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引发了传统生活模式的转变，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但同时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Park, Kang, & Kim, 2014)。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也叫做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或强迫性网络使用(Compulsive Internet Use)。这些名称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个体在网络上会花费较长的时间，他们因暂时没有网络而感到不安和焦躁(Odaci & Kalkan, 2010)，并对个体的生活和心理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Burnay，Billieux, Blairy, & Laroi，2015)。研究发现，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具有对网络过度沉迷和依赖(Yang, Zhu, Chen, Song, & Wang, 2016)，学习成绩下降(Park et al., 2014)，同伴交往焦虑(Odaci & Kalkan，2010)等特点，过度的网络使用干扰了正常的生活和习惯(Behera, 2017)。

在影响网络成瘾的众多因素中，家庭因素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Ahmadi和Saghafi(2013)认为家庭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是影响网络成瘾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可以让青少年感觉自己是被接纳的，是网络成瘾的保护性因素(邓林园, 方晓义, 伍明明, 张锦涛, 刘勤学, 2013)，而家庭中长期的亲子冲突会使青少年感知到自己受到排斥，是网络成瘾的危险性因素(Ko, Wang, Liu, Yen, Chen, & Yen, 2014)。父母接受-拒绝理论(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Theory)关注了父母接受和拒绝对青少年行为、认知和情感发展的影响(Fard, Mousavi, & Pooravari, 2015)。它强调父母接受可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父母拒绝则起到相反的作用。Frad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在父母拒绝的情形下网络对青少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从而导致网络成瘾现象。也有不少研究分别考察了亲子依恋、亲子冲突对网络成瘾的影响(Yang et al., 2016；Yen, Yen, Chen, Chen, & Ko, 2007；邓林园, 张锦涛，方晓义，刘勤学，汤海艳，兰菁，2012)，但是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作为家庭系统中亲子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邹泓, 李晓巍, 张文娟, 2010)，不会独立存在。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可能非常亲密，但是仍然会有冲突产生。目前同时考察积极和消极亲子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因而难以全面客观地揭示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作为亲子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考虑，探索亲子关系的分类，并分析亲子关系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其次，消极社会适应也是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邹泓等(2015)认为社会适应是个体通过顺应环境、调控自我或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环境保持和谐、稳定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网络成瘾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性总体状况不容乐观(杨辰, 王文秀, 孙晋海, 2010)。自我决定论(Self-development Theory)认为，当个体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后青少年社会适应更好(Duchesne, Ratelle, & Feng, 2016)，而如果个体在社会情境中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容易产生适应失调，并且在其他领域中寻求满足(Li, Zhang, Li, Zhou, Zhao, Wang, 2016)。而事实上，目前有许多的网络软件正是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Nadkarni & Hofmann, 2012)。已有证据显示青少年自控能力不强，过度依赖网络时，网络成瘾更有可能发生(万晶晶, 张锦涛, 刘勤学, 邓林园, 方晓义, 2010)。

虽然亲子关系和网络成瘾密切相关，然而亲子关系对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不利于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干预(Park et al., 2014)。先前证据表明，社会适应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研究表明，父母和青少年关系亲密可以使他们之间保持适当的控制感、权威感和纪律性(Kuczynski & De Mol, 2015)，促进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Brumariu, 2015)，这样当青少年进入社会的时候会将他们与父母间的关系迁移到周围社会群体，不会显得过于激进、冒失。另一方面，安全型的依恋可以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受保护性的环境，青少年在家长的引导下可以形成有效的社会化目标(Kim, Boldt, & Kochanska, 2015)和社交能力(Pallini, Baiocco, Schneider, Madigan, & Atkinson, 2014)，因此亲子依恋促进了青少年社会适应(邹泓等, 2015)。亲子冲突则是消极社会适应的关键家庭危险因素(金灿灿, 邹泓, 李晓巍, 2011)。高冲突的亲子关系只能向青少年提供较少的社会资源和应对模式(Lucas-Thompson & Granger, 2014)，使得亲少年感受到较多的父母情感忽视，由此导致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甚至是严重的认知缺陷和社交退缩，以及有限的同伴交往能力(Jacobsen, McKinney, & Holck, 2014)。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亲子关系、消极社会适应和网络成瘾两两变量间的关系，而以往研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足够的关注。根据自我决定论，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满足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Simsek & Demir, 2014)，促进青少年社会性的发展，进而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苏斌原，张卫，苏勤，喻承甫，2016)。基于此，本研究希望检验在青少年群体中，亲子关系是否可以通过社会适应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网络成瘾。

