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200433;
3. 浙江工业大学长三角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4
2. School of Pharmac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Green Pharmaceutical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肠道菌群对人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被视为人体又一“隐藏的器官”,携带着人体“第二基因”,因此人体也被形容成一个“超级生物体”。一个成年人的肠道内大概有1014个细菌,约占自身细胞的10倍,重量近乎肝脏的重量。胃肠道中不同部位生理状况不同导致细菌的组成也有一定差异,大肠尤其结肠部位最适宜微生物生存,也是微生物系统密度最高,活菌数量多达1012~1014。
目前人类认识的细菌多达50个门,肠道细菌主要涉及硬壁菌门 (Firmicutes)、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放线菌门 (Actinobacteria)、疣微菌门 (Verrucomicrobia) 和梭杆菌门 (Fusobacteria),其中硬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占绝对优势 (> 98%)。这些细菌按照对人体的作用又可大致分为3类: ① 与宿主共生的生理性细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 ② 与宿主共栖的条件致病菌,如 肠杆菌、肠球菌; ③ 病原菌,如变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新近研究表明,人体的健康不仅与自身的基因组有关,还与肠道内环境微生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肠道菌群通过与宿主间的相互作用调控肠道稳态。各种原因导致的肠道稳态失衡将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2 肠道菌群的研究方法过去研究微生物的方法是采用纯培养单一菌种的方式来进行。虽然对微生物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尽可能多的得到纯培养物,但现实环境中有99.8%的微生物是不能被分离培养的,因此微生物研究对人类来说成了一个谜。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结合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人类对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的了解实现了“质”的飞跃。
研究肠道菌群与人体相互作用时的一般思路包括环境样本收集、DNA提取、测序文库构建、高通量测序分析、生物信息学分析、致病菌的发现和分离培养、疾病的复制及最后的临床验证(图 1)。其中高通量测序技术16S rDNA杂交和PCR技术,尤其是宏基因组学已广泛应用于微生物多样性研究。宏基因组学 (又名元基因组学,metagenomics),是一种以样品微生物群体基因组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微生物种群结构、进化关系及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技术路线主要分为3步: 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 宏基因组文库的构建和筛选; 宏基因组文库的高通量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值得一提的是16S rDNA测序和宏基因组测序有所区别[1]: 16S rDNA基因测序是对16S rDNA的全序列或某些可变区进行测序分析,主要用于分类研究; 宏基因组方法是对样品总DNA直接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除了对菌群进行分类研究外,还可以做功能基因分析,研究微生物与环境和宿主的相互关系。
正常情况下,肠道微生物与宿主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动态平衡,微生物从宿主那里吸取养分为己所用,宿主借助微生物来降解一些自身不能分解利用的物质。随着长期的进化,二者形成了对自己最有力的菌种[2, 3]。目前国内外大量研究已表明,肠道微生物与机体之间的平衡一旦被打破,菌群就会从能量吸收、内毒素血症、短链脂肪酸、胆碱、胆汁酸代谢和脑肠轴等多种途径影响宿主的健康[4](图 2)。本课题组也重点开展了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中医药相关研究工作,如中医证候不同证型的代谢表型与肠道菌群的关联性研究、中药单体或复方通过调控肠道菌群治疗神经类疾病的作用机制研究等。
