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管圆线虫病是一种人兽共患寄生病,寄生于野鼠肺部血管,也可侵入人体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或脑膜脑炎。广州管圆线虫引起人类病例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太平洋沿岸和太平洋岛屿不少地区相继发现,有的甚至造成暴发流行[2]。自2006年6月底开始,北京市陆续出现一批广州管圆线虫感染患者,截止到9月15日报告病例160例,其中100例住院治疗,60例门诊治疗,疫情发生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立即组织人员对相关住院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证实本次疫情是由于生吃半生吃福寿螺引起的一起广州管圆线虫食物型暴发流行。
1 内容与方法 1.1 流行病学史采用一对一的问卷调查方法,问卷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行设计。内容包括病人一般情况,外出史,就餐史等。就餐史调查内容包括病人发病前2个月内重点可疑食品的食用情况以及就餐地点,就餐时间等。
1.2 临床资料由调查人员根据病人的住院病案记录摘抄,内容包括病人的主述、主要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等情况。
1.3 福寿螺带虫率检测福寿螺分别来自于患者就餐餐厅以及北京市主要水产市场市售福寿螺,检测方法采用胃蛋白酶消化法,去除螺壳,煎碎螺肉及内脏,放入烧瓶内,加入10倍体积的人工消化液(由胃蛋白酶10 g,盐酸10 ml,生理盐水1 000 ml配制),充分搅匀后置37 ℃温箱消化过夜(12 h)。然后悬液过筛(200目),去粗渣,滤液水洗沉淀3~5次,全部沉淀置于玻璃平皿中镜检。
2 结果 2.1 流行病学分布本次北京市广州管圆线虫暴发疫情中共有100例住院患者,其中1人坚持拒绝任何调查,故对其余99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占全部住院病例数的99%。(1)发病时间:调查资料显示,99例住院病例中最早于2006年6月22日出现症状,最晚于8月28日出现症状。(2)地区分布:99例患者在发病前均曾在北京市某川菜馆就餐,其中60人在该菜馆A分店就餐,39例在该菜馆B分店就餐。(3)性别,年龄分布:在被调查的99例患者中,女性40例,男性59例;10岁~组有2例(2.02%),20岁~组24例(24.24%),30岁~组37例(37.37%),40岁~组29例(29.29%),50岁~组7例(7.07%),无其他年龄组患者,从年龄分布上来看,患者绝大部分为青壮年。(4)可疑食物分析:所有99例被调查者中96(96.97%)例自述有食凉拌螺肉史(福寿螺),3例(3.03%)不能确定。
2.2 临床特征(1)潜伏期: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患者最短当天发病,最长经过41 d才出现症状,潜伏期中位数为14 d,50%的患者潜伏期在9~23 d,80%的患者潜伏期在7~36 d。(2)临床表现:绝大多数患者(86.17%)主诉有头痛症状,躯体疼痛的比例较少,占68.08%,个别患者有躯体感觉异常,麻木等。(3)病程:根据已出院的46例患者资料,从确诊到出院的时间平均为12.5 d;从自觉不适到确诊的时间,平均为20.5 d,最短4 d,最长75 d;未出现死亡病例。
2.3 实验室检查结果(1)患者检查:99例患者中52例有明确记录显示外周血中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增高,占52.5%;11例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正常,占11.1%;其余36例无明确资料显示嗜酸性粒细胞情况,占36.4%;所有患者均未在脑脊液中检测到广州管圆线虫。(2)福寿螺检查:疫情发生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于7月份到该菜馆A分店采集了福寿螺样本10份,经北京市友谊医院检测有2只螺体内有广州管圆线虫第三期幼虫寄生,感染率为20%,经进一步追踪,餐厅福寿螺均是从广西桂林进货;8月份,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从全市各大水产市场抽查市售福寿螺97只,有9只螺体中发现有广州管圆线虫第一或第二期幼虫寄生,占9.28%。
3 讨论通过对本次调查的99例患者的就餐史分析发现,所有患者发病前都曾到北京市某川菜馆就餐,其中60例患者在A分店就餐,39例患者在B分店就餐,96例患者明确有食用凉拌螺肉的就餐史,3例不能确定;结合友谊医院曾在北京市某川菜馆(黄寺店)福寿螺检测的阳性结果,可以判断本次疫情是由于患者食用了未被彻底加工的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的福寿螺后,引起的一次食源性寄生虫暴发疫情。
本次疫情的发生也给我国现行的食品卫生管理体制敲响了警钟。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调整和食物的多样化,很多软体动物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食用,罹患广州管圆线虫病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3-5]。但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何种动、植物可以作为食品、如何正确加工以及是否可不经加工直接食用等方面进行明确界定。故现阶段,各有关部门应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宣传科学的饮食习惯,教育居民注意饮食卫生,以防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与以往暴发疫情不同的是,本次北京市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得以控制,显示出了公众媒体参与的新特点。本次疫情中涉及的病例并没有完全的共同就餐史,而是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陆续食用了同一种可疑食品后感染,并在公众媒体报道疫情后自发就医而诊断,说明将来面临的食源性暴发疫情可能会更为复杂。要充分利用公众媒体传播作用,及时发现难以察觉的潜在疫情,提高疾病监测的敏感度。
[1] | 陈兴保, 吴观陵, 孙新, 等. 现代寄生虫病学[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2: 410-429. |
[2] | 薛大燕, 阮云洲, 林宝楚, 等. 温州市一起广州管圆线虫病暴发流行的调查[J].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0, 18(3) : 176–178. |
[3] | 贾蕾, 王小梅, 马小燕, 等. 北京市肠道寄生虫病流行现状调查[J].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6, 8(24) : 313–314. |
[4] | 贾燕, 王小梅, 马小燕, 等. 北京市人体旋毛虫感染血清流行病学调查[J].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2006, 22(5) : 474–475. |
[5] | 黄勇, 林勇. 食物源性寄生虫病传播过程中人的摄食行为研究[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1999, 8(1) : 7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