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辐射主要包括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狭义的辐射仅指电离辐射^[1]。在现代社会，核工业从业者、医务人员和航天员等许多职业需要在工作中接触电离辐射^[2]。辐射职业暴露是指在职业活动中接触放射性物质或射线装置产生的辐射^[3]。长期辐射暴露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多种危害，如诱发多种癌症，以及对造血系统、甲状腺功能、肝功能、眼晶状体和免疫功能等方面造成损害^[4-6]。1944年，首次报道了放射科医生对白血病的易感性较高，这是有关辐射暴露对健康影响的最早的流行病学证据，但该研究缺乏有关辐射剂量的数据^[3]。国内一项研究显示，广东省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甲状腺异常率较高，且与放射工龄呈正相关^[7]。科学的电离辐射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和有效的电离辐射防护技术对于制定电离辐射职业暴露防护措施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对电离辐射健康效应、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和辐射防护措施等进行综述，以期为保护该人群身心健康提供借鉴。

陈海翔等^[8]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低剂量电离辐射的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结节患病率高于非放射工作人员（58.8%和48.8%），且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值也显著高于非放射工作人员，而血清甲状腺素（T4）、促甲状腺激素（TSH）值显著低于非放射工作人员。姚燕珍等^[9]调查发现，电离辐射能引起以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为主的甲状腺激素的变化,中剂量短期电离辐射可能会引起TS水平的升高。杨勇等^[10]调查发现，51.4%的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结构异常，其中41.6%为甲状腺结节；且随着年龄和工龄的增加，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结构异常率显著升高（P < 0.05）。高锦等^[11]系统收集了1996—2017年来国内外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符合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的15篇、包括6332例研究对象的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结果发现放射工作人员T3和T4 水平SMD分别为−0.32和−0.49，均较非放射工作人员降低；而TSH水平的SMD为1.10，较非放射工作人员升高；结果提示，长期暴露于低剂量电离辐射影响放射工作人员的甲状腺功能。此外，大量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幼儿期暴露于电离辐射会增加成年期甲状腺癌易感性风险^[12]。

张艳艳等^[13]调查发现，放射工作人员总体眼晶状体混浊率为7.96%，从事放射治疗等工作的放射工作人员的眼晶状体异常率明显高于非放射工作人员（P < 0.05）；且随着工龄延长，射工作人员眼晶状体混浊的发生率随之增高，提示长期低剂量职业照射对工作人员眼晶状体有一定影响。李毅本等^[14]调查发现，放射工作人员眼晶状体混浊率显著高于非放射工作人员（32.17% vs. 5.48%，P < 0.001）；且随工龄增长、累积剂量增高，放射人员眼晶状体混浊率检出率随之增加。对1990—2013年发表的关于职业照射对放射工作人员晶状体影响的文献进行meta分析，放射工作人员眼晶状体混浊和晶状体后囊下混浊合并比值比分别为2.51和4.0，表明暴露于低剂量电离辐射对放射工作人员眼晶状体可造成不良影响^[15]。

