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 34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伍新春, 王文超, 周宵, 陈秋燕, 林崇德. 2018.
- WU Xinchun, WANG Wenchao, ZHOU Xiao, CHEN Qiuyan, LIN Chongde. 2018.
- 汶川地震8.5年后青少年身心状况研究
- Investigation on Mental Health State of Adolescents after 8.5 Years of Wenchuan Earthquake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1): 80-89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4(1): 80-89.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8.01.10
2.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杭州 310028;
3.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 成都 610041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3.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地震等重大灾难会给受灾群体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儿童青少年更易受到重大灾难的不良影响(Margolin, Ramos, & Guran, 2010)。其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PTSD)和抑郁是震后青少年最常见的两种消极心理反应(Kukihara et al., 2014)，且两者普遍共存于创伤后群体中(Ying, Wu, & Lin, 2012)。有研究发现，虽然从群体层面来说，创伤后的负性心理反应会随着时间逐渐降低，但也有部分个体遭受灾难后其身心健康水平会持续受到创伤的负面影响(Bonanno, 2004)。因此，有必要对地震灾难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长期影响进行考察。
PTSD在创伤后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Liu, Fu, Jing, & Chen, 2016)。有研究发现，汶川地震10个月后，有28.4%的中学生患有PTSD(Wang et al., 2012)；一项追踪研究发现，汶川地震6个月、12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青少年的PTSD发生率分别为21.0%、23.3%、13.5%和14.7%(Fan, Long, Zhou, Zheng, & Liu, 2015)。虽然研究发现PTSD的发生率和症状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下降(An, Fu, Wu, Lin, & Zhang, 2013)，但也有研究表明，地震发生较长时间后，依然会有幸存者持续存在PTSD的症状(Arnberg, Johannesson, & Michel, 2013)。Pan等(2015)的研究甚至发现，汶川地震发生3年后，中学生PTSD的发生率仍高达29.6%。
除PTSD外，创伤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研究表明，地震后青少年抑郁的发生率在13.6%~76%之间(Salcioglu & Basoglu, 2008)。汶川地震后的一项追踪研究表明，在地震后6个月、12个月和18个月，青少年抑郁的发生率分别为39.4%、36.9%和29.4%(Zhang et al., 2012)；甚至有研究发现，在汶川地震30个月后仍有69.5%的青少年具有较高的抑郁水平(林崇德等, 2013)。虽然由于测量工具、计分方式及被试选取的差异，不同学者对地震后青少年抑郁发生率的调查结果有所不同，但是这些研究都说明抑郁与PTSD一样在地震后青少年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创伤除了会给个体带来PTSD和抑郁等消极心理反应外，还有可能促使个体在自我觉知、人际体验和生命价值观等方面出现积极改变。Tedeschi和Calhoun(1996)将这种由创伤导致的积极心理反应称之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研究表明，PTG普遍存在于不同类型的创伤群体中(Cho & Park, 2013)，甚至有研究发现，汶川地震一年后的青少年中PTG的发生率高达62.76%(Jia, Ying, Zhou, Wu, & Lin, 2015)；追踪研究也发现，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PTG得分较高，且在震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伍新春等, 2016)。
在研究创伤事件对PTSD、抑郁和PTG影响的基础上，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创伤后青少年的整体生活状况，并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生活满意度指个体依照自己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定时期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Shin & Johnson, 1978)。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成分，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Pavot & Diener, 1993)。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具有不稳定性，创伤事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Karatzias et al., 2013)。但与此同时，在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为地震灾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受灾地区的青少年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和社会支持，这对于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创伤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并探讨生活满意度与其他创伤后心理反应的相关关系，有助于从整体上评估地震给青少年生活带来的长期影响。
