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宽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万事以和为贵”、“得饶人处且饶人”等思想源远流长，儒家圣贤把“忠恕之道”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主张用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人是一种人际善意共存意识(傅宏, 2009)。近年来，校园恶性冲突事件日益增多，中学生校园冲突频发可能源于青春期的叛逆和冲动，也与中学生普遍缺乏解决人际冲突的方法和技巧有关(章恩友, 陈胜, 2016)，当事人在遭受他人冒犯或伤害时，若能采取理性的解决策略、善于宽恕他人，也许就不会造成冲突升级(Boonyarit, 2017)。人际宽恕不仅有助于减少负性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和提高幸福感(Karremans & van Lange, 2008; 翁晶, 张田, 傅宏, 2014)，也能帮助人们减少人际冲突、促进关系修复、改善人际质量(Fincham & Beach, 2002; 李绍颛, 石林, 李佳, 杨韵雅, 2012)。因此，探讨影响青少年人际宽恕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在未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培养中学生的宽恕品质，减少校园暴力冲突的发生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教育是儿童青少年成长的首要条件，对个体早期行为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亲子依恋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与儿童后期社会性发展的关系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Gillath, Shaver, Mikulincer, Nitzberg, Erez, & van Ijzendorn, 2005; 琚晓燕, 刘宣文, 方晓义, 2011; 王艳辉, 李董平, 孙文强, 赵力燕, 赖雪芬, 周月月, 2017; 张林, 赵凯莉, 刘燊, 詹文琦, 2017)。根据依恋理论，个体早期与重要他人在互动交往中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心理表征(Bowlby, 1973; Shaver & Mikulincer, 2002)，进而影响其人际互动模式。安全型依恋个体具有积极的自我-他人模型，认为他人是善良的、可信赖的，对侵犯行为的归因倾向于是外部的、不稳定的，面对冲突或威胁时多采取建设性的应对方式(Mikulincer, Shaver, & Pereg, 2003; Shaver, Mikulincer, Cross, Stern, & Cassidy, 2016)，可能更容易采取人际宽恕的互动行为模式；相反，不安全型依恋个体持有消极的自我-他人模型，认为他人是不可信任的，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安全感，常怀疑他人的动机，并避免自身情感的卷入，对冒犯事件倾向于做出敌意归因，表现出更多的愤怒和攻击行为(Lyons-Ruth, Alpern, & Repacholi, 1993; Rowe & Carnelley, 2010)，而这种负面的内部工作模式不利于表现出人际宽恕行为。另外, 有研究指出安全型依恋个体具有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将注意力转向他人需求，通过重新评估冒犯事件来缓解自身的消极情绪，进而有助于实现宽恕动机的转变；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则存在情绪管理缺陷，过分关注自己的内在感受，容易沉浸于冲突事件所带来的消极情绪，缺少足够的心理资源对他人的需要感同身受，进而阻碍其对冒犯者亲社会动机的转变(Allen & Manning, 2007; Mikulincer & Shaver, 2015)。有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的正向联系，例如，Burnette等人(2007)发现，具有良好亲子依恋的青少年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更多的人际宽恕行为。有关成人依恋与人际宽恕的研究也发现，成人依恋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宽恕水平(Kimmes & Durschi, 2016)。这些发现表明，亲子依恋对个体的人际宽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有关亲子依恋究竟如何影响人际宽恕的发展问题还需深入探讨。

