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高鑫, 丁碧蕾, 冯姝慧, 邢淑芬. 2018.
- GAO Xin, DING Bilei, FENG Shuhui, XING Shufen. 2018.
- 父母心理控制和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素质-压力”还是“差别易感性”
- The Joint Effects of Paternal and M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ren Temperament on Children Problem Behaviors: Diathesis Stress or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1): 28-37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4(1): 28-37.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8.01.04
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偏离常态标准的行为,分为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吕勤, 陈会昌, 王莉, 陈欣银, 2002)。儿童早期问题往往会为个体未来发展带来更多的风险因素。例如,具有早期问题行为的儿童更有可能面临着消极同伴和师生关系、低学业成就、留级或辍学的风险(Bulotsky-Shearer & Fantuzzo, 2011),在青少年阶段更有可能出现破坏行为和反社会行为(Jansen,Saridjan, Hofman, Jaddoe, Verhulst, & Tiemeier, 2011)。因此,识别儿童早期问题行为的预测因素和作用机制是儿童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作为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维度之一,会对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是指养育者侵扰儿童思想和情感的侵入式教养行为,比如引发儿童的内疚和焦虑、爱的撤回以及限制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Barber, 1996;高鑫, 邢淑芬, 赵军燕, 2016)。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心理控制会阻碍儿童自我需求的满足,使儿童产生诸多心理社会功能的失调,例如问题行为,低自尊等(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中国父母会表现出更多的侵入式教养行为,如引发内疚感是中国父母促使儿童道德社会化的重要机制(Helwig, To, Wang, Liu, & Yang, 2014)。因此,立足我国的文化背景,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是必要的。
1.1 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父母的心理控制会破坏儿童的自主性发展,阻碍儿童形成安全、积极的自我意识,进而增加问题行为的风险(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研究发现,经历高水平父母心理控制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焦虑(Settipani, O’Neil, Podell, Beidas, & Kendall, 2013)、抑郁(Soenens, Park, Vansteenkiste, & Mouratidis, 2012)以及违纪和攻击行为(Arim & Shapka, 2008)。青春期是个体自主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往关于心理控制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青少年群体。然而,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需求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其发展过程贯穿于个体的一生,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Ryan, Deci, Grolnick, & La Guardia, 2006)。因此,父母的心理控制对儿童的早期发展也会产生影响。已有少量研究将父母心理控制的范围扩展到学前儿童阶段,如Hart等(2000)以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仅有母亲心理控制与儿童的外显攻击行为之间关联显著,而Verhoeven等(2010)的研究则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关联,可见国外研究关于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不一致可能是年代效应所致。随着时代发展,儿童养育方式不断变化,父亲在儿童养育中的参与度和所扮演的角色都有所变化。父亲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儿童养育中(Pleck, 2010),并且从传统的养家者逐渐转变成了儿童的陪伴者、引导者和保护者等多种角色(Lamb & Lewis, 2010),因此近几年的研究逐渐发现父亲教养行为也是儿童发展的一个显著预测因子。国内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青少年阶段,并将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邢晓沛, 孙晓丽, 王争艳, 邵淑慧, 2017; 赖雪芬, 张卫, 鲍振宙, 王艳辉, 熊庆龙, 2014)。但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不同作用。如有研究发现,母亲的严厉控制能显著预测儿童的社交能力和自我价值感,而父亲严厉控制的预测作用则不显著(Laible, & Carlo, 2004)。Kawabata等(2011)对父母教育方式和儿童、青少年的关系攻击行为进行元分析,结果却发现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青少年的关系攻击呈显著正相关,而母亲心理控制与儿童、青少年关系攻击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相关。此外,我国父母普遍具有“爱之深,责之切”的观念,父母对子女的批评和过度干涉等行为也是表达关爱的一种形式(赖雪芬等, 2014);且我国素来具有严父慈母的家庭角色分配,父亲常常是家庭中的权威人物,母亲给予儿童更多生活上的照顾和关怀(蔺秀云, 李龙凤,黎燕斌,王中会,陈琦,方晓义, 2014)。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国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是分别考察我国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对儿童早期问题行为的影响。