以往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在性别、年级上存在差异(林崇德等, 2013)；同时，由于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的青少年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在创伤后的心理反应上也有所不同(陈正根等, 2011)。为此，本研究将对各创伤后心理反应在性别、民族和年级上的差异进行分析。
从上述四种创伤后心理反应的特征可以发现，PTSD和PTG是由地震这一特定的创伤事件所引起的，属于创伤后的特异性心理反应；而抑郁和生活满意度虽然会受到地震灾害的影响，但这两种心理反应也存在于普通青少年群体中，因而可视作一般性心理反应。以往很多研究发现，创伤后心理反应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Siqveland et al., 2015; 伍新春, 周宵, 陈杰灵, 曾旻, 2015)，甚至出现共存或共病的现象(Chen & Wu, 2017; Zhou, Wu, & Zhen, 2017b)。不过，以往研究主要考察的是不同消极心理反应之间的共病现象(Au et al., 2013)，仅有少量的研究关注创伤后消极和积极心理反应共存的形态(Chen & Wu, 2017; Zhou, Wu, & Zhen, 2017b)；而这些关注共存形态的研究，也仅仅考察了创伤后特异性心理反应的共存现象，但创伤后的特异性心理反应并不能完全代表个体创伤后的身心健康状况。因此，为了能够全面地了解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共病或共存特征，本研究将基于创伤后典型的特异性心理反应——PTSD和PTG与一般性心理反应——抑郁和生活满意度，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深入考察创伤后青少年的不同心理反应形态及其之间的差异。
总之，本研究拟调查汶川地震8.5年后青少年的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分别从积极和消极、特异性和一般性两个角度对创伤后青少年的身心状况进行分析，探讨各创伤后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性别、民族和年级上的差异，并根据各创伤后心理反应水平的不同将青少年分为不同的亚类别，以期为灾后长期心理援助工作提供参考。
2 方法 2.1 被试本研究于汶川地震8.5年后进行，选取地震极重灾区汶川县、都江堰市等5所中学的2291名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1029人(44.9%)、女生1254人(54.7%)，8人未报告性别(0.4%)；汉族1187人(51.8%)、少数民族1096人(47.8%)，8人未报告民族(0.4%)；初一365人(15.93%)、初二745人(32.52%)、初三227人(9.92%)、高一778人(33.95%)、高二176人(7.68%)；年龄范围在12至2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34±1.51岁。所有被试在汶川地震发生时都生活在地震极重灾区，且都亲眼目睹或事后得知房屋倒塌、亲友被困或伤亡等创伤事件。
2.2 工具 2.2.1 DSM-5的PTSD症状核查表(PTSD Checklist for DSM-5, PCL-5)该量表由Weathers等(2013)按照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分类标准进行编制，分为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等四个维度。Zhou, Wu和Zhen(2017a)对该量表进行了汉化，并发现在自然灾难后的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量表共20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0代表“从未”、1代表“偶尔”、2代表“经常”、3代表“总是”。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根据DSM-5的诊断标准(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个体同时满足以下4个方面的条件，将被检出为“具有患PTSD的高风险”：第一，在侵入性症状的5个项目中，至少有1项得分大于或等于2分；第二，在回避性症状的2个项目中，至少有1项得分大于或等于2分；第三，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的7个项目中，至少有2项得分大于或等于2分；第四，在警觉性增高症状的6个项目中，至少有2项得分大于或等于2分。
2.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f Depression, CES-D)该量表由Radloff(1977)编制，共20个项目，其中4项为反向计分。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0~3分别代表“没有”、“较少”、“较多”、“总是”。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良好(章婕等, 201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根据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最优划界分，以CES-D得分≥24分作为判断青少年是否具有明显抑郁症状的标准(杨文辉, 熊戈, 2016)
2.2.3 创伤后成长问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该问卷由Tedeschi和Calhoun(1996)编制，周宵等(2014)对其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问卷共22题，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生命价值观的改变三个维度。问卷采用6点记分，0表示“没有变化”，5表示“变化非常大”。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创伤后的积极变化越大。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根据Xu(2011)等人的研究，PTG量表单项分≥3分表示个体在这一项目上具有明显的改变。由于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共22个项目，因此以PTG得分≥66分作为个体出现比较明显PTG的标准。