肠道微生物可以将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降解成单糖再进一步发酵成氢气 (H2)、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 和短链脂肪酸 (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 来给宿主提供能量,肥胖个体能从食物中摄取更多的能量。单糖摄入增加会导致肝脏甘油三酯 (triglyceride,TG) 合成增加,过量的TG合成就会形成肥胖[5]。当肠道细菌经过抗生素处理,磷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 (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 被激活,组织中脂肪酸氧化增加,能抵抗饮食诱导产生的肥胖[6]。另外,肠道菌群亦可通过调控血管生成素样蛋白4 (angiopoietin- like 4,Angptl4) 的活性来影响TG转至靶组织的效率来影响肥胖[6]。Angptl4是一种脂肪分解酵素,它可以清除血液中过量的TG来阻止其进一步堆积,肠道菌群正是通过抑制Angptl4的活性使血液转运TG至脂肪组织的效率增加引起了肥胖。因此,肠道菌群可通过改变能量吸收和抑制Angptl4的活性影响肥胖。
3.2 肠道通透性肠道菌群可以改变肠道通透性。高脂饮食可以增加肠道中的内毒素[7]。内毒素又名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LPS),是革兰氏阴性细菌外膜的一种,当细菌死亡溶解后脂多糖被释放进入血液引起炎症[8]。LPS上调后,紧密连接蛋白1 (zonula occludens-1,ZO-1) 和occludin表达量下降[9, 10],肠道通透性增加; 大麻素受体1 (cannabinoid1,Cb-1) 表达被抑制,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紊乱[11],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道通透性增加,血液中LPS累积激发炎症反应产生了肥胖和胰岛素抵抗。
3.3 SCFAsSCFAs是肠道微生物发酵的产物。SCFAs不仅为宿主提供能量,它还是调控生物过程的信号分子,由SCFAs介导的G蛋白偶联受体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 41/43,GPCR-41/43) 信号影响肥胖的机制也不同。由丙酸介导的GPCR-41信号增强使血清中酪酪肽 (peptide tyrosine-tyrosine,PYY) 增加,肠传输速率下降,宿主能从食物中摄取更多的能量产生肥胖[12]。由乙酸介导的GPCR-43信号增强,白色脂肪组织中胰岛素信号下降、脂肪和葡萄糖吸收减少,肌肉组织中胰岛素敏感性增加、糖酵解和β-氧化增加[13],L-细胞中胰高血糖素样肽1 (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 分泌增加,胰岛素分泌增加,葡萄糖耐受增加等均抑制了肥胖[14]。另外,丙酸和丁酸也可通过介导过氧 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 (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 信号来抑制肥胖[15]。因此,不同的SCFAs以不同的方式介导肥胖。
3.4 胆碱代谢肠道菌群的改变不仅能引起肥胖和糖尿病,还能导致心血管疾病。胆碱是人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物质,主要来源于红肉和鸡蛋。它是细胞膜的一种成分,主要参与脂质代谢过程。食物中的胆碱首先经过肠道细菌发酵成三甲胺 (trimethylamine,TMA),再经肝脏的黄素单氧化酶 (flavin-containing monooxygenase,FMO) 代谢成氧化三甲胺 (trimethylamine oxide,TMAO) 进入血液,过量的TMAO造成泡沫细胞和胆固醇逆向转运,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引发心血管疾病[16]。
