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半年以上，而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8岁以下的儿童(郝振 & 崔丽娟, 2007)。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超过6100万(李燕芳, 2014)。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比同龄非留守儿童具有更多的情绪与心理问题：如情绪更不稳定、社交焦虑更高、孤独体验、委屈难过增多、状态焦虑、抑郁明显增多和人际信任度降低等心理问题(刘霞, 范兴华, 申继亮, 2007; 刘正奎, 高文斌, 王婷, 王晔, 2007; 罗静, 王薇, 高文斌, 2009; 谭力, 赵玉芳, 梁静, 2009; 王东宇, 2002)。但是，相关研究认为，留守儿童因长期与父母分离所导致的亲情缺失或许会对留守儿童的情绪特别是焦虑情绪产生影响(张顺等, 2007)。因此，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留守儿童普遍的焦虑情绪体验。

焦虑是指持续的无具体原因的感到紧张不安，或无现实依据的预感到灾难、威胁，常常伴随主观痛苦感或社会功能受损(Lang, Davis, & Öhman, 2000)。通常认为，情绪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定义：生理体验、心理感受、以及外在行为表现(黄宇霞 & 罗跃嘉, 2004)。在生理体验上, 焦虑会导致肌肉紧张、出汗、呼吸急促和心悸等身体症状(Panzer, Roos, & Viljoen, 2007), 慢性焦虑则伴随失眠、注意力涣散、恐怖、冲动、易怒等问题(Etkin, 2010); 在主观心理感受上, 高焦虑者会出现强烈的孤独感与自责感，他们对环境过于敏感，倾向于将模糊信息解释为危险信息(Bishop, 2007); 在外在行为表现上, 焦虑会促使个体回避潜在的威胁相关刺激(Grupe & Nitschke, 2013)。

近几十年，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儿童的焦虑情绪日趋严重(Xin, Niu, & Chi, 2012)。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我国有焦虑情绪的小学儿童占24.78% (苏林雁，殷青云，王凯，朱焱，汤珺，和罗学荣, 2003)；有学者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更高，留守儿童留守的时间越长，其倾向于有更多的焦虑情绪(范方, 2008)；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状态焦虑高于非留守儿童，且父母离开时儿童年龄越小，儿童焦虑水平越高(刘正奎, 高文斌, 王婷, 王晔, 2007)。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并不一定导致儿童的焦虑情绪问题，如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焦虑倾向、特质焦虑、社交焦虑等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何资桥, 曹中平, 刘永刚, 李子鹏, 和谢兴华, 2006; 胡心怡, 刘霞, 申继亮, 和范兴华, 2007; 刘正奎等, 2007; 袭开国, 2008; 周宗奎, 孙晓军, 刘亚, 和周东明, 2005)。

以上针对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结果，可能与留守儿童群体并不是一个同质群体有关。留守儿童可能是一个分化的群体(雷万鹏，杨帆, 2009)，留守儿童中既有严重焦虑障碍的个体，也有焦虑适宜的个体。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简单比较进而给留守儿童贴上“情绪问题儿童”的标签，并把留守儿童的焦虑等情绪问题简单归因于留守状态并不合适(罗静等, 2009; 张若男, 张丽锦, 盖笑松, 2009)。由此，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归类，目前的研究主要从留守儿童的人口学因素或家庭结构因素以及留守时间长短等外显的变量对其进行分类，并根据相关的分类描述其焦虑等情绪特征，以期探讨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焦虑的相关因素。如把留守儿童分成双留守、单留守和曾留守儿童，这三类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更严重，情绪适应更差(范兴华, 2011)；把留守儿童分为单亲在外与双亲在外等留守类型，发现留守儿童的消极情感主要是焦虑烦躁(池瑾, 胡心怡, 申继亮, 2008)。研究者根据分离年龄和留守时间把留守儿童分类为幼年期留守和非幼年期留守，幼年期留守对儿童分离性焦虑情绪的不利影响更大(凌辉, 张建人, 易艳, 周立健，洪婉妍，文晶, 2012; 凌辉等, 2012)。研究表明，留守起始年龄在5~7岁对孩子的焦虑影响最大，而后逐渐减少(范方, 2008)。另有更多研究从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资料对留守儿童进行简单归类(罗静等, 2009; 徐阳, 袁振国, 2008)，结果表明留守女孩的焦虑情绪较多，留守儿童年龄越小心理问题越突出，留守独生子女的焦虑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见，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也许与年龄、性别、父母外出情况、留守时间长短及分离年龄等因素有关。但以上研究在从留守儿童的人口学或家庭结构方面来探讨其焦虑的影响因素时，常常将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同质的整体与对照组进行比较，而没有从焦虑症状本身进行分类，特别是没有解决留守儿童这个“整体”是否存在不同质焦虑差异的问题。