2.2.4 生活满意度问卷(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该问卷由Diener等(1985)编制，Leung和Leung(1992)对其进行了修订。对我国青少年施测的结果发现，该问卷的信效度良好(Leung & Leung, 1992)。问卷共5道题目，采用7点计分。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本研究以汶川地震震中汶川县和都江堰市5所中学的学生为被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征得学校、所在班级班主任和学生本人的同意，并请学生签订知情同意书后，由心理咨询专业的在读研究生采用相同的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所得数据采用SPSS16.0和Mplus 7.1进行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控制，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18.29%和5.17%，均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震后8.5年青少年的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的状况对震后8.5年青少年的PTSD、抑郁、PTG的发生率和得分及生活满意度的得分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
| PTSD发生率(%) | PTSD得分 | 抑郁发生率(%) | 抑郁得分 | PTG发生率(%) | PTG得分 | 生活满意度得分 | |
| 总体 | 4.75 | 14.04±8.76 | 29.98 | 19.51±10.31 | 46.13 | 61.67±20.42 | 18.70±5.81 |
| 性别(χ2/t) | 0.38 | -4.50*** | 26.16*** | -5.25*** | 1.96 | -2.31* | 0.37 |
| 男生 | 4.47 | 13.14±8.58 | 24.59 | 18.26±10.07 | 44.51 | 60.57±21.02 | 18.81±5.94 |
| 女生 | 5.02 | 14.79±8.86 | 35.45 | 20.53±10.41 | 47.45 | 62.55±19.93 | 18.62±5.73 |
| 民族(χ2/t) | 0.11 | -4.62*** | 1.04 | -2.87** | 3.57 | -2.13* | -1.25 |
| 汉族 | 4.63 | 13.23±8.77 | 29.06 | 18.91±10.67 | 44.23 | 60.80±21.30 | 18.54±6.12 |
| 少数民族 | 4.92 | 14.91±8.68 | 31.02 | 20.15±9.88 | 48.17 | 62.62±19.39 | 18.87±5.49 |
| 年级(χ2/F) | 15.28*** | 4.27*** | 9.41* | 3.55** | 2.19 | 0.23 | 21.56*** |
| 初一 | 6.85 | 12.93±9.01 | 25.75 | 18.36±10.88 | 46.85 | 61.99±22.56 | 20.91±6.09 |
| 初二 | 4.29 | 13.71±8.81 | 27.91 | 18.98±10.28 | 45.91 | 61.90±20.28 | 18.65±6.24 |
| 初三 | 7.92 | 15.27±9.12 | 35.24 | 21.11±9.98 | 42.73 | 60.79±19.21 | 18.15±5.16 |
| 高一 | 2.95 | 14.15±8.22 | 32.01 | 19.95±10.07 | 47.56 | 61.41±20.36 | 18.14±5.38 |
| 高二 | 6.25 | 15.59±9.58 | 31.82 | 20.16±10.43 | 43.75 | 62.35±18.12 | 17.46±4.90 |
|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 |||||||
由表 1可知，地震8.5年后青少年PTSD的总体发生率为4.75%。PTSD的发生率在性别、民族上的差异不显著[χ2(1)=0.38, p＞0.05; χ2(1)=0.11, p＞0.05]，在年级上的差异显著[χ2(4)=15.28, p＜0.01]，其中初三年级(7.92%)PTSD的发生率最高，高一年级(2.95%)PTSD的发生率最低。女生PTSD得分显著高于男生[t(2289)=-4.50, p＜0.001]；少数民族学生PTSD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学生[t(2289)=-4.62, p＜0.001]；PTSD得分在年级上的差异也显著[F(4, 2286)=4.27, p＜0.001]，高三最高，初一最低。
地震8.5年后有29.98%的青少年具有明显的抑郁症状。抑郁的发生率和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显著[χ2(1)=26.16, p＜0.001; t(2289)=-5.25, p＜0.001]，表现为女生高于男生。抑郁的发生率在民族上的差异不显著[χ2(4)=1.04, p＞0.05]，但抑郁的得分在民族上具有显著差异[t(2289)=-2.87, p＜0.01]，表现为少数民族学生抑郁得分高于汉族学生。抑郁的发生率和得分在年级上的差异显著[χ2(1)=9.41, p＜0.05; F(4, 2286)=3.55, p＜0.01]，抑郁发生率由高到低分别是初三(35.24%)、高一(32.01%)、高二(31.82%)、初二(27.91%)和初一(25.75%)。
地震8.5年后有46.13%的青少年报告其具有明显的PTG，且发生率在性别、民族和年级上的差异均不显著[χ2(1)=1.96, p＞0.05; χ2(1)=3.57, p＞0.05; χ2(4)=2.19, p＞0.05]。PTG得分在性别和民族上的差异显著[t(2289)=-2.31, p＜0.05; t(2289)=-2.13, p＜0.05]，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得分较高。
