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在现实生活中也具有广泛而丰富的事例，如“割皮救父”，“信义兄弟”等，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感恩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感恩逐渐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青睐(Bono & Froh, 2009; Emmons & Shelton, 2005)。由情绪特质理论可知，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Mccullough, Emmons, & Tsang, 2002)。研究发现，感恩倾向高的个体更容易经历感恩，也能更多、更强烈地表达出感恩行为(Wood, Joseph, & Maltby, 2008)。然而，以往对感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丁凤琴, 宋有明, 2017; 何安明, 刘华山, 惠秋平, 2013; 杨欣欣, 刘勤学, 周宗奎, 2017)或特殊群体(Timmons, Ekas, & Johnson, 2017; 朱丹, 王国锋, 周宗奎, 杨棵青, 2017)上，对青少年感恩的研究还很少(罗利, 周天梅, 2015; 喻承甫, 张卫, 李董平, 肖婕婷, 2010)。青少年期是感恩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期，感恩的发展也有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积极发展(Bono & Froh, 2009)，因此对青少年感恩的研究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可知，感恩的发展受个体、家庭等因素的影响(Huston & Bentley, 2010)。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因素的核心内容，对青少年感恩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父母情感温暖(Parental Warmth)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维度，是指父母的养育行为具有支持性、反应性和一致性特征，能够敏感而及时地回馈孩子的需要(Gauvain & Huard, 1999)。父母情感温暖对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消极心理和问题行为的保护性因素(Khaleque, 2013)。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青少年积极心理倾向—感恩的产生(王建平, 喻承甫, 曾毅茵, 叶婷, 张卫, 2011)。只有当父母采取情感温暖型的教养方式时，亲子关系才更有可能保持和谐的状态(Peterson & Bush, 2013; 徐慧, 张建新, 张梅玲, 2008)，而过于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导致亲子冲突(王树青, 张文新, 陈会昌, 2006)。由此可知，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的感恩具有重要影响。此外，父母关怀对青少年的感恩有积极的预测作用(Hoy, Suldo, & Mendez, 2013; 张迪, 迟昊阳, 牟宏玮, 2017)。由此可以假设：父母情感温暖正向影响青少年感恩。然而，回顾已有研究发现，目前有关父母情感温暖具体如何影响感恩的研究比较少(Yang, Wei, Wang, Yi, & Qiu, 2018)，父母情感温暖“如何影响感恩”(中介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拟探讨个体认知因素(公正世界信念)和情感因素(责任心)对青少年感恩的影响，以进一步明确父母情感温暖影响感恩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

