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数亿农村人口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中国大约有2.5 ~ 3亿农民没有享有安全的饮用水，在未来10 ~ 20年内，由于运输成本高，对于特别偏远、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他们被提供集中式饮水处理和管网配水系统的可能性非常小^[1]。据调查，我国农村有85 %的家庭习惯饮用开水^[2]，这个习惯对于控制我国农村居民肠道传染病的流行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为此，许多人采用烧开水的方式来获取安全饮水，但这种家庭饮水处理的方法仅能够杀死病原体，且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和金钱来收集或购买燃料，而燃料的燃烧会由于通风不良造成室内空气污染而引起呼吸道疾病^[3]。为了解中国农村居民饮水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家庭除烧开水以外有效的饮用水处理方法，于2013 — 2014年对广西2个县15个村的450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居民水源水理化指标和家庭饮用水的微生物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通过地理和人均收入分层信息，分别选择广西A县和B县作为调查点。根据68 %烧开水率、20 %家庭使用桶装水、10 %家庭不处理水，按照每个村选取30户家庭、P = 0.01的条件，考虑到10 %左右的失访率，得出样本量为450户。通过随机抽样方法（基于人口数的比例抽样），每个县随机选取2 ~ 3个乡镇，每乡选择2 ~ 3个村，最后A县选择8个村，B县7个村，共计15个村，每村随机抽取30个家庭，A、B县分别调查240、210户，共450户。本次研究得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伦理委员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伦理学委员会同意、入户居民知情同意。

入户调查表由家庭多维度贫困评估工具量表^[4]和自行设计的饮水类型、饮水习惯、饮水处理方法等内容组成。家庭多维度贫困评估工具量表广泛用于我国农村地区，用来评价家庭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相关信息，是一个公开的评估工具^[5]，调查内容为十类与农村生活和环境相关的指标，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及人口学指标、生活用水供应、家庭饮水处理有关的行为和信念、燃料使用、医疗保健、食品与营养安全、教育水平、环境卫生情况等。在对2县调查人员进行培训后，在2013年选择了相邻的村进行了预调查，在预调查的基础上完善相关内容后，每县组织4个调查小组（每小组2个人）通过面对面方式入户进行问卷调查。

由当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对家庭饮用水（指直接入口的饮用水）微生物指标（细菌总数、总大肠菌和耐热大肠菌）及村水源水质微生物指标和理化指标进行分析（包括PH值、浑浊度、温度、硬度、氟化物、硝酸盐、氯化物、铁、硫酸盐等），用多管发酵法测定大肠菌群和总大肠菌，水源水参照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93 ^[6]，饮用水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7]。微生物指标限值：总大肠菌群[most probable number（MPN）/100 mL或colony forming unit（CFU）/100 mL]：不得检出；耐热大肠菌群（MPN/100 mL或CFU/100 mL）：不得检出；菌落总数（CFU/100 mL）：100 ^{[6 – 7]}。用温度传感器检测每一个烧开水家庭的烧水温度及时间。

采用Excel 2007、SPSS 20.0版本分别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两独立样本t检验、χ²检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单因素分析中P < 0.1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0.05。

A县、B县家庭平均年收入分别为4 425、6 911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 5.127，P = 0.00）。A、B两县平均年龄无差异，平均年龄均为51岁，最小16岁，最大86岁。A县户主知识水平（χ² = 64.325，P = 0.00）、负担医疗费用的能力（χ² = 157，P = 0.00）显著低于B县；在外工作（χ² = 52.313，P = 0.00）、到达村卫生室的时间（6.51 min）明显高于B县（15.5 min）（t = 9.812，P = 0.00）。

表 1

表 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比较 项目 A 县 B 县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民族 汉族　　　　 0 0.00 185 88.10 185 41.10 壮族　　　　 238 99.20 24 11.40 262 58.20 其他少数民族 2 0.80 1 0.50 3 0.70 户主知识水平a 高　　　　　 117 49.00 178 85.50 295 67.50 不高　　　　 123 51.00 32 14.50 155 32.50 性别 男性　　　　 116 49.00 111 53.00 227 51.00 女性　　　　 124 51.00 99 47.00 223 49.00 在外工作（年龄≥15岁） 是　　　　　 156 65.00 114 54.30 270 60.00 否　　　　　 84 35.00 96 45.70 180 40.00 能负担医疗费用 是　　　　　 68 28.33 183 87.10 251 55.80 否　　　　　 172 71.67 27 12.90 199 44.20 　　注：a 高知识水平指看报纸无障碍。