震后8.5年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分为18.70，与陈万芬等(2017)对全国7个省市1953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23.38)相比，本研究中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较低[t(2290)=-38.61, p＜0.001]，但生活满意度在性别和民族上的差异均不显著[t(2289)=0.37, p＞0.05; t(2289)=-1.25, p＞0.05]，只在年级上的差异显著[F(4, 2286)=21.56, p＜0.001]。事后检验发现，初一学生生活满意度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各年级[t初一-初二(2290)=2.57, p＜0.05; t初一-初三(2290)=3.22, p＜0.05; t初一-高一(2290)=2.93, p＜0.05; t初一-高二(2290)=3.67, p＜0.05]，其余各年级两两间得分差异不显著。
3.2 震后8.5年青少年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对震后8.5年青少年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
| PTSD | 抑郁 | PTG | 生活满意度 | |
| PTSD | 1.00 | |||
| 抑郁 | 0.69*** | 1.00 | ||
| PTG | -0.02 | -0.13*** | 1.00 | |
| 生活满意度 | -0.24*** | -0.34*** | 0.17*** | 1.00 |
由表 2可知，PTSD与抑郁显著正相关、与PTG相关不显著、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抑郁与PTG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PTG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3.3 震后8.5年青少年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的潜在类别对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结果见表 3。
| AIC | BIC | aBIC | Entropy | LMR LRT | ALMR LRT | |
| 1-Class | 68523.13 | 68569.02 | 68543.61 | - | - | - |
| 2-Class | 67095.83 | 67170.41 | 67129.11 | 0.79 | 1437.30*** | 1401.08*** |
| 3-Class | 66651.62 | 66754.88 | 66697.69 | 0.77 | 454.21*** | 442.76*** |
| 4-Class | 66474.92 | 66606.86 | 66533.79 | 0.76 | 186.70*** | 182.00*** |
| 5-Class | 66329.36 | 66489.99 | 66401.03 | 0.73 | 155.56*** | 151.64*** |
| 6-Class | 66274.20 | 66463.51 | 66358.66 | 0.76 | 65.17 | 63.52 |
| 7-Class | 66211.33 | 66429.33 | 66308.59 | 0.68 | 72.87 | 71.03 |
由表 3可知，从第2组到第5组的LMR-LRT和ALMR-LRT均显著，第6组和7组的LMR-LRT和ALMR-LRT不显著。考虑到第N组的LMR-LRT和ALMR-LRT一旦不显著，就需要选择其N-1组作为最优类别模型。基于此，我们选择第5组作为最优潜在类别模型。对5组类别的平均所属概率进行分析发现，所有5个类别组的平均所属概率在80%至89%之间。为了有效地定义5个组别，我们将5个组别的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的得分进行标准化，然后画出其标准化得分的分布图，结果见图 1。根据图 1中PTSD和抑郁水平的高低，自低到高对这5个组别进行命名。第一类别组的PTSD和抑郁很低，PTG和生活满意度都最高，可将其定义为“成长组”；第二类别组的PTSD和抑郁水平较低，同时PTG的水平也很低，但生活满意度的水平较高，说明该组受创伤事件的影响已经较少，可将其定义为“低症状组”；第三类别组的个体，其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的水平均处在中等位置，可将其定义为“症状-成长共存组”；第四类别组的PTSD和抑郁水平较高，在所有组别中，仅低于第五类别组的PTSD和抑郁的水平，且第四和第五类别组的PTG和生活满意度的水平都较低，因此可将第四类别组定义为“中等症状共病组”，将第五类别组定义为“高度症状共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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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在同组别中的标准化分值 |
本研究发现，震后8.5年灾区青少年中PTSD的发生率为4.75%，明显低于Wang等(2012)、Fan等(2015)和Pan等(2015)在震后3年内不同时间点的调查结果，也略低于林崇德等(2013)在汶川地震30个月后在中小学生中测得的6.6%的发生率。这一发现说明在地震发生较长时间后，绝大部分的青少年PTSD症状已不明显，但仍有少部分青少年PTSD仍处于较高水平。
对PTSD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女生PTSD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同(Wang et al., 2012; 林崇德等, 2013)。不同性别学生在面对创伤后的认知评估和应对过程不同，一般来说遭受创伤的女性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无能的、外部环境是不安全的，同时女性也更常采用压抑和幻想等策略来应对创伤事件(Tolin & Foa, 2006)；其次，创伤所引起的神经内分泌反应在性别上也存在差异，女生在创伤后更常出现不良身心反应(Olff et al., 2007)，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女生的PTSD症状。研究还发现，少数民族学生PTSD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学生。Wang等(2009)对汶川地震受灾群体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幸存者在地震中受到的损失更大，包括亲属的伤亡、财产的损失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缺失。根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1989)，心理和物质资源的缺失会给个体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压力，并可能加剧消极心理症状。此外，不同民族间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对待创伤事件的反应和应对方式等方面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陈正根等(2011)在汶川地震后对不同民族创伤后应激反应模式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幸存者对于创伤的负面感受更多，在应对方式上也更加消极，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少数民族学生的PTSD症状。