近年来，在心理学、精神病学等诸多领域中开始采用的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对变量的异质性群体进行分类，潜在剖面分析是潜在类别分析在潜在连续变量上的延伸，通过潜在连续变量来解释外显连续变量之间的关联，它能够充分利用所有的样本数据对所有个体属于哪一类群体的可能性做出估计，探索群体内部的异质分类情况。本研究拟采用探索性潜在剖面分析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问题特征进行研究，依据调查数据发现其潜在分类情况，从而分析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是否存在群体异质性，探讨不同质群体焦虑的相关因素，为有效的干预寻找依据和对策。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方式，从湖南省选取留守儿童数量较多的10个县，并在每个县抽取四个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以班为单位整群抽取1464名儿童，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332，回收率为90.96%，根据效度量表(得分7分以上)剔除40名被试，得到有效被试为1292名，其中留守女童698(54%)人，留守男童594(46%)人；小学三年级209(16.2%)人，小学五年级359(27.8%)人，初中二年级308(23.8%)人，高中二年级416(32.2%)人；父亲外出823(63.69%)人，母亲外出181(14.01%)人，双亲外出288人(22.30%)。

2.2 调查工具 2.2.1 留守儿童一般资料问卷

自编留守儿童一般资料问卷，包括年级、性别、父母外出情况、父母外出工作的累计时长、留守时的年龄等。年级包括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四个年级。父母外出情况包括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3种情况。经与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父母及留守中小学教师进行访谈，考虑到大多数外出的父母春节会回家与孩子团聚，我们设定父母外出工作时长包括2种情况：6~9个月和9个月以上。由于留守起始年龄在5~7岁对孩子的焦虑影响最大，而后逐渐减少(范方, 2008)，因此我们设定的留守时的初始年龄包括3种情况：6岁以下、6~12岁和12岁以上。

2.2.2 焦虑测量

采用周步成等编制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Mental Health Test, MHT)(周步成, 1991)作为焦虑测量工具(周步成, 1991。该量表作为焦虑的适测工具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黄萍萍, 2002; 邵高峰, 2009; 俞国良，王浩, 2016; 赵晶, 2011)。该量表从焦虑对象和焦虑行为这两个方面来测定焦虑，焦虑对象指学习焦虑和人际焦虑，焦虑行为包括孤独、自责、过敏、身体症状、恐怖和冲动。测验共有100个项目，采用两点计分(是=1分，否=0分)。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由8个内容量表和1个效度量表构成，8个内容量表的信度系数为：学习焦虑(0.892)、对人焦虑(0.903)、孤独倾向(0.877)、自责倾向(0.854)、过敏倾向(0.793)、身体症状(0.876)、恐怖倾向(0.803)、冲动倾向(0.843)。本次测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验证性因素分析后，量表整体拟合指数如下：(χ²=28190.22，df=3887，CFI=0.902，GFI=0.900，NFI=0.890，RMSEA=0.031，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05。

2.3 调查程序

主试由研究者和3名研究生担任。对小学生施测时, 由主试对题目逐个进行朗读, 被试跟随主试的读音作答；初中和高中阶段被试在主试指导下填写问卷。完成问卷后, 将问卷统一收回。问卷完成时间大约30~40分钟。

2.4 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来自被试自我报告，因此可能带来共同方法偏差。为尽可能控制这种偏差，本研究首先进行程序控制:包括匿名作答、主试解释容易引起疑惑的语句等。统计控制上，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Podsakoff, Mackenzie, & Podsakoff, 2010)，结果表明，因素分析后得到12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0.52%，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受到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大，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拟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采用Mplus7.0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

