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王晓蕾, 陈丽华, 卜钰, 林丹华. 2018.
- WANG Xiaolei, CHEN Lihua, BU Yu, LIN Danhua. 2018.
- 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与儿童应激下皮质醇反应的关系
- The Effects of Paternal-and Maternal-attachment on Children's Cortisol Reactivity to Stress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1): 10-20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4(1): 10-20.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8.01.02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北京 100875
2.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依恋(attachment)指的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与他人建立的一种深层的、坚固的、持久的情感联结(Bowlby, 1979)。在个体的生命早期,这种情感联结主要通过儿童与父母的互动形成。根据Bowlby(1979)的理论,儿童在与其抚养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会形成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式。如果儿童感知到与抚养者之间的依恋关系是稳定而且安全的,那么儿童就会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重要的,他人是可信赖的、可依靠的,这个工作模式会影响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王争艳,刘迎泽,杨叶,2005)。在个体的毕生发展过程中,依恋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Ainsworth, 1989; Bowlby, 1979)。而儿童期和青少年期作为个体发展的关键期,这个阶段形成的依恋关系对他们的社会功能以及心理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Bowlby, 1973, 1977; Madigan, Atkinson, Laurin, & Benoit, 2013)。
除了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存在影响之外,依恋关系对个体的生理健康也有重要影响。一项对163名被试进行的长达32年的纵向追踪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消极情绪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等健康风险因素之后,婴儿期形成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在成年后仍然会出现更多的疾病,如心脏病和糖尿病等(Puig, Englund, Simpson, & Collins, 2013)。依恋如何影响个体的生理健康?研究者认为可能的路径是,依恋类型会影响个体情绪调节、自我调节以及亲密关系中的行为策略(如,寻求支持),而这些策略会通过塑造个体的应激反应,进而影响个体的健康和疾病结果(Pietromonaco & Powers, 2015)。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轴是人体的主要应激反应系统,其应激功能的失调与各种疾病密切相关,如应激相关疾病(过敏性哮喘等)、重度抑郁等(Buske-Kirschbaum et al., 2003; Heim et al., 2000)。作为HPA轴的终端产物,皮质醇(cortisol)是人体重要的应激激素,也是检测应激所诱发的HPA轴反应的一个常用和主要的生物指标(Hellhammer, Wüst, & Kudielka, 2009)。由于皮质醇应激反应可以通过标准化的程序在实验室中被诱发,具有高度可控性,所以近年来被广泛地用于考察儿童心理社会功能和HPA轴活动关系的研究中(Cook, Chaplin, Sinha, Tebes, & Mayes, 2012; de Veld, Riksen-Walraven, & de Weerth, 2012)。在感知到外界应激时,皮质醇水平会升高以便于从生理和行为上增强个体应对应激事件的能力;随着个体对应激事件进行认知和行为上的调整,个体感知到的威胁降低,皮质醇也会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维持身体内部的平衡状态(Sapolsky, Romero, & Munck, 2000)。在应对急性应激事件时升高皮质醇的能力对个体的生存与健康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反复应激或者持续的慢性应激会导致HPA轴出现过度激活或激活不足的现象,表现为过高或者过低的皮质醇应激反应,并会增加个体患生理或心理功能障碍的风险。如过高的皮质醇应激反应与重度抑郁的出现有关(Heim et al., 2000),而过低的皮质醇应激反应则与过敏性疾病存在密切关系(Buske-Kirschbaum et al., 2003)。