尽管现代放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辐射诱导的心血管疾病仍然是恶性肿瘤幸存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常见原因之一，而心血管疾病的可能发病机制包括内皮细胞动脉粥样硬化加速、心肌组织炎症和纤维化等^[16-18]。对4月龄雌性B6CF1小鼠眼眶部一次性给予0.1或0.2 Gy剂量的铁颗粒辐射照射，辐射暴露15个月后观察到平滑肌退行性以及血管内层细胞外基质沉积；非辐射暴露小鼠退行性病变区域平均体积分数为12%，而0.1和0.2 Gy铁颗粒辐射照射小鼠退行性病变区域平均体积分数分别为28%（与非暴露组比较，P < 0.01）和24%（与非暴露组比较，P < 0.01）^[19]。雄性apoE^−/−小鼠特定动脉部位暴露于2～5 Gy ⁵⁶Fe离子辐射照射后，主动脉辐射暴露部分不依赖于血脂或循环白细胞水平的协同作用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展，而主动脉弓坏死核因凋亡巨噬细胞数量增加和坏死的胶原蛋白减少而变大、颈动脉内膜增厚加剧^[20]。对166 812例英国国家辐射工作者注册处的随访3 665 413人年的队列数据采用泊松回归模型分析低剂量外部辐射暴露于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关联，在调整年龄、历期、性别、工作年限、工种等因素后，随访至2011年底，23%人死亡，其中3 219例死于脑血管疾病，ERR为0.57/Sv；而暴露剂量为10～20 mSv时，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但线性指数模型较线性模型更适用于数据（P = 0.02）；结果表明，在辐射剂量低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简称ICRP）防护指南建议时，外部辐射暴露可能增加脑血管疾病患病风险 ^[21]。对PubMed/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中，以辐射、心脏和疾病，或辐射和中风，或辐射、循环、疾病为主题词检索自1990年以来发表的同行评议论文，采用超额相对风险评价9个主要发达国家低剂量辐射暴露引发的循环系统疾病人群患病分析，结果发现全部循环系统疾病推算超额风险最高为法国的2.5%/Sv、最高为俄罗斯的8.5%/Sv，提示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与中低剂量电离辐射相关^[22]。对来自以色列头皮癣患者研究队列的17 734例个体（包括7 408例儿童期辐射暴露病例和10 326例非暴露病例）研究，结果发现调整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吸烟、高血压和糖尿病后，电离辐射暴露增加了血管疾病（RR = 1.19）、中风（RR = 1.35）、颈动脉狭窄（RR = 1.32）和缺血性心脏病发病风险（RR = 1.12），而血管疾病发生风险与辐射剂量呈正相关、与暴露时年龄呈负相关^[23]。

对马亚克核工厂在1948—1982年聘任的22 377例工人组成的队列随访至2013年底，该队列全部职业暴露于外部伽马射线、76.03%暴露于源自内部沉积钚的阿尔法粒子，男、女性从外部伽马射线吸收至肝脏的累积剂量分别为（0.45 ± 0.65） Gy和（0.37 ± 0.56） Gy，从内部阿尔法粒子吸收至肝脏的累积剂量分别为（0.23 ± 0.65） Gy和（0.44 ± 1.93） Gy；至随访期结束，该队列中8425人确诊高血压（男性5745例、女性2680例），高血压发生率与从外部伽马射线吸收至肝脏的累积剂量呈显著线性相关（超额相对风险为0.14/Gy），而与从内部阿尔法粒子吸收至肝脏的累积剂量无显著相关性（超额相对风险为−0.01/Gy）^[24]。对2018—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50例在岗的放射工作人员累计开展7515次个人辐射剂量监测，发现在岗的放射工作人员心血管系统异常风险是非在岗的放射工作人员的1.846倍（P < 0.001） ^[25]。对2020—2021 年在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体格检查的5 720名放射工作人员体检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放射工作人员高血压检出率随工龄增加而升高（P < 0.05），而男性放射工作人员高血压检出率高于女性（18.7%和12.7%，P < 0.05）^[26]。对天津市在岗放射工作人员体格检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各项体格检查项目中以高血压异常率最高（19.4%）；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是天津市在岗放射工作人员发生高血压的独立影响因素，且随着年龄增加关联性越高^[27]。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对成人健康调查的系列定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辐射暴露者在30～80岁收缩压均呈线性增长，而舒张压一直呈线性上升至约65岁后；出生队列的舒张压纵向趋势有显著差异，特别是男性，队列越年轻、舒张压越高，提示电离辐射对收缩压和舒张压的纵向趋势均有显著影响^[28]。以武汉市某医院暴露于低剂量辐射的115例放射工作人员为暴露组、以104例非放射工作人员为对照组，发现暴露者平均血压高于对照组（P < 0.05），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暴露组个人年剂量与血压无显著相关性，而暴露组女性高血压易感性显著高于男性^[29]。以60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放射作业人员暴露组、202例非放射作业人员为对照组，发现暴露组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21.84%和17.33%，P < 0.05），提示个人年辐射暴露剂量 > 5 mSv可影响放射工作人员心电图异常检出率^[30]。