在亲子依恋促进人际宽恕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发挥作用的变量，其中对他人所处情境的共情是实现人际宽恕的关键因素之一(Davis & Gold, 2011)。共情(empathy)是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感受，并部分体察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或倾向(Singer & Lamm, 2009)。根据认知-情境理论，亲子依恋作为家庭环境因素对人际宽恕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影响的程度则主要受个体内部认知过程的影响(Gych & Fincham, 1990)。共情作为重要的认知情感因素，其与人际宽恕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Kimmes & Durtschi, 2016; 艾娟, 2014)。共情影响着个体做出宽恕行为的决定过程, 个体会因获得适当的同感体验而宽恕他人(de Pinho & Falcone, 2015)。有研究提出, 共情有助于个体使用他人情感状态的相关信息来避免有潜在危害行为的发生，对他人的冒犯行为较少采用报复策略；而缺乏共情的个体则难以识别他人情感状态的信息及采纳他人的观点，对冒犯行为持消极情感反应，难以宽恕他人(Vachon, Lynam, & Johnson, 2014)。Zechmeister和Romero(2002)采用叙事法在美国大学生中发现，高共情受害者倾向于对冒犯行为做积极的归因和描述，更易于对侵犯者实现宽恕动机的转变。同时，也有研究表明个体早期依恋关系的形成对共情具有重要的影响，早期情感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个体更少沉浸在自己的需要中，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人的需要，并能准确地共情和作出有效性反应，更易于和他人产生情感联结(Goldstein & Higgins, 2000; Mikulincer & Shaver, 2015)。也有研究发现，在冲突情境下安全型依恋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共情性关心和观点采择，能对他人的需要做出更多的共情性回应；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则过分关注自身负性情绪, 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性较低(Britton & Fuendeling, 2005)。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启动个体的安全依恋能使个体产生更多的共情性反应，体验到更低的个人悲伤(Mikulincer, Shaver, Gillatho, 2005)。另外，也有研究发现, 共情能在成人依恋对社会技能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赵旭东, 关荐, 2015)。基于以往研究，可以推测共情可能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间起中介作用。

共情的中介作用只能说明共情是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的近端因素，亲子依恋会通过提高个体的共情能力进而影响人际宽恕的发展。而共情中介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对于具备某些条件的个体，这种间接效应可能较为显著；而对于另外一些个体，这种间接效应可能不明显。有研究指出，在面临冒犯和冲突时，实现人际宽恕需要个体本身具备积极的心理资源，而这种积极的心理资源是影响共情发挥作用的关键(Donovan & Priester, 2017)。自尊(self-esteem)作为个体对自我价值与情感的整体性评价，是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稳定人格特质，对促进个体社会适应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张林, 曹华英, 2011)。根据社会计量器理论，自尊可以调节个体对他人及外部事物的认知和评价过程(张林, 李元元, 2009)。冒犯行为的发生首先会影响个体的自我防御系统，低自尊个体往往自我评价较低且对人际关系敏感，对冒犯行为倾向于归因为内部的消极性因素；相反，高自尊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感评价较高，对冒犯事件倾向于归因为外部的不稳定性因素(Eaton, Struthers, & Santelli, 2006; 黎玉兰, 付进, 2013)。田录梅等人(2015)发现，自尊作为自我调节的重要变量与人际宽恕有显著的正相关，即自尊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人际宽恕行为；黎玉兰和付进(2013)也发现自尊与大学生人际宽恕存在正相关，即高自尊个体具有较高的人际宽恕水平。因此，高自尊个体比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实现宽恕动机的转变，这也符合自尊作为焦虑缓冲器对个体具有保护和适应性功能的观点。有研究发现，自尊水平的高低能影响个体对他人情绪的觉察和认同，进而影响个体的共情能力(赵薇, 郑显亮, 2015)。高自尊个体对他人及外界事物具有积极评价，面对冒犯行为时能更好地做出反应，其负性情绪较低，他们拥有更多认知资源去关注他人的需求，对他人的处境更为敏感，更易于宽恕他人；相反，低自尊个体往往沉浸于冒犯事件所引发的消极情绪，难以将注意转向他人需求，因而难以实现宽恕(Pyszczynski, Greenberg, Solomon, Arndt, & Schimel, 2004; 李海江, 杨娟, 袁祥勇, 覃义贵, 张庆林, 2012)。诸多研究发现，自尊这种因人而异的变量扮演着调节变量的作用(丁倩, 张永欣, 周宗奎, 2017; 郝振, 崔丽娟, 2014; 孙晓军, 赵竞, 周宗奎, 谢笑春, 童媛添, 2015)，本研究试图探究自尊是否也在亲子依恋通过共情影响人际宽恕这一过程中作为调节变量而存在。鉴于以往自尊与亲子依恋、共情交互作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研究提出自尊对亲子依恋通过共情影响人际宽恕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对具体的调节模式仅作探索性分析。

