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徐碧波, 谢涵, 林崇德, 吴鹏. 2018.
- XU Bibo, XIE Han, LIN Chongde, WU Peng. 2018.
- 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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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3): 377-384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4(3): 377-384.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8.03.15
2.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根据201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以10~39岁群体为主,10~19岁群体占比为19.4%。互联网已经日益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这一研究主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探究互联网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关系,从而指导青少年合理利用互联网是心理学研究者们的重要目的。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心理学研究者们在该领域已积累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尝试对此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对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开展进一步的探讨。
1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现状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呈现指数型增长趋势,然而人们对信息的利用程度却远远追不上信息的增长速度,为了充分挖掘信息的重要价值,信息可视化技术应运而生并得到飞速发展(White & Mccain, 1998;刘则渊, 王贤文, 陈超美, 2009)。在各式各样的可视化软件中,美国Drexel University的华裔研究者陈超美开发的CiteSpace最具特色和影响力(Chen, 2006)。截至2013年,我国利用CiteSpace工具所发表的文章已达300余篇(侯剑华,胡志刚,2013),这表明该研究工具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为探究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并为学科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及依据。我们采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期刊近十年(2008—2017)发表的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1.1 研究方法选择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数据库,采取布尔逻辑检索的方法,在专业搜索对话框中输入“SU=(‘青少年’+‘中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互联网’+‘网络’+‘因特网’)”布尔逻辑表达式语法,发表时间设定为2008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检索学科设定为心理学。筛选出初步文献后,对有关“神经网络”、“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交网络”等与本研究无关的文献进行人工筛选并剔除。检索共得到中文文献866篇,其中期刊论文594篇,硕博士论文272篇。最终将CNKI数据库已下载的txt格式数据进行预处理,使用数据转换器将文献记录转化为CiteSpace可处理的文件格式。
采用CiteSpace对检索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将阈值设置为(2,2,20),(4,3,20),(3,3,20),时间区隔设置为1年,选择每一时间片段中前10%的数据进行处理。图谱中的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的大小表示出现的频次,节点内圈中的颜色及厚薄度表示不同时间段出现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其粗细表明共现的强度,边代表关键词共现情况(Chen,2006)。为避免由于关键词数量众多而导致重点不突出的状况,我们对标签大小和节点大小进行了适度修饰,结果如图 1所示。
由图 1和关键词频次统计可知,除去“青少年”和“互联网”等代表搜索主题的关键词外,“网络成瘾”(频次415)高居榜首,“心理健康”(频次101)、“社会支持”(频次55)、“父母教养方式”(频次46)紧随其后,这些领域是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的研究热点。
1.2 关键词聚类分析为进一步探究各个研究主题的关系,使用tf*idf算法将关键词进行聚类,Modularity Q=0.6054,聚类效果良好(陈超美,2010)。并优化显示效果,最终从“Summary of Clusters”聚类主题信息汇总表可知,共有11个聚类主题,见表 1。聚类0、2、3、4、7、8、9均与网络成瘾有关可合并为一类,聚类1、5、10分别探究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欺负和网络自我表露,最终形成四大研究主题。
ClusterID | Size | Silhouette | 描述 |
0 | 28 | 0.711 | 主要探究网络成瘾问题,包括与亲子关系、逆反心理、人格、时间管理等内容的探讨 |
1 | 28 | 0.782 | 涉及网络亲社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2 | 26 | 0.803 | 主要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环境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
3 | 24 | 0.829 | 有关网络服务偏好、网络成瘾损害、焦虑等方面的研究 |
4 | 23 | 0.861 | 主要探究网络成瘾的社会心理因素,并据此提出防范或矫治措施 |
5 | 22 | 0.756 | 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的研究,主要涉及现状、心理机制和教育对策等方面 |
6 | 14 | 0.858 | 探究网络成瘾与精神卫生的关系,包括社会支持、自杀等内容 |
7 | 14 | 0.828 | 探究人格、心理健康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
8 | 11 | 0.963 | 主要涉及网络成瘾的干预措施,包括家庭治疗、认知行为、动机激发等多种治疗方案 |
9 | 10 | 0.943 | 主要探究网络成瘾带来的负面影响 |
10 | 10 | 0.797 | 网络自我表露的方式、内容及动机 |