在网络成瘾的研究中，性别的影响备受关注(Ko et al., 2014; Odaci & Kalkan，2010)。多数研究认为男生的网络成瘾倾向高于女生，并且两性在网络使用动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Soh, Teh, Hong, Ong, & Charlton, 2013)。毕向阳(2016)认为针对网络成瘾问题，需要建立起性别敏感的干预(Gender-sensitive Intervention)。已有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中并不存在性别差异(Yen, Ko, Yen, Chang, & Cheng, 2009)，而亲子关系会影响青少年的非适应性认知，导致青少年沉迷网络(张燕贞，苏萍，叶苑秀，甄霜菊，2017)，并且受到性别的影响(张琴，雷怡，罗玉晗，王耘，2017)。其中男生非适应性认知对网络成瘾的直接影响显著强于女生。但是尚无研究证实，如果在亲子关系和网络成瘾关系中纳入其他中介变量后，性别的作用效果如何，而这样针对多变量的作用机制的考察更可能符合网络成瘾实际状况。由此，本研究拟进一步考察性别在亲子关系、消极社会适应与网络成瘾作用机制中的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旨在探讨三个问题：(1)亲子关系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2)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关系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3)性别在亲子关系通过消极社会适应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广州、西安、武汉、昆明、哈尔滨等六所城市，每个城市抽取重点与普通中学各1所，包括初中和高中两个学段，共收集有效被试2324人。其中，男生1102人(47.4%)，女生1222人(52.6%)。初中学段1134人(48.8%)，高中学段1190人(51.2%)。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关系

(1) 亲子依恋

采用Armsden和Greenberg(1987)的《青少年对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的青少年分问卷。问卷分为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问卷，两问卷各15道题，均包括信任、沟通和疏离感3个维度。问卷采用5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根据邹泓等(2010)对亲子依恋的计分方式，先将每个问卷的信任、沟通两维度得分相加后，减去疏离感维度的得分，得到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的得分，再将这两个得分的平均值作为亲子依恋的得分。在本研究中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和0.69。父子依恋分问卷结构效度为CFI= 0.92，NFI= 0.91，NNFI= 0.90，RMSEA= 0.08；母子依恋分问卷结构效度为CFI= 0.95，NFI= 0.94，NNFI= 0.93，RMSEA= 0.07。

(2) 亲子冲突

采用方晓义等(2003)编制的《青少年亲子冲突问卷》的亲子冲突频率部分，共9道题。采用两点计分，“0”代表“否”，“1”代表“是”。各项相加得到亲子冲突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亲子冲突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

2.2.2 消极社会适应

采用由周晖等(2008)编制，余益兵(2009)修订的《青少年社会适应评估问卷》的消极社会适应分问卷。共23道题，包括自我烦扰、人际疏离、违规行为、消极退缩等4个维度。问卷采用5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算各维度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的社会适应越差。在本研究中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6~0.87之间。CFI= 0.98，NFI= 0.98，NNFI= 0.91，RMSEA= 0.04。

2.2.3 网络成瘾

采用Young(1996)编制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量表》，共10道题。采用两点计分，“0”代表“否”，“1”代表“是”。各项相加得到网络成瘾总分，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

2.2.4 社会经济地位(SES)

社会经济地位以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等5个变量作为指标。借鉴王英芊等(2016)的方法，将编码后的指标进行标准化，然后进行主成分分析，保存因子分，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2.3 施测和数据统计

