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田雨馨, 伍新春, 王文超, 周宵. 2018.
- TIAN Yuxin, WU Xinchun, WANG Wenchao, ZHOU Xiao. 2018.
- 青少年依恋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
- The Rel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nd PTSD/PTG among Adolescents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1): 105-111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4(1): 105-111.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8.01.13
2.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杭州 310028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至今,已过去近十年。虽然,灾难已离我们久远,不过这场突发的灾难对地震的亲历者而言,至今仍是一次悲痛的记忆,甚至它对人们的消极影响还远未结束。例如,最近有研究发现汶川地震8年后,受灾群众依然会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抑郁等消极心理结果(Guo, He, Qu, Wang, & Liu, 2017)。其中,PTSD被认为是最常见的消极心理反应(Sahin, Batıgün, & Yılmaz, 2007),它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并危害到人们的正常生活(Panagioti, Gooding, & Tarrier, 2009; Zhou & Wu, 2017)。
不过,在灾难给人们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灾难也可能蕴含着新的可能与希望,正所谓“那些未能将我摧毁的,会使我更加强大”(Meyerson, Grant, Carter, & Kilmer, 2011)。这种与苦难抗争的力量,被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简称PTG)。PTG可能使人们更积极地面对生活,为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因此,在灾后干预工作中,不仅要注重缓解消极的心理反应,也要关注于人们灾后心理的积极变化,促进灾后的心理适应。为了有效地缓解PTSD、促进PTG,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什么因素会影响PTSD和PTG的形成。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当前研究者们认为依恋关系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Woodhouse, Ayers, & Field, 2015; McElheran, Briscoe-Smith, Khaylis, Westrup, Hayward, & Gore-Felton, 2012)。
每个人自出生以来,就有向他人寻求保护和支持的倾向,由此建立起来的情感连接会成为个体安全感的来源,这样一种情感连接被定义为“依恋”(Mikulincer, Shaver, & Solomon, 2015; Ainsworth, 1979)。在人们面临创伤事件时,依恋机制会自动激活,依恋的安全性会影响人们在面对创伤时的反应。具体而言,依恋关系较为安全时,人们会感觉到“我是有价值的,是被爱和关心的”,他们能够在经历创伤后,更充分地调动自身及外部资源来应对创伤事件(Mikulincer & Shaver, 2007)。因此,对于PTSD的形成而言,依恋似乎是一种保护机制,安全的依恋状态能够给个体带来安全性、支持性的体验,从而可能缓解PTSD的症状(Mikulincer & Shaver, 2007; Charuvastra & Cloitre, 2008)。在经历战争的士兵群体、经历9·11事件的大学生群体中,都发现了依恋对PTSD症状水平的负向预测作用(Zakin, Solomon, & Neria, 2003; Fraley, Fazzari, Bonanno, & Dekel, 2006)。而对于PTG的形成而言,依恋可能是一种促进机制(Mikulincer & Shaver, 2007),良好的依恋关系能让个体对自身及他人产生更加积极的感受,也更懂得“我是可以得到支持与帮助的”,因此更利于PTG的产生。对癌症群体、丧亲群体的实证研究都发现,依恋关系越安全的个体会出现更多的PTG(Nicholls, Hulbert-Williams, & Bramwell, 2014; Cohen & Katz, 2015)。不过,无论是依恋与PTSD还是依恋与PTG之间关系的探究,目前多集中于人为灾难的创伤群体,对于经历自然灾害的创伤群体的研究还较为缺乏。而与人为灾难不同,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规模大的特点,因此本研究欲在经历地震的青少年群体中进一步探讨依恋对PTSD和PTG的作用机制。
根据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个体早期与重要他人之间的互动经验会保留下来形成个体的内在心理表征(王争艳, 刘迎泽, 杨叶, 2005),人们也会在这些互动经验中形成自己的情绪调节方式。具体而言,人们最早使用情绪调节的方式是向抚养者寻求安慰和保护,抚养者如果对其做出了及时、温和的回应,婴儿就能知道其表达情绪的方式是合理的,这种模式会延续到青少年和成人时期,人们会用早期习得的模式来应对自己的情绪(Benoit, Bouthillier, Moss, Rousseau, & Brunet, 2010)。当前也有研究者提出当人们置身应激情境时,依恋状态会影响到人们情绪调节的方式(Sroufe, Carlson, Levy, & Egeland, 1999)。另外,研究者在探讨人们从创伤中恢复的个人因素时也发现,情绪调节方式是影响人们心理适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Benoit et al., 2010)。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情绪调节可能是依恋与PTSD及PTG关系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
在Gross的情绪过程模型中,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采用认知重评的个体,会通过改变自己过去的认知而对事件形成新的理解;而采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则会抑制自身对于事件的真实感受,不将其表达出来(Gross & John, 2003)。研究表明,依恋关系较为安全的个体更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认知存在错误,因此更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去整合新的信息,建立新的认识,因此他们可能会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Gross, 2014)。而在依恋状态不够安全时,个体会更容易用表达抑制的方式,因为在过去的经历中,当他们表达自身感受时会遭到忽略或拒绝,因此他们更信赖自己,而不愿意对其他人表露自己的感受;同时,承认自己过去的认知存在错误,也是对自身的一种威胁(Gross, 2014),因而他们很难去改变自己的认知,用认知重评的方式对事件形成新的理解。