以往研究发现,虐待、同伴侵害以及早期负性生活事件等早期不利经历与HPA轴的应激功能失调有关(Carpenter et al., 2009; Gunnar, Frenn, Wewerka, & Van Ryzin, 2009; Ouellet-Morin et al., 2011; Seltzer, Ziegler, Connolly, Prososki, & Pollak, 2014)。不安全依恋作为一种重要的早期不利经历,也会使个体在应激情境下表现出异常的皮质醇反应(Cameron et al., 2017; Kidd, Hamer, & Steptoe, 2011)。有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的个体相比于安全依恋的个体在应激后有更高的皮质醇反应(Dewitte, De Houwer, Goubert, & Buysse, 2010; Powers, Pietromonaco, Gunlicks, & Sayer, 2006)。例如,在一项以诱发关系痛苦(relational distress)作为急性应激源的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136名被试的依恋风格和皮质醇反应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安全型依恋个体表现出更高的皮质醇反应(Dewitte et al., 2010)。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不安全依恋的个体相比于安全依恋的个体在应激后有更低的皮质醇反应(Kidd et al., 2011)。例如,Kidd等人(2011)使用镜像追踪任务和Stroop任务作为急性应激源,考察了498名健康成人的依恋类型和应激下皮质醇反应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应激情境下有更低的皮质醇反应,而安全型依恋个体有更高的皮质醇反应。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并未发现依恋和应激下皮质醇反应之间的显著关联(Smeets, 2010)。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应激任务类型不同所导致的(Kidd et al., 2011)。一些研究中的应激任务与依恋相关,如和伴侣的冲突讨论任务;而另一些应激任务与依恋无关,如镜像追踪任务和Stroop任务。依恋相关的应激任务可能会激活个体的依恋系统,而具有安全依恋的个体会向依恋对象寻求支持来获得安全感,因此会缓解个体的应激反应(Dewitte et al., 2010; Powers et al., 2006),由此可能导致此类任务中,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应激反应情况与依恋无关应激任务中个体的应激反应情况截然相反。考虑到与依恋相关的应激任务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本研究拟采用与依恋无关且在儿童应激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儿童版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rier Social Stress Test for Children, TSST-C)任务作为急性应激测试的应激源(Buske-Kirschbaum et al., 1997; Cameron et al., 2017; Dickerson & Kemeny, 2004; 陆青云,陶芳标,侯方丽,孙莹,2014),以探究亲子依恋和应激下皮质醇反应之间的关系。此外,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成人依恋和应激下皮质醇反应的关系,较少有研究探讨儿童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和应激下皮质醇反应的关系。在少数的研究中,一项追踪研究使用演讲和心算任务(TSST-C)作为应激源,考察了48名有患哮喘风险的个体2岁之前的亲子依恋和青少年时期(17~19岁)应激下皮质醇反应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在应激下表现出更低的皮质醇反应(Kelsay, Leung, Mrazek, & Klinnert, 2013)。由于儿童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形成的依恋关系对个体的毕生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亲子依恋和HPA轴应激反应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深入揭示亲子依恋与个体生理健康之间的内部机制,以便于及早进行筛查和干预。
早期的家庭观察研究发现,儿童存在着多重依恋的现象,即儿童可以与多个成人建立情感联结(Bowlby, 1982)。事实上,研究发现,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年,对父亲和母亲的依恋几乎是同时出现的(Lamb, 2004)。关于多重依恋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假说:主导性假说和特异性假说(邢淑芬,梁熙,岳建宏,王争艳,2016)。主导性假说认为,母子依恋主导着儿童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发展结果,并影响着儿童与其他依恋对象之间的依恋关系(Main, Kaplan, & Cassidy, 1985; Suess, Grossmann, & Sroufe, 1992)。但是近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主导者”(Boldt, Kochanska, Yoon, & Nordling, 2014; Kochanska & Kim, 2013)。特异性假说认为,儿童与不同抚养者有独自的互动经历,所形成的依恋关系会影响儿童发展的不同方面或对发展的同一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多重依恋对儿童社会功能和心理发展的影响不存在主次之分(Bretherton, 2010; Howes, 1999)。且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不是叠加或综合的,而是有独立的作用(Liu, 2008)。如研究发现,母子依恋与儿童处理内部世界的冲突(如孤独、抑郁等)相关,而父子依恋与儿童进行社会化以及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等外部世界的活动相关(Boldt et al., 2014; Liu, 2008)。