采用纸笔测试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在主试指导下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如不解可向主试询问，测试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采用SPSS22.0和AMOS22.0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被试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对中学生进行施测的过程中，主试强调问卷的匿名性、保密性，并说明数据仅限于科学研究用，以尽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来源。此外，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 2004)。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得到1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18.27%(＜40%)。由此可见，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并未造成太大影响。

3.2 青少年亲子关系和网络成瘾的关系

为明确亲子关系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消极社会适应在其中的作用，首先进行三变量的皮尔逊相关。结果发现，亲子冲突、消极社会适应各维度和网络成瘾与亲子依恋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其余因素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1。

为探究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的共同作用，借鉴邹泓等(2010)的研究方法，采用聚类分析对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进行类别划分，共分为四种类型，分别命名为依恋型(亲子依恋得分最高，亲子冲突得分最低)，冲突型(亲子冲突得分最高，亲子依恋得分较低)，矛盾型(亲子依恋和冲突均较高)，冷漠型(亲子依恋和冲突得分均较低)。四种亲子关系类型在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得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聚类分析是有效的。见表 2。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四种类型的亲子关系下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得分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2)，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各个类型之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s＜0.001)，呈现出冲突型＞冷漠型＞矛盾型＞依恋型的特点。

进一步由冲突型的网络成瘾得分显著高于矛盾型可知，在高冲突的亲子关系中，较高的亲子依恋可能是网络成瘾的保护性因素。

3.3 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关系和网络成瘾间的中介效应

以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为预测变量，消极社会适应为中介变量，网络成瘾为结果变量，社会经济地位(SES)为控制变量，做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图 1所示。对模型拟合情况进行验证，各拟合指标均良好，χ²/df= 6.45，NFI= 0.94，CFI= 0.95，NNFI= 0.89，RMSEA= 0.05。根据温忠麟等(2014)提出的基于结构方程的中介分析流程，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后，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依恋和网络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9；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冲突和网络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2。

3.4 性别在亲子关系、消极社会适应和网络成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跨组比较的方法考察亲子关系、消极社会适应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首先对男生样本和女生样本分别进行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以上两个模型与数据均拟合良好，可进行跨组比较。

在此基础上定义下列模型:

无限制模型(模型1)：两组的模型结构相同。

测量模型相等(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限定不同组的结构模型部分对应的预测路径系数即因子载荷相等。

结构模型相等(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限定不同组模型的所有路径系数相等。

跨组比较的结果见表 3，模型1和模型2存在显著差异，Δχ²(8)= 55.50，p＜0.001，模型3和模型2存在显著差异，Δχ²(11)= 169.47，p＜0.001，表明结构模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后，男生组中，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依恋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13；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冲突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4；女生组中，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依恋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9；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冲突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中中介效应不显著(见图 2-3)。

为了进一步明确性别在亲子冲突对消极社会适应的预测中作用情况，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对于男生，亲子冲突得分对消极社会适应得分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0.13，SE= 0.05，t = 2.80，p＜0. 01);而对于女生，亲子冲突得分对消极社会适应得分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 -0.07，SE= 0.08，t = -0.81，p＞0. 05)。即亲子冲突对于男生消极社会适应的影响更大。

4 讨论 4.1 青少年亲子关系和网络成瘾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亲子关系是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Yang et al., 2016；邓林园等, 2012)。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同时探讨了积极和消极亲子关系的作用后发现，依恋型亲子关系中，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最低；在高亲子冲突下，良好的亲子依恋有利于青少年降低网络成瘾的倾向。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后，开始追求个性的独立，自主性不断增强，这会导致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分歧增多，亲子冲突增加(Mottistefanidi, Pavlopoulos, & Tantaros, 2011)。根据父母接受—拒绝理论的假设，青少年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观点和价值不被理解和接纳，因而将注意力转移到网络中，寻求支持并缓解不良情绪。但是，即使青少年和父母存在争执，他们之间仍然能够保持积极的互动和亲密的情感的话，可能会降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倾向。这是因为亲子依恋在其中起到了两项作用(陈武, 李董平, 鲍振宙, 闫昱文, 周宗奎, 2015)：首先，亲子依恋可以满足青少年的情感温暖需要，这时候青少年会认为虽然自己的观点并不被接受，但是父母还是爱自己的，仍然可以获得父母的关心；其次，亲子依恋也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青少年为了不让父母伤心而不会沉迷于网络。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冲突的增加和亲密关系的减少(吴旻, 刘争光, 梁丽婵, 2016)，所以父母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一时期应该关注青少年正常的心理需求，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怀。