那么,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又会怎样影响到PTSD和PTG的形成呢?在Gross(1999)的情绪过程模型看来,相比于表达抑制,认知重评是一种更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它能够使个体从更加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事件。对于PTSD的形成,Janoff-Bulman(1989)提出的破碎世界假说认为,当创伤事件发生后,人们对于世界的基本信念遭到了冲击,从而会对自身及周围事物感到不安全和恐慌,因而会引发一系列消极身心反应。而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够帮助受创个体重建对于灾难的认识,形成对于自身及世界新的认识,从而缓解内心的痛苦,减少PTSD的症状。同时,根据PTG的功能描述模型,创伤后的积极变化需要一个认知重建的过程,而认知重评可促使人们更主动地重新思考整个事件,形成新的生命叙事,并最终促使PTG的产生(Tedeschi & Calhoun, 2004)。相反,在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的情况下,个体会压抑内心感受,这将对身心造成巨大的压力,损害个体健康。过往的研究也发现,采用表达抑制会加剧和延长个体在应激情境下的身心反应,更容易产生PTSD的症状(Gross, 1999)。另外,只将内心的情绪反应进行抑制,而缺乏重新认识整个事件的过程,也不利于PTG的实现。
研究表明,相比于成人而言,青少年对于创伤事件有更高的易感性(Trickey, Siddaway, Meiser-Stedman, Serpell, & Field, 2012),也更加缺乏应对灾难的能力和经验(Hardin, Weinrich, Weinrich, Hardin, & Garrison, 1994),因此父母是青少年经历创伤事件后的重要依靠,青少年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对于理解其灾后心理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创伤暴露对个体创伤后的心理反应有重要的影响(Liu, Chen, Ma, Bie, Liu, & Chen, 2017),因此本研究将创伤暴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由此,本研究拟在控制创伤暴露程度的基础上,通过测量创伤后青少年的依恋、认知重评、表达抑制、PTSD与PTG等变量来考察青少年依恋对PTSD和PTG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设:(1)依恋能负向预测PTSD,正向预测PTG;(2)依恋可以通过认知重评负向预测PTSD,通过表达抑制正向预测PTSD;(3)依恋可以通过认知重评正向预测PTG,通过表达抑制负向预测PTG。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本研究是在汶川地震发生8.5年后,选取汶川和都江堰地区等地震极重灾区5所学校的1153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509人(44.1%),女生640人(55.5%),4人未报告性别(0.3%);被试平均年龄为14.79±1.48岁,年龄分布在13岁至20岁之间。所有被试都亲历了汶川特大地震,且在地震时都亲眼目睹或事后得知房屋倒塌、他人被困或伤亡等创伤事件。
2.2 工具 2.2.1 创伤暴露程度问卷本研究采用伍新春、张宇迪、林崇德和臧伟伟(2013)修订的Wu,Hung和Chen(2002)编制的创伤暴露程度问卷。问卷共18题,包括是否亲眼目睹或事后得知他人的被困、受伤或死亡情况。无此情况计1分,事后得知计2分,亲眼目睹计3分,所有题目的得分相加即为创伤暴露程度总分,总分越高说明创伤的程度越严重。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在本研究中,将创伤暴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2.2.2 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本研究使用梁凌寒、侯志瑾和田璐(2006)修订的Armsden和Greenberg(1987)编制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该问卷包括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两个分问卷,每个分问卷包括25个项目,在本研究中只选取父母依恋这一分量表,包含沟通、信任、疏离三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该量表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依恋水平越安全。在本研究中,父母依恋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
2.2.3 情绪调节策略问卷本研究采用情绪调节策略中文版(王力, 柳恒超, 李中权, 杜卫, 2007)。该量表共包含10题,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量表为7点计分,1代表“极不同意”,7代表“极同意”。本研究中,问卷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75,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和0.72。
2.2.4 DSM-5的PTSD症状核查表本研究使用Zhou, Wu和Zhen(2017)修订的Weathers等(2013)编制的PTSD症状核查表(PCL-5)。量表按照DSM-5的分类标准分为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四个维度。量表共20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其中0表示“从未”,3表示“总是”,问卷得分越高,表示PTSD症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5 创伤后成长问卷本研究采用周宵等(2014)修订的Tedeschi和Calhoun(1996)编制的创伤后成长问卷。修订后的问卷共22题,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生命价值观的改变三个维度。问卷采用6点记分,0表示“没有变化”,5表示“变化非常大”。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创伤后的积极变化越大。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2.3.1 研究程序本研究是在汶川地震8.5年后,由研究者亲自前往汶川和都江堰地区等地震极重灾区进行施测。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5所中学的学生为被试,在征得学校、所在班级班主任和学生本人同意,并请学生签订知情同意书后,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完成问卷后,所有问卷当场收回。
