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随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至今,人口流动速度和数量均发生较大变化。如今,大多数流动人口已逐步稳定下来,育龄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从单一的“人口控制”向多元化的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转型,而对象满意则是优质服务重要的结果之一[1]。许多流动人口正处于育龄阶段, 大部分知识水平不高, 部分来自农村者观念比较落后, 收入相对不高[2], 影响流动人口对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本研究于2014年3—5月对重庆市1 342名育龄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育龄流动人口对现居住地的生殖健康服务满意度和影响因素,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首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重庆市19个区抽取4个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江津区、北碚区),其次在4个区中分别选择4个工厂、4个建筑工地、4个娱乐场所、4个外企作为调查现场,最后对现场内所有符合条件者全部进行调查。入选条件:(1)居住在重庆市>3个月、户口不在重庆市;(2)年龄为18~49岁;(3)自愿参与项目;(4)男性和女性均采取避孕措施。共入选1 645人,有效问卷1 342份,应答率81.58%。
1.2 方法自行设计调查表,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 由经过严格、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每名调查员预调查10人合格后,开始正式调查。考虑隐私的问题,问卷由流动人口自填,调查人员负责对出现的疑问进行解答。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场所、收入情况、流出地信息等;婚姻观念和婚育史;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与需求;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情况以及服务现况等。本研究中满意度的判定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主观感受,分为三类,即不满意、基本满意和满意。其中,满意率为基本满意与满意比例之和。问卷回收时,由调查员逐一审核,对漏项的问卷及时补漏,并剔除拒答和不合格问卷。
1.3 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对问卷进行双人双遍录入。使用SAS 9.3软件进行分析,并进行一致性校对,纠正错误。单因素分析分类变量总体构成差异,采用Cochran-Mantel-Haenszel(CMH)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纳入本研究的1 342人中,男性715人,占53.28%,女性627人,占46.72%。以20~29岁居多,占37.85%(508/1 342)。未婚301人,占22.43%;已婚963人,占71.76%,离婚或丧偶78人,占5.81%;研究对象的学历以初中为主,共481人,占35.84%。职业中,工人最多,为695人,占51.79%。农业户口881人,占65.65%。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育龄流动人口服务满意度(表 1)![]() |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育龄流动人口服务满意度 |
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户口性质和婚姻状况的育龄流动人口对生殖健康服务满意度影响不同。表现为年龄大、女性、服务业和其他职业、低学历、农业户口、未婚有性生活、未参加医保的研究对象对服务的满意率相对较高(均P < 0.01)。家庭人均月收入、已生育孩子数、第一次外出打工距今年数、平均每年在非户籍地居住的月数、来现居住地的主要原因和现居住地主要居住方式与服务满意度无关联。
2.3 不同避孕方法选择的服务满意度(表 2)![]() |
表 2 不同避孕方法选择的服务满意度 |
不同避孕方法选择中,研究对象满意度有所不同(χ2=15.99, P=0.003 0)。选择结扎的研究对象对所提供服务满意率最高,表示“不满意”的比例仅为5.36%(3/56);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 IUD)的满意率最低。
2.4 不同避孕方法选择主体的服务满意度(表 3)![]() |
表 3 不同避孕方法选择主体的服务满意度 |
不同避孕方法选择主体中,因选择主体不同而对生殖健康服务满意度也不同(χ2=12.69, P=0.005 4)。通过本人决定避孕方法的研究对象对服务满意率最高;其余三类主体对服务的满意率接近。
2.5 不同生殖健康/计划服务场所与育龄流动人口对服务满意度(表 4)![]() |
表 4 不同生殖健康服务场所的育龄流动人口对服务的满意度 |
服务场所不同,育龄流动人口对服务的满意度也不同(χ2=15.21, P=0.001 6)。在医院和社区/单位/工厂卫生服务中心的满意率最高;计划生育指导所(站)表示不满意的比例最高。
2.6 生殖健康服务满意度多因素分析(表 5)![]() |
表 5 育龄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服务满意度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 |
将以上分析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回归模型。由于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中,平行线检验P < 0.000 1,故改用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拟合。自变量筛选采用后退逐步法,剔除标准为0.10。因变量为满意度(不满意=1,基本满意=2,满意=3)。结果表明,性别、学历、职业、婚姻状况和生殖健康服务场所对生殖健康服务满意度均有影响。