1.2 儿童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素质-压力”还是“差别易感性”大量证据表明儿童气质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即儿童气质特征能够调节环境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Rioux, Castellanosryan, Parent, & Seguin, 2016)。消极情绪性(Negative Emotionality)是儿童典型的气质特征之一,是指儿童表达消极情绪(如恐惧和愤怒等)的频率和强度,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易紧张、难安抚,对新异刺激表现消极(Hartz & Williford, 2015)。研究发现,消极情绪性可以调节环境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Hartz和Williford(2015)探究了母亲、教师敏感性和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结果发现在教师敏感性较低时,母亲敏感性与高消极情绪性儿童的内化问题呈正相关,而与低消极情绪性儿童的内化问题呈负相关。当前两个备受关注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儿童气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其中素质-压力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认为某些儿童由于其自身的“脆弱性”因素(如气质、生理或基因等),对消极环境更加敏感,更易受消极环境的不利影响而表现出消极的发展结果(Belsky & Pluess, 2009),如图 1所示。虽然素质-压力模型未提到儿童对积极环境的反应,实际上隐含着积极环境对不同儿童的影响不存在差异(Ellis, Boyce, Belsky,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11)。差别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则认为,儿童的“脆弱性”应看作是发展的“可塑性”,它使儿童更易受消极环境的不利影响,也更易受积极环境的有利影响,即环境是以一种更好或更坏的方式影响高可塑性儿童的发展(Beklsy & Pluess, 2013)。
儿童消极情绪性在家庭与儿童发展中的调节作用究竟符合哪一模型,以往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不仅更易受积极同胞关系的有利影响,同时也更易受消极同胞关系的不利影响,结果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Morgan, Shaw, & Olino, 2012)。还有研究考察教养质量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更易受低教养质量的消极影响,支持素质-压力模型(Stoltz, Beijers, Smeekens, & Dekovió, 2017)。消极情绪性究竟是儿童的“脆弱性”还是“可塑性”,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证明。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考察儿童消极情绪性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如果有,这种调节作用符合哪种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选取北京市226名学前儿童及父母为研究对象,均来自核心家庭(指仅包括父母和未婚子女的家庭),其中女孩133名,平均年龄为4.10±0.33岁(range=2.70~4.65)。其中,10.7%母亲和9.6%父亲受教育程度是高中及以下,65.5%母亲和62.8%父亲是大专及本科,23.8%母亲和27.6%父亲是硕士及以上。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基本信息家庭基本信息调查表用于收集儿童的性别、年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父母受教育水平按照“高中及以下”、“大专及本科”、“硕士及以上”3个类别。研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更能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本质,对儿童发展具有更大的预测力(Goodman, Huang, Schaferkalkhoff, & Adler, 2007),本研究采用10级梯形评分测量了家庭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编码时分别赋值为1~10(Goodman,Adler, Kawachi, Frazier, Huang, & Colditz, 2001)。
2.2.2 父母心理控制的测量采用Wang等(2007)编制的父母控制问卷中的心理控制分量表测量心理控制。该量表包含18个题目,测量父母引发子女内疚感、爱的撤回、权利专断等行为,要求父亲和母亲分别报告每个项目与自己日常教养行为的符合程度,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进行5点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心理控制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父亲版和母亲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和0.87。