2.3.2 数据处理采用SPSS 22.0和Mplus 17.0进行数据分析。首先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并进行描述统计,考察各变量的平均得分情况。接下来进行相关分析,考察创伤暴露、依恋、认知重评、表达抑制、PTSD与PTG之间的关系。之后通过Mplu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依恋与PTSD和PTG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依据温忠麟、侯杰泰和马什赫伯特(2004)的建议,我们将以CFI和TLI大于0.90、RMSEA小于0.08作为评价模型拟合数据良好的标准。
2.4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此,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分别为21.42%和16.56%,皆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各变量描述统计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创伤暴露与依恋、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关,与PTSD显著正相关,与表达抑制和PTG相关不显著;依恋与认知重评、PTG显著正相关,与表达抑制和PTSD显著负相关;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PTG显著正相关,与PTSD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PTSD显著正相关,与PTG相关不显著;PTSD与PTG之间相关不显著。
变量 | M±SD | 1 | 2 | 3 | 4 | 5 | 6 |
1.创伤暴露 | 25.44±4.86 | 1 | |||||
2.依恋 | 93.99±14.17 | -0.09** | 1 | ||||
3.认知重评 | 27.46±5.82 | -0.07* | 0.24** | 1 | |||
4.表达抑制 | 14.97±4.68 | 0.01 | -0.13** | 0.23** | 1 | ||
5.PTSD | 13.51±8.46 | 0.24** | -0.18** | -0.14** | 0.21** | 1 | |
6.PTG | 61.68±20.73 | 0.05 | 0.20** | 0.24** | -0.02 | 0.01 | 1 |
注:N=1153,*代表p < 0.05,**代表p < 0.01,下同。 |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依恋与PTSD、PTG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首先,需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Anderson & Gerbing, 1988),在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测量模型由依恋、认知重评、表达抑制、PTSD、PTG五个潜变量构成。其中,依恋由沟通、信任、疏离三个观测变量抽取而来,PTSD由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四个观测变量抽取而来,PTG由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生命价值观的改变三个观测变量抽取而来,另外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进行了项目打包。在测量模型中,我们假定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之间存在相关,对此测量模型进行检验并修正后,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4.56、CFI=0.934、TLI=0.920、RMSEA(90% CI)=0.06(0.051~0.060),说明该测量模型可以接受,可以进一步进行后续分析。
由于以往研究通常认为性别、年龄对创伤相关的变量存在显著的影响,本研究除了控制创伤暴露,也将性别与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在检验中介作用之前,先考察依恋对PTSD、PTG的直接效应(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 =5.03、CFI = 0.923、TLI = 0.908、RMSEA(90% CI)=0.06(0.055~0.064)。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依恋可以显著负向预测PTSD(β=-0.46, p < 0.001),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PTG(β=0.39, p < 0.001)。
在此基础上再纳入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进一步考察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依恋对PTSD、PTG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2.19、CFI=0.950、TLI=0.932、RMSEA(90% CI)=0.05(0.047~0.057),说明该模型可以接受。模型结果如图 1所示。对模型中的各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依恋对PTSD有边缘显著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γ=-0.07, p=0.059),对PTG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γ=0.12, p < 0.05),同时依恋能显著正向预测认知重评(γ = 0.27, p < 0.001),显著负向预测表达抑制(γ=-0.15, p < 0.001);认知重评能显著负向预测PTSD(γ=-0.28, p < 0.001),显著正向预测PTG(γ=0.30, p < 0.001);表达抑制能显著正向预测PTSD(γ=0.38, p < 0.001),显著负向预测PTG(γ=-0.09, p < 0.05)。
为进一步检验中介路径的显著性,我们采用Bootstrap法抽样5000次进行计算(Preacher & Hayes, 2008),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知,依恋经认知重评至PTSD、依恋经表达抑制至PTSD、依恋经认知重评至PTG的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上述中介效应成立;另外,依恋经表达抑制至PTG的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包含0,此路径的中介效应不成立。
路径 | 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 | 95%的置信区间 | |
下限 | 上限 | ||
依恋-认知重评-PTSD | -0.08 | -0.12 | -0.04 |
依恋-表达抑制-PTSD | -0.06 | -0.09 | -0.02 |
依恋-认知重评-PTG | 0.08 | 0.04 | 0.12 |
依恋-表达抑制-PTG | 0.01 | -0.00 | 0.03 |
