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美国三哩岛、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和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的3起严重核电站事故曾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在几年甚至是更长时间以后依然严重影响着受影响公众和其他人群的心理健康。2006年切尔诺贝利论坛将心理健康问题视为核事故后最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每一次核电站重大事故都对公众防护行动提出了新的挑战，更新了人类对核辐射事故健康效应的认知。1979年三哩岛事故后，提出实施了核事故中的碘片预防^[2]；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首次证实了儿童甲状腺癌显著增加，日本福岛事故后，开始重视重大公众防护行动的正当化研究^[3]、采取的严格的食品饮用水限制大大降低了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受照剂量，迄今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健康效应^[4]。核电站事故导致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影响周边公众健康，而事故后的撤离、避迁、永久性迁居等防护行动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个人生活、经济状况，从而使部分人员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导致受影响人群生活方式改变、诱发一系列心身疾病甚至自杀率升高，从而使心理影响成为核事故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本文针对核事故的心理影响，综述文献中对成年人（周边居民）、清理工人以及幼儿的母亲或孕妇的心理影响。

1 受影响地区的成年人（周边居民）

1989年苏联政府正式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开展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成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调查，这是国际上首次对核事故的心理问题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利用结构化访谈和IAEA的实验室设备，对13个村庄的1350多名居民的生理和心理疾病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可直接归因于辐射的生理疾病，同时显示与附近未受污染的村庄居民相比，受污染的村民心理困扰和对健康的担忧率更高^[5]。

1995年芬兰大学医院精神科Viinamäki系统地比较了核事故对受影响地区成年人的长期心理影响。调查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两个村庄围绕14～54岁的人群展开，一个高度污染的村庄的325人作为研究组，一个未受污染的村庄的278人作为对照组。这是首次核事故心理影响系统的研究，心理评估使用结构化问卷调查和一般健康问卷GHQ-12用于筛选和检测精神疾病。根据GHQ评分，显示在受污染地区生活的女性轻微心理障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未受污染地区，而男性则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当调整年龄再进行评估时，研究组中20岁到54岁成年人的精神健康评分都比对照组要差，研究组和对照组女性的精神健康评分都比男性差。最后得到的研究结果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生活在受污染地区的成年人，特别是女性的心理健康有影响^[6]。但因为此研究是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7年后才开始，因此结果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如财务状况^[7]、身体状况和婚姻状况^[8]等的干扰。

美国纽约大学Foster在2001年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移民的俄罗斯人的长期心理健康影响进行了评估。该调查为回顾性横断面研究，使用俄罗斯贝克抑郁量表 （the Russian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RBDI），俄罗斯贝克焦虑量表 （Russian Beck Anxiety Inventory, REMI） 和经修订的密西西比PTSD量表-俄语版 （the Revised Mississippi PTSD Scale-Russian Version, R MISS PTSD）对居住在纽约州地区的261名俄罗斯人进行了多个心理健康功能的测试。结果表明，居住在反应堆附近的人的焦虑和创伤后反应程度高于那些居住在更远地方的人^[9]。迁移到以色列的幸存者报告了同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见核事故幸存者的心理问题并不会随着迁移地而得到改善^[10]。

Masatsugu团队详细研究了福岛核事故后疏散区的自杀率，使用了2009年3月—2015年12月期间生命统计数据的月度数据，将疏散地区自杀率与全国平均值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疏散区的男性和女性在灾前自杀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无显著性差异，但男性自杀率在灾后第一年显著升高，第二年和第三年下降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并保持较低水平，而第四年自杀率再次上升。疏散区女性自杀率表现了相似的趋势^[11]。该研究虽然没有确定自杀率变化趋势的具体原因，但灾后自杀率最初的下降可能不仅与经济因素有关，也与灾后的心理健康护理有关，自杀率的再次上升也侧面突出了长期心理健康卫生服务的重要性。2016年8月，Nakayama等^[12]通过邮件对福岛县4个地区868名20～79岁的居民开展了线上调查，调查内容为辐射引起的健康焦虑和辐射信息来源的相关性。该研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焦虑的显著相关的是可信信息来源和使用的媒体，对于利用互联网来获取有关核灾难信息的人们来说，辐射焦虑较高；反之那些信任政府信息来源的人焦虑水平较低。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几乎一致，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是决定焦虑低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13]。

在事故发生7年后，Kashiwazaki研究了有关正念与心理健康的联系。正念是指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将注意力置于当下的觉知方式^[14]。结果表明，基于正念的干预措施有可能缓解健康焦虑和心理困扰，强调了在事故后非应急阶段加强正念的重要性^[15]。但同时这项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首先样本不具备代表性，其次研究是在事故发生后7年左右进行的，它是否适用于事故后的急性阶段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以上研究表明，核事故会给周边受影响地区的成年人带来长期的心理健康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自杀率升高，因此继续对受影响的成年人进行心理健康监测是十分有必要的。

2 受影响地区的幼儿的母亲/孕妇

核事故后，对辐射风险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谐，有年幼子女的父母容易发生冲突：母亲可能由于担心对孩子健康影响而更愿意搬到其他地区，而父亲则可能不愿意这样做。因此，核事故后，受影响地区有孩子的母亲就需要特别关注。