青少年网络成瘾。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成瘾应包含行为无法控制与日常功能受损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刘勤学,方晓义,周楠,2011)。对网络成瘾现象的研究主要围绕其行为表现、影响因素和预防干预等问题,研究方法多以在线调查的方式开展(林绚晖,阎巩固,2001)。我国学者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探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因素、同伴因素和个体因素三大方面。具体来说,矛盾的家庭环境以及否定、专制的教养方式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彭阳,周世杰,2007;王盼,甘怡群,李敏,2006)。同伴关系紧张、疏离水平高的青少年倾向于在网络上寻求友谊及社会支持,更可能网络成瘾(雷雳,2010;叶艳晖,秋琼,2015)。在个体因素方面,国内研究者多探讨人格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以“青少年网络成瘾、人格”为关键词对文献进行二次检索,可得到文献85篇。其中,高感觉寻求、高神经质、高精神质、高外向型、高冲动型等人格特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预测力(李静娴,唐文清,武慧多,杨健,2016)。除人格特质外,心理健康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紧密相关,主观幸福感、自尊与自我控制能力均与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崔丽娟,赵鑫,吴明证,徐爱红,2006;梅松丽,柴晶鑫,郭金花,2015),网络成瘾的个体容易出现亲子、同伴、师生等人际关系受损问题(刘志华,罗丽雯,2010)。此外,对网络成瘾青少年的预防与干预研究同样是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主题,国内研究者将成瘾理论与临床研究相结合,已在该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如“系统补偿综合心理治疗”(高文斌,陈祉妍,2006)、“在线专家系统干预”(方晓义等,2015)、“体育锻炼”(张兰君,2009)等干预方案都对网络成瘾起到了有效的戒除作用。综合国内已有研究,未来的网络成瘾干预方案需要向系统性、多模态的方向发展,形成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相结合的干预模式,在深化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应关注应用实践的推广。
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欺负行为一直都是心理学界关注的热点主题。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欺负行为已逐渐成为青少年群体中较为普遍的现象。网络欺负指个体或团体通过互联网设备有目的性且反复地对弱势个体造成伤害的攻击行为(Steffgen,König,Pfetsch,& Melzer,2011)。网络欺负可视为欺负行为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因此,国内学者探讨了传统欺负与网络欺负的关系,交叉滞后分析的结果表明,传统欺负是网络欺负的影响因素,而线下受欺负与网络受欺负两者相互影响(雷雳,李征,谢笑春,舒畅,2015)。元分析结果表明,网络欺负较传统欺负对青少年自尊水平的负面影响更大(李俊一,2015)。国内研究者对网络欺负心理机制的研究多是基于道德推脱理论(Bandura,2002),研究均表明,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行为显著正相关(范翠英,张孟,何丹,2017;叶宝娟,郑清,姚媛梅,赵磊,2016),也就是说,个体会将不道德行为进行合理化,从而降低自身行为的伤害性,减轻承担后果的内疚感,同时导致网络欺负行为的持续增加。据此,改变青少年不合理的归因方式,可能是减少网络欺负行为的有效途径。
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亲社会行为又称网络利他行为,指的是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使他人受益而行动者本人无明显自私动机的自愿行为(彭庆红,樊富珉,2005)。国内研究已发现来自网络的社会支持越多,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越多,进而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自尊、希望、主观幸福感等(郑显亮,王亚芹,2017;郑显亮,赵薇,2015)。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与各心理变量的关系探讨上,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以问卷为主的研究方法难以探究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要在系统探究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的基础上,同时重视提高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实验研究。
青少年网络自我表露。网络自我表露的工具以即时通讯类应用为主,即时通讯类应用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此类应用可以用于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Ellison,Steinfield,& Lampe,2007)。在网络通讯中,个体可以采取发布动态、上传照片、更新日志等方式将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告知与其交流的对象,这样的信息交流过程被称为网络自我表露(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国内已有研究表明,自我表露在青少年社会性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还可以通过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友谊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孙晓军等,2017;王伟,王兴超,雷雳,付晓洁,2017)。尽管研究主要关注了自我表露的积极影响,但其负面影响同样需要重视。2017年6月,“蓝鲸游戏”与“人体刺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青少年以社交网站为媒介,采取自残、自伤的方式进行自我表露,以期达到调节负性情绪、获得社会支持的目的(徐碧波,谢涵,2017)。然而,目前有关自伤行为展示的研究均来自国外,但我国互联网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鲁婷等,2016)。针对青少年自我表露的现状开展系统性研究,探索利用这些自我展示内容帮助青少年的方法,对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具有长久意义。
2 国内外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对比根据2016年Thomson Reuters文献引用报告,《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的五年平均引用量达2880篇,这在互联网心理与行为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因此本文以此期刊作为国外研究参照。该期刊将计算机视为人类行为形成与表达的媒介,探究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影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计算机的使用,包括探索计算机在实践、学习、研究、生活中的运用以及计算机对人类发展、学习、认知、个性和社会交往等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