与PTSD的得分在性别和民族上具有显著差异不同的是，本研究中青少年PTSD的发生率虽然表现为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更高，但是差异却并不显著。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PTSD的诊断标准要求个体的PTSD症状在每个症状群上都要有所体现，因此有些个体虽然没有被诊断为PTSD，但仍可能具有较高的PTSD得分。这一结果也提示我们，单纯看PTSD的发生率并不能很好地对不同类别青少年的PTSD状况进行分析，要结合PTSD的得分才能更好地考察青少年PTSD的状况。此外，青少年PTSD的差异还体现在年级上，表现为初三年级PTSD的发生率最高，高一年级PTSD的发生率最低。以往有研究发现，虽然PTSD是创伤引起的特异性心理反应，但在创伤事件发生后仍可能会受到个体日常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范方, 耿富磊, 张岚, 朱清, 2011)。初三学生由于面临中考，当下所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如学业压力等可能会加剧其PTSD的症状。
4.1.2 抑郁状况本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的发生率为29.98%。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汶川地震后青少年抑郁的发生率在13.9%~69.5%之间(Jia et al., 2010; Ying, Wu, Lin, & Jiang, 2014; Shi et al., 2016; 林崇德等, 2013)。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与调查时间、被试群体及受灾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测量工具和对抑郁的判别标准有所不同。为了进一步对青少年抑郁的现状进行分析，我们比较了以往研究中同样采用了CES-D所调查得到的抑郁分数，结果发现本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的平均分为19.51，低于Ying等(2012)在汶川地震后12个月(24.52)、18个月(25.14)和24个月(26.46)对灾区青少年的调查结果，与林崇德等(2013)对震后30个月中小学生抑郁状况的调查结果相近(20.41)。不过，与CES-D青少年的全国常模(13.46)相比(章婕等, 2010)，灾区青少年抑郁的得分还相对较高。这提示我们，在地震发生较长时间后依然要持续关注灾区青少年的抑郁状况，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作为一般性创伤后心理反应，抑郁在性别、民族和年级上的差异和PTSD相似，同样表现为女生、少数民族和高年级学生的发生率较高，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应该关注PTSD和抑郁的共同影响因素，同时要为PTSD和抑郁发生率较高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4.1.3 PTG状况本研究发现，震后8.5年有46.13%的青少年出现了较高的PTG，PTG单项得分的平均分为2.80(得分范围0~5)。以往研究发现，震后1年、2.5年、3.5年、4.5年和5.5年PTG的得分分别是2.96、2.77、2.82、2.67、2.74(安媛媛等, 2011; Ying et al., 2014; 伍新春, 周宵, 陈杰灵, 曾旻, 2015)。可以看到，青少年PTG水平在震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在震后8.5年依然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本研究还发现，PTG的发生率在性别、民族和年级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PTG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和汉族学生。PTG得分表现出的性别差异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安媛媛等, 2011; 周宵等, 2014)。Belle(1991)认为，女性会在维系人际关系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因而其人际体验上获得的成长更高；此外，女生相比男生对自我和外界更加敏感，在经历创伤后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内省，这可能进一步导致女生在自我觉知上出现更多改变(Cryder, Kilmer, Tedeschi, & Calhoun, 2006)。少数民族学生的PTG得分高于汉族学生，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与宗教背景有关(Proeeitt, Cann, Calhoun, & Tedeschi, 2007)。本研究中的少数民族大多为羌族和藏族，羌族文化强调坚韧、隐忍、内敛，注重培养青少年坚忍不拔的品质，因此其在创伤之后更有可能收获成长(张金凤, 史占彪, 赵品良, 王力, 2012)；藏族群众大多信仰藏传佛教，藏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宗教的影响，有宗教信仰者在经历创伤事件后确实可能出现更高的PTG(Laufer & Solomon, 2006)。