综上，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亲子依恋对人际宽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共情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对该中介链条的调节作用，以回答亲子依恋“如何”和“在何种条件下”影响人际宽恕这一问题，为初中生宽恕品质的培养提供理论指导。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被试，根据浙江省各地市人均GDP等综合发展指标，选取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比较靠前的(宁波)和相对落后的(象山)地区的初级中学作为本次调查的总体，每个地区各抽一所重点中学和一所普通中学的学生作为样本。共发放52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02份，有效回收率为96.54%。被试年龄在12至1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3.75岁(SD=1.01)。其中男生232名，女生270名；初一194名，初二182名，初三126名；独生子女279名，非独生子女223名；城市学生267名，农村学生235名。

2.2 工具 2.2.1 亲子依恋

采用由Armsden和Greenberg(1987)编制、王英芊等人(2016)修订的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的亲子依恋分问卷简本进行测量。包含信任、沟通、疏离三个维度，共计1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分数越高表示亲子依恋的安全性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各分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89、0.78。

2.2.2 共情

采用由Davis(1980)编制、张凤凤等人(2010)修订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 IRI-C)对共情进行测量。包含观点采择、个人忧伤、幻想和共情关注四个维度，共计2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不符合”，5表示“符合”，分数越高表示共情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84，各分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0.79、0.85、0.86。

2.2.3 自尊

采用王孟成等人(2010)修订的中文版Rosenberg自尊量表(Chinese Rosenberg’Self-esteem Scale)，单维度，共计1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1表示“很不符合”，4表示“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83。

2.2.4 人际宽恕

采用由McCullough和Hoyt(2002)编制的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r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Inventory, TRIM)。包含报复、回避和仁慈动机三个维度，共计18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人际宽恕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91，各维度Cronbach’ s α系数分别为0.87、0.81、0.89。

2.3 研究程序

在征得学校领导和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为经过培训的研究生，由主试讲解指导语，在学生理解答题要求之后，开始进行独立作答，完成全部施测大约需要20分钟时间，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4 分析思路

采用SPSS 20.0和Amos 19.0进行数据分析。在经典的参数检验中，一旦总体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等前提未被满足，便会大大增加犯Ⅰ类和Ⅱ类错误的可能性。按照Erceg-Hurn等人(2008)的建议，采用Bootstrap法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该方法无需假设样本服从某种分布，而是通过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重新构造样本分布(本研究共构造1000个样本, 每个样本容量均为502人)，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及95%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再根据温忠麟等人(2006)建议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路径分析进一步对整合模型进行检验，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模型拟合评价指标为RMSEA小于0.08以及NFI、CFI、GFI等大于0.90时，表示该模型拟合良好。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很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本研究在程序方面采用匿名、部分条目反向计分等方式，数据回收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6个，且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8.24%，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 1所示。结果发现，亲子依恋与共情、自尊、人际宽恕均呈显著正相关，共情与自尊和人际宽恕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人际宽恕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这为进一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提供了支持。此外，人际宽恕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2.50, p < 0.05, d=0.02)，男生的人际宽恕水平(M=4.42, SD=1.16)显著高于女生(M=4.14, SD=1.19)。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来检验。

