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是精神科临床最常见的共病形式之一，研究发现60%～90%的抑郁症患者伴有焦虑症状，50%的抑郁症患者伴有符合诊断标准的焦虑障碍^[1,2]。与单纯精神障碍比较，共病患者症状和功能损害更严重、病程更长、需要的精神卫生服务更多^[3]，故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已成为当前精神领域备受关注的重点问题。由于共病在不同人群的分布情况及样本来源不同，而且存在方法学差异，所以不同研究的共病率差异较大^[2,3,4]。本研究通过分析2010年福建厦门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145例抑郁症患者的共病情况，了解一般人群中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及影响因素，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2010年5月—2010年11月在厦门市进行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实际抽样12 071人，完成首次筛查的10 764人(89.17%)。其中精神疾病高危人群1 025例，中危人群1 844例，低危险人群7 895例。根据筛查阶段危险等级分类，需要对2 335例进行诊断检查，实际完成诊断检查2 155例(92.29%)，精神疾病高、中、低危相应完成诊断检查934、550和671例；最终共诊断145例终生患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当患者抑郁和焦虑障碍同时存在、且2组症状分别符合相应的症状学诊断标准时，称为抑郁症与焦虑障碍共病。其中共病组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重性抑郁障碍及焦虑障碍诊断标准^[5]；(2)年龄≥18岁；(3)患者本人及监护人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者。排除及脱落标准：(1)因聋哑、智能低下及其他因素影响访谈交流者；(2)对所有原因导致中途退出或不能完成调查访谈者。非共病组纳入标准：(1)仅符合DSM-IV重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5]；(2)年龄≥18岁；(3)患者本人及监护人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者。排除及脱落标准与共病组相同。按照上述标准，剔除27例抑郁症共病其他障碍的患者，最终本研究共调查诊断抑郁症118例，其中共病组25例，非共病组93例。

由厦门市仙岳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和护士担任调查员，调查前进行2周的培训，采用入户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调查。(1)自行编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患者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年限、婚姻、居住方式、医疗来源、家族史等。(2)十二项一般健康问卷(12-Items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6 ,7]}：共12个题目，用于精神障碍的筛查。如果每个问题的答案为后2个选项之一者计1分，否则计0分。GHQ-12总分≥5分为高危、1～4分为中危、0分为低危；本问卷主要用于对调查对象中高危人群的筛查，可广泛用于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和社区人群精神障碍的筛查。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4，分半信度系数为0.747，重测信度系数为0.575。(3)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GAF)^[8]：在DSM-III-R中作为轴II的评定工具，将社会功能按1～100分评分，分11个等级，根据每个等级的评定标准由调查员进行评定。分数越低，社会功能受损越严重。其中评分61～100分为功能损害程度为轻度功能损害及以下，51～60分为中度，1～50分为重度。(4)简易生命质量量表^[9]：由北京回龙观医院编制，用于评估调查对象最近1个月的生活状况。该量表共包含6个条目，分别评估调查对象的身体、心理、经济、工作或学习、与家人或其他人的关系。每个问题的选项分为5个等级：非常差、差、一般、好和非常好，分别对应1～5分。得分越高，生命质量越高。将量表总表转换成0～100分，量表总分=[(各个项目得分之和-5)/25]×100。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1，分半信度系数为0.772，重测信度系数为0.665。

采用DSM-Ⅳ作为诊断标准^[5]，用《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I/P)作为诊断工具^[10]，中文版SCID-I/P由华西医科大学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最终修订。参照文献^[11]对筛查的所有高危人群、40%的中危人群和10%的低危险人群进行SCID-I/P检查。调查前对医生进行一致性检验，对录像中10名患者用SCID-I/P进行诊断，所有医生的诊断与金标准平均一致性为96.15%。

采用Epi Data 3.1软件双录入数据，应用SPSS 15.0软件进行t检验、χ²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18例患者中男性41例，女性77例，年龄19～83岁，平均年龄(45.86±16.5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6.17±5.19)年。共病组25例，非共病组93例。共病组25例，其中男性8例，占19.5%，女性12例，占22.1%；年龄18～39岁12例，占24.0%，40～54岁8例，占26.7%，≥55岁5例，占13.2%；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10例，占16.1%，初中6例，占21.4%，高中及以上9例，占32.1%；现婚17例，占21.0%，其他8例，占21.6%；居住方式中独居4例，占16.0%，其他21例，占22.6%；有职业16例，占22.5%，无职业9例，占19.1%；无医疗保险5例，占23.8%，有医疗保险20例，占20.6%；无宗教信仰13例，占26.0%，有宗教信仰12例，占17.6%；家庭人均年收入≤3 600元6例，占13.0%，3 601～10 800元7例，10 801～40 000元8例，占32.0%，＞40 000元4例，占19.0%；城镇户籍22例，占26.2%，农村户籍3例，占8.8%。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职业、医疗来源、宗教信仰及家庭人均年收入患者中共病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城镇抑郁症患者共病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37，P=0.04)。