潜在剖面分析是一种基于模型的方法，它首先对全体样本分成1类的基准模型进行估计，然后逐渐增加分类并对模型的拟合性进行估计，从而根据模型的拟合信息确定最佳分类模型。在潜在剖面分析中常用的拟合信息主要有艾凯克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LMRT)和平均信息量(Entropy)等(Lo, Mendell, & Rubin, 2001; Muthén, 2007; Roesch, Villodas, & Villodas, 2010)。一般说来，一个模型如果有更高的Entropy，更低的AIC、BIC，达到显著性的LMRT，说明这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越高(Miller, Turner, Henderson, Miller, & Turner, 2009; Muthén, 2007)。

logistic回归分析。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人口学变量对焦虑情绪潜在分类的影响。在分析之时，因为自变量是分类变量，所以我们需要设置虚拟变量来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潜在类别

以MHT测验的8个内容量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为指标，分别将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类型依次分成1类、2类、3类、4类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的模型拟合估计，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焦虑情绪分为2类明显好于1类，分成3类明显好于2类，BLRT都达到了显著，但分成4类时，LMRT没有达到显著性，Entropy有所下降，虽然AIC、BIC值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Nylund, Asparouhov和Muthen(Muthén, 2007; Nylund, Asparouhov, & Muthén, 2007)在对数据进行蒙特卡洛模拟研究时发现，LMRT值是对潜在分类最为敏感的指标，因此留守儿童焦虑情绪分为3类最为合适。表 1为不同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类型的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留守儿童焦虑情绪三种潜在类别各自占总体的比例及三种潜在类别留守儿童在焦虑情绪上的8个焦虑因子上的应答概率见图 1。

由图 1可知：第一种焦虑情绪类型留守儿童在8个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另外两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留守儿童在焦虑情绪的各个方面的的发展均处于不平衡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处理自己的焦虑情绪，命名为严重焦虑情绪型，有330名留守儿童属于此种类型，比例为25.5%。第二种焦虑情绪类型留守儿童在焦虑情绪各个维度上的得分不太高也不太低，处于另外两种类型的中间状态，命名为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有680名留守儿童属于此种类型，占比例为52.6%。第三种焦虑情绪类型留守儿童在各个维度上得分低于另外两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留守儿童在焦虑情绪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均处于平衡状态，能够很好的处理焦虑情绪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命名为低焦虑情绪类型，有282名留守儿童属于此种类型，占留守儿童的21.9%。

3.2 不同焦虑情绪潜在类别留守儿童的多重比较

为探索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潜在分类是否具备异质性，我们把三种潜在类别留守儿童的焦虑情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如表 2：

表 2的两两比较结果表明，低焦虑情绪型留守儿童在焦虑的8个维度得分显著低中等程度焦虑型儿童和严重焦虑情绪型儿童；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的留守儿童在焦虑的8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低焦虑情绪型留守儿童，显著低于严重焦虑情绪型儿童。严重焦虑型儿童在焦虑8个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焦虑中间型儿童和焦虑适宜型儿童。可见，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潜在分类能很好地区分和甄别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程度，也说明该潜在分类是有效的。

3.3 相关人口学变量对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潜在分类的作用

在以上潜在剖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索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以潜在剖面的分类结果作为因变量，性别、年级、父母外出情况、留守时间与留守起始年龄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并把类别“严重焦虑情绪型”作为基准的比较参考类别，可以得出Odds Ratio系数，OR值反映了不同性别、年级、父母外出情况、留守时间、留守起始年龄的效应如何。logistic回归模型的OR值结果见表 3。

由表 3可知，以严重焦虑情绪型为参照组，将低焦虑情绪型和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与其进行比较，发生比(OR)结果显示性别、年级、留守时间、留守起始年龄会影响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类型的分布，但是父母外出情况不影响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类型的分布。

与女生相比，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出现严重焦虑情绪；与小学三年级留守儿童相比，小学五年级、高中二年级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焦虑情绪；父亲外出、母亲外出与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程度的影响没有差异；与留守时程6~9个月的儿童相比，留守时长9个月以上的儿童比6~9个月留守时长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焦虑情绪；从留守起始年龄来看，留守起始年龄小于6岁及在6~12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比起始年龄大于12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严重焦虑情绪。