以往研究指出个体因素(认知和情感)可能是影响青少年感恩的近端因素(Huston & Bentley, 2010)，即个体因素可能是环境因素与青少年感恩之间的中介变量，如：责任心、自尊、应对效能、公正世界信念等(Bègue, Charmoillaux, Cochet, Cury, & De, 2008; 王中会, 罗慧兰, 张建新, 2006; 张陆, 游志麒, 2014)。而责任心(Responsibility)是一种自觉地把份内的事做好的重要人格特质，是一种包括情感等多种成分的心理品质(李明, 叶浩生, 2009; 谭小宏, 秦启文, 2005)。研究表明父母情感温暖能够正向预测责任心，父母情感温暖水平越高，高中生的责任心越强(张立, 毛晋平, 张素娴, 2009)。另有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和理解有利于儿童形成较高的责任心(黄蔷薇, 李丹, 徐晓滢, 2010)。相反，如果对孩子经常实施惩罚、拒绝或过度地干涉孩子，这会使孩子责任心的形成受阻(阎书昌, 孟令勇, 2005)。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互惠规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一种规范，这种规范是指一个人接受了他人的恩惠，回报施恩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Folger, Cropanzano, & Goldman, 2005)。同时，该理论也指出一个责任心水平较高的人更有可能遵守这种规范，对施恩者心怀感激，施以回报。此外，个体感知到的责任心水平越高，其感恩倾向水平越高(Chow & Lowery, 2010)。一项纵向研究表明，员工感知到的感恩水平会随着社会责任感的增加而提高(Andersson, Giacalone, & Jurkiewicz, 2007)。因此，本研究假设：责任心在父母情感温暖对感恩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作为一种认知因素，是从个体的内在因素考察人们对公正的感知(Faccenda & Pantaleon, 2011)，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重要的影响(Dette, Stöber, & Dalbert, 2004)。Lerner和Miller(1978)最先提出公正世界信念的概念中蕴含着其对感恩的影响作用：他人对自己的付出理应得到回报，个体应该感恩他人(张陆, 游志麒, 2014)。公正世界信念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Parke & Clarke-Stewart, 2011;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 张羽, 李玮玮, 罗玉晗, 华销嫣, 王耘, 2017)、社会制度(Malahy, Rubinlicht, & Kaiser, 2009)等。其中，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也不同(Dalbert & Radant, 2004; Sallay & Dalbert, 2004)。研究发现，在温暖支持、积极反馈的父母教养方式中，家庭成员间能够彼此尊重，公平对待，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助于青少年感知到公平，进而拥有较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Dalbert & Radant, 2004; 张羽等, 2017)。而父母冷漠、缺乏温暖关怀则使会青少年形成孤僻、多疑的性格(Baumrind, 1967)，从而使得青少年对自我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质疑，公正世界信念可能会更低(Dalbert & Radant, 2004)。此外，个体在青少年时期会逐渐形成稳定的公正世界信念(任萍, 张云运, 秦幸娜, 郭筱琳, 赵茜, 2017)。同时，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是影响青少年感恩的重要因素(张陆, 游志麒, 2014)。由环境、行为与认知的“三元交互理论”知，公正世界信念是将环境影响传导到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Bandura, 1978; 任萍等, 2017)，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就越倾向于遵从互惠原则(Edlund, Sagarin, & Johnson, 2007)，对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更能表现出感恩，亲社会行为也越多(Begue et al., 2008; 姬旺华, 张兰鸽, 寇彧, 2014; 周静静, 2013)。因此本研究假设：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情感温暖对感恩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总之，本研究旨在考察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感恩的影响，并探索责任心和公正世界信念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但是少有研究考虑责任心与公正世界信念间的关联性，本研究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将公正世界信念和责任心视为并行中介变量。其一，责任心和公正世界信念均属于个体因素，但二者侧重点不同，公正世界信念强调个体的认知成分(Faccenda & Pantaleon, 2011)，责任心强调个体的情感成分(李明, 叶浩生, 2009)。因此，本研究尝试从认知和情感两个视角来探讨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感恩的作用及内在机制。其二，责任心和公正世界信念两个变量的理论基础不同，分别是社会交换理论和环境、行为与认知的“三元交互理论”，同时考察二者对青少年感恩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明晰父母情感温暖影响感恩的内在机制，同时也有助于拓展青少年感恩发展的理论模型。其三，公正世界信念和责任心所属不同的范畴。公正世界信念属于“公正”的范畴，而公正自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恰当性的最高范畴和社会道德责任的典范(朱葆伟, 2000)。责任心属于“责任”的范畴，责任问题最初由科学家提出，反映了科学家们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高度的正义感。责任意识来自于社会角色的分化、人的能力的增加和对行为后果的自觉，以及人际关系的发展(朱葆伟, 2000)。基于上述思考，公正世界信念和责任心在父母情感温暖和青少年感恩关系中作为并行中介路径更为适切。假设模型如图 1。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武汉市两所中学、广西南宁一所中学与贵州六盘水一所中学发放问卷768份，有效问卷748份，有效率为97.4%。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6.74岁(SD=1.24)，年龄范围为14~21岁。其中，男生为292人(39.0%)，女生456人(61%)。高一年级323人，高二年级141人，高三年级284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感恩问卷(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6, GQ-6)

采用McCulloch等人(2002)编制的感恩问卷，该问卷由魏昶、吴慧婷、孔祥娜和王海涛(2011)修订，共6个项目，如“生活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感激的事情”，要求被试根据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价。量表采用7点计分方式，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感恩倾向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3。

2.2.2 父母情感温暖量表(Parents Emotional Warmth Scale)

采用蒋奖、鲁峥嵘、蒋苾菁和许燕(2010)编制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的情感温暖分量表，共7个项目，如“我觉得与父/母亲之间存在一种温暖、体贴和亲热的感觉。”等。量表采用4点计分方式，从1(从不)到4(总是)。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对孩子反应越敏感。本研究中父母情感温暖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2.2.3 责任心问卷(Responsibility Questionnaire)

采用谭小宏(2004)编制的中学生责任问卷中的总体责任心分维度，共5个项目，如“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等。问卷采用5点计分方式，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责任心越强。本研究中总体责任心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6。

2.2.4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采用Kay和Jost(2003)编制的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共9个项目，如“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公平的世界”等。量表采用7点计分方式，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公正世界信念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3。

2.3 共同方法偏差

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推荐的方法，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将父母教养方式、感恩、责任心和公正信念问卷中的所有项目作为外显变量，并设定公因子数为1，结果显示拟合指数如下：χ ²/df=3.42，RMSEA = 0.07，NFI = 0.76，GFI = 0.85，CFI = 0.81。这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与分析 3.1 父母情感温暖、责任心、公正世界信念和感恩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感恩、责任心、公正世界信念、父母情感温暖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1)。

3.2 中介模型验证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等条件下，采用方杰、张敏强和邱皓政(2012)推荐的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使用Hayes (2012)编制的SPSS宏(PROCESS is written by Andrew F. Hayes, http://www.afhayes.com)进行。结果表明父母情感温暖对感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3, p < 0.001)，责任心和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0, p < 0.001; β=0.34, p < 0.001)(见表 2)。