这是因为父子依恋是一种“父亲儿童的激活关系(father-child activation relationship)”,父亲会通过游戏互动等方式帮助孩子独立地应对外部世界,使孩子抗压能力更强(Kenny & Gallagher, 2002; Lamb & Lewis, 2010; Paquette, 2004; 邢淑芬等,2016)。但长期以来,依恋理论更多聚焦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而较少关注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依恋(Ainsworth, 1989)。以往研究也大多只探讨母子依恋或笼统地探讨总体亲子依恋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忽略了父子依恋对儿童发展可能存在的独立影响(García, Manongdo, & Ozechowski, 2014; 王英芊等,2016)。虽然近年来对父子依恋的关注有所提升,但是父子依恋的独立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探究父子依恋对儿童生理功能是否具有独立作用,有利于加深对父子依恋与儿童发展的了解,也有利于丰富特异性假说的适用范围。此外,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母亲和父亲多重依恋关系对儿童社会功能和心理发展的作用,鲜有研究探讨儿童的多重依恋与HPA轴应激功能的关系。鉴于HPA轴应激功能与儿童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考察亲子依恋和HPA轴应激功能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依恋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作用路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根据青少年应激下(以演讲和心算任务为应激源)的皮质醇反应情况,将青少年分为皮质醇升高组和皮质醇降低组,并比较两组被试在亲子依恋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对于女生来说,相对于皮质醇反应降低组,皮质醇反应升高组报告了更高水平的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Cameron et al., 2017)。
综上,本研究拟测查儿童的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与儿童应激下皮质醇反应的关系,考察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对儿童应激下皮质醇反应是否存在不同的预测作用,以期为相关的干预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北京的小学五、六年级共选取115名学生参加实验,被试的年龄范围为9.25~13.67岁。其中男生59人,平均年龄为11.14±0.69岁;女生56人,平均年龄为11.37±0.94岁。被试身体健康,无急慢性疾病,实验当日未服用类固醇药物,实验结束后给予一定的报酬。参加实验的所有儿童和家长均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进行。
2.2 研究材料 2.2.1 亲子依恋问卷采用Armsden和Greenberg(1987)的“青少年对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中的父母依恋分问卷作为亲子依恋的测量工具。该问卷主要用来测量青少年对自己与父亲或母亲之间关系的感知,每个分问卷均包括25个题目。金灿灿等人(2010)根据题目在各维度上载荷的高低和题目的代表性将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分问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每个分问卷包括15个题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作1 ~ 5分。问卷共三个维度:信任、沟通和疏离,每个维度各有5个题目。其中疏离为负向维度。本研究中父子依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母子依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为了验证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分问卷的结构效度,本研究采用Mplus7.11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父子依恋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较为良好:χ2/df=5.11,RMSEA=0.059,CFI=0.920,TLI=0.903;母子依恋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也较为良好:χ2/df=1.45,RMSEA=0.063,CFI=0.926,TLI=0.906。为探讨不同亲子依恋类型儿童的皮质醇反应,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Beyer, 2003; 金灿灿等,2010;王争艳,赵冬艳,雷雳,2007)。将在信任和沟通两个维度上得分大于等于15,并且在疏离维度上得分小于等于15的被试界定为安全型依恋,其余为不安全型依恋。
2.2.2 控制变量人口学变量。包括儿童的年龄、性别、BMI和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其中主观社会地位采用Adler等人(2000)提出的梯子测验进行测量。采用10级梯形评分,假设梯子代表全中国家庭的生活水平,最高层(10)代表收入最高、受教育程度最高和工作最好的家庭,最低层(1)代表收入最低、受教育程度最低、工作最差或失业的家庭。让儿童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分数,即代表儿童的主观社会地位得分。该测验在以往的研究中信效度良好(Operario, Adler, & Williams, 2004; Singh-Manoux, Adler, & Marmot, 2003)。