3.5 胆汁酸代谢肠道菌群也可通过影响胆汁酸的代谢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疾病发挥作用。胆汁酸能乳化脂肪促进胃肠道对脂溶性物质的消化和吸收,而细菌对于胆汁酸的转化必不可少。肠道菌群通过法尼醇X受体 (farnesoid X receptor,FXR)、维生素D受体 (vitamin D receptor,VDR) 和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for bile acids,TGR5) 调节胆汁酸代谢,参与胆汁酸的合成、代谢和重吸收。FXR活化后可通过抑制胆固醇7α羟化酶 (cholesterol 7-alpha hydroxylase,CYP7A1) 的活性来调节肝脏脂肪从头合成和血浆TG的周转。胆汁酸经肠道细菌作用后其代谢产物可以激活FXR5、TGR5和VDR等受体,从而影响脂质代谢[17, 18]。
3.6 脑-肠轴肠道微生物对人类神经系统影响的研究才刚起步,但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微生物可通过脑-肠轴影响神经类行为疾病[19]。柏林第99届“达勒姆感染、炎症和慢性炎症”会议上,一份专题报告用大量事实证实了微生物-脑-肠轴的存在[20]。脑-肠轴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 和多种肠神经系统 (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 将大脑和肠道功能联系起来的双向应答系统。例如肠道微生物可产生神经递质,通过迷走神经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肠道微生物可作用于免疫系统,使血液中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水平发生改变,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改变脑功能; 肠道微生物通过调节肠道内细胞激素的分泌,如脑肠肽、瘦素等物质直接作用于脑,实现脑和肠之间的信息交流[21]。总之,肠道微生物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脑功能从而影响宿主的认知和行为。
以下就从肠道菌群与疾病发病机制研究的进展来详细阐述肠道微生物是如何影响宿主健康的。
4 肠道菌群与疾病 4.1 肠道菌群与代谢性疾病 4.1.1肠道菌群与肥胖 (obesity)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肥胖不仅影响形体美,更重要的是容易引起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目前认为,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可视为机体的一种炎症状态,肠道菌群参与了此状态的发生和发展。
自2004年以来,美国Jerff Gordon为代表的实验室系列工作[22-24]表明: 肠道菌群作为一个“内化了的环境因子”,可以关闭燃烧脂肪所需的基因,上调合成脂肪所需的基因,让机体向合成脂肪或脂肪过度堆积的方向发展。早期他们提出肥胖患者肠道内硬壁菌门/拟杆菌门 (Firmicutes/Bacteroidetes,F/B) 比例上调,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2007年,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与肥胖相关的全身性低度慢性炎症上,大量的实验[10, 25]表明LPS能引发炎症产生肥胖。LPS进入血液与结合蛋白 (lipopolysaccharide bindingprotein,LBP) 结合后,LBP将LPS转运至受体 (CD14和TLR4) 启动了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TNF) 和白细胞介素 (IL-1和IL-6) 的释放,阻碍了周边组织胰岛素信号传递产生胰岛素抵抗导致肥胖[26, 27]。LPS主要来自肠道变形菌门的阴沟肠杆菌科和脱硫弧菌科,其中阴沟肠杆菌B29已从一个肥胖患者体内被成功分离并移植给了无菌 (germ free,GF) 小鼠,而小鼠经高脂饮食诱导确实产生了肥胖。肠道中的脂肪可以与TG合成大量新鲜的乳糜颗粒,乳糜颗粒对LPS具有高度亲和力,可以提高LPS转运至靶组织的效率,加速启动炎症反应[28]。
肠道菌群亦可通过调节内源性大麻素 (endogenous cannabinoids,eCB) 系统使肠上皮的通透性增加而导致肥胖。菌群的紊乱导致eCB系统上调,上调的eCB会反过来使肠道通透性和血浆中LPS水平增加,从而阻碍脂肪组织的代谢引发肥胖[11]。
另外,阴沟肠杆菌B29诱导的肥胖小鼠禁食诱导脂肪细胞因子 (fasting-induced adipocyte factor,Fiaf) 与肝脏合成脂肪基因 [(acetyl-CoA carboxylases-α,Acc1) 和(fatty acid synthase,Fasn)] 均出现异常[29]。Fiaf具有抑制脂肪储存和促进脂肪氧化的作用。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肠道细菌阴沟肠杆菌B29是造成肥胖的直接元凶之一,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公认的“肥胖细菌”。