本研究结果发现,依恋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PTSD、正向预测PTG,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Zakin, Solomon, & Neria, 2003; Fraley, Fazzari, Bonanno, & Dekel, 2006; Nicholls, Hulbert‐Williams, & Bramwell, 2014; Cohen & Katz, 2015)。确实,依恋对于PTSD是一种保护机制(Mikulincer & Shaver, 2007),依恋关系更安全的人会更加相信“有人爱着我,有人关心和支持我”,因而能避免进一步造成伤害的行为;同时,随着个体的不断成长,到青少年阶段时,他们获得安全感已经不一定需要依恋对象在场,他们在过去互动的经验中已经得到过支持和信任,因此只要一想到依恋对象带给自己的安全感,就能帮助他们缓解自身的PTSD症状。另外,依恋对于PTG是一种促进机制(Mikulincer & Shaver, 2007),更安全的依恋关系能为个体创造良好的创伤后心理环境,他们能更多地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被支持、可以应对的情境之中;同时他们也更加相信自身的力量,愿意以更积极的态度去进行尝试和探索,从而有助于自己实现灾难后的积极变化。
在本研究中发现,依恋可以通过认知重评负向预测PTSD,也可以通过表达抑制负向预测PTSD。具体而言,当人们的依恋关系越安全时,他们可能会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这种情绪调节策略,从而能够缓解自身的PTSD水平;同时在更安全的依恋关系下,人们可能也会更少地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也有利于降低PTSD的水平。根据破碎世界假说,创伤事件对于人们原有的信念是一种冲击,使得人们过去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与当下所面临的情况产生冲突与矛盾,因而人们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中(Janoff-Bulman, 1989)。当人们处在创伤情境时,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会自动激活(Mikulincer et al., 2015),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的感知。在安全的依恋条件下,人们会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创伤情境。因为在过去的成长经验中,每当自身有需要而陷入不确定的情形时,他们都能较好地被满足,从而建立起了对自身和他人的信任感,知道自己能够在这些情境中得到帮助和支持。因此,在安全依恋的条件下,人们也能够更充分地调动自身资源,从积极的视角去重新建立对整个事件的认识,使得自己慢慢恢复到平衡的状态,从而可以缓解自身PTSD的症状。另外,在人们有更好的依恋关系时,也会更加信任身边的人,因此会更少地抑制内心的感受,而更可能与其他人去倾诉与交流。当人们能更开放地去谈论自己在经历创伤事件中的感受时,这本身对于创伤后的心理就是一种有效的疗愈方式;而在自己对其他人表达后,人们也能更加了解自己的经历与内心感受,因而能更有针对性地给予更多关怀与帮助,这些都有利于减轻个体的PTSD症状。
另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依恋能通过认知重评正向预测PTG,但是依恋并不能通过表达抑制预测PTG。具体而言,在人们拥有更安全的依恋关系时,会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这一情绪调节方式。而根据PTG的功能描述模型,实现PTG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认知的转变(Tedeschi & Calhoun, 2004)。人们在更多采用认知重评的过程中,能重新看待灾难赋予自身的意义,更加信任自身的力量;看到灾难让人们更有力地团结在一起,相互依靠与支持,从而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关系;也能在灾难对自身产生冲击后,对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产生新的思考,发现新的可能。所有这些对创伤事件、对自己、对他人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都能帮助个体实现PTG。与此同时,当人们在拥有安全的依恋体验时,会更加信任他人,因而也会更少地抑制自身的感受,更多地对外宣泄情绪,倾诉与表达自己的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有助于缓解个体的PTSD等消极症状,但由于只是对外宣泄自身的感受,缺乏内部认知转变的过程,因此并不能促进PTG的实现。也就是说,在人们处于安全依恋的状态下,PTG的实现仍然需要认知的努力,而不是仅仅通过降低对内心感受的压抑并将其宣泄释放出来就能实现的。
总之,本研究考察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依恋与PTSD和PTG之间的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丰富了依恋对PTSD和PTG作用机制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临床应用而言,本研究的结果启示我们在创伤后的心理干预中,除了需关注青少年的具体症状表现外,也需要去了解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其依恋状态有一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内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应对创伤情境;同时,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创伤后的青少年认识和调整其情绪调节方式,学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并从新的视角建立对灾难事件的认识,从而缓解自身的负性症状,实现灾后积极的变化。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th ed.). Arlington, V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Ainsworth M. S. (1979).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4(10), 932. DOI: 10.1037/0003-066X.34.10.932. |
Anderson J. C., & Gerbing D. W. (198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 411-423. DOI: 10.1037/0033-2909.103.3.411. |
Armsden G. C., & Greenberg M. T. (1987).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6(5), 427-454. DOI: 10.1007/BF02202939. |
Benoit M., Bouthillier D., Moss E., Rousseau C., & Brunet A. (2010).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s mediator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evel of attachment security and PTSD symptoms following trauma in adulthood. Anxiety, Stress & Coping, 23(1), 101-118. |