2.2.3 儿童消极情绪性的测量采用Putnam和Rothbart(2006)编制的儿童行为问卷中文修订版简版(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 CBQ)中的消极情绪性分量表评估儿童的消极情绪性。该问卷适用于测查3~7岁儿童的气质特征,由母亲依据儿童日常行为与问卷题目描述的相符程度进行7点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儿童的消极情绪性越强。该问卷已在中国文化下进行了修订和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梁宗保, 孙铃, 张光珍, 陈会昌, 张萍, 2011),本研究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8。
2.2.4 儿童问题行为的测量采用杜亚松修订的中文版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中的情绪状况、品行问题、注意问题(多动)、同伴交往问题四个分量表,20个条目评估儿童的问题行为,每个条目由母亲根据儿童的日常表现按0~2进行3级评分。本研究将品行问题和注意问题分量表的得分合成外化问题总分,情绪状况和同伴交往分量表的得分合成内化问题总分(Roman, Ensor, & Hughes, 2016),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4~0.67。
2.3 数据分析首先采用分层回归检验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与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然后进一步考察其交互作用符合哪种模型。传统的简单斜率分析以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儿童分为高消极情绪性组(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和低消极情绪性组(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然后考察两组儿童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或心理发展差异,此方法仅关注正负一个标准差外的儿童。本研究将采用Roisman等(2012)提出的显著性区域检验法(Analysis of Region of Significance, RoS; http://www.yourpersonality.net/interaction/)考察交互作用的具体模式,该方法将考察自变量与因变量关联显著时调节变量的所有取值。
RoS检验两个模型时需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1)确定环境变量(X)的显著性区间(regions of significance on X, RoS on X),即不同消极情绪性(Z)的儿童在结果变量(Y)上存在显著差异时,X的取值范围。若X的显著性区间仅在取值较低的一端时,说明交互作用符合素质-压力模型;当X的显著性区间在取值较高和较低的两端时,则说明其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并且,X的显著性区间应介于M±2SD之间;(2)该方法提供了两个具体的测量指标以量化交互效应,即交互作用比例指标(Proportion of Interaction, PoI)和受影响比例指标(Proportion Affect, PA)。PoI是指在交互作用的区域中与差别易感性相符合的比例。当PoI趋近于0时,说明交互作用符合素质-压力模型,当0.40≤PoI≤0.60时,则说明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PA是指大于两条回归线交叉点所对应的X值的比例。当PA≥16%时,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当PA≤2%时则可以拒绝差别易感性模型;(3)排除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若X与Y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可能被误认为是差别易感性模型,因此需要检验X2和ZX2对Y的预测作用是否显著;(4)当同时检验多个交互效应时,需要控制Ⅰ类错误的风险。Roisman等研究者建议使用顺序性Bonferroni检验对p值进行多重矫正(Roisman et al., 2012)。
3 结果分析 3.1 初步分析首先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为KMO=0.62,Bartlett值=9335.89,p<0.001,说明该数据可以进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的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有30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9.20%,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然后,计算各变量间的相关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1)。结果显示,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呈显著正相关,母亲心理控制与儿童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儿童消极情绪性与母亲心理控制和儿童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年龄 | 1.00 | |||||||||
2.SSS | 0.08 | 1.00 | ||||||||
3.家庭月收入 | 0.01 | 0.46** | 1.00 | |||||||
4.母亲受教育 | -0.10 | 0.19** | 0.36** | 1.00 | ||||||
5.父亲受教育 | -0.01 | 0.23** | 0.36** | 0.59** | 1.00 | |||||
6.母亲心理控制 | 0.04 | -0.09 | -0.06 | -0.08 | -0.08 | 1.00 | ||||
7.父亲心理控制 | 0.01 | -0.12 | -0.08 | -0.09 | -0.07 | 0.32** | 1.00 | |||
8.消极情绪性 | 0.01 | -0.11 | 0.02 | 0.04 | 0.08 | 0.28** | 0.08 | 1.00 | ||
9.外化问题 | -0.08 | -0.16* | -0.12 | -0.11 | -0.10 | 0.23** | 0.20** | 0.06 | 1.00 | |
10.内化问题 | -0.14* | -0.27** | -0.14* | -0.04 | -0.07 | 0.20** | 0.09 | 0.26** | 0.29** | 1.00 |
M | 4.09 | 5.85 | 5.83 | 2.13 | 2.18 | 2.13 | 2.24 | 3.52 | 0.59 | 0.43 |