3 讨论我国生殖健康服务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将服务对象本身放在中心位置上,并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生殖健康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群众对服务工作的满意程度不仅是衡量服务质量的关键性指标而且也将直接影响其对服务的利用。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和切实施行很大程度上需要群众的自觉执行[3]。而群众自觉执行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对生殖健康服务的满意度,这会影响服务对象在需要时是否主动寻求指导[4]。
有研究表明,服务对象对生殖健康服务的满意度受性别、文化、职业和婚姻状况的影响[5-8],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女性对生殖健康服务更容易满意。一项重庆市男性生殖健康的研究指出,传统意义上,生殖健康主要针对女性[9]。从国家到地方,有专业针对女性健康的卫生机构,但到目前为止,重庆市很少设立专门的男性健康卫生机构,而且也没有针对男性开展的生殖健康宣传活动。因此,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开展宣传干预活动以加强男性生殖健康知识的普及,正确引导男性确立正确的避孕观,强化生殖健康服务知情权的认识,也将是提高男性孕龄流动人口对生殖健康服务满意度不可或缺的部分。高学历和有体面工作的研究对象对于生殖健康服务比较挑剔;文化程度较低者对服务的期望值可能不高,容易达到满足;未婚、有性生活的研究对象对生殖健康服务满意度更高。这主要还是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是从服务利用者的视角表达对服务质量的看法,一方面取决于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还受到服务对象对服务期望值的影响。
在现居住地,对于结扎的满意度较高,主要还是体现在避孕效果和技术优势上。男/女绝育术避孕效果是所有避孕方法里最好的一种,而且一般来说不可逆转。特别在绝育术中,男性输精管结扎术是综合节育措施中的一项重要方法,其节育效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无远期健康影响、方便[10],被公认比女性绝育术更为安全、简便、恢复快、经济。现有证据表明,我国发明的直视钳穿法输精管切除术是最安全的手术路径[11-12],已被列入坎贝尔泌尿外科学,是世界卫生组织推崇的最佳实践,正在成为世界标准[13]。IUD不断更新换代,多种含铜和含药的新型IUD,为满足妇女多样性的避孕节育需求带来了福音。然而超过5种的时候,使用IUD的失败率往往过高。主要还是技术人员不能保证足够的业务培训,也不能保证每种IUD放置操作技术正确到位[14]。有可能成为研究对象对此项服务满意度较低的原因。因此,还必须花大力气进行生殖健康服务本身相关的科学研究,以确保服务的适宜性、可接受性、可及性等基本要素。
本人和计生人员/医生在决定避孕方法选择时,研究对象表示满意度较高。说明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自主做出避孕方法选择决定能根据自身情况,最大限度满足自身的需求,是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的重要途径。在计生人员/医生的指导下,对服务的满意度也较高,说明群众实际上很需要接受专业计生/医务人员的指导。
生殖健康服务提供场所也能影响研究对象对服务的满意度。有研究结果显示,服务提供场所与生殖健康服务有相关性[15],与本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综合医院、妇幼保健专科医院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从软件上还是硬件上都能提供更加专业、方便和多样化的生殖健康服务,而且还能对各种并发症或后遗症提供诊疗方案,这对于研究对象来说,是计划生育服务指导所(站)所不能比拟的。虽然我国计划生育服务指导所(站)和妇幼保健所(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反映出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已深入基层并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是开展生殖健康的主要场所,国家计生委也对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和质量设立了更高的标准,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改革脚步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机构的服务能力、服务设备和技术力量却仍然无法满足群众的需要[16]。伴随着我国计划生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的合并,基层计划生育指导(所)站也将被合并进入各级医疗系统(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随之而来的职能划分、人员安排、服务提供者服务质量的改善[17]以及场地使用等一系列问题也将随之而来。如何既保障多年建立起来的计生服务体系又提高整体服务质量将成为“十三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一个重要议题。
服务利用者一般无法对服务提供者的技术能力作出判断,他们常常不能区别服务的艺术和技巧[5]。因此,对服务技术缺乏认识的研究对象在评价服务质量的同时,除可能关注服务是否方便,服务人员的态度如何和人际交流技巧水平等外,更受到性别、学历、职业、婚姻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服务作出的评价也会因此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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