青春期发育程度。采用青春期发育量表(Petersen, Crockett, Richards, & Boxer, 1988)对儿童的青春期发育程度进行测量。量表包括5个条目,其中体毛生长、身高突增、皮肤变化是男生和女生共有条目;女生特有条目是月经初潮和乳房增长;男生特有条目是声音变化和胡须变化。除月经初潮为两点计分(“没有”为1分;“有”为4分)外,其他条目均为4级评分:尚未开始(1分)、刚刚开始(2分)、已经很明显(3分)和基本完成(4分)。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被试中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朱琳,陈佩杰,2012)。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Doom, Hostinar, Vanzomeren-Dohm, & Gunnar, 2015),计算所有条目的均值作为儿童的青春期发育程度的指标。
2.2.3 儿童版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SST-C是一种在实验室条件下诱发中等应激反应的标准化测试程序,被广泛应用于健康儿童和临床患者的实验室研究中(Bae et al., 2015; Buske-Kirschbaum et al., 2007; R. Miller & Kirschbaum, 2013)。TSST-C任务包括准备、应激(5分钟的演讲和5分钟的心算任务)与恢复三个阶段。其中演讲任务是,让儿童想象现在是初一开学的第一天,要在有20名新同学的班级做5分钟自我介绍;心算任务是要求儿童报告从758开始,依次减去7之后的结果。
2.2.4 唾液收集和生化检测唾液收集采用专门的唾液采集器(salivette, SARSTEDT),使用时先把salivette中的棉条倒入儿童口中咀嚼60秒,然后再让儿童用舌头将咀嚼后的棉条放入salivette试管中,整个过程避免双手直接接触棉条。每次实验结束后,将样本置于-25℃冰箱中低温储存。实验全部结束后,将样本送入专业检测机构。所有样本使用同一批试剂盒进行分析。进行生化检测时,将唾液样本于4℃,3000g转速离心10min,收集到0.5~1.5毫升的唾液。采用酶联免疫测定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测定皮质醇的浓度(DRG产地:德国),皮质醇检测为单孔检测,检测范围0.54~80ng/ml,定量限为0.54ng/ml。皮质醇批内(intra-assay)的变异小于4.6%,批间(inter-assay)的变异小于7.5%。
2.3 研究程序为了避免皮质醇自身节律性分泌的影响,所有实验均在14:00~17:30之间进行(Huang, Zhou, Wu, Wang, & Zhao, 2015)。被试从实验前的半小时开始到实验结束均不能喝水、进食(Smyth, Hucklebridge, Thorn, Evans, & Clow, 2013)。因为在应激情况下,皮质醇水平会在应激刺激呈现后的一段时间内增长(10分钟以内),在应激结束后的10到30分钟达到峰值(Foley & Kirschbaum, 2010; 杨娟,侯燕,杨瑜,张庆林,2011)。所以为了充分测查被试在TSST-C前后的皮质醇分泌情况,研究中共收集6次唾液样本。以TSST-C任务作为参照(即0点),6次样本收集的时间点分别是:-20 min、-3 min、+1 min、+10 min、+25 min和+50 min,具体收集程序如下。
被试来到休息室后,首先由研究人员进行身高和体重的测量,并指导被试填写青春期发育量表,告知被试实验流程并演示收集唾液的操作及注意事项,之后让被试在休息室休息。10分钟后收取第一次唾液样本,之后告知被试演讲任务及指导语:“十分钟后,我会带你到隔壁的房间,房间里有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要听你的自我介绍。他们会做笔记,观察你的表现并打分。在5分钟的自我介绍结束后,他们会测试你的数学能力,也是5分钟。隔壁房间有摄像头,我们会对你的表现进行录音和录像,随后会有心理学专家对你的录音和录像进行分析,观察你的语言和肢体动作等等”。10分钟的准备时间结束后收取第二次唾液样本(由于收集唾液样本以及将被试带到另一个房间进行TSST-C任务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第二次唾液样本是在任务开始前3分钟进行的收集),之后带被试到另一个房间进行演讲。演讲的过程中,如果被试演讲的时间少于5分钟,“女老师”要表现平淡,然后说“你还有一些时间,请继续”,如果被试的演讲再次少于5分钟,“女老师”会首先沉默20秒,然后问被试一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5分钟的演讲结束后,“男老师”会让被试从758开始,依次减去7,并且要求回答得越快越好,越准确越好。一旦被试报告的结果出错,“男老师”会要求被试重新从758开始。5分钟心算任务结束后,被试被带回休息室并立即收取第三次唾液样本(由于任务结束后将儿童带回休息室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第三次样本是在TSST-C任务结束后1分钟进行的收集)。收取完第三次样本后,“女老师”会对被试进行安抚。之后被试一直待在休息室直到实验结束。在应激任务结束后的10分钟、25分钟和50分钟再分别收集三次唾液样本。
2.4 数据分析方法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皮质醇的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所以使用自然对数转换后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如无特殊说明,数据分析中所采用的皮质醇值均为对数转换后的数值。但为了皮质醇数值的清晰呈现,图 1和表 1中呈现的是原始未转换的数据。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 ANOVA)对不同亲子依恋类型被试的皮质醇水平进行统计,并使用LSD进行事后检验。其中亲子依恋类型是被试间变量,时间是被试内变量。在不满足球形假设时,采用Greenhouse-Geisser的方法进行p值的校正。同时,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Dockray, Susman, & Dorn, 2009; Het, Rohleder, Schoofs, Kirschbaum, & Wolf, 2009; 陆青云等,2014),使用公式计算不同时间点皮质醇水平基于增加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with respect to increase, AUCI; Pruessner, Kirschbaum, Meinlschmid, & Hellhammer, 2003)。皮质醇基于增加的曲线下面积反映的是不同时间点皮质醇浓度连线后和基线之间的总面积,是皮质醇应激反应的指标,能体现应激系统的反应性(Granger et al., 2012)。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皮质醇(ng/mL) | 总体n=(115) | 安全型父子依恋n=(51) | 不安全型父子依恋n=(64) | 安全型母子依恋n=(72) | 不安全型母子依恋n=(43) |