4.1.2 肠道菌群与1或2型糖尿病1型糖尿病患者肠道细菌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30],其中放线菌门和厚壁菌门比值显著降低,拟杆菌门明显上升,双歧杆菌、乳杆菌、拟杆菌/厚壁菌比值与血浆葡萄糖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梭状芽孢杆菌数量与血浆葡萄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动物实验证明,去除小鼠的肠道细菌会更快、更严重地引发1型糖尿病[31]。从糖尿病抵抗的大鼠肠道中分离出约氏乳杆菌,并用其喂养易患1型糖尿病的乳鼠,可以抑制它们患1型糖尿病的风险[32]。
2型糖尿病也是以持续性炎症反应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肠道菌群失调后产生的代谢产物能产生 内毒素血症,引起胰岛素抵抗和糖代谢紊乱,最终产生2型糖尿病。上海交通大学赵立平团队[33]对187名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葛根芩连汤”不同剂量组的糖尿病临床疗效评价。随着用药剂量提高,受试者的肠道菌群开始显著改变,临床疗效也明显变好。对受试者治疗前后粪样细菌DNA分析,发现了一种与糖尿病改善密切相关的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细菌在用药后显著升高,用药量越大,这种菌的数量升得越高,血糖控制越好,暗示肠道细菌的改变是糖尿病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Trøseid等[34]指出肠道细菌易位也是糖尿病潜在影响因素之一,减肥手术后的抗糖尿病作用可能与血浆LPS水平降低有关,甚至可能是LPS降低所导致的结果。而动物实验结果[35]显示,利用革兰阴性黏膜降解菌 (Akkermansia,AKK) 直接干预2型糖尿病小鼠可以产生显著的抗炎降糖效果,其改善程度与降糖药二甲双胍相当,是目前有望在未来应用于2型糖尿病治疗的菌种之一。
4.1.3肠道菌群与非酒精性脂肪肝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NAFCD是指无过量饮酒史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病变为主的临床病理综合征。肠道菌群的改变促使肝脏慢性炎症的产生,诱导胰岛素抵抗,最终导致NAFLD的发生和发展[36]。
炎症与慢性肝病的发病机制有关,并在肝细胞损伤和纤维化中起重要作用。Frasinariu等[37]发现,肠道菌群的失衡使肠道通透性增加,促使肝脏暴露于细菌产生的LPS和非甲基化GpG DNA。这些产物刺激内源性免疫系统受体 (toll-like receptors,TLRs),启动相关信号通路促使肝脏炎症和纤维化。TLRs通过下游髓样分化因子88和TRIF通路活化转录因子核因子κB和干扰素调节因子3,增加炎性因子TNFα、IL1的表达,产生炎性反应[38]。其中TLR4是NAFLD发生过程的重要环节。TLR4和它的配体MyD2能特异性识别LPS,激活炎症相关基因活性,产生肝纤维化、肝硬化和NAFLD[39]。
4.1.4 肠道菌群与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是指动脉壁上沉积了一层像小米粥样的脂类,使动脉弹性减低、管腔变窄的病变。肠道菌群的改变被证明与动脉粥样硬化也有密切关联。Karlsson等[40]用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证明了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肠道微生物发生了变化,患者体内柯林斯菌属含量上调,罗氏菌属和真菌属含量下调。Chen等[41]通过监测主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组织氧化和炎症状态等指标研究嗜酸乳杆菌ATCC 4356对载脂蛋白E基因敲除 (ApoE-/-) 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影响,发现嗜酸乳杆菌ATCC 4356能通过减少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减缓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程。