Charuvastra A., & Cloitre M. (2008). Social bond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301-328. DOI: 10.1146/annurev.psych.58.110405.085650. |
Cohen O., & Katz M. (2015). Grief and growth of bereaved siblings as related to 25 attachment style and flexibility. Death Studies, 39(3), 158-164. DOI: 10.1080/07481187.2014.923069. |
Fraley R. C., Fazzari D. A., Bonanno G. A., & Dekel S. (2006). Attachment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in high exposure survivors of the September 11th attack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4), 538-551. DOI: 10.1177/0146167205282741. |
Guo J., He H., Qu Z., Wang X., & Liu C. (2017).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among adult survivors 8 years after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10, 27-34. DOI: 10.1016/j.jad.2016.12.009. |
Gross J. J. (1999). Emotion regulation:Past, present, future. Cognition & Emotion, 13(5), 551-573. |
Gross J. J. (2014).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2nd ed.).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Gross J. J., & John O. P.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2), 348-362. DOI: 10.1037/0022-3514.85.2.348. |
Hardin S. B., Weinrich M., Weinrich S., Hardin T. L., & Garrison C. (1994).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f adolescents exposed to Hurricane Hugo.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7(3), 427-440. DOI: 10.1002/(ISSN)1573-6598. |
Janoff-Bulman R. (1989). Assumptive worlds and the stress of traumatic events:26 Applications of the schema construct. Social Cognition, 7(2), 113-136. DOI: 10.1521/soco.1989.7.2.113. |
Liu D., Chen H., Ma L., Bie W., Liu Z., & Chen C. (2017).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its predictors among bereaved Tibetan adolescents four years after the Yushu earthquake: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China.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6(7-8), 1095-1105. DOI: 10.1111/jocn.2017.26.issue-7pt8. |
McElheran M., Briscoe-Smith A., Khaylis A., Westrup D., Hayward C., & Gore-Felton C. (2012). A conceptual 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aftermath of sexual abus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25(1), 73-82. DOI: 10.1080/09515070.2012.665225. |
Meyerson D. A., Grant K. E., Carter J. S., & Kilmer R. P. (2011).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A systema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1(6), 949-964. DOI: 10.1016/j.cpr.2011.06.003. |
Mikulincer M., Shaver P. R. (2007).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pp. 15-24).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Mikulincer, M., Shaver, P. R., & Solomon, Z. (2015).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on traumatic and posttraumatic reactions. In M. P. Safir, H. S. Wallach, & S. Rizzo (Eds. ), Future Direction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p. 79-96). New York, NY: Springer. |
Nicholls W., Hulbert-Williams N., & Bramwell R. (2014).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attachment i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o cancer in patients and caregivers: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sycho-Oncology, 23(10), 1083-1095. DOI: 10.1002/pon.v23.10. |
Panagioti M., Gooding P., & Tarrier N. (2009).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uicidal behavior:A narrative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9(6), 471-482. DOI: 10.1016/j.cpr.2009.05.001.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A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DOI: 10.1037/0021-9010.88.5.879. |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0(3), 879-891. DOI: 10.3758/BRM.40.3.879. |