4 讨论 4.1 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潜在分类特征及其异质性

本研究以留守儿童个体为中心，根据个体对不同条目和维度的反应，发现留守儿童焦虑情绪存在明显的分组特征，统计指标支持了3种潜在类别：严重焦虑情绪型、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和低焦虑情绪型。严重焦虑情绪型留守儿童在焦虑的各个方面(焦虑内容与焦虑行为)都存在较多的情绪障碍和适应不良；低焦虑情绪型留守儿童虽然处境不利，也有一定的焦虑情绪，但能较好地进行控制与均衡；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留守儿童的焦虑介于以上二者之间，如果适时进行调节和指导，可以向低焦虑情绪型转化。把三种潜在类别留守儿童的焦虑情况进行两两比较，结果表明焦虑的8个维度得分在低焦虑情绪型、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和严重焦虑情绪型三者呈现由低到高特点且相互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确实存在异质性的分类特点。

本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以前对留守儿童情绪的研究分析的对象是指标和变量，再根据指标和变量的分值范围划定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等级，而本研究则以留守儿童个体为中心，根据个体对不同条目和维度的反应划分成3个不同质的潜在类别。这也说明留守儿童的情绪问题有着内在的异质性。

4.2 相关人口学变量对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潜在分类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级、留守时长、留守起始年龄等相关人口学关变量可能对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潜在分类产生影响。

留守男生比女生更容易焦虑情绪严重，这与袭开国的研究结果一致(刘霞等, 2007)。可能的原因在于留守使男孩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更为强烈而产生压力导致焦虑，这也提示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留守男生的焦虑情绪。从年级水平考察来看，小学五年级与高中二年级的留守儿童更容易进入严重焦虑情绪型，这可能与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关，小学五年级和高中二年级都即将面临升学的考虑和选择，但留守儿童群体却缺乏家长在身边进行辅导，可能更容易滋生焦虑情绪。

研究结果还表明，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潜在分类在父母外出情况上没有差异，也就是说，无论是父亲外出、母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严重性的影响是一致的，这或许提供了一种解释，父亲外出、母亲外出或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影响没有差异，父母亲中只要有一方外出就会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产生影响。

从留守时长来看，留守时间越长，对焦虑情绪的不利影响也越大，留守儿童越容易进入严重焦虑型；从留守初始年龄来看。留守儿童留守的年龄越小，越容易进入严重焦虑型，对焦虑的影响也越大，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范方, 2008)。可见，不利环境对留守儿童作用的时间越早、越长可能对留守儿童的焦虑的影响会越大。

以上研究探讨了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留守时长、留守起始年龄等人口学资料对其焦虑情绪潜在分类的影响，为我们针对性开展缓解留守儿童焦虑情绪提供了策略方向，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同时发现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潜在分类在父母外出情况上没有差异，而研究者(王谊, 2011)的研究认为母外留守与双亲外出留守比父外留守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影响更大，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不一致，这似乎为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父亲在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影响中起着与母亲同等作用，父母亲中任何一方外出都会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产生同等影响。

在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的预防和干预中，应根据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时长和留守的初始年龄等情况特点，特别是要较多关注留守男童、小学五年级、高中二年级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状况，尽量减少留守时长，提高儿童的初始留守年龄，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5 局限与展望

研究有一些不足，尽管本研究在包含各年龄段留守儿童的大样本中开展，但毕竟是一次性取样，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性特点难以在一次测评中全面反映，因此，未来研究可通过追踪测评方式取样，并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对留守儿童焦虑症状的发展特点与类别特征予以分析，更有针对性地提出青少年症状的治疗与预防的具体对策。另外，鉴于篇幅与研究目的等方面的考虑，本研究只重点考察了留守儿童的不同质的潜在分类情况，对非留守儿童焦虑的不同质潜在分类没有进一步予以探究。

由此未来的研究我们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留守儿童焦虑影响因素的如亲子关系等核心变量的探索，找到更多有效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潜在分类的因素，同时加强对非留守儿童的不同质潜在分类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6 结论

(1) 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具有异质性，其焦虑情绪存在三种潜在分类：低焦虑情绪型、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严重焦虑情绪型。

(2) 留守男童、小学五年级、高中二年级、留守时间越长、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留守儿童更容易焦虑情绪严重，无论是父亲外出、母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严重性的影响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