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 34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田录梅, 刘玲玲, 袁竞驰, 单楠, 吴云龙. 2018.
- TIAN Lumei, LIU Lingling, YUAN Jingchi, SHAN Nan, WU Yunlong. 2018.
-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能力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序列中介效应
- Effects of Family Functioning on Adolescent Risk-taking Behavior: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3): 361-368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4(3): 361-368.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8.03.13
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指参加某些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行为(Boyer, 2006)，有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和适应不良的冒险行为之分(Özmen & Sümer, 2011)。前者如跳伞、登山等，后者如危险驾驶、吸烟、攻击等，后者也常被称为问题行为、危险行为等，长期以来受到较多关注。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相一致，本研究探讨的也是后者。青少年常见的冒险行为有吸烟、饮酒、吸毒、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等(Boyer, 2006)。相比儿童和成年人，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此类冒险行为，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Rooke, Norberg, Copeland, & Swift, 2013)。因此，探讨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必要的。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个体赖以发展的各个微系统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其中，家庭、同伴和个体自身因素都是影响青少年发展与适应的重要微系统。探讨三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功能是评价家庭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涉及到如下要素：家庭成员有能力适应家庭的变化，消除家庭内部的不一致和冲突，家庭成员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等(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8)。良好的家庭功能被定义为温暖的情感氛围、开放式的交流、清晰的角色分配、有效的问题解决等(Epstein, Bishop, & Levin, 1978)。研究表明，家庭功能良好的青少年有较少的物质滥用(Hummel, Shelton, Heron, Moore, & van den Bree, 2013; Van Ryzin, Fosco, & Dishion, 2012)，而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增多则与其家庭功能发挥较差有关(胡宁等，2009)，家庭功能不良的青少年会有更多的吸毒(Cordova, Huang, Pantin, & Prado, 2012; Schäfer & Lecturer, 2011)、性行为(Cordova, Huang, Lally, Estrada, & Prado, 2014)等。可见，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主要环境，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有重要影响。
同伴是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其中，交往不良同伴是影响青少年参与冒险行为的危险因素之一(Loeber & Farrington, 2001)。进入青春期后，个体与父母之间的距离变远，更多的时间是与同伴在一起，易受同伴的影响，创造了结交不良同伴的可能。另外，根据社会学习理论，青少年对同伴行为的观察学习也会影响到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发生。Sutherland(1947)针对不良同伴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提出了差别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与不良同伴交往，青少年就更加可能产生偏差信念和规则，并因此增加了青少年参与不良行为的机会。例如，当青少年交往的同伴对吸毒这一冒险行为持支持态度时，就更有可能认为吸毒是可以接受的，并因此更有可能参与吸毒。许多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交往的不良同伴越多，参加反社会行为(Cutrín, Gómez-Fraguela, & Luengo, 2015)、吸毒(Schofield, Conger, & Robins, 2015)、违法犯罪(Keijsers et al., 2012; Seddig, 2014)等的几率就越大。
除了家庭和同伴等环境因素，个体自身因素也会影响青少年参与冒险行为，比如自我控制能力。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同伴的不良行为进而习得这些行为。差别交往理论也认为与不良同伴交往青少年可能产生偏差信念和规则并参与不良行为。在这些过程中，个体自身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自我控制差的个体更容易从不良同伴那儿习得不良行为。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个体按照社会标准或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行为、情绪和认知活动等进行约束、管理的能力(王红姣，卢家楣，2004；Coyne & Wright, 2014)。根据一般犯罪理论(General Theory of Crime)，自我控制不足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该理论认为缺乏自我控制的个体倾向于冲动、冒险、目光短浅等特点，因此更容易产生犯罪行为或类似犯罪的行为。同样，Jessor(1987)的问题行为理论(Problem-Behavior Theory)也指出，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是产生问题行为的重要原因。实证研究也表明，低自我控制能够预测更多的反社会和规则破坏行为(Laird, Marks, & Marrero, 2011)及吸烟、吸毒、酗酒(Cheung, 2014; Desmond, Bruce, & Stacer, 2012)等。相反，与自我控制能力相关的干预研究发现，对于易于攻击的个体，自我控制能力训练会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Denson, Capper, Oaten, Friese, & Schofield, 2011)。可见，青少年冒险行为较多可能与其自我控制力较低这一重要个体因素有关。