Sahin N. H., Batıgün A. D., & Yılmaz B. (2007).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Turkis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fter the 1999 earthquake:Exposure, gender, location, and time duratio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3), 335-345. DOI: 10.1002/(ISSN)1573-6598. |
Sroufe L. A., Carlson E. A., Levy A. K., & Egeland B. (1999). Im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1(1), 1-13. |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6).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3), 455-471. DOI: 10.1002/(ISSN)1573-6598. |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2004). Posttraumatic growth: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15(1), 1-18. |
Trickey D., Siddaway A. P., Meiser-Stedman R., Serpell L., & Field A. P. (2012). A meta-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2(2), 122-138. DOI: 10.1016/j.cpr.2011.12.001. |
Weathers, F. W., Litz, B. T., Keane, T. M., Palmieri, P. A., Marx, B. P., & Schnurr, P. P. (2013). The PTSD Checklist for DSM-5(PCL-5). Retriev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TSD. website: http://www.ptsd.va.gov |
Woodhouse S., Ayers S., & Field A. P.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35, 103-117. DOI: 10.1016/j.janxdis.2015.07.002. |
Wu Y. C., Hung F. C., & Chen S. H. (2002). "Changes or not" is the question:The meaning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one year after the Taiwan chi-chi earthquak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25(5), 609-618. DOI: 10.1080/02533839.2002.9670735. |
Xu J., & Liao Q. (2011).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adult survivors one year following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33, 274-280. DOI: 10.1016/j.jad.2011.03.034. |
Zakin G., Solomon Z., & Neria Y. (2003). Hardiness, attachment style, and long term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Israeli POWs and combat vetera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819-829. DOI: 10.1016/S0191-8869(02)00073-9. |
Zhou X., & Wu X. (2017). Moderating role of negative vent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TSD and violent behavior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after an earthquake.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0(1), 221-230. DOI: 10.1007/s12187-016-9383-1. |
Zhou X., Wu X., & Zhen R. (2017). Assessing the latent structure of DSM-5 PTSD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fter the Ya'an earthquake. Psychiatry Research, 254, 33-39. DOI: 10.1016/j.psychres.2017.04.029. |
梁凌寒, 侯志瑾, 田璐. (2006). 北京市青少年对父亲、母亲及同伴的依恋及其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639-642. DOI: 10.3321/j.issn:1000-6729.2006.10.002. |
王力, 柳恒超, 李中权, 杜卫. (2007). 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5(6), 503-505. |
王争艳, 刘迎泽, 杨叶. (2005).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研究概述及探讨. 心理科学进展, 13(5), 629-639. |
温忠麟, 侯杰泰, 马什赫伯特. (200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 心理学报, 36(2), 186-194. |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 36(5), 614-620. |
伍新春, 张宇迪, 林崇德, 臧伟伟. (2013). 中小学生的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介和调节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6), 641-648. |
周宵, 伍新春, 安媛媛, 陈杰灵. (2014). 青少年核心信念挑战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反刍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心理学报, 46(10), 1509-1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