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10年来我国大学应届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就业形势日趋复杂严峻，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2017)显示，2017年的高校毕业生达795万，比2016年增加了30万人，大学生就业难一直是社会的热点话题。国务院(2017)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提出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会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即将进入成年期的个体来说，探索、选择和承诺于某个职业是目前主要的发展任务(Emmanuelle, 2009; 谢宝国，夏勉，2013)，在确定人与职业之间匹配关系的过程中，决策制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施承孙，董燕，侯玉波，2002)，但在职业决策过程中很多人会出现职业决策困难(Martincin & Stead, 2015; Sovet & Metz, 2014; 李志勇，吴明证，陶伶，何雪莲，2012)。职业决策困难表示个体在特定的时间里，无能力做出一个特定的职业决策，具体是指个体在面临职业选择(进入阶段或职业改变)时，不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如何从几个职业中挑选适合自己的职业(Corsini & Ozaki, 1994; 龙立荣，彭永新，2000)。大量研究表明职业决策困难是阻碍大学生毕业后成功就业的一个绊脚石，其会以两种方式影响职业决策结果：一是导致个体无法做出决定；二是导致个体做出劣质决定，这都会对大学生成功就业产生不良影响，通过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剖析能更好地解决大学生的择业问题(Vertsberger & Gati, 2016; 刘长江，郝芳，李纾，2006；谢宝国，夏勉，2013)。因此，应该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这有助于减少大学生就业迷茫，以及促进其理性择业和成功就业。

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积极心理发展状态(Luthans, Avolio, Avey, & Norman, 2007; 张西超，胡婧，宋继东，张红川，张巍，2014)。有实证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王大鹏，2014；杨丽恒，母全尚，顾珍，2014；赵朝霞，李秉宸，2013)。为更好地降低和预防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应探讨心理资本是“如何”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心理资本的缓冲效应模型认为心理资本对个人的状态与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一些中介变量起作用的(李斌，马红宇，郭永玉，2014)，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值得考虑的重要中介变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有能力成功地完成择业相关任务的信念(Betz & Taylor, 1983)。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取向，会通过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来提升其竞争优势，进而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等(Luthans, Luthans, & Luthans, 2004; 郭中献，沙丽艳，刘洋，廖婧，刘珩，2016)。实证研究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也越高(田娟，田雪芹，曾祥岚，2014；周紫婷，2014)。Bandura(1986)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如决策)除了会受到事件本身因素的影响外，还会受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可知，大学生在对各种职业进行选择时，如果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低，在决策的过程中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就会出现职业决策困难。同时实证也表明，个体对职业选择的投入程度会受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在职业决策过程中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大学生，会拥有更明确的职业目标和职业生涯规划，从而越不容易产生职业决策困难(王淼，2010；谢晓东，喻承甫，李丁丁，2016)。因此，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可能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会越高，进而越不容易产生职业决策困难。综上，提出假设1：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中介了心理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模型认为心理资本对结果变量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调节(李斌等，2014)，本研究将考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是否受到了其他因素的调节。社会技能是指个体有效地感知、理解和控制人际互动的能力(赵旭东，关荐，2015；庄明科，甘怡群，刘海骅，2004)。具有较高社会技能的个体能有效地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交的过程中管理冲突和协调矛盾，与他人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Demir, Jaafar, Bilyk, & Mohd Ariff, 2012; Ferris, Witt, & Hochwarter, 2001)。社会资源理论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使个体获得额外的资源与权利，给个体带来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Lin, 1990)。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关系”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吴湘繁，高志军，马洁，2015)，人际关系在个体职业生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周文霞，潘静洲，庞宇，2013)。因此，心理资本与社会技能都是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资源因素，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起保护作用。李董平(2012)提出的“锦上添花”模型认为一种资源因素会放大或增强另一种资源因素的有利影响，即一种资源因素高者较之一种资源因素低者的发展优势更多体现在另一种资源因素高而非另一种资源因素低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又称之为“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促进假说”(王艳辉，张卫，彭家欣，莫滨瑞，熊丝，2009)。据此，随着心理资本水平的提高，社会技能较高(vs.社会技能较低)的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上升的速度可能更快，具体来说，对于社会技能较高的大学生来说，其心理资本对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更强，在心理资本水平相同时，社会技能较高的大学生会拥有更强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因此提出假设2：社会技能调节了心理资本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同理，随着心理资本水平的提高，社会技能较高(vs.社会技能较低)的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下降的速度也可能更快，即对于社会技能较高的大学生，其心理资本对职业决策困难的保护作用更强。因此，提出假设3：社会技能调节了心理资本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同时，社会技能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也是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两种资源因素，对于社会技能较高的大学生，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于职业决策困难的保护作用更强，具体而言，当大学生的社会技能较高时，随着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增加，其职业决策困难呈快速下降趋势，这类大学生更占据发展优势；而当大学生的社会技能较低时，随着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其职业决策困难下降趋势减缓，相对于社会技能较高的大学生来说，这类大学生处于劣势。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社会技能调节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通过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对心理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之间的关系作更深入的探究，主要目的有2个：(1)考察心理资本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以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否在二者之间扮演中介变量的角色；(2)考察社会技能是否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第一个问题关注心理资本具体“如何”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产生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而第二个问题则关注这种影响会受到什么因素的调节，即这种影响在“何种条件下”较强而在“何种条件下”较弱。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730名大学生(M_年龄=21.08岁，SD_年龄=3.27)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339人(46.4%)，女生391人(53.6%)；大一185人(25.3%)，大二183人(25.1%)，大三190人(26.0%)，大四172人(23.6%)。