Koeth等[16]发现饮食中左旋肉碱的干预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使三甲胺 (TMA) 向氧化三甲胺 (TMAO) 合成增加,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若将实验鼠用抗生素处理,这种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4.2 肠道菌群与肠道疾病 4.2.1 肠道菌群与炎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炎性肠病是一种病因模糊的特发 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UC) 和克罗恩病 (Crohn’s disease,CD)。目前,有关炎性肠病病因和发病机制,肠道菌群学说近年来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Clemente等[42]提出用细菌Faecalibacterium prasnitzii/Escherichia coli的比值 来作为衡量IBD患者肠道菌群失调的程度和CD的复发率指标。在CD患者回肠中分离出来的AIEC (adherent-invasive E. coli) 细菌是一种能黏附并侵入肠上皮细胞的细菌。AIEC进入肠腔,感染巨噬细胞后释放IFN-γ和TNF-α,通过这种方式加强自身定值使炎症不断加重[43]。东京理科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最新研究[44]指出,海带和裙带菜等海藻中含有的昆布多糖能通过增加肠道内一种乳酸杆菌的数量来达到防止UC等炎性肠病的发生。利用药物破坏肠道上皮细胞诱发的实验小鼠UC模型,当小鼠服用昆布多糖后,其肠道内一种称为“鼠乳杆菌”的乳杆菌增加使得肠道T细胞分化增加,遏制了肠道炎症。
另外,miRNA也参与了肠道微生物对宿主的调控[45]。将正常小鼠的菌群移植给GF小鼠后,8种miRNA在回肠和结肠的表达差异较大,研究者认为在菌群的定殖过程中,ATP结合转运蛋白Abcc3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升高,miRNA-665表达下降,miRNA- 665能靶向结合Abcc3的3' 非翻译区使Abcc3的表达下调,说明肠道菌群可通过抑制miRNA-665表达来促进Abcc3的合成,Abcc3能够介导肠道上皮组织对异型生物质和内源性毒素的代谢[46]。Xue等[47]发现患结肠炎的小鼠肠上皮细胞IL-12/IL-23p40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小鼠,而miRNA-10a表达水平较低,miRNA- 10a可能通过靶向调节IL-12/IL-23p40的表达进而维持肠道免疫的稳定性。
4.2.2 肠道菌群与肠易激综合征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无明确形态学、组织学或生化代谢异常的肠道症状综合征。IBS患者除了肠道功能不适,还常见有焦虑和抑郁的情绪症状。流行病学研究发现IBS患者往往出现小肠细菌过度增长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SIBO)[48]。采用16S rRNA技术发现,IBS患者粪便的乳酸菌数量明显下降,便秘型IBS患者韦永球菌数量上升[49]。当健康小鼠服用抗生素后,随之出现了一系列IBS症状,包括肠杆菌增多、乳酸菌和拟杆菌减少、低水平的肠道炎症、内脏感知痛觉过敏等[50]。
4.3 肠道菌群与行为、认知障碍疾病 4.3.1 肠道菌群与抑郁症抑郁症是导致患者社会功能损害的主要因素。最近大量研究发现,肠道菌群通过菌群-肠道-大脑轴与情感、认知密切相关。大脑中的一些神经递质如血清素 (5-羟色胺)、多巴胺等可以作用于大脑中的快乐中枢,引起愉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Yano等[51]系列实验认为,某些肠道细菌可通过产生血清素来影响人类的情绪以及控制抑郁症。他们首先检测正常和GF小鼠体内血液中血清素的水平,发现GF小鼠肠嗜铬细胞产生血清素比普通小鼠少60%,但给GF小鼠移植正常肠道微生物后能恢复其嗜铬细胞制造血清素的能力,这说明肠道微生物是肠道分泌血清素的重要来源。虽然血清素在大脑中的含量最高,但人体90% 的血清素产生于消化道。通常来说,肠道产生的神经递质血清素是不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的,于是科学家们做了如下猜测,肠道中存在大量神经组织,它可以把一些感觉信号传递给大脑从而影响人类情绪。另外,De Palma等[52]最新实验也证明了肠道细菌是导致焦虑和抑郁行为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他们采用两组小鼠进行对照: 一组小鼠有正常的肠道菌群,另一组则没有肠道菌群。每一组中的部分小鼠早期都经历过每日与母鼠分离3 h、3~21天不等的压力体验。