152SD小鼠给予10 Gy/d剂量X线照射3 d后，血清肌钙蛋白I水平及心肌组织中肿瘤坏死因子α表达水平均较非对照组显著升高（P < 0.05） ^[31]。1岁龄8只雄性比格犬给予20 Gy剂量一次性辐射暴露0.5、1年后，分别有2只和6只比格犬经核磁共振影像检出心包积液，1只和3只比格犬经核磁共振影像检心肌高信号；且辐射暴露比格犬射血分数（EF） 较暴露前降低，左心室舒张期容积（EDV）、左心室收缩期容积（ESV）均较暴露前上升，暴露后1年比格犬EF较暴露后0.5年降低，EDV、ESV较露后0.5年升高^[32]。对1948—1982年马亚克核工厂首次聘任的22 377例工人组成的队列随访至2008年底，在调整非辐射因素后和来自内部辐射剂量后，缺血性心脏病发病率随外伽马射线吸收总剂量增加而呈显著上升趋势（超额相对风险为0.10/Gy），但未观察到缺血性心脏病发病率与内部阿尔法射线吸收总剂量间的相关性（超额相对风险为0.06/Gy）；整个队列及阿尔法粒子暴露剂量 < 1.00 Gy人群中，均发现缺血性心脏病发病率与从内部阿尔法粒子辐射吸收至肝脏的总剂量呈显著线性相关（超额相对风险分别为0.21/Gy和1.08/Gy），而阿尔法粒子吸收至肝脏总剂量 < 1.00 Gy人群中观察到显著剂量效应关系（超额相对风险为0.44/Gy）^[33]。对1996—2011年韩国53 860例男性诊断性医疗放射工作者随访至2019年底，累计发生320例死亡病例，男性诊断性医疗放射工作者循环系统疾病标化死亡了显著高于一般人群；线性剂量反应模型结果显示，循环系统疾病、缺血性心脏病及脑血管疾病的10年滞后性超额相对风险分别为0.85/100、1.18/100、0.23/100 mGy^[6]。

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出生前暴露于0.015 mGy/d及0.03 mGy/d剂量X线照射可促进子代大鼠生长发育和学习记忆能力，0.06 mGy/d剂量X线照射对子代大鼠生长发育和学习记忆能力无明显影响，0.09 mGy/d剂量X线照射抑制子代大鼠生长发育、损害大鼠学习记忆能力^[34]。对参与1997—2009年国家出生缺陷预防研究的27 809例病例组母亲和10 200例对照组母亲研究显示，在孕早期暴露于辐射与Dandy-Walker综合征（OR = 7.7）及大血管错位发生显著相关（OR = 3.8）^[35]。对2000—2020年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数据库发表的18篇符合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的国际同行评议病例对照研究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发现孕期电离辐射暴露是先天性小耳畸形发生的危险因素（OR = 1.56） ^[36]。