对公正世界信念和责任心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感恩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情感温暖对感恩影响中的间接效应为0.12，且其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感恩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责任心在父母情感温暖对感恩影响中的间接效应为0.04，且其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也表明责任心在父母情感温暖与感恩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此外，公正世界信念和责任心的中介效应的差值为0.08，且其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在父母情感温暖对感恩的影响中，公正世界信念的效应显著大于责任心(见表 3和图 2)。

4 讨论 4.1 父母情感温暖影响青少年感恩

本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感恩。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父母情感温暖得分越高，青少年的感恩水平也越高(Hoy et al., 2013; Jia et al., 2009)。该结果可能从两个角度来解释：其一是感恩的发展与青少年感知能力的发展有关。Jia等人(2009)发现良好的家庭环境(包括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青少年感知能力的发展，具有高感知能力的青少年更容易感知他人给予的恩惠和帮助，因而表现出更多的感恩。其二是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可知，家庭是微观系统的核心，个体感恩的发展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Huston & Bentley, 2010)，而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影响青少年感恩的重要变量(Hoy et al., 2013; Peterson & Bush, 2013)。其中，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利于青少年感恩的发展(Jia et al., 2009)，而消极的教养方式会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情感的交流和互动，不利于青少年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以及感恩的发展(Conger, Conger, & Martin, 2010; 王建平等, 2011)。由此可见，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感恩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和父母关系等家庭系统角度对父母教养方式与感恩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从社区、学校、同伴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探讨青少年感恩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从而帮助青少年感恩的积极发展。

4.2 父母情感温暖通过责任心和公正世界信念影响青少年感恩

对于责任心的中介作用，在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下，青少年能够感知到更强的责任心，进而表现出更多的感恩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黄蔷薇等, 2010; 任萍等, 2017; 张立等, 2009; 赵欢欢, 克燕南, 张和云, 许燕, 程琪, 2016)，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培养和塑造个体的责任心特质(Heaven & Ciarrochi, 2008)，而具有责任心特质的个体会更多地表现出感恩(Mccullough et al., 2002; Wood, Maltby, Stewart, Linley, & Joseph, 2008)。另一方面，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接受了他人的恩惠，对施恩者的回报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责任心水平较高的人更会遵守这种规范，对施恩者表现出感恩(张立等, 2009)。

此外，与责任心相比，本研究还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感恩的关系中发挥更强的中介作用。在本研究中公正世界信念主要指青少年感知到的世界的公正程度，父母情感温暖得分越高的青少年，其认为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就越公正，从而表现出更多的感恩。这也与以往的研究发现一致(Begue et al., 2008; Dalbert & Radant, 2004; 张陆, 游志麒, 2014)。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对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造成不同的影响。父母的温暖支持、合理反馈给青少年创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并将青少年视为独立个体公平对待，从而提高了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Dalbert & Radant, 2004)。另外，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越强，越倾向于在人际交往中运用互惠原则，进而对他人的帮助表现出感恩(Begue et al., 2008; Edlund et al., 2007)。该结果可能与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个人资源并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有关(Dalbert, 2009)。公正世界信念增强了青少年对公正事件的感知，从而更好地发挥这种“缓冲器”的适应功能，同时这种“个人契约”也促使青少年感知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进而表现出更多的感恩行为(Christandl, 2013)。

本研究考察责任心和公正世界信念的并行中介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一，研究从认知和情感双视角考察了影响青少年感恩的内部机制，这有助于为青少年的感恩发展提供双模式的干预指导。其二，本研究采用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将青少年感恩放在社会交换理论以及环境、行为与认知的“三元交互理论”两个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这样不仅有利于构建父母情感温暖影响青少年感恩的实证模型，也有利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根据青少年感恩的不同机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提高青少年的感恩水平。此外，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难以确定公正世界信念和责任心的关系，未来可以考虑采用追踪研究设计来确定二者的关系，以确定二者其他可能的作用方式(如链式中介作用等)，进而丰富青少年感恩的模型。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考察了责任心和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情感温暖影响青少年感恩中的中介效应，明晰了父母情感温暖影响感恩的内在机制，丰富了感恩领域的研究，同时对青少年感恩的塑造和干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1)缺少纵向追踪数据，难以进行因果推论。未来研究应重视纵向研究设计，揭示青少年感恩在青春期的发展规律，进而探讨如何创设有利于学生感恩健康发展的积极环境。(2)除了责任心和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之外，可能还存在一些调节变量如社会经济地位、同伴关系质量等也影响父母情感温暖与青少年感恩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更为复杂的模型中进一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感恩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本研究认为父母情感温暖可通过责任心及公正世界信念影响青少年的感恩，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父母情感温暖可显著预测其青少年的感恩；(2)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以及年级后，父母情感温暖可分别通过责任心、公正世界信念影响青少年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