结果发现,在拥有正常肠道菌群的小鼠中,有过压力体验的小鼠皮质酮激素水平异常且出现焦虑和抑郁样行为; 在没有正常肠道菌群但有压力体验的小鼠中,皮质酮激素水平和肠道功能也存在异常,但是小鼠并不出现焦虑和抑郁样行为。随后,研究人员将有过压力体验但无正常菌群的小鼠体内植入肠道菌群,发现小鼠出现焦虑和抑郁样行为; 但当把有过压力体验的小鼠肠道菌群植入到无压力体验的小鼠体内,并不出现以上现象。此项研究表明,新生小鼠体内肠道细菌的菌群结构及其代谢活动发生的微小变化,日后都可能会对机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4.3.2 肠道菌群与阿尔兹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AD)阿尔兹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或脑退化症,是一种很常见的退化性失智症。患者的脑部神经细胞受到破坏、脑部产生萎缩。早期病征最明显的为记忆力衰退,对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辨认出现问题。目前最新研究认为肠道菌群产生的神经毒素可能是导致AD的原因之一。肠道中的蓝藻细菌和蓝绿藻等产生的 神经毒性物质丙烯酰胺 (β-N-methylamino-L-alanine,BMAA) 通过激活NADA受体 (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引发氧化应激并降解谷胱甘肽从而导致AD的神经病变[53]。肠道蓝藻细菌产生的其他神 经毒素如类毒素可能也会引发退行性神经病变[54]。据报道[55, 56],导致自闭症、焦虑、抑郁和AD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因素均有过度的自身免疫应答、出生前后受到病菌感染及中枢自身免疫抗体增多,而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调控宿主对致病微生物的免疫反应以及自身免疫应答,进而影响AD等疾病。
4.3.3 肠道菌群与自闭症Parracho等[57]曾报道,58名自闭症儿童中有91.4% 的患者均出现肠道菌群紊乱。自闭症儿童粪便中的微生物与健康儿童相比,各个种属的梭状芽孢杆菌数量明显增多,当使用抗生素万古霉素治疗后自闭症明显得到改善。梭状芽胞杆菌不仅会产生导致胃肠道疾病的肠毒素,还会产生导致自闭症的神经毒素。Adams等[58]测出自闭症儿童体内有过量的汞存在,而实验大鼠使用抗生素后会改变肠道菌群,并几乎完全抑制了汞的排泄。因此研究人员猜测大量使用抗菌药物可能会导致儿童体内金属含量过高,造成代谢紊乱引起了自闭症。
4.4 肠道菌群与癌症肠道微生物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二者的相互作用以及平衡与许多疾病有着紧密联系,癌症也不例外。结肠癌、直肠癌[59, 60]、乳腺癌[61]和肝癌[62]等均被报道与肠道菌群有密切关系,另外肠道菌群对于抗癌药物的药效作用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013年Science杂志上的两个独立研究小组均报道了肠道细菌可能调节免疫系统影响抗肿瘤治疗的疗效反应。尽管以往的一些研究揭露了类似的证据,表明抗微生物炎症反应对癌症治疗有辅助作用,而这两项工作的发表成为了这类研究的“重要”扩展。一个研究小组发现,抗肿瘤免疫治疗及铂类化疗的疗效在肠道菌群紊乱的小鼠中降低,肠道细菌的存在有助于激活抗肿瘤的炎症反应[63]。另一研究小组发现,抑制小鼠的肠道革兰阳性球菌使环磷酰胺的抗肿瘤效应下降。环磷酰胺是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化疗药物之一。然而,像其他治疗药物一样,它产生的不良反应是肠道菌群的平衡被打破,导致革兰阳性菌可通过肠道屏障并进入血液和淋巴结。这些细菌一旦参与了全身循环,可以认为是有害的,身体就会产生免疫应答。但事实证明这种连锁反应是有益的,因为针对这些细菌的免疫反应能通过刺激新鲜的免疫防御机制,导致具有抗肿瘤效应的淋巴细胞募集从而阻止肿瘤生长。为了证实这一现象,研究人员抑制了肠道菌群中所有革兰阳性细菌。结果表明,化疗的疗效降低[64]。
4.5 肠道菌群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婴儿发育过程中,他们接触的环境里包括大量细菌,正是这些细菌的存在使他们的免疫系统能正常发育并行使功能。在那些卫生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大面积的消毒使人们实际上生活在细菌部分缺失的环境中,大量事实证明这些缺失的细菌与过敏、哮喘、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有重要关系,而发展中国家过敏人群远小于发达国家,这很可能是由于家庭结构庞大复杂,使得每一个家庭成员有更多接触致病菌的机会。Wang等[65]报道,与健康婴儿相比,有遗传性过敏性湿疹的婴儿肠道细菌的丰富性较低,双歧杆菌数量明显缺少。Verhulst等[66]指出出生3周后,婴儿粪便里高浓度的厌氧菌与第1年呼吸困难可能性的增加相关,并推测这与今后的哮喘和其他肺部疾病相关。