3.3 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方程1估计自尊对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2估计自尊对亲子依恋与共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3估计自尊对共情与人际宽恕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亲子依恋对人际宽恕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根据Muller等人(2005)的观点，模型满足以下条件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1)方程1中，亲子依恋的总效应显著，该效应大小不取决于自尊；(2)方程2和方程3中，亲子依恋对共情的效应显著，共情与自尊对人际宽恕的交互效应显著，和/或亲子依恋与自尊对共情的交互效应显著，共情对人际宽恕的效应显著。在模型检验时对每个方程的预测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1.19，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并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对性别变量进行了控制。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2，方程1中亲子依恋正向预测人际宽恕，亲子依恋与自尊的交互项对人际宽恕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方程2和方程3中，亲子依恋正向预测共情，共情与自尊的交互项对人际宽恕的预测效应显著。根据Muller等人(2005)的观点，亲子依恋、共情、自尊和人际宽恕四者之间构成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其中，共情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之间起中介作用，而自尊在亲子依恋通过共情影响人际宽恕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该交互效应的实质，将自尊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低两组进行简单斜率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共情在不同自尊水平上对人际宽恕的影响(见图 1)。结果表明，当个体的自尊水平较低时，共情对人际宽恕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_simple=0.24, SE=0.03, p < 0.05)；当个体的自尊水平较高时，共情对人际宽恕的预测作用则显著增强(B_simple=0.32, SE=0.04, p < 0.01; B_simple由0.24增强为0.32)。即相对于低自尊个体而言，共情对高自尊个体人际宽恕的影响更显著。

根据温忠麟等人(2006)的建议，进一步对整合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拟合程度较好(χ²(65, n=502)= 198.9, CFI = 0.93, NFI = 0.95, GFI = 0.92, RMSEA = 0.034)，见图 2。其中，亲子依恋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宽恕(γ= 0.22, p < 0.01)，自尊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宽恕(γ= 0.28, p < 0.01)；亲子依恋显著正向预测共情(γ= 0.25, p < 0.01)，而共情也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宽恕(γ= 0.30, p < 0.001)，这说明共情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共情和自尊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宽恕(γ= 0.12, p < 0.05)。以上结果表明，自尊对共情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之间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自尊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即共情对人际宽恕的影响会受初中生自尊水平高低的调节。

4 讨论

宽恕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关注的重要积极品质之一。本研究基于依恋理论和发展情境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综合探讨了家庭环境(亲子依恋)、认知过程(共情)和个体因素(自尊)对人际宽恕的影响，考察了共情和自尊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间的作用。这种整合模型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揭示初中生人际宽恕的发展，也正是这种研究取向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价值所在，本研究结果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初中生宽恕品质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4.1 共情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亲子依恋对初中生人际宽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已往关于亲子依恋对宽恕具有保护性作用的发现相一致(Lawler-Row, Hyatt-Edwards, Wuensch, & Karremans, 2011; Shaver, Mikulincer, Cross, Stern, & Cassidy, 2016)。这也再次凸显了家庭教育，尤其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宽恕)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共情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之间起中介作用，表明良好的亲子依恋可以通过促进初中生共情能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其人际宽恕。一方面，良好的亲子互动有助于儿童青少年形成对他人及外界事物的积极解释和预期，进而影响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信息的敏感性(Shaver & Mikulincer, 2002)。共情主要体现的是个体感知或体察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而依恋所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则在认知判断层面为共情的发生增加了可能性，良好依恋关系的个体具有积极的他人认知模式，倾向于认为他人是可信赖的，因而能将自己的注意转向他人的需求并且能对他人的处境作出更多共情性反应；相反, 不安全型依恋个体因其与父母缺乏良好的亲子互动，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往往对外界事物形成消极的认知模式，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安全感，更多地聚焦于自己的内心感受，缺乏足够的认知资源对他人信息的感知和认同(Mikulincer & Shaver, 2015)。本研究的结论进一步证实了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能促进个体形成积极的他人认知评价，进而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关注到他人的需求，有利于个体感知他人的情绪状态，从而提高个体的共情能力。另一方面，共情有利于促进人际宽恕，实现宽恕的前提条件是个体必须能关注到他人的需要，对他人的处境较为敏感。共情是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或倾向，与实现人际宽恕的前提条件基本一致(Hill, 2010)。高共情个体对他人的情绪状态较为敏感，面对挑战或困难时能迅速做出反应，负性情绪较共情低的青少年更少，因而他们拥有更多的能力和认知资源去关注和感受冒犯者的处境，更易于实现对他人的宽恕(de Pinho & Falcone, 2015)。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也发现，共情有助于促进个体实现人际宽恕，而缺乏共情的个体则难以宽恕他人(Macaskill, Maltby, & Day, 2002)。由此可见，共情对人际宽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说明，共情是亲子依恋促进个体宽恕水平提高的重要内在原因，即良好的依恋关系能通过提升初中生的共情水平进而影响其人际宽恕。