表 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比较

调查的家庭中，A县主要以地下水为水源，B县除地下水外，主要以山泉水为水源。2县47.50 %家庭烧开水，其中27.50 %的家庭使用电水壶烧水，20.00 %用其他燃料烧水（主要包括木材等），35.00 %喝桶装水（包括用桶装水加热装置烧自来水或井水），17.50 %喝生水，A县喝开水率明显高于B县（χ² = 9.547，P = 0.002），喝生水率明显低于B县（χ² = 26.872，P = 0.00）。A县家庭污水处理率（χ² = 53.79，P = 0.00）、肥皂洗手率（χ² = 30.781，P = 0.00）、家庭储水率（χ² = 24.532，P = 0.00）、最喜欢喝开水率（χ² = 12.451，P = 0.00）明显高于B县，无害化卫生厕所率（χ² = 25.226，P = 0.00）明显低于B县。

表 2

表 2 农村居民饮用水处理相关因素比较 项目 A县 B县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水源 地下水　　　 150 62.50 120 57.14 270 60.00 地表水　　　 60 25.00 0 0.00 60 13.33 雨水　　　　 30 12.50 0 0.00 30 6.67 山泉水　　　 0 0.00 90 42.86 90 20.00 水处理方式 烧开水　　　 131 55.00 84 40.00 215 47.50 电水壶烧水　 65 27.00 57 27.00 122 27.50 其他燃料烧水 66 28.00 27 13.00 93 20.00 桶装水　　　 87 36.50 70 33.50 157 35.00 生水　　　　 19 8.00 55 26.00 75 17.50 附近有自来水 是　　　　　 227 96.60 207 98.60 434 97.60 否　　　　　 13 3.40 3 1.40 16 2.40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 是　　　　　 123 51.17 156 74.16 279 62.00 否　　　　　 117 48.33 54 25.84 171 38.00 污水处理 随意排放　　 127 52.90 73 34.80 200 44.40 非随意排放　 113 47.10 137 65.20 250 55.60 处理饮用水 女性处理　　 116 88.55 79 94.05 195 90.70 男性处理　　 124 11.45 131 5.95 255 9.30 饭前洗手　　 198 82.50 181 86.20 379 84.40 便后洗手　　 108 45.00 140 66.70 248 55.80 肥皂洗手　　 118 65.60 50 25.00 168 42.90 存水容器 有　　　　　 225 93.75 163 77.62 388 86.22 没有　　　　 15 6.25 47 22.38 62 13.78 认为烧开水安全 是　　　　　 171 71.25 154 73.33 325 72.22 否　　　　　 69 28.75 56 26.67 125 27.78 最喜欢喝开水 是　　　　　 136 56.67 84 40.00 220 48.89 否　　　　　 104 43.33 126 60.00 230 51.11

表 2 农村居民饮用水处理相关因素比较

450户家庭村水源水微生物总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地下水70.67%（190/270）、地表水55.00%（33/60）、雨水40.00%（12/30）、山泉水30.00%（27/90）。

分别有92.80 %（379/450）、40.00 %（165/450）的家庭总大肠杆菌和耐热大肠杆菌超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5）^[7]，其中A县总大肠杆菌超标率98.10 %（204/240）和耐热大肠杆菌超标率50.70 %（105/240）均高于B县的88.00 %（175/210）和30.00 %（60/210）。

微生物超标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水、其他燃料烧水、桶装水、电水壶烧水。

表 3

表 3 农村家庭不同饮用水处理方法微生物检出结果比较 饮水处理方法 微生物检出数 检出率（%） 检出微生物几何 平均数（MPN/mL） 电水壶烧水 109 28.50 4.04 其他燃料烧水 84 43.00 6.16 桶装水 139 40.00 5.47 生水 71 58.00 12.21