2.2 工具 2.2.1 心理资本量表

该量表由Luthans等(2007)编制，温磊等(2009)对其进行了中国化的修订，共16个项目，由乐观(一种积极的解释风格或归因风格)、韧性(指在重大困难或危险情境中能积极适应的能力)、希望(在成功的动因与路径交叉所产生体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积极的动机状态)、自我效能(可理解为信心)4个因子组成，采取6级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6”(非常符合)，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究中α系数为0.85。

2.2.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由彭永新等(2001)编制，共39个项目，由自我评价(即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与职业有关的需要和价值以及自我概念等的能力)、选择目标(将个人的属性与工作的特点进行匹配的能力)、收集信息(个人对工作世界的特定职业的职责、任务的了解程度)、制定规划(指在作出职业决策后，对决策的实施能力)、问题解决(指解决或应付在职业决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或障碍的能力)5个因子组成，采取5级计分，从“1”(完全没有信心)到“5”(完全有信心)，分数越高则代表被试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α系数为0.93。

2.2.3 社会技能量表

该量表由毛新华等(2006)编制、吕路等(2014)修订，共34个项目，由与人为善(对人交流过程中如何维护对方的面子、利益，以避免冲突或不愉快等技能的反映)、社交性(反映社交是否积极主动)、社交羞涩(对人交流过程中羞涩情况的反映)3个因子组成，采取5级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的社会技能水平越高。本研究中α系数为0.85。

2.2.4 职业决策困难量表

该量表由龙立荣等(2014)编制，共16个项目，由职业自我(个体主动探索自我，多种渠道探索自我)、职业目标确定(个体对职业发展目标的确定程度)、职业信息(个体主动获取信息，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职业规划(个体主动寻求职业决策，职业规划的信息)4个因子组成，采取5级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的职业决策困难越严重。本研究中α系数为0.91。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四个潜变量的区分效度。如表 1所示，最理想的是四因子模型(RMSEA=0.07，SRMR=0.03，CFI=0.96，NNFI=0.95)(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表明四个潜变量代表四个不同构念。

本研究采用控制非可测潜在方法因子的办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MacKenzie, Lee, Podsakoff, 2003)，如表 1所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因子后，五因子模型与单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的RMSEA、SRMR、CFI、NNFI相比，改善幅度很大。但与四因子模型的RMSEA、SRMR、CFI、NNFI相比，变化幅度均在0.01以下，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谢俊，严鸣，2016；周浩，龙立荣，2004)。

3.2 描述性统计

如表 2所示，心理资本、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社会技能与职业决策困难呈显著负相关。心理资本、社会技能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