T1 | 3.10±2.43 | 3.28±2.69 | 2.94±2.21 | 3.21±2.70 | 2.90±1.93 |
T2 | 2.97±1.85 | 3.43±2.06 | 2.60±1.57 | 3.14±2.01 | 2.68±1.51 |
T3 | 3.74±2.03 | 4.24±2.33 | 3.35±1.68 | 3.89±2.10 | 3.50±1.92 |
T4 | 5.19±2.87 | 5.79±3.25 | 4.70±2.44 | 5.52±2.90 | 4.65±2.76 |
T5 | 5.06±2.96 | 6.00±3.29 | 4.30±2.44 | 5.44±2.99 | 4.42±2.82 |
T6 | 3.61±2.03 | 4.10±2.02 | 3.23±1.96 | 3.85±2.08 | 3.22±1.90 |
注:T1、T2、T3、T4、T5和T6分别指的是基线阶段(-20 min),准备阶段(-3 min),TSST-C阶段(+1 min),第一次恢复阶段(+10 min),第二次恢复阶段(+25 min)和第三次恢复阶段(+50 min)。唾液皮质醇水平呈现的是原始数据。 |
其中m1至m6指的是6次测量的皮质醇对数转换后的浓度值,t1到t5指的是每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较不同亲子依恋类型被试皮质醇AUCI的差异,以进一步验证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最后,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分别考察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对皮质醇反应(即皮质醇AUCI)的预测作用。鉴于已有研究发现,被试的年龄、性别、主观社会地位、以及生长发育情况(BMI和青春期发育程度)会影响被试的皮质醇反应(Bae et al., 2015; Calhoun et al., 2014; Doom et al., 2015; Foley & Kirschbaum, 2010; Gruenewald, Kemeny, & Aziz, 2006; Stroud et al., 2009),本研究中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层回归分析的第一层,第二层分别放入父子依恋或母子依恋,考察在控制无关变量之后,父子依恋或母子依恋对皮质醇AUCI的预测作用。
3 结果 3.1 父子依恋、母子依恋的皮质醇反应分析亲子依恋类型划分的结果表明,安全型父子依恋儿童有51人,占总人数的44.35%,不安全型父子依恋儿童有64人,占总人数的55.65%;安全型母子依恋儿童有72人,占总人数的62.61%,不安全型母子依恋儿童有43人,占总人数的37.39%。首先,对不同亲子依恋类型被试的人口学变量进行t检验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除了不同父子依恋类型被试家庭月收入存在差异(χ2 (1) = 6.12, p=0.013)外,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亲子依恋(父子依恋、母子依恋)被试在其他人口学变量上(年龄、性别、BMI、主观社会地位)的差异均不显著(ps>0.05)。下文在对父子依恋类型与皮质醇值和皮质醇AUCI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均将家庭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不同亲子依恋类型被试在6个时间点上皮质醇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时间×父子依恋类型的两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时间主效应显著,F(3.05, 320.69)=25.01, p<0.001, ηp2=0.19。事后检验表明,第四次的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基线水平、准备阶段、TSST-C刚刚结束后以及第六次的恢复阶段(ps<0.001);父子依恋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105)=8.92, p=0.004, ηp2=0.08,不安全型父子依恋被试的皮质醇反应更低;时间和父子依恋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05, 320.69)=1.84, p=0.138。同时,不同父子依恋类型被试的皮质醇AUCI差异检验也支持了这一结果,安全型父子依恋被试的皮质醇AUCI显著高于不安全型父子依恋被试,F(1, 105)=4.58, p=0.035, ηp2=0.04。不同父子依恋类型被试的皮质醇水平在6个时间点上的变化见图 1。
但时间×母子依恋类型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3.05, 337.98)=30.23, p<0.001, ηp2=0.21。母子依恋类型的主效应以及母子依恋类型与时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同时,安全型母子依恋和不安全型母子依恋被试的皮质醇AUCI差异也不显著(p>0.05)。