4.1.4 生活满意度状况为了从整体上评价地震给青少年生活带来的长期影响，本研究对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调查。从得分来看，地震灾区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同时期普通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陈万芬等, 2017)，说明地震灾害可能会对青少年的生活质量等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同时，震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在性别和民族上差异不显著，只在年级上差异显著，表现为初一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而初二至高二各年级间的差异均不显著。作为一般性心理反应，个体的生活满意度除了会受到地震的影响外，还会受到日常生活事件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学业压力是影响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Karaman, Nelson, & Vela, 2017)，初一学生由于刚入中学，面临的学业压力较小，更容易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有较高的主观评价；而初二学生面临青春逆反的烦恼、初三学生面临中考升学的压力、高中的学生更需直面繁重的学业负担，因此其他年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相比初一学生有所下降。
4.2 震后8.5年青少年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于地震8.5年后的整个青少年群体来说，创伤后的消极心理反应PTSD与抑郁呈显著的正相关。Salcioglu等(2008)认为，PTSD和抑郁之间存在着较高的共病性特征，PTSD可能是抑郁的危险因子，同时PTSD也可能受抑郁的影响。为此Ying等(2012)对震后三个时间点青少年的PTSD和抑郁的关系进行了交叉滞后分析，结果发现前一时间点的抑郁是后一时间点PTSD的预测因子，说明抑郁对PTSD的影响是两者高度相关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发现在群体层面PTSD和PTG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Linley(2003)认为，PTSD和PTG是两种相互独立的心理反应，相互之间不起预测作用。不过，以往也有研究发现震后青少年PTSD和PTG呈正相关或负相关(伍新春, 周宵, 陈杰灵, 曾旻, 2015; Meyerson et al., 2011)。对此，Butler等(2005)的解释是：过少或过多的心理应激都难以引起个体的认知失衡，不能促进个体主动思考，因而只有“中等水平”的PTSD才与PTG具有高相关(Nelson, 2011)。而此次调查距地震发生已有8.5年，对大部分青少年来说，此时的PTSD水平可能不足以引发其积极思考，因此PTSD与PTG之间表现出相互独立的关系。
与PTSD不同的是，从整个青少年群体来看，PTG和抑郁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一结果与李松蔚等(2010)和Siqveland等(2015)的研究结果相同，但与林崇德等(2013)对地震30个月后中小学生的调查结果不同，说明PTG和抑郁的关系可能在灾后不同时间点有所不同。Taylor和Brown(1994)提出的PTG双面模型(The Janus Face model of PTG)认为，创伤后个体报告的PTG既有功能性和建设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可能是一种自我增强的错觉。李松蔚等(2010)认为，PTG与抑郁相关不显著可能表示测量到的PTG更多是一种自我增强错觉，并不能真正有助于维护个体的身心健康；而当PTG和抑郁显著负相关时，则表示个体出现了真正的成长。地震8.5年后，个体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认知重建过程，此时测量到的PTG可能更多的具有功能性和建设性的一面。
从群体层面对生活满意度与PTSD、抑郁、PTG的相关分析发现，生活满意度与PTSD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PTG呈显著正相关。从相关系数上可以看到，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相关系数最高，其次是生活满意度和PTSD，相关系数最低的是生活满意度和PTG。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同为一般性心理反应，除地震经历的影响外，日常生活事件对生活满意度和抑郁也会产生较大影响，两者相关系数较高可能是由于共同受到了某些生活事件的影响。此外，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Karatzias et al., 2013; Kwok et al., 2016)，PTSD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这提示我们要关注高PTSD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采取相应措施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作为创伤后的积极心理反应，生活满意度和PTG呈显著的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PTG的出现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积极转变(Tedeschi & Calhoun, 1996)，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生命意义感(Triplett et al., 2012)，并最终导致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当然，由于本研究只是对变量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无法探讨相互之间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察创伤后心理反应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4.3 震后8.5年青少年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的潜在类别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显示，震后8.5年的青少年群体可分为成长组(32.6%)、低症状组(39.4%)、症状-成长共存组(5.8%)、中等症状共病组(17.8%)和高度症状共病组(4.4%)等5个亚类别。