SD | 0.33 | 1.35 | 1.28 | 0.57 | 0.58 | 0.61 | 0.60 | 0.64 | 0.25 | 0.27 |
注:*p<0.05,** p<0.01,SSS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
使用t检验对比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在性别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发现,男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多于女生(M男生=0.63,M女生=0.56,△M=0.08,95% CI=[0.02,0.14], t =2.48, p<0.05)。将儿童年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月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儿童消极情绪性及儿童问题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r = 0.46,p<0.01)、母亲受教育程度(r=0.19,p<0.01)及父亲受教育程度(r=0.23,p<0.01)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关显著,说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r=-0.16,p<0.05)和内化问题行为(r=-0.27,p<0.01)都存在显著负相关,儿童年龄(r=-0.14,p<0.05)和家庭月收入(r=-0.14,p<0.05)与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后续分析需将儿童性别、年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3.2 主要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先将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分别以儿童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为因变量,以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和儿童消极情绪性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第一层放入儿童年龄、性别(男孩=0,女孩=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第二层放入父亲、母亲心理控制和儿童消极情绪性;第三层放入儿童消极情绪性×父亲心理控制和儿童消极情绪性×母亲心理控制交互项。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预测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共线性的容忍度均大于0.20,VIF均小于5,即各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Fox, 1991)。结果见表 2。
预测变量 | 外化问题行为 | 内化问题行为 | ||||||||
B | SE B | β | R2 | ΔR2 | B | SE B | β | R2 | ΔR2 | |
第一层 | ||||||||||
儿童年龄 | -0.06 | 0.05 | -0.07 | 0.06 | 0.06* | -0.11 | 0.05 | -0.14 | 0.09 | 0.09*** |
儿童性别 | -0.09 | 0.03 | -0.18* | -0.03 | 0.03 | -0.05 | ||||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 -0.03 | 0.01 | -0.13 | -0.05 | 0.01 | -0.25 | ||||
家庭月收入 | -0.01 | 0.01 | -0.06 | 0.00 | 0.02 | 0.00 | ||||
第二层 | ||||||||||
母亲心理控制 | 0.04 | 0.02 | 0.14* | 0.12 | 0.06** | 0.03 | 0.02 | 0.12 | 0.16 | 0.07*** |
父亲心理控制 | 0.04 | 0.02 | 0.15* | 0.00 | 0.02 | 0.01 | ||||
消极情绪性 | 0.00 | 0.02 | 0.02 | 0.05 | 0.02 | 0.20 | ||||
第三层 | ||||||||||
母亲心理控制×消极情绪性 | -0.02 | 0.02 | -0.08 | 0.14 | 0.02+ | 0.02 | 0.02 | 0.08 | 0.16 | 0.00 |
父亲心理控制×消极情绪性 | 0.04 | 0.02 | 0.16* | -0.01 | 0.02 | -0.03 | ||||
注:+p<0.10,*p<0.05,** p<0.01,***p<0.001。 |
结果发现,在预测儿童外化问题行为时,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主效应均显著,B母亲心理控制=0.04, p<0.05;B父亲心理控制=0.04, p<0.05,父亲心理控制×消极情绪性的交互作用也显著,B=0.04, p<0.05。在预测儿童内化问题行为时,仅儿童消极情绪性的主效应显著B=0.05, p<0.001,父亲、母亲心理控制及其与消极情绪性的交互项均不显著,Bs<0.01, ps>0.10。
3.3 模型检验:显著性区域检验(RoS)回归结果显示,在预测儿童外化问题行为时,儿童消极情绪性×父亲心理控制的交互项显著,需采用显著性区域检验法(Roisman et al., 2012)进一步探测其交互模式符合哪一理论模型。结果如表 3和图 3所示:(1)父亲心理控制的显著性区间下边界和上边界分别为-1.82和1.26,这表明当父亲心理控制低于-1.82时,高消极情绪性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低于低消极情绪性儿童,当父亲心理控制高于1.26时,高消极情绪性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高于低消极情绪性儿童,且该显著性区间介于M±2SD和本研究父亲心理控制的取值范围内。(2)PoI指数为0.55,说明良好交互效应的比例为55%;PA指数为0.54,说明54%儿童受到良好交互效应的影响。(3)X2与ZX2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变量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4)采用顺序性Bonferroni检验对p值进行多重矫正,交互效应仍显著。综上,各指标均显示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结果 | RoS X | PoI | PA | 交叉点 | X2与ZX2 | p(i) | |