已有国外学者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1991~2015年该刊物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已有的互联网心理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社交网络的使用与满足、互联网与人类行为、计算机态度的性别差异、网络合作与知识分享以及计算机辅助学习等五大类型(Voner,Koko,Zavrnik,Zavrnik,& Zavrnik,2016)。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分析国内外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国内外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的共同点及差异。
从引用率来看,“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位列第一,“Incidence and correlates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位列第二,两篇文章分别从理论背景和影响因素两方面探究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国内研究与此相一致,有关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干预方案等内容的成果较多,且内容广泛,在此不再赘述(见本文1.2青少年网络成瘾)。青少年网络成瘾研究既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的需求,也体现了当代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随着智能手机与智能设备的普及,近三年来国外已经将网络成瘾研究主题逐步从网络游戏成瘾向社交网络成瘾转移。根据美国精神病学DSM-V为依据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社交网络成瘾指个体因长时间使用社交网络,导致不自主的延长使用时间,最终带来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困扰。研究发现,青少年社交网络的成瘾性使用与心理困扰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üller et al., 2016)。大量研究表明,青少年社交网络成瘾多导致抑郁症状(Wright,2013;Elphinston & Nollen,2011;Park,Kee,& Valenzuela,2009)。已有的社交网络成瘾研究多集中在国外,目前国内尚未得以良好开展,这或许与缺乏有效可靠的本土化量表编制及更新有关。钱铭怡(2006)编制了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表,将依赖倾向分为依赖性、关系卷入、交流获益、健康使用四个维度,且信效度良好,为青少年社交网络成瘾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该量表编制至今已有十余年,当时智能手机和智能设备还未普及,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适用性不高。编制更符合21世纪的青少年社交网络成瘾问卷,是国内心理学研究者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社交网络的应用对个体成长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在青少年转型期(刚刚进入大学生活),社交网络的使用使得个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适应得到了良好的发展(Thomas,Briggs,Hart,& Kerrigan,2017)。网络社交的使用与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关系较为复杂(Singleton,Abeles,& Smith,2016),如何指引青少年适度合理的使用社交网络,促进青少年健康的生理、心理发展,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Voner等人(2016)发现在互联网与人类行为这一领域,青少年这一关键词与网络欺负联系紧密。从国外网络欺负的现状来看,网络受欺负者的社会心理处境不容乐观,超过半数的青少年曾受到过网络欺负,然而绝大多数青少年并未向自己的家长或老师报告这样的遭遇(Li,2007)。另一项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遭受传统欺负的青少年更倾向于成为一名网络欺负的实施者,网络的匿名性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发泄提供了途径和保障(Jang,Song,& Kim,2014)。网络欺负的主体可以分为欺负者、受欺负者以及旁观者。在国内已有的研究中,更多将关注点集中于欺负者身上,而忽视了在这个过程中的旁观者,网络作为一个开放式、共享式的媒介,我们非常容易卷入到网络欺负这样的事件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是“施暴者”,也不是“受害者”,更多是旁观者。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在没有其他旁观者的情况下,个体更愿意提供帮助,且低道德推脱的个体有更高的帮助意愿(Song & Oh,2018)。另有实验研究发现,网络欺负旁观者更倾向于直接对施暴者而非受害者进行干预(Dillon & Bushman,2015)。然而这类研究国内还相对缺乏,如何减少欺负行为,提高对受欺负者的保护行为,未来还应从这些视角来拓展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的研究。
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学习的作用和价值同样备受关注。推进个性化学习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十四大挑战之一(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14)。如何在网络平台的基础上开展个性化教育与个性化学习,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设计在线个性化学习系统或教学方案,基于学习者先前知识经验(Dwic,Basuki,2012;Soller,2004;Chookaew,Panjaburee,Wanichsan,Laosinchai,2014;李文静等,2016)、学习目标(Smith,& Blandford,2003;Isotani,Inaba,Ikeda,& Mizoguchi,2009))、学习风格(Özcan,Özyurt,Baki,& Güven,2013;Graf,& Ives,2010;Despotovic et al., 2013)等内容的研究相对较多,都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在学习环境的个性化设计方面,国内研究较国外研究明显存在差距。Hamari等人(2016)的研究发现,提高学生在网络教学游戏中的沉浸感(Immersion)会提高个体的学习感知,其核心就在于“以用户为中心”的人机交互理念,这就需要将心理学理论与互联网技术有机结合,从而实现网络在线学习的目的,借鉴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符合学习者特征的、顺应青少年生理心理发展需要的在线学习工具,是未来国内外研究的必然趋势。
3 青少年网络心理研究未来展望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主要聚焦于青少年网络成瘾,在网络欺负、网络亲社会行为和网络自我表露等领域,但仍然存在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研究内容深度不足、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等问题。随着网络使用人群迅速增长、网络移动应用逐渐增多、网络智能化产品迅猛发展,互联网使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分析和对比国内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21世纪的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可以有三大主攻方向。