3.2 皮质醇反应对父子依恋、母子依恋的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比较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与皮质醇反应的关系,并控制无关变量的影响,分别对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进行了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BMI、主观社会地位和青春期情况之后,父子依恋(同时控制了家庭月收入)依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皮质醇AUCI(β=0.21, p=0.036),而未发现母子依恋对皮质醇AUCI的预测作用。Fisher Z检验表明,父子依恋对皮质醇AUCI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大于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z=1.53, p=0.063)。
变量及步骤 | 皮质醇AUCI对父子依恋 | 皮质醇AUCI对母子依恋 | ||||||||
β | t | ΔR2 | ΔF | β | t | ΔR2 | ΔF | |||
第一步 | 性别a | 0.06 | 0.53 | 0.06 | 1.11 | 0.04 | 0.36 | 0.04 | 0.96 | |
年龄 | -0.03 | -0.26 | -0.04 | -0.37 | ||||||
BMI | -0.10 | -0.98 | -0.10 | -0.99 | ||||||
SSS | 0.19 | 1.98* | 0.15 | 1.54 | ||||||
青春期发育程度 | 0.05 | 0.45 | 0.05 | 0.41 | ||||||
家庭月收入 | 0.10 | 0.97 | ||||||||
第二步 | 父子依恋b | 0.21 | 2.13* | 0.04 | 4.54* | |||||
第二步 | 母子依恋c | 0.08 | 0.84 | 0.01 | 0.70 | |||||
注:*表示p<0.05。BMI=身体质量指数,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值,SSS=主观社会地位。 a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b父子依恋为虚拟变量,不安全型父子依恋=0,安全型父子依恋=1;c母子依恋为虚拟变量,不安全型母子依恋=0,安全型母子依恋=1。 |
本研究分别探讨了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与儿童应激下皮质醇反应的关系,以探究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对儿童HPA轴应激反应的预测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安全型父子依恋被试的皮质醇反应显著高于不安全型父子依恋被试,但不同母子依恋类型被试的皮质醇反应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也发现,在控制了年龄、性别、BMI、主观社会地位、青春期发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之后,父子依恋依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皮质醇AUCI,而母子依恋对皮质醇AUCI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父子依恋对皮质醇AUCI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大于母子依恋对皮质醇AUCI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安全型父子依恋儿童来说,不安全型父子依恋儿童在应激后有更低的皮质醇反应。这与以往关于早期不利经历和HPA轴活动的研究结果一致(Carpenter et al., 2009; Ellenbogen & Hodgins, 2009; Seltzer et al., 2014)。以往的研究也发现,早期不利经历会导致儿童的HPA轴应激功能失调,如早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儿童在应激后有更低的皮质醇反应(Ellenbogen & Hodgins, 2009)。同时,本研究的结果也与不安全的成人依恋和应激下皮质醇反应之间的关系相同(Kidd et al., 2011),这说明不安全的父子依恋关系在儿童期就已经和HPA轴应激功能失调相关。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作为一种长期的慢性应激,不安全的父子依恋关系会使HPA轴在应激反应中的功能钝化,从而表现为在应激过程中皮质醇的分泌减少(Heim, Ehlert, & Hellhammer, 2000)。考虑到低的皮质醇反应与儿童青少年应激相关疾病(如过敏性哮喘),以及违纪和攻击等外化问题存在密切关系(Buske-Kirschbaum et al., 2003; Hartman, Hermanns, de Jong, & Ormel, 2013),也会增加个体在一生中患各种疾病的风险(G. E. Miller, Chen, & Zhou, 2007),所以有必要重视儿童与父亲之间安全依恋关系的形成。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并未发现不同母子依恋类型儿童应激下皮质醇反应的差异,但这并不代表母子依恋对儿童的生理健康发展不重要。以往研究发现,儿童的母子依恋质量通常高于父子依恋质量(Buist, Dekovi ć, Meeus, & van Aken, 2002; 金灿灿等,2010)。所以母子依恋对儿童皮质醇反应预测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和母亲的情感联结对儿童青少年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而与父亲的情感联结因为发生的频率较低而更加难能可贵,因而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显著(Behnke, Plunkett, Sands, & Bámaca-Colbert, 2011; García et al., 2014)。