国文献，同时也通过了多个群体的施测进行了修改，最初制定者报道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所用的研究对象是初中至高中二年级学生，也提出量表的特点之一是易于填写，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均可完成，选择自评或者访谈方式评定均可^[6]。制定者并未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的年龄或者当前就读水平进行限定。

ASLEC的使用对象由最初的中学生到现在扩大到使用于大学生^[30-32]，用于探讨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抑郁、自杀意念等的关系。现在更加具体到某一特殊人群。杨秀清^[33]将ASLEC用于研究初中留守儿童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健康与适应事件方面，留守儿童明显多于非留守儿童，其他生活事件两者没有统计学差异。朱相华等^[34]在研究儿童期受虐医学生心理特点中用到ASLEC，发现医学生的不安全感分数与生活事件呈正相关。ASLEC还用于地震后青少年情绪变化相关研究。张岚等^[35]的研究对象是地震时在都江堰地区，即处于地震灾区的初中、高中学生，研究发现地震暴露这一变量对于地震后一年的焦虑情绪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震后所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能够对地震后一年的焦虑情绪进行预测。李松蔚等^[36]的研究同样提出自尊和生活事件可以对抑郁和创伤后症状进行预测。对震后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睡眠问题的研究发现，当前的生活负性事件会增加灾后青少年幸存者随后的睡眠问题^[37]。除去在校就读的学生外，常向东等^[38]还将该量表应用于未成年犯，对上海157名在押的未成年犯施测ASLEC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结果发现未成年犯的应激问题主要集中于在生活习惯改变、与人打架、被人误会或者错怪等。岳云玲等^[39]也将ASLEC用于未成年犯，对安徽省在押的100名未成年犯进行调查，发现未成年犯应激问题排在前3位的是受惩罚、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

在使用ASLEC时，大多数的研究在使用方法、评分方式上都与制定者相同。也有少数研究进行了调整以适应研究的需求。喻彦等^[40]在为上海市高中生对自杀态度的取向以及其自杀意念水平的研究中使用该量表时，评分改为4级，分为无、轻度、中度和重度，总应激量仍由各项评分总和相加，分值范围为0~54分。配合使用Beck抑郁量表，该研究结果提出上海市高中生的抑郁与生活负性事件相关，随着总应激量的增大而抑郁程度加深，根据抑郁问卷中关于自杀意念的问题中发现，自杀意念等级越高其抑郁程度越高。

ASLEC在构建因子结构时，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因子负荷≥0.35作为因子入选标准，第10、26项未归入任何一个因子。另外，条目18、23、24同时隶属于2个因子。条目归属不明确是ASLEC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一观点在高越明^[8]、勾柏频等^[9]的研究中也有提及。ASLEC中包括了青少年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青少年的负性生活事件也有了改变，比如量表设计时未考虑到手机、网络等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时，通过使用可以看出，ASLEC用于大学生这一群体，相对于中学生而言，大学生也具有其特点，在实施ASLEC时，可以考虑面对不同的施测人群对某些条目进行改动，比如“升学压力”在大学生中更普遍表现为升学或者就业压力。

总之，生活事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应激源，而对于青少年来说，所面对的问题与成年人并不完全相同。ASLEC是17年前结合了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编制、修改而成，现在已被广泛使用，是研究青少年人群十分重要的工具之一。但该工具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条目归属不明确、研究人群特点不同以及时代的变化所出现的新问题等，还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以便更好地用于青少年相关健康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