3.1 大数据视角下的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大数据研究在科学界已展露头角,与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不同,大数据研究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在大数据研究中,样本=总体,行为=数据,从而避免了“大二心理学”与“30人大样本数据”的出现,只要我们具备获取所有人的数据,那么这样的数理统计结果便可以推广到所有个体。大数据研究中的数据更多是自然条件发生的,不会因被试费、主试效应、霍桑效应等因素而引起无关变量差异。大数据研究视角与中国朴素认识论的思想契合,将大数据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个体差异相结合,以大数据为根本范式形成中国心理学体系,凸显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创造性价值(喻丰,彭凯平,郑先隽,2015)。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开展青少年网络心理研究,既符合中国人整体认识论的加工方式(Nisbett,Peng,Choi,& Norenzayan,2001),又能够掌握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的普遍发展规律。董颖红等人(2015)以微博文本为研究材料,探究大规模人群的整体情绪,并开发了Weibo-5BML情绪测量工具,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可以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为青春期不良情绪的干预措施提供帮助。而在网络学习方面,可以采用数据挖掘技术探究青少年网络学习认知过程,为减少信息迷航现象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依据。
3.2 新媒体形式下的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与传统媒体中心化、单向性不同,新媒体是一种万物皆媒体的环境。以往人们接入网络的设备以计算机为主,而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等均可联入互联网,各式各样的应用软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新媒体对现代教育带来了巨大影响和改变(涂涛,李文,2015),以心理学科普为例,Know Yourself等微信公众号平台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的基础上,结合生活热点事件,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心理学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新媒体形式传播仍然存在较大问题,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各式各样的网络直播如井喷式发展,然而这其中出现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网络色情、地域歧视、群体极化等行为屡见不鲜,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戴建华,杭家蓓,2011)。青少年作为网络直播的主要观看群体,随时都面临这些潜在威胁,怎样从心理学视角对网络直播规范化提出意见或建议,避免青少年受到网络直播的负面影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能量,同样是我们心理学研究者的分内之事。
3.3 电子竞技领域下的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2003年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宣布电子竞技运动为我国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何威,2004)。网瘾少年摇身一变成为了电竞选手,电竞运动员进入《2017中国运动员影响指数排行榜》前二十榜单。电竞选手一般年龄为16岁左右,他们承受着与其他体育运动员一样的压力,赛前开展高强度的训练,赛场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赛后承担失败的自责与痛苦。获得理想竞技表现是所有运动训练与比赛项目的共同目标,也是运动员心理训练的最佳结果。为达到此目标,心理技能训练是运动员科学训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邱芬,姚家新,2007),然而以电竞选手为被试的研究成果尚显不足。已有研究表明,专家组运动员在自我效能感、自我调节等方面优于普通运动员(Cleary,Zimmerman,2001),在电竞选手中这样的效应是否存在?此外,电竞选手如何处理训练与放松的冲突、退役后如何应对抑郁与孤独感等消极情绪,赛场上怎样调整自身心理状态,都需要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研究提供更多、更具体的指导和应对措施。
4 小结基于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研究方法,本文对近十年来(2008~2017)CNKI数据库收录的866篇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与国外的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的可视化数据进行了对比。就研究主题而言,我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多集中于网络成瘾、网络欺负、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自我表露四个领域,与国外研究热点相比略有差异,且国内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存在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当然,我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并未脱离国外研究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特点和时代发展与变迁,我们从大数据、新媒体、电子竞技三个方面展望了未来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的方向。
超越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就更广泛的心理学研究领域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们应该优先探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不应该完全照搬国外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围绕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紧跟社会时代变迁,我们才能真正形成和发展本土心理学的特色与体系。就研究方法而言,方法论的逻辑严密性远远大于“模型的拟合程度”。当我们发现一个优秀的研究主题,不能深陷于对它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等相关关系的探讨中。走向多学科融合与创新、走向大众、走向应用,这才是时代需要的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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