下边界 | 上边界 | ||||||
父亲心理控制×消极情绪性 | -1.82 | 1.26 | 0.55 | 0.54 | -0.10 | ns | 0.03 |
注:RoS X指预测变量的显著性区间;PoI(Proportion of Interaction)表示交互作用的区域中与差别易感性相符合的比例;PA(Proportion Affect)表示大于两条回归线交叉点所对应的X值的比例;X2与ZX2检验父亲心理控制(X)及其与儿童消极情绪性(Z)的交互项与幼儿外化问题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ns(not significant)表示此非线性预测作用不显著;p(i)为采用顺序性Bonferroni检验矫正后的显著性水平临界值,若分层回归中的交互作用p≤p(i),则结果显著。 |
本研究的初步分析结果发现,男生的外化问题显著多于女生,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Caughy, Peredo, Owen, & Mills, 2016),这可能是因为男孩和女孩应对压力事件的方式不同,与女孩相比男孩倾向于将压力外化,从而表现出冲动和攻击性等外化问题(Hankin, Mermelstein, & Roesch, 2007)。初步分析还发现,儿童内化问题行为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月收入呈显著负相关,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的内化问题越少,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Singh & Ghandour, 2012),高社会经济地位是儿童发展的一种保护性因素,有助于儿童的认知及身心健康的发展(Riva et al., 2015)。
4.2 父母心理控制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在预测外化问题行为时,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主效应均显著,即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均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外化问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够显著预测学前儿童的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行为(Nelson, Yang, Coyne, Olsen, & Hart, 2013)。Verhoeven等(2010)的研究也发现,父母高水平的心理控制与学前儿童较多的外化问题行为有关。在预测儿童内化问题行为时,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主效应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以往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结果是不一致的,Lansford等(2014)的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内化问题,邢晓沛等(2017)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够显著预测小学儿童的内化问题。这可能与被试选取的年龄阶段有关。问题行为发展轨迹的研究发现,从儿童早期到青少年时期,外化问题行为不断减少,内化问题行为不断增多(Capaldi, Pears, Kerr, Owen, & Kim, 2012),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年龄在2.70~4.65岁之间,内化问题尚处于萌发的阶段,因此父母教养行为等外部环境变量对其表现出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弱。同样,Gilliom和Shaw(2004)以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也发现母亲消极控制能显著预测外化问题行为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但不能预测内化问题行为的发展情况。最新的研究也发现,父母教养行为能够预测儿童的外化问题,但无法预测其内化问题(Stoltz et al., 2017),支持本研究的结果。除年龄因素外,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本研究仅探讨了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对儿童内化问题的直接作用,而没有进一步探究其内在作用模式,因此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直接效应可能被某种间接效应遮掩。例如,蔺秀云等(2014)在探究父母心理控制与ODD症状儿童攻击行为的关系时,发现母亲心理控制并不能预测儿童的攻击行为。但将儿童的自尊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后则发现,母亲心理控制对儿童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水平,但其直接效应是负向的,而通过儿童自尊的间接效应是正向的。也就说,母亲心理控制可以直接降低儿童的攻击行为,但同时也会通过降低儿童的自尊水平,来间接增加儿童的攻击行为,因此总体效应是不显著的。可见,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究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