Evelyn团队研究对1997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撤离的母亲（在事故发生时怀孕或有小孩）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对象包括从核电站周围污染地区疏散到基辅的300名妇女，再将其孩子的同班同学的母亲的作为对照（300名）。在控制了混杂因素后，与对照组相比从污染区疏散的母亲报告的负面心理问题更多^[16-17]，这种差异在事故发生19年后的依旧显著^[18]。与对照组相比，从污染区撤离的母亲产生负面心理的主要原因是对自身健康和子女健康不利影响的担忧，以及对辐射挥之不去的恐惧^[19]。

基于福岛医科大学发起的一项福岛全县范围的队列调查项目-福岛健康管理（Fukushima health management survey, FHMS），Goto等^[20]注意到福岛核事故对怀孕女性产生心理响应。他研究了2010—2011年期间居住在福岛县并已登记怀孕的8196名女性（单胎活产），该调查包括一项针对抑郁症的两项筛查措施，询问了过去1个月的抑郁情绪和缺乏精神的感觉。结果发现有2262名女性（28%）的筛查出了抑郁症状。在对研究对象的年龄、流产史和妊娠期并发症等特征进行调整后，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母亲抑郁症筛查阳性率更高，而辐射水平低的地区筛查阳性率更低。Goto^[21]在2012—2013年继续利用FHMS队列的数据对福岛事故的怀孕女性的心理健康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其对辐射的担忧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

福岛医科大学回顾了2011—2014年进行的4次年度FHMS调查的主要结果，评估核事故后福岛县儿童的母亲的身心健康。在这4年中母亲的抑郁发病率稳定在25%左右，核电站事故对母亲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身体健康，但对辐射担忧的母亲的比例逐年下降^[22]。

对核事故受影响地区的母亲的心理健康调查如果能继续下去，可以作为对这类母亲的心理研究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3 清理/去污人员

核事故发生后对放射性污染地区进行清理的工人受照剂量最大，他们的抑郁症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病率甚至在事故发生20年后仍然升高^[23]。

Loganovsky和Loganovskaja在1986年—1997年研究了切尔诺贝利事故清理工人的精神分裂症，研究对象是100名担任过5年或5年以上清理工人。结果表明从1990年开始，清理工人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显著增加，与低剂量组（< 0.30 Sv）相比，受到中高剂量（> 0.30 Sv）照射的清理工人精神分裂症显著增多^[24]。1987年在对拉脱维亚登记的清理工人的跟踪调查显示，随机抽取的接受门诊治疗的1412名男性清理工人中，有43.6%的人患有精神疾病^[25]。在此基础上，Loganovsky在2007年第一次系统的评估了清理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在事故发生18年后，与对照组相比清理工人的抑郁症、自杀意念和PTSD症状的比率明显较高^[26]。

美国和乌克兰的研究人员从1995年—1998年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认知影响进行了为期4年的研究。研究对象为生活在切尔诺贝利150 km内的清理工人、林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作为暴露组，对照组则是居住在离切尔诺贝利几百公里外的乌克兰人。研究使用自动神经心理评估指标（Automated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Metrics，ANAM）测试的一个子集ANAMUKR评估认知表现的准确性和效率。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测试中暴露组（尤其是清理工人）4年间的平均表现水平都明显低于对照组。此外，所有暴露组在4年期间的认知表现都明显下降。这些发现有力地表明电离辐射暴露对大脑功能造成了损害^[27]。

Rahu在1993年对来自爱沙尼亚的4786名男性清理工人进行了队列研究，分析了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对该队列跟踪至2002年12月31日。研究发现，在爱沙尼亚的清理工人队列中，自杀风险比普通人群高出了约1.5倍^[28]；跟踪调查至2002年时，清理工人的自杀标准化死亡率为1.32，仍比普通人群的自杀风险高^[29]。

两项关于福岛核事故去污人员的焦虑研究结果与切尔诺贝利的调查结果几乎一致。第一项研究有512名参与者回答了调查问卷，其中44.7%的去污人员有辐射焦虑；其中没有雇佣合同或处于社会孤立状态的去污人员更为焦虑。作者认为，加强去污人员的雇佣公司的劳动管理，并创造支持性的人际关系对降低焦虑尤为重要^[30]。另一项研究总共调查了531人，91.6%的去污人员报告有8个焦虑项目中的至少一个，其中最常见的焦虑项目是工作安全（41.8%），强调了对改善去污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管理的重要意义^[31]。

以上研究可知，核事故对清理/去污人员特别是受照风险高的人员产生长期的心理影响。对清理/去污人员事先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在事故中和事故后提供长期有效的心理和社会支持是降低核事故对清理/去污人员心理效应的重要措施^[32]。

核事故后的心理健康影响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才确认的一种健康效应，需要将核事故后的心理健康影响视为重要的公共健康影响。在核事故发生后，受影响的当地居民往往出现持续的时间较长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事故后第一年，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大约在20%左右，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包括：灾难的严重性或死亡规模、个体的脆弱因素（如年幼孩子的母亲，既往精神病史等），灾后普遍出现的社会污名化给当地居民带来的耻辱感、医疗服务匮乏，以及政府关于灾难程度和对个人健康威胁程度的延迟或虚假公布等^[33]。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核事故发生地区居民和参加应急救援和清理工作的工作人员而言，经历过核事故后在一定时间内、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反应是正常的，但超过一定时间比如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反应的程度严重影响到了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就应积极寻求干预和医治。如何避免核辐射事故对清理/去污人员的健康包括心理影响及其开展有效的干预措施和干预效果评估需要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