此外，问题行为理论认为，青少年冒险行为受到人格、知觉到的环境系统和行为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Jessor, 1987)。因此，上述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可能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例如，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塑造个体良好的人格(Wood, Dawe, & Gullo, 2013)，并积极影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和适应(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根据一般犯罪理论，父母管理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影响自我控制能力来实现的，监控青少年的行为、了解青少年的偏差行为、惩罚会积极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反之，不好的家庭环境也会塑造较差的自我控制能力。研究表明，青少年处于不良家庭氛围中，会对自我控制能力产生消极影响，犯罪行为会增多(屈智勇，邹泓，2009)；家庭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个体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继而会影响个体的适应能力(Malatras & Israel, 2013)；家庭亲密性、家庭支持及父母监控同样也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个体的偏差行为(Vazsonyi & Belliston, 2007; Özdemir, Vazsonyi, & Çok, 2013)等。显然，以往有关研究都说明家庭环境中的某种要素与自我控制能力紧密相关且有可能藉此间接影响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因此，本研究假设家庭功能同样会影响自我控制能力，而且自我控制能力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冒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这是本研究要检验的第一个假设(假设1)。
不过，Perrone等人(2004)及Unnever等人(2006)也指出，自我控制能力在父母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是有限的，除了自我控制能力外，不良同伴交往也可能是其中的中介变量。家庭和同伴对于青少年的发展和社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家庭环境也会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同伴交往(Andrews & Bonta, 2010; Granic & Patterson, 2006)。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生活的各种领域都互相影响。家庭环境会影响青少年同伴关系的表现，二者间的非积极联系则会产生消极的后果。有研究表明，不良同伴交往在家庭功能与不良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Cutrín et al., 2015; Mann, Kretsch, Tackett, Harden, & Tucker-Drob, 2015)，在父母监控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也起中介作用(吴安，陈杰，2016)。可见，除了自我控制能力这一个体因素外，不良同伴交往也可能是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冒险行为间关系的一个环境性中介变量。这是本研究要检验的第二个假设(假设2)。
然而，自我控制能力和不良同伴交往是独立地中介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还是连锁中介它们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尚缺乏实证探讨。Gottfredson和Hirschi(1990)指出，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个体容易结交更多的反社会同伴及参与犯罪行为。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不良群体好逸恶劳的价值取向及相关生活方式的吸引，对于正常的社会规则产生漠视或偏离，认同并加入到不良群体中(常淑敏，2013)。以往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个体会交往更多的不良同伴(常淑敏，2013；林丹华等，2010；Holt, Bossler, & May, 2012; Li, Newman, Li, & Zhang, 2016; Wills, Walker, Mendoza, & Ainett, 2006)。但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结交不良同伴会对自我控制能力产生消极影响，对于青少年来说，寻求同伴接纳，避免同伴排斥对其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他们有时不得不与同伴的行为保持一致(Meldrum & Hay, 2012)，这会影响到青少年自我调节的能力。有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发现结交不良同伴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控制能力(Meldrum & Hay, 2012; Dyson, Robertson, & Wong, 2015)。因此，我们推断自我控制能力和不良同伴交往对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冒险行为间的关系起序列中介作用，即可以表现出家庭功能不良——自我控制能力较低——不良同伴交往较多——冒险行为较多等一系列效应(假设模型M0)。同时，考虑到不良同伴交往也可能负向预测自我控制能力，本研究提出另一个假设模型(假设模型M1)同时进行检验，即家庭功能不良——不良同伴交往较多——自我控制能力较低——冒险行为较多这一序列中介模型。这是本研究要检验的第三个假设(假设3)。