4.2 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关系和网络成瘾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探讨了青少年亲子关系、消极社会适应与网络成瘾三者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中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在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上均有一定影响。自我决定论认为个体具有自主性需求、归属性需求和胜任力等三种基本需求(Wong, Yuen, & Wang, 2015)，满足需求是个体行为的主要动因，而满足与否则与个体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Ahmadi, Namazizadeh, & Mokhtari, 2012)，家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良好的亲子依恋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安全的环境，青少年自由发展不会受到父母过分地干预，同时他们与父母之间也保持着良性亲密关系，使得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青少年会将这种与父母之间的积极情感联结泛化到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模式中，促进了他们社会化的能力，增强了社会适应性。对于青少年来说，如果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可以获得满足，就会表现为适度地使用网络并体验到积极情感的健康行为(Shen, Liu, & Wang, 2013)。亲子冲突的产生往往与青少年自主性发展受到阻碍有关，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父母忽视而体验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Jacobsen et al., 2014)，表现出消极的社会适应，因而青少年就会寻求其他途径，转移向虚拟的网络世界来满足需要(易娟, 杨强, 叶宝娟, 2016)。在网络中Facebook、微信可以让青少年觉得自己以可控地方式与他人联系，满足了自己的自主性和归属性的需求(Seidman, 2013)，打网游完成任务和获得级别则满足了胜任的需要(Wong et al., 2015)。当网络不断地满足了青少年的需求，就越可能更多地使用网络，从而形成网络满足心理需求这一补偿机制(邓林园, 方晓义，万晶晶，张锦涛，夏翠翠, 2012)。

4.3 性别在亲子关系、消极社会适应和网络成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将性别作为解释变量可以观察到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心理特质差异(毕向阳, 2017)。跨组比较的结果表明，在男生群体中，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冲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亲子依恋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女生群体中，消极社会适应仅在亲子依恋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社会文化因素很可能是造成消极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男生受性别角色的要求往往被认为有自信和自主性，当父母过多地控制他们或者与他们的观点不同时，他们倾向于挑战父母的权威，并发生冲突(Bush, Peterson, & Chung, 2013)，以维持自主性需求，因此他们对亲子冲突更加敏感。青少年社会适应累积因素的保护模型认为，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之间会发生交互作用，当个体特质为易感性时，消极因素的影响更强(金灿灿等, 2011)。这样会使得，在男生群体中当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同时存在时，亲子冲突的作用更明显。同时根据家庭社会化理论(Grusec, 2011)，青少年会将消极的亲子关系迁移到社会中，表现出糟糕的人际关系和行为问题，这就出现了消极的社会适应，现实适应不良会让他们通过沉溺于网络的方式来获取自我存在感和价值感等心理需求(Griffiths, Kuss, Billieux, & Pontes，2016；邓林园等，2012)。相比之下，女生则更遵守传统的社会秩序，维系关系的稳定性，她们感知到的亲子冲突更少，产生消极社会适应可能性较低。

4.4 本研究的意义和不足

本研究结果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和预防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预防网络成瘾的形成时，父母应该接纳和理解青少年的基本需求，促进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特别是对于男生来说，由于对亲子冲突更加敏感，容易引发消极后果，父母需要体谅他们并与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这也会降低他们网络成瘾的可能性。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所有的测量结果均来自于自陈式量表，今后的研究可以结合访谈及他人评价等多种方法，深入地从多角度了解青少年亲子关系、消极社会适应和网络成瘾的关系。另外，研究使用横断数据探讨了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判断因果关系时要更为谨慎，应在以后研究中进一步改进。

5 结论

(1) 亲子关系中，冲突型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得分最高，依恋型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得分最低。

(2) 消极社会适应在亲子依恋和亲子冲突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3) 消极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