本研究中抑郁症与焦虑障碍共病粗患病率为0.23%(25/10 764)，按精神障碍高、中、低危险组中SCID诊断的比例调整后其患病率为0.37%(95%CI=0.27%～0.51%)。共病的焦虑障碍以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未特定焦虑障碍为主，分别占共病的40%、36%，有1例患者共病3种及以上的焦虑障碍。

在SCID-I/P中抑郁症诊断标准中，仅精神运动激越、优柔寡断方面共病组高于非共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症状2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表 1 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组与非共病组SCID-I/P抑郁症状比较 症状 共病组 非共病组 χ2值 P值 例数 % 例数 % 抑郁心境 25 100.00 89 95.70 1.11 0.29 失去兴趣或愉快感 18 72.00 67 72.04 0.00 0.99 体重减轻或食欲下降 21 84.00 75 80.65 0.15 0.70 失眠 19 76.00 74 79.57 0.15 0.70 睡眠过多 3 12.00 7 7.53 0.51 0.48 精神运动激越 15 60.00 32 34.41 5.38 0.02 精神运动迟滞 7 28.00 21 22.58 0.32 0.57 疲倦或精力缺失 20 80.00 77 82.80 0.11 0.75 无价值 16 64.00 53 56.99 0.40 0.53 不恰当自罪 2 8.00 13 13.98 0.64 0.43 思考能力下降 18 72.00 47 50.54 3.67 0.56 优柔寡断 14 56.00 27 29.03 6.32 0.01 自己死亡的想法 13 52.00 56 60.22 0.55 0.46 自杀观念 8 32.00 29 31.18 0.01 0.94 自杀计划 4 16.00 11 11.83 0.31 0.58 自杀未遂 1 4.00 3 3.23 0.04 0.85

表 1 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组与非共病组SCID-I/P抑郁症状比较

共病组与非共病组患者生命质量得分分别为(43.32±11.32)和(50.37±13.9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3，P=0.02)；共病组与非共病组患者GAF评分分别为(69.28±14.81)和(74.67±14.67)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3，P=0.11)。

以是否共病焦虑障碍为因变量(否=0，是=1)，以性别(女性OR=1.17)、年龄(40～54岁OR=1.15，≥55岁OR=0.48)、职业(有职业OR=1.23)、受教育年限(初中OR=1.42，高中及以上OR=2.46)、婚姻状况(现婚OR=0.96)、目前职业(有职业OR=1.23)、医疗保险(无医疗保险OR=1.20)、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OR=1.64)、居住地(农村OR=0.27)、居住方式(独居OR=0.65)、户籍(无户籍OR=1.43)、精神疾病家族史(有家族史OR=4.40)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在农村为抑郁症患者共病焦虑障碍的的保护因素，有精神疾病家族史为抑郁症患者共病焦虑障碍的危险因素。

表 2

表 2 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对照组 B Sx Wald χ2值 P值 OR值 95%CI 居住地 农村 城镇 -1.30 0.65 3.95 0.04 0.27 0.08～0.98 有无家族史 有 无 0.74 0.34 4.76 0.03 2.10 1.08～4.08 常数项 -2.22 0.49 20.75 ＜0.01

表 2 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美国共病调查研究显示，抑郁症12个月的共病情况为57.5%的抑郁症患者与焦虑障碍共病，终生共病情况为59.2%的抑郁症患者与焦虑障碍共病^[12]。本研究结果显示，在145例抑郁症患者中有17.27%共病焦虑障碍，而共病主要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未特定焦虑障碍为主，低于国内学者崔利军等^[2]报道河北省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的共病率35.6%。本研究中通过计算调整后的社区普通人群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的患病率为0.37%，显示其患病率相对较低，其原因可能样本来源不同或者不同地区的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的患病率确实存在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共病组与非共病组抑郁症状除精神运动激越、优柔寡断外，其他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共病组由于伴有更多的焦虑症状出现精神运动性激越和优柔寡断的症状。而有关研究报道共病增加了自杀率，降低患者的生命质量，加重认知功能的损害，使患者社会功能不易恢复^[13]。Lily等^[14]研究表明抑郁症共病惊恐障碍较非共病抑郁症患者有更多的自杀企图和行为。本研究未得到共病情况增加自杀的发生，这与施慎逊等^[15]研究结果一致，与崔利军等^[2]对河北省抑郁症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研究不一致。共病组生命质量得分低于非共病组，提示共病组由于伴有更多的焦虑症状，需要重点关注共病组人群的生命质量。共病组与非共病组的社会功能状况无差异，提示2组患者的社会损害功能相似，这与崔利军等^[2]研究结果一致，而与薛志敏等^[16]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样本来源不同及研究工具差异有关。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地、精神疾病家族史为影响共病的独立因素。居住在城镇的抑郁症患者比农村患者出现共病的可能性更大，提示居住在农村为保护因素，这与崔利军^[2]等研究结果一致；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抑郁症患者出现共病的风险明显高于无家族史的患者，提示应加强对该人群的重点关注。

综上所述，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的患病率相对较低，但共病者中具有精神运动激越，优柔寡断等症状，生命质量得分低的特征，特别要重点关注居住在城镇及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抑郁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