一直以来,类风湿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RA) 被认为是一种可能与细菌感染有关、致残率较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但对其发病机制知之甚少。日前,由北京协和医院和华大基因[67]合作完成了国际上首次关于RA患者口腔和肠道菌群宏基因组的关联性分析,证实了口腔和肠道菌群是RA病理生理和疾病控制的重要环节,据此构建的分类诊断模型诊断准确率接近100%。
通过收集未经治疗的患者牙菌斑、唾液和粪便样本,以健康人群为对照,采用元基因组鸟枪法测序对微生物DNA进行检测,并对治疗前后RA患者的口腔和肠道菌群的变化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某种嗜血杆菌 (Haemophilus sp.) 在RA患者中丰度明显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与RA自身免疫抗体的滴度成反比。而唾液乳杆菌 (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在RA患者的牙菌斑、唾液和粪便中均显著富集,尤其是在病情高度活动患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研究人员还指出了口腔与肠道菌群功能的一致性,并揭示这种菌群异常可能直接参与了RA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4.6 益生菌与疾病益生菌,主要来自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和革兰阳性球菌,是一类外部添加的对宿主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鉴于人体肠道微生物与疾病的关系已经明晰,有学者提出肠道微生态系统可以作为治疗靶点来改善人体的健康。Guandalini等[68]的研究最直接地证实了益生菌对IBD的治疗作用。4位年轻CD患者在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同时口服乳酸杆菌,其中3位患者1周后临床症状就有明显缓解。益生菌治疗IBD主要是通过抑菌作用[69]、调节肠道屏障功能和通透性[70]及调节肠黏膜免疫功能[71]发挥作用的。
除了治疗肠道疾病,益生菌也被应用于治疗精神领域相关疾病。益生菌可以降低IBS的焦虑症状,减少应激反应,改善情绪[72]。益生菌瑞士乳杆菌和长双歧杆菌的结合使用[73]或益生菌发酵的酸奶可以明显改善受试者的心理状态和情绪[74]。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和乳酸乳杆菌4种益生菌的联合使用可以通过改变健康志愿者脑岛中后部的脑活性进而改善抑郁症或焦虑的症状[75]。用益生菌来治疗疾病是微生物群落研究中最具有前景的领域之一,但科学家们对这个领域才刚刚涉足,要完全确定某一种益生菌可以改善肠道以治疗疾病,目前看来为时尚早,因此研究更多益生微生物,发现并确认它们的功能,还有很多方面需了解。
5 总结21世纪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饮食条件大大改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各种重大的生物学挑战和医学难题,一些地区不断涌现高爆发性、致死率高的疾病引起了公众的恐慌。以前人们从未想过肠道微生物可以作为“内化了的环境因子”
影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而肠道微生物作为新的治疗靶点和方向为人类的健康带来了希望。本文从能量吸收、肠道通透性、短链脂肪酸和胆碱代谢等多个途径详细阐述了肠道微生物作用于人体,并举例说明了肠道菌群在疾病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目前肠道菌群与疾病的研究仍有很多未解之谜,这需要科研工作者们进一步深度挖掘和探索。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长期动态跟踪微生物与疾病发展的变化关系,并结合多组学技术分析,深入到单个菌株水平找出与疾病相关的条件致病菌,才能推进基础实验和临床治疗的进行,为防治疾病提供新的手段,真正做到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节约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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