健康风险评估是对辐射职业暴露潜在健康影响进行量化评估的方法，风险评估方法包括确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两个方面，确定性效应一般指确定群体发生确定效应的概率，适用于各种辐射场景下的暴露；而随机性效应则一般采用流行病学方法，通过研究暴露人群某种疾病的发病率获得暴露风险与剂量之间的关系^[37]。关于辐射剂量对工作人员职业健康影响的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对1996—2011年韩国国家剂量登记处（NDR）纳入的53860例男性诊断性医疗辐射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化死亡比进行分析，结果53860例男性诊断性医疗辐射工作人员中320人死于循环系统疾病，男性诊断性医疗辐射工作人员循环系统疾病标准化死亡比高于一般人群，每10年滞后的循环系统疾病、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超额相对风险分别为0.85/mGy（95%CI：−0.11～1.82/mGy）、1.18/mGy（95%CI：−0.69～3.05/mGy）、0.23/mGy（95%CI：−0.48～0.94/mGy）；调整非辐射因素后对因职业性辐射暴露引发的循环系统疾病死亡风险结果无影响；结果表明，职业辐射剂量与男性诊断性医疗辐射工作人员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无显著正相关性^[6]。对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308 297例核工业从业者构成的大型队列研究显示，该队列在10 mm组织深度的平均累积等效剂量为25.2 mSv；至随访结束，该队列中22%死亡，其中46 029例死于非癌症，包括27 848例死于循环系统疾病，而辐射剂量与非癌症全死因显著相关（ERR/Sv = 0.19），辐射剂量与循环系统疾病（ERR/Sv = 0.22）及非恶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显著相关（ERR/Sv = 0.13）；结果提示，外部辐射暴露增加非癌症疾病患病风险，特别是缺血性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38-39]。对1948—1982年马亚克核工厂首次聘任的22 377例工人组成的队列随访至2008年底，该队列男、女性工人平均外伽马射线总暴露剂量分别为（0.54 ± 0.76） Gy和（0.44 ± 0.65） Gy，体钚负荷量分别为（1.32 ± 4.87） kBq和（2.21 ± 13.24） kBq，从掺入钚中吸收至肝脏的阿尔法粒子剂量分别为（0.23 ± 0.77） Gy和（0.44 ± 2.11） Gy；调整性别、年龄、历期、工作年限、吸烟、饮酒、住所等非辐射因素后，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随外伽马射线暴露剂量及从掺入钚中吸收至肝脏的阿尔法粒子剂量增加呈显著上升趋势（超额风险分别为0.46/Gy和0.28/Gy）；分类分析结果显示，首次观察到肝脏内暴露于阿尔法粒子剂量 > 0.1 Gy的工人相较于肝脏内暴露于阿尔法粒子剂量 < 0.01 Gy工人的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明显升高，而肝脏内暴露于 < 1.0 Gy阿尔法粒子剂量工人在调整非辐射因素后，其脑血管疾病死亡率随暴露剂量增加而呈显著上升趋势（超额风险分别为0.84/Gy）；此外，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与伽马射线外暴露呈显著线性相关关系^[40]。对2019—2021年山东省菏泽市1 748例医疗机构放射工作者健康体检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放射工作者血压、心电图异常检出率、肝肾超声异常检出率、肝功能异常检出率、红细胞异常检出率、尿糖异常检出率、指甲纵嵴检出率、眼晶状体混浊检出率等均显著高于非放射工作者等均显著高于非放射工作者^[41]。对两所涉核单位放射工作人员进行的为期296568人年随访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累计有240例放射工作人员在随访期内死亡，其中辐射暴露组死亡率较对照组RR值为0.57；而个人累计暴露剂量 < 200 mSv的放射工作人员循环系统疾病患病风险未见增加，而个人累计暴露剂量 > 200 mSv的放射工作人员循环系统疾病尤其是缺血性心脏病患病风险显著相关，且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循环系统疾病（OR = 1.69）、缺血性心脏病与辐射暴露剂量存在显著剂量-效应关系（OR = 2.14），循环系统疾病、缺血性心脏病与个人累积辐射暴露剂量呈显著正相关^[17]。关于辐射职业暴露健康风险相关研究结果差异可能与样本量、随访时间等因素有关，相关结论仍需更多研究证据支持，但现有研究仍可为正确评估风险及开展进一步探索提供一定的依据。