4.2 自尊在亲子依恋影响人际宽恕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尊对亲子依恋通过共情影响人际宽恕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相对于低自尊个体，亲子依恋通过共情对人际宽恕的间接效应在高自尊水平个体中更为明显。该结果支持以往研究的发现，即自尊作为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具有保护性作用(田录梅, 杨婧, 于芳荣, 2015; 张林, 曹华英, 2011)。高自尊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能力评价较高，较少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他人的冒犯行为倾向于归因为不稳定性因素，更易于宽恕他人，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维护；而低自尊个体自我评价较低，缺乏自信，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往往对消极反馈(如他人冒犯)更为敏感，更容易体验到负性情绪，因而会削弱共情对人际宽恕的积极影响。社会计量器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观点，该理论认为自尊是个体人际关系好坏的反映，低自尊个体倾向于将别人的行为知觉为拒绝，而高自尊个体更倾向于知觉为接纳信息(李海江, 杨娟, 袁祥勇, 覃义贵, 张庆林, 2012)。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说明，自尊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个体对冒犯行为的认知加工，进而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行为。另外，该调节效应符合“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促进假说，说明相对于低自尊的初中生，共情更有利于高自尊初中生实现人际宽恕(陈武, 李董平, 鲍振宙, 闫昱文, 周宗奎, 2015)。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自尊对亲子依恋影响初中生人际宽恕的关系有缓冲调节的作用。这启示学校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对低自尊初中生的干预，促进其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评价，进而有助于初中生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4.3 实践意义及研究局限

本研究主要探讨亲子依恋对初中生人际宽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揭示亲子依恋怎样影响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影响人际宽恕，对学校及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要重视亲子关系、提高亲子依恋质量。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为青少年提供探索外部世界的安全基地，提示父母要多关注孩子、及时进行沟通并了解孩子的内心需求，在互动交往中形成积极的人际交往模式。其次，共情在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启示我们除了要重视良好亲子关系的培养，也可以通过提升共情能力来增强初中生宽恕水平，如角色扮演、讨论体验、情绪追忆及换位思考等方法。第三，共情的中介作用受个体自尊水平高低的调节，因此要重视对低自尊初中生的心理干预，促进其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与评价，进而有利于宽恕水平的提高。本研究提出的人际宽恕整合模型也表明，在未来积极品质的发展研究中不能只关注某一方面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应该将个体放在一个从早期家庭互动(亲子依恋)到后期学校教育(共情)与自身因素(自尊)的综合作用环境中进行考量，才能更全面、系统地揭示青少年社会性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对未来相关领域研究具有理论借鉴价值。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第一，采用自陈量表评估人际宽恕难以考察具体冒犯情境下个体的真实宽恕行为，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法设置具体的任务情境来探讨人际宽恕的形成机制；第二，本研究只考察了认知情感因素(共情)在亲子依恋影响人际宽恕间的中介作用，且研究结果表明共情对该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以继续增加其它认知、情感或人际层面的变量，以更全面地揭示个体人际宽恕的发生和发展；第三，横断研究不能说明不同时期青少年亲子依恋、共情、人际宽恕及其关系发展的特点，且无法得出明确的因果关系推论，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研究深入去考察和验证；第四，无法完全排除可能存在的社会赞许效应，未来研究可采用学生自评与教师、同伴他评相结合的方法提高测量结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 亲子依恋对初中生人际宽恕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 共情对亲子依恋与人际宽恕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即亲子依恋通过共情间接影响初中生人际宽恕;

(3) 自尊对亲子依恋通过共情影响人际宽恕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自尊水平较低时，共情对人际宽恕的促进作用较弱；而自尊水平较高时，共情对初中生人际宽恕的促进作用更强，表现出高自尊和共情积极影响的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