表 3 农村家庭不同饮用水处理方法微生物检出结果比较

以社会经济、水源类型、微生物指标、家庭饮水处理有关的行为和观念、燃料使用、取水时间、医疗保健、教育水平、环境卫生为自变量，以烧开水为因变量（不烧 = 0，烧 = 1）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选择P < 0.1的变量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自变量，包括知识水平（ OR = 0.47，90 % CI = 0.337 ~ 0.656）、在外工作（OR = 1.452，90 % CI = 1.055 ~ 1.997）、污水处理（OR = 2.376，90 % CI = 1.724 ~ 3.275）、储存水（OR = 13.449，90 % CI = 6.133 ~ 29.495）、喝开水态度（OR = 441.865，90 % CI = 207.469 ~ 941.07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知识水平高（OR = 0.290，95 % CI = 0.097 ~ 0.865）、污水处理不随意排放（OR=0.295，95 % CI = 0.112 ~ 0.776）、不储存水（OR = 0.059，95 % CI = 0.013 ~ 0.269）、不爱喝开水（OR = 0.001，95 % CI = 0.000 ~ 0.005）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不烧开水。

表 4

表 4 农村居民烧开水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参照组 β ${S_{\bar x}}$ Wald χ2 P值 OR值 95 % CI 知识水平高 不高 – 1.239 0.558 4.928 0.026 0.290 0.097 ~ 0.865 污水处理不随意排放 随意排放 – 1.220 0.493 6.116 0.013 0.295 0.112 ~ 0.776 不储存水 储存水 – 2.834 0.776 13.343 0.000 0.059 0.013 ~ 0.269 不爱喝开水 爱喝开水 – 6.531 0.588 123.489 0.000 0.001 0.001 ~ 0.005 常数项 4.279 0.621 47.526 0.000

表 4 农村居民烧开水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目前，中国开展了很多居民饮水类型的调查，但农村家庭居民饮用水处理的调查少有报道。此次调查选择广西2个县作为现场，探索农村家庭居民饮用水处理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广西2个县450户农村家庭中，喝开水率为47.5 %，低于2009年全国调查的喝开水率（85.00 %），也低于辽宁省农村地区、北京部分地区喝开水率^[8–9]。450户家庭直接入口的饮用水中，电水壶烧水微生物超标率最低，说明烧开水可以明显降低微生物水平；其他燃料烧水超标率较高，可能与燃料燃烧温度低、时间长有关（温度传感器显示其他燃料烧水温度持续保持在50 ~ 80 ℃）；另外，研究结果也提示喝桶装水和生水的人群有一定饮水安全风险。性别和年龄不是居民烧开水的影响因素，与赵金辉等^[9] 研究的饮水习惯受性别、年龄等因素影响不一致，可能与调查地区大部分（90.70 %）家庭饮用水处理由女性负责有关。本研究与陈忠伟等^[10]研究的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喝白开水量少的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有更多饮水类型的选择；不爱喝开水、不储存水的农村居民不烧开水，说明喝开水更多是一个个人偏好，当有更好、更方便、更安全卫生的途径代替烧开水时，他们更愿意尝试新的选择。B县饮用水处理率和微生物超标率均低于A县，可能与其水源为山泉水且质量好，A县为山区、运水时间长、二次污染有关（储存水比例高）；以山泉水为主要水源的B县居民喜欢喝生水，可能与山泉水微生物超标率低、口感好有关，但应注意暴雨等气候变化对山泉水的潜在污染而导致的健康风险。调查地区地下水超标率高，此结果与相关研究的各地地下水微生物超标率处在较高水平的结果一致^[11–12]，地下水超标率高与农村地区地下水的过度使用以及工农业废水、生活污水污染等因素有关。本研究有一定局限，一是通过多阶段完全随机方法选择了乡镇的15个村后，由于A县3个随机抽样选择的村地理条件所限，我们通过人口经济条件匹配的方法调查了A县的另外3个村，这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倚。二是A县是山区，地理位置偏远，少部分家庭饮用水微生物从采样到检测的时间可能会略超过检测时限的要求。

我国居民有饮用开水的习惯，用电烧开水可以去除微生物、室内空气污染少、保温时间长，但农村地区由于烧水燃料、水源水类型、环境卫生、医疗条件和卫生知识的限制，饮水行为和饮水质量与城市相比相差较远。随着农村居民经济水平和饮水知识的提高，对饮水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保证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探讨更好的饮用水处理方式是未来农村饮水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