辐射防护是对辐射职业暴露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环节和最终目的，针对不同的辐射场所、辐射剂量和人群特征应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以降低职业暴露人群的辐射风险。辐射防护应包括工作场所的防护和个人防护；具体防护措施包括时间防护、距离防护和屏蔽防护。时间防护是通过减少接触辐射的时间来降低辐射剂量。有研究显示，随放射工龄的增加，介入放射工作人员的眼晶状体、心电图、腹部B超异常率均呈上升趋势，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呈下降趋势^[42]，提示减少职业暴露时间可有效降低辐射对健康的损害。距离防护是通过增加与辐射源的距离来减少辐射剂量。屏蔽防护则是通过使用防护材料来阻挡或减少辐射，如防护服、护目镜和手套等个体防护装备均是重要的防护手段。目前医疗机构中均较为重视个体防护措施的实施，如对海南省开展核医学和放射治疗的医疗机构进行调查发现，均按要求配备了质量控制设备、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检测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43]，这些防护措施可以显著降低辐射职业暴露的健康风险，保障职业人群的健康权益。但也有研究显示，部分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由于临床工作量较大，日常接受相关知识培训的时间较少，导致防护意识较为薄弱；加之铅衣等辐射防护设备不利于操作，医护人员对其依从性降低^[44]，进而影响到个人防护效果。目前随着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未来的X射线防护材料将向着高性能、多功能、轻量化和柔性化的方向发展，即可有望解决这一问题^[45]。另外，按照《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规定，放射工作单位应组织上岗后的放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且每次检查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2年，必要时也可增加临时性检查^[46]，以尽早发现并处理辐射可能对职业人群造成的伤害。

除物理防护措施以外，近年来对辐射防护剂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辐射防护剂是一种能够改变生物系统对辐射引起的毒性或致命性反应的化合物，可减少个体因辐射暴露而发生的各种并发症，是防治放射性损伤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巯基化合物、抗氧化剂、植物提取物、免疫调节剂等药物^[47]。有研究显示，与暴露于辐射的对照组雄性大鼠相比，在照射前10 min施用维生素E和维生素A组合可显著增加血浆中低分子量DNA的含量，从而产生放射防护作用^[48]，但目前对此尚缺少相关人群研究证据。

尽管目前辐射的健康效应已得到确认，辐射监测技术、辐射防护技术和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仍存在挑战。首先，低剂量辐射的健康效应尚不完全明确，研究结论仍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其次，需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探索个体差异包括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身体状况等对辐射敏感性和健康风险的影响。随着辐射环境的愈加复杂，可能会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辐射源和辐射能量，监测技术需要具备适应不同辐射环境的能力。最后，辐射防护策略的优化和实施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有对从事核技术应用的非医疗机构的调查显示，个人剂量监测率为70.9%，放射防护培训率为61.1%，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率为59.3%，个人防护用品配置率为51.1%，个人剂量报警仪配置率为51.8%，均处于较低水平，提示需重点关注非医疗机构职业人群的辐射防护^[49]。而对于太空辐射，尚需要探讨微重力等空间因素对辐射风险的影响^[50]。总之，未来的研究应该加强多学科合作，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精准监测和评估，并进行技术改进，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辐射强度和范围，更好地保护辐射职业暴露者的健康。同时，与空间环境相关的分子组学数据的出现，也为太空辐射对航天员身体健康的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挑战^[51]。

美国放射技术人员（USRT）队列1980—2015年的监测数据显示，从事一般放射工作的人员，在该时间段内所受辐射水平降低，然而对于核医学技术人员，尤其是心脏核医学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的技术人员，其受到的辐射剂量一直处在持续较高水平，且剂量的波动范围较大^[52]，提示针对不同职业人员需开展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既往实验室和临床数据均表明，低剂量辐射暴露即可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了解辐射职业暴露的风险和采取保护措施对于工作人员的健康至关重要，需要通过有效的监测、评估和防护来对此进行有效管理。辐射监测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辐射监测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健康风险评估方法为辐射职业暴露的健康影响提供了科学评估，辐射防护措施的实施则可以显著降低辐射职业暴露的健康风险。综上提出建议：对于相关研究人员，仍需进一步探讨低剂量辐射的健康效应、个体差异和辐射监测技术与防护策略的优化；对于存在辐射暴露的机构，应建立完善的系统性健康监护机制，定期开展健康检查和辐射剂量监测；对于放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切实做好辐射卫生防护。总之，本文可为辐射职业暴露的有效防控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以最大程度降低职业辐射暴露的潜在危害，确保职业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