3.3 心理资本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等，2004)，模型拟合指标是：χ₂=884.08，df=60，χ₂/df=14.73，RMSEA=0.03，SRMR=0.07，CFI=0.94，NNFI=0.93。如图 2所示，在对性别和年级进行控制后，心理资本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γ=0.41, t=10.48, p＜0.001)，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γ=-0.12, t=-5.1, p＜0.001)，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其次，心理资本×社会技能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显著(γ= 0.25, t = 8.20, p＜0.001)，因此，社会技能调节了心理资本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假设2得到支持。而心理资本×社会技能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不显著(γ= -0.01, t =-0.24, p >0.05)，故采用bootstrap法对这一路径的调节效应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发现结果依然不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016, 0.012)，因此社会技能未调节心理资本对职业决策困难的直接影响，假设3被否定。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社会技能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显著(γ= -0.06, t = -2.28, p＜0.05)，因此，社会技能调节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之间的关系，假设4得到支持。在加入中介变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调节变量社会技能后，自变量心理资本对因变量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依然显著(γ= -0.42, t = -8.28, p＜0.05)，即心理资本对于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为部分中介效应，同时，社会技能的调节效应也显著，因此，心理资本对于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分别取社会技能的Z分数为正负1，绘制交互效应图，从图 3可以直观地看出社会技能对心理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简单斜率检验(Dearing & Hamilton, 2006)表明，对于社会技能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如Z=1)，随着心理资本的增加，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表现出很显著的上升趋势(γ= 0.66，t= 13.72，p＜0.001)，心理资本增加1个标准差，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就会上升0.66个标准差；对于社会技能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如Z=-1)，随着心理资本的增加，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变化仍显著(γ= 0.16，t = 2.73，p＜0.01)，但心理资本增加1个标准差，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仅上升0.16个标准差。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心理资本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随着社会技能的增强而增强。

从图 4可以看出社会技能“如何”调节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简单斜率检验(Dearing & Hamilton, 2006)表明，对于社会技能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如Z=1)，随着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增加，职业决策困难表现出很显著的下降趋势(γ= -0.18，t = -8.69，p＜0.001)，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增加1个标准差，职业决策困难就会降低0.18个标准差；对于社会技能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如Z=-1)，随着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职业决策困难的变化仍显著(γ= -0.06，t= -2.23，p＜0.05)，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增加1个标准差，职业决策困难仅下降0.06个标准差。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随着社会技能的降低而减弱。

4 讨论

大学生正处于从“学生”转变为“职业人”这一阶段，他们在做出人生第一次职业决策时，容易出现职业决策困难(张树凤，丁玲，胡冬梅，司继伟，2016)。心理资本对个体的自我认识、认知过程和工作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积极能量(王雁飞，吴茜，朱瑜，2016)，因此，心理资本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值得探讨。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就会越低，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王大鹏，2014；杨丽恒等，2014；赵朝霞，李秉宸，2013)。目前对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内在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关注两者间的直接影响。本研究考察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以及社会技能的调节效应，不仅有助于回答心理资本通过什么(怎样)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起作用，更能反映中介作用在不同的个体特征下的差异，这对制定职业决策困难的干预方案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验证了心理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的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田娟等，2014；周紫婷，2014)。心理资本能够影响个体的自我观点、获得竞争优势、工作态度等(Luthans, 2005)，心理资本水平高的大学生，在求职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更积极的心态，也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更积极地去探索自我和适合自己的职业，在职业决策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本研究还发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正如Bandura(1977)认为的个体会通过自我效能感选择某些特定的活动和环境，并对所处的环境加以改造，具有较低自我效能感的人，在生活中面临选择时，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因而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对于选择时则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高的大学生，会主动积极地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进而努力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更少出现职业决策困难。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心理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桥梁”作用，即心理资本既会直接降低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也会通过提高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进而降低其职业决策困难。这一中介模式启示我们，学校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来降低他们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

本研究还检验了社会技能是否调节了心理资本→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决策困难这一中介过程。本研究运用社会资源理论和“锦上添花”模型深入地探讨了社会技能对这一中介过程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技能调节了心理资本→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决策困难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与后半路径。一方面，随着心理资本的提高，社会技能水平高的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上升的速度比社会技能水平低的大学生更快，由此可知，对于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大学生(vs.心理资本水平较低的大学生)来说更能体现出社会技能水平高的大学生的发展优势，因此，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最能使社会技能高的大学生受益；反过来，提高个体的社会技能最能使心理资本较高的大学生从中受益。另一方面，随着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提高，社会技能高的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下降的速度比社会技能低的大学生更快，因此，提高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最能使社会技能高的大学生受益，这一结果进一步为“保护因子—保护因子”的“促进假说”(王艳辉等，2009)提供了实证支持。

5 结论

(1)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中介了心理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2) 社会技能调节了心理资本→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决策困难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与后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