综上，本研究将以中学生为被试检验自我控制能力和不良同伴交往在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冒险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包括二者的单独中介效应和序列中介效应。其序列中介关系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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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能力、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的关系假设模型 (→代表假设模型M0 ⇢代表假设模型M1) |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山东省某地两所普通中学6个年级(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随机抽取2个班共940名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922份，回收有效率达98.09%。被试年龄在11~1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39岁(SD=1.68)。其中，男生497人，女生425人，初一至初三分别为225人、168人、208人；高一至高三分别为107人、112人、102人。
2.2 测量 2.2.1 冒险行为采用Gullone等人(2000)编制，张晨等人(2011)修订的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分为刺激寻求、鲁莽、叛逆、反社会四个维度。其中参照以往有关研究(田录梅，夏大勇，李永梅，单楠，刘翔，2016)的做法，本研究仅选取后三个消极维度共12个项目作为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指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计算各个维度的总分，分数越高表明冒险行为越多。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测量中学生的冒险行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晨，张丽锦，尚丽，2011)。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三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3、0.82和0.74。
2.2.2 家庭功能采用Epstein(1983)等人编制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的中文版(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中的一般功能(General Functioning)分量表。该量表共有12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表示很像我家，4表示完全不像我家，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差，为了顺应读者的思维习惯，因此，本研究将正向计分的题目反向计分，反向计分的题目正向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一般性或整体性家庭功能越好。有研究指出，可以将一般功能因子单独作为从总体上评估家庭功能健康/不健康(Epstein, Baldwin, & Bishop, 1983)或独立筛选家庭功能良好/不良(Kabacoff, Miller, Bishop, Epstein, & Keitner, 1990; Ridenour, Daley, & Reich, 1999)的工具。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
2.2.3 自我控制能力采用王红姣和卢家楣(2004)编制的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问卷。该问卷共有36个项目，例如“玩久了我便很难收心”(反向计分)，由情绪自控(11个项目)、行为自控(15个项目)、思维自控(10个项目)三个维度组成。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越强。本次测量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三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6、0.86、0.73。
2.2.4 不良同伴交往采用Elliot等人(1985)编制的同伴群体特征问卷，共有10个项目，采用3点计分，1代表“没有人”、2代表“1个人”、3代表“2个人及以上”，测查青少年交往的同伴中表现出各种问题行为的人数(张玲玲，张文新，徐夫真，2012)。参照华等人(2014)、吴安和陈杰(2016)的研究，该人数反映了被试的不良同伴交往情况，总分越高表明青少年交往的不良同伴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CFA结果显示：χ2/df=10.15、CFI=0.88、GFI=0.93、TLI=0.85、RMR=0.02、RMSEA=0.09。根据吴明隆(2010)提出的标准，结果显示结构效度可接受。
2.2.5 施测程序和数据分析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所有问卷当场回收。采用SPSS19.0和Amos20.0对数据进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采用的都是自我报告的数据，因此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故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Bootstrap=1000，每个样本容量922人)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设置一个因子且允许所有指标(以问卷维度总分为指标)在此因子上有负荷。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很差，χ2/df=32.11、CFI=0.55、NFI=0.55、GFI=0.70、AGFI=0.58、RMSEA=0.18，所以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3.2 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能力、不良同伴交往和冒险行为的相关分析表 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相关分析发现，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能力与冒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家庭功能与自我控制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功能与不良同伴交往呈显著负相关；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
| 1性别 | — | — | — | |||||
| 2年龄 | 14.39 | 1.68 | -0.02 | — | ||||
| 3家庭功能 | 2.93 | 0.39 | 0.03 | 0.14*** | — | |||
| 4自我控制能力 | 3.32 | 0.54 | -0.03 | -0.19*** | 0.36*** | — | ||