虽然结果没有发现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与学前儿童内化问题之间的联系,但是儿童消极情绪性与儿童内化问题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一结果符合Nigg(2006)在关于气质与发展神经病理学综述中提到的易感性模型(Vulnerability model),即无论环境中是否具有风险因素,具有某种气质易感性(Temperamental vulnerability)的儿童都更容易表现出某种病理症状。例如,Kiff等(2011)的研究发现,无论母亲的养育行为如何,高消极情绪性儿童都更容易表现出高水平的焦虑症状。最近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母亲的教育行为并不能预测儿童的内化问题,但儿童消极情绪性却是其内化问题的显著预测因子(Stoltz et al., 2017)。此外,行为遗传学的相关研究发现,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亲子关系相比,风险基因的代际传递是儿童内化问题行为更有效的预测因子(Pettit, Olino, Roberts, Seeley, & Lewinsohn, 2008)。因此,气质作为生物性的内在指标,在预测儿童内化问题时具有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仅考察了父母的心理控制与儿童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其他在本研究范围外的父母教养行为可能与儿童的内化问题关联显著或与儿童气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例如,Kok等(2013)研究发现母亲敏感性能够显著预测学前儿童的内化问题。因此并不能就此结果得出儿童的内化问题主要受自身因素影响的结论。
4.3 儿童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儿童消极情绪性能够调节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外化行为之间的关系,即高消极情绪性的学前儿童更容易受到高父亲心理控制的消极影响而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同时也更易受低父亲心理控制的积极影响而表现出更少的外化问题;而对低消极情绪性的学前儿童来说,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该研究结果支持了差别易感性模型。高消极情绪性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生理和情绪唤起阈限较低,表现出易悲伤、易愤怒、易受挫以及低适应性的倾向(Rothbart & Bates, 2006),这些特征可能是儿童应对环境刺激时神经系统的一般高度敏感性的指示器(Pluess & Belsky, 2009),高消极情绪性儿童由于其自身的这种敏感性,使得他们不仅更易受不良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可以从积极的环境或经历中受益更多。因此,在父亲心理控制水平较高时,高消极情绪性儿童比低消极情绪性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在父亲心理控制较低时,高消极情绪性儿童则会表现出更少的外化问题。另外,不同消极情绪性儿童对环境的易感程度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其调节情绪和压力的方式不同。高消极情绪性儿童在面对消极环境时,其内部调节能力较差,更多地依靠外部资源,如父母支持来进行调节;低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则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内部调节,因此低消极情绪性儿童更少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高消极情绪性儿童则对外界环境更加敏感(Morgan et al., 2012)。本研究未发现儿童消极情绪性对母亲心理控制与学前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调节作用,即母亲心理控制不论是对高消极情绪性儿童,还是对低消极情绪性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都产生了影响,这说明母亲的侵入式教养行为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结果与母亲敏感性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母亲敏感性对幼儿外化问题的主效应显著,同时这一效应不受幼儿气质的调节(Xing, Zhou, Archer, Yue, & Wang, 2016)。
4.4 研究意义与不足本研究同时考察了父亲、母亲心理控制和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将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扩展到了儿童早期,细化了父母心理控制对不同气质类型儿童的差异化影响。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是儿童发展领域的重要理论性问题,同时也是儿童养育实践中重要的转化性问题。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父母采用低心理控制的教养方式能够有效降低学前儿童,尤其是高消极情绪性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的产生。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同时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首先,本研究对心理控制和儿童的问题行为的测量是同时进行的,无法得出父母心理控制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也无法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长时预测作用;其次,参与研究的父母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问题行为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同时研究被试均来自核心家庭,使得结果无法推广到扩展家庭,而祖辈看护在我国极为普遍,并且与新生代母亲相比,祖辈在养育过程中会采用更多的高压控制策略(邢淑芬, 孙琳, 王媛, 王争艳, 2012),祖辈的侵入式教养对儿童心理社会功能的影响仍需探究。最后,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发现,消极情绪性与其5-HTTLPR基因的短等位基因有关,携带5-HTTLPR短等位基因的儿童对环境更加敏感,且更易表现出焦虑、抑郁和ADHD等问题行为,因此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对环境更易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基因基础(Beklsy & Pluess, 2009)。未来研究可从“基因-气质-环境”的角度,探索儿童易感性更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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