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多重依恋的特异性假说。即多重依恋对儿童社会功能和发展的影响可能不存在绝对的主次之分,和不同抚养者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依恋关系,会影响儿童发展的不同方面或对发展的同一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Howes, 1999)。虽然以往大多数研究者普遍认为母亲在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但是在成长过程中,父亲会更多通过游戏互动、设置挑战的方式使孩子勇于面对危险、克服困难,并促进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Liu, 2008; Paquette, 2004),安全的父子依恋对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最后,国内关于亲子依恋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发现,相对于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对青少年的心理弹性有更强的预测作用(琚晓燕,刘宣文,方晓义,2011),母子依恋对儿童的焦虑只有短期的预测作用,但父子依恋对儿童的焦虑既有短期也有长期的预测作用(赵金霞,2012)。本研究结果将多重依恋的特异性假说扩展到了生理领域,也进一步证明了多重依恋的特异性假说在国内的适用性。然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男主外,女主内”以及“严父慈母”等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教养模式还广泛存在于当今的中国家庭中(尹霞云,2012)。结合本研究结果以及以往的研究结论,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都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国家和相关部门应加强父子依恋重要性的宣传以及父亲参与教养的政策支持,让父亲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教养中,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类型儿童应激下皮质醇反应的差异。结果发现,安全型父子依恋儿童的皮质醇反应显著高于不安全型父子依恋儿童,但不同母子依恋类型儿童的皮质醇反应不存在显著差异,且父子依恋对儿童皮质醇反应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大于母子依恋对儿童皮质醇反应的预测作用。据我们所知,本研究是国内首次在多重依恋的理论框架下,探究儿童期亲子依恋与个体生理应激功能关系的研究。这有利于深入理解儿童期依恋关系对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以及亲子依恋与个体生理健康之间的内部机制,从而为相关的筛查和干预研究提供参考;其次,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多重依恋的特异性假说,进一步证明了父亲在儿童生理健康发展中重要以及独立的作用,丰富了特异性假说的适用范围。同时,也为未来的实证研究和干预研究提供了依据;最后,本研究的结果对于相关政策的制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为强调父亲参与教养重要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尽管如此,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1)本研究是一项横断研究,只能考察亲子依恋与HPA轴应激反应之间的相关关系,未来可采用追踪研究深入探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2)本研究中被试人数相对较少,限制了进一步探究儿童与父亲和母亲依恋类型一致性与儿童皮质醇应激反应之间关系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可选择更大的样本量,深入探究此问题;3)父子依恋对皮质醇反应的预测作用只是边缘显著大于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二者作用的关系也有待于后续研究在更大的样本以及各类儿童青少年群体中进行验证;4)HPA轴功能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指标,如应激后皮质醇水平的下调速率(Dickerson & Kemeny, 2004),未来的研究可通过考察其他指标,进一步探究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对儿童HPA轴功能的影响。
5 结论(1) 安全型父子依恋儿童的应激下皮质醇反应显著高于不安全型父子依恋儿童,反映在皮质醇值和AUCI两个指标上。
(2) 不同母子依恋类型儿童的应激下皮质醇反应(即皮质醇值和AUCI)不存在显著差异。
(3)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父子依恋依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皮质醇反应,但母子依恋对儿童皮质醇反应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且父子依恋对儿童皮质醇反应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大于母子依恋对儿童皮质醇反应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安全型父子依恋与儿童应激下更高的皮质醇反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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