| 5不良同伴交往 | 1.28 | 0.39 | -0.15*** | 0.09** | -0.19*** | -0.36*** | — | |
| 6冒险行为 | 0.36 | 0.39 | -0.14*** | 0.25*** | -0.18*** | -0.40*** | 0.41*** | — |
| 注：***p < 0.001，**p < 0.01，*p < 0.05，下同。 | ||||||||
以家庭功能作为自变量，冒险行为作为因变量，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自我控制能力与不良同伴交往作为序列中介变量通过Amos构建模型。本研究拟同时检验两个模型：假设模型M0和假设模型M1。由于家庭功能量表及同伴特征问卷为单维量表且题目较多，因此，根据吴艳和温忠麟(2011)的建议，采用随机法对其进行数据打包处理。结果分析前，本研究对各变量的峰度及偏度系数进行检验，检验其是否符合正态分布，由于部分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参照方敏等人(2010)的研究，采用Bootsrap法在Amos程序中处理非正态数据。结果显示两者的模型拟合指数均良好且基本一致。
| 模型 | NFI | CFI | GFI | AGFI | RMSEA | χ2 | df | χ2/df |
| M0 | 0.91 | 0.93 | 0.94 | 0.91 | 0.07 | 439.91 | 85 | 5.18 |
| M1 | 0.91 | 0.93 | 0.94 | 0.91 | 0.07 | 436.74 | 84 | 5.20 |
假设模型M0中，各变量间的序列中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2。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对自我控制能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γ=0.44, p < 0.001)，自我控制能力对冒险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27, p < 0.001)，家庭功能对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γ=-0.09, p > 0.05)，表明自我控制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冒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44×0.27/(0.44×0.37×0.35+0.44×0.27+0.09)=44.70%。不良同伴交往对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0.35, p < 0.001)，但家庭功能对不良同伴交往的负向预测不显著(γ=-0.08, p > 0.05)，因此，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不成立。自我控制能力对不良同伴交往的预测系数显著(β=-0.37, p < 0.001)，这说明自我控制能力、不良同伴交往在家庭功能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序列中介作用显著，序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0.44×0.37×0.35/(0.44×0.37×0.35+0.44×0.27+0.09)=21.44%，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0.44×0.27+0.44×0.37×0.35/(0.44×0.37×0.35+0.44×0.27+0.09)=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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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能力、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的关系模型M0 注：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 |
假设模型M1中，各变量间的序列中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3。结果显示，与假设模型M0不一致的是，家庭功能指向不良同伴交往的路径系数显著，不良同伴交往可以中介家庭功能和冒险行为间的关系。模型中其余变量间的关系与假设模型M0均一致，其中，自我控制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冒险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0.36×0.27/(0.36×0.27+0.24×0.35+0.24×0.32×0.27+0.09)=33.29%；不良同伴交往在家庭功能与冒险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0.24×0.35/(0.36×0.27+0.24×0.35+0.24×0.32×0.27+0.09)=28.77%；不良同伴交往、自我控制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冒险行为之间起序列中介效应，其占总效应的比仅0.24×0.32×0.27/(0.36×0.27+0.24×0.35+0.24×0.32×0.27+0.09)=7.10%。可见，假设模型M0中自我控制能力的中介效应及其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序列中介效应都明显大于假设模型M1，结果更支持假设模型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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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家庭功能、不良同伴交往、自我控制能力与冒险行为的关系模型M1 注：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 |