成长组表现为PTSD和抑郁水平较低，而PTG和生活满意度较高。这部分青少年不仅没有产生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还收获了积极的成长，说明其具有较高的复原力和积极的心理状态。低症状组的PTSD、抑郁和PTG水平都比较低，但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实际上，PTSD和PTG作为创伤后的特异性心理反应，两者水平较低可能意味着该组青少年震后8.5年的身心健康受地震的影响已经很小，表现为既没有明显的创伤后负性心理反应，也没有实现创伤后的积极成长；不过，该组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较低而生活满意度较高，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其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症状-成长共存组表现为在4项创伤后心理反应上都处于中等水平，呈现症状和成长共存的状态。对于这部分青少年，应着力引导他们发展创伤后的积极心理反应，同时避免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恶化，以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中等症状共病组和高度症状共病组表现为高PTSD和抑郁，低PTG和生活满意度。这部分青少年尤其应引起高度关注，应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和辅导，帮助其减轻负性心理症状，提高积极心理水平。
进一步对各组创伤后心理反应两两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PTSD和抑郁在各组中基本都呈现出同高或同低的趋势，进一步验证了PTSD和抑郁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且这种高相关性在各亚类别群体中的表现具有一致性。与之相比，PTG和生活满意度在各亚类别群体中的相关趋势却不尽相同，尤为特别的是低症状组，表现为PTG很低但生活满意度较高，说明虽然整体上PTG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但在部分亚群体中，PTG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却有可能不同。究其原因，可能在于PTG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创伤暴露程度和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所激发的(Nelson, 2011)，PTG较低说明该组青少年可能具有更低的创伤暴露水平和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而生活满意度作为一般性的创伤后心理反应，其水平不仅受到创伤事件及其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影响，同时也与其他生活事件密切相关(Pavot & Diener, 1993)，因此该组的生活满意度与PTG的关系有所不同。
从之前的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到，地震8.5年后整个青少年群体中PTSD和PTG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在亚类别群体中，PTSD和PTG的关系却存在不同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是成长组和低症状组，虽然这两组的PTSD水平都很低，但成长组的PTG是各组中最高的，而低症状组的PTG是最低的。因此，成长组中的PTSD和PTG可能存在负相关；但在低症状组中，PTSD和PTG可能存在正相关。事实上，成长组和低症状组中PTSD和PTG的关系类型，同样存在于汶川地震1年后和雅安地震8个月后的青少年群体中(Zhou, Wu, & Zhen, 2017b; Chen & Wu, 2017)。不过，时间点和地震等级的不同可能会对各组所占整个群体的比例有影响。在本研究中有32.6%的青少年属于成长组，表现为低PTSD和高PTG，在汶川地震1年后和雅安地震8个月后，分别有39.6%和76.2%的青少年属于这一类别(Zhou, Wu, & Zhen, 2017b; Chen & Wu, 2017)。可见，与雅安地震相比，在汶川地震后的青少年群体中，成长组所占比例更低。其原因可能在于，汶川地震震级和破坏性相较于雅安地震要大得多，而较低的创伤暴露程度对于大部分青少年来说可能并不会引发PTSD，但却有可能促进PTG的产生。与本研究中的低症状组相同，以往的研究中也出现了PTSD和PTG同低的情况。在汶川地震1年后的青少年中，这一类别占10.3%(Zhou, Wu, & Zhen, 2017b)；在雅安地震8个月后的青少年中，这一类别占9.1%(Chen & Wu, 2017)。但在本研究中，有39.4%的青少年属于这一类别。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青少年的PTSD和PTG水平都会有所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地震创伤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了(An, Fu, Wu, Lin, & Zhang, 2013)。
总之，本研究考察了创伤后典型的一般性心理反应和特异性心理反应，对各指标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性别、民族和年级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划分了不同的亚类别群体。其结果有助于了解地震创伤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有利于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过，本研究也存在某些局限，如只分析了人口学变量对个体心理反应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探讨各心理反应的形成机制。同时，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单独针对具有PTSD和抑郁症状的临床样本进行考察，为创伤治疗提供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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