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检验自我控制能力和不良同伴交往在家庭功能和冒险行为间扮演的中介角色。本研究发现，在假设模型M0与假设模型M1中，自我控制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冒险行为之间均起中介作用，支持假设1。这与以往研究结果(Perrone, Sullivan, Pratt, & Margaryan, 2004)一致。但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假设2)在假设模型M1中得到支持，而在假设模型M0中未得到支持，即在假设模型M0中，引入自我控制能力这一变量后，不良同伴交往不能起到独立的中介作用，但在假设模型M1中，引入不良同伴交往这一变量后，自我控制能力依然能起到独立的中介作用。这一方面说明自我控制能力比不良同伴交往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像自我控制能力这种个体因素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不良同伴交往作为一种易变的后期环境变量，在一个较为综合的系统中更容易受到自我控制能力这种较为稳定的个体变量影响而非家庭功能这一远端环境变量。关于自我控制能力的中介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原因：第一，根据问题行为理论(PBT)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展受到社会因素(如家庭结构、家庭环境、同伴等)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交互作用塑造了个体的人格系统，再加上知觉到的环境系统(如父母支持、同伴支持、父母—同伴交互作用)，这些系统成为了问题行为和潜在冒险行为的危险因素或保护因素(Boyer, 2006; Jessor, 1991)。因此，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进而影响其冒险行为。第二，根据一般犯罪理论，父母对于孩子的监控、了解及对错误行为的惩罚会促使其自我控制能力得到发展(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反之，家庭功能不良时，父母对青少年缺乏有效的监控、家庭成员沟通不畅、情感疏离等会对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产生不良影响，使其更容易出现冒险行为。第三，一个混乱的家庭环境也无法为青少年有效的实践和完善自我控制提供机会，阻碍了情感的发展和增加了适应困难(Malatras et al., 2013)。
4.2 自我控制能力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序列中介效应与本研究假设相一致，本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及不良同伴交往在家庭功能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序列中介作用。首先，正如以往研究(常淑敏，2013；林丹华等，2010；Holt et al., 2012; Li et al., 2016; Wills et al., 2006)所发现的，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青少年会交往更多的不良同伴进而参与更多冒险行为。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并不一定使青少年直接参与冒险行为，这其中还需要“机会”，而结交不良同伴会为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个体参与冒险行为提供这种“机会”，为获取这种机会自我控制能力低的青少年也更容易结交不良同伴，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不良群体好逸恶劳的价值取向及相关生活方式的吸引，对于正常的社会规则产生漠视或偏离，认同并加入到不良群体中(常淑敏，2013)，进而参与冒险行为。不良家庭功能对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产生消极影响，而低自我控制能力的青少年往往喜欢冒险、以自我为中心、易冲动、容易受情境的影响(常淑敏，2013)，有这种特点的青少年不容易被正常的同伴群体所接纳，因而他们可能更容易结交不良同伴，从不良同伴群体那里获得支持和认同，而且，青少年的同伴交往过程存在一个“选择”过程，本身具有不良特点的青少年往往也会选择那些与自己有相同特征的同伴，而不良同伴交往又可以通过“偏差训练”过程影响个体的冒险行为(Snyder, Schrepferman, Bullard, Mceachern, & Patterson, 2012)，即不良同伴会强化个体的偏差态度和行为。因此，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冒险行为的过程中，需要监督其同伴交往情况，尽量避免其交往不良同伴，以防止由于不良同伴的影响增加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发生率。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不良同伴交往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控制能力，这与以往的研究(Meldrum & Hay, 2012; Dyson et al., 2015)相一致。青少年为寻求同伴接纳，避免同伴排斥有时不得不与同伴的行为保持一致(Meldrum & Hay, 2012)，这会影响到青少年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假设模型M0和M1都是成立的，但是，尽管假设模型M1也支持不良同伴交往指向自我控制能力的序列中介作用，但该作用要小的多(仅占7.10%)，所以本研究更支持假设模型M0。
综上可见，家庭功能的影响对于青少年的发展来说是基础性的，首先，如果家庭功能不良，青少年自我系统(如自我控制能力)可能就会发展不好，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很可能会使青少年结交较多的不良同伴，进而参与较多的消极冒险行为。其次，家庭功能不良的青少年也可能会结交更多的不良同伴进而对自我控制能力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引发更多的消极冒险行为。
4.3 研究不足及展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还存在如下几点不足：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设计，不能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追踪研究设计来弥补这一不足。例如，本研究的被试是青少年，其额叶还处于不断发展阶段，因此其自我控制能力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未来有必要采用追踪设计考察家庭功能、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的动态关系。第二，本研究的数据来自青少年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尤其是消极冒险行为的报告更可能如此。例如，涉及到吸毒这种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个体可能会为了迎合社会期望或逃避惩罚而做出不诚实的回答，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多主体评定法以获得更客观更全面的数据。
5 结论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自我控制能力和不良同伴交往的序列中介作用实现，其中，自我控制能力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关系是双向的，